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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简要概述了马克思之后唯物史观在西方世界的发展历程，分析了唯物史观在近代中国的命运。唯物史观在近代中国之所以被广泛接受，是因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历史观念契合，同时也充当着缓解后发现代化国家历史焦虑的角色，这决定了唯物史观在当代中国的强大生命力。
关键词：唯物史观；实证；近代中国
作者简介：郭玲、王瑾，兰州大学法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法学。
中图分类号：B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2)06-124-02
在历史的一瞬间，辛亥革命过去百年了。此时细读马克思的名著《德意志意识形态》，思绪不由自主地在经典文本与历史记忆间穿行。敷衍成文，便已然是下面的样子。
黑格尔在哲学史上的地位令人联想到物理学史上的牛顿，甚至中国大陆的哲学教材也已他为界限划分“西方哲学”与“西方现代哲学”的课程分野。但自从黑格尔“终结”了古典哲学，怀疑与反对的声音就不绝如缕。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比牛顿不幸许多，因为在相对论出现之前，经典力学体系俨然成为自然科学界的教主长达二百年。不过，黑格尔也比牛顿幸运很多，因为他身后尚没有一个爱因斯坦式的人物，可以一人之躯与其并列。发端于20世纪初的语言学转向，不但把整个西方思想界搅得周天寒彻，其流风馀韵至今仍在中国掀起阵阵波澜。由于语言不再是透明的，从认识论领域开始的危机很快蔓延到本体领域，特别是对日常语言的反思已成为学者的一种习惯，足以撼动逻辑学以外的任何经典学说。“上帝已死”——尼采呓语式的“寓言”变成了“预言”，整个20世纪注定是一切“黑格尔式”学说的噩梦。但另一方面，人类在20世纪展开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实验，更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梦魇与蘑菇云下的恐惧，而所有这些都曾被一部分欧美学者算作黑格尔的遗产而进行了反思甚至清算。
在此背景下，作为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精神领袖“3M”之一的马尔库塞，用其划时代的作品《理性与革命》严正反驳了部分欧美学者将黑格尔看做纳粹主义哲学鼻祖的说法，重新将黑格尔看作“现代社会”在理念上的创造者。马尔库塞认为，19世纪兴起的“实证主义”才是为纳粹思想提供方法论的罪魁祸首，因为此种将哲学根基移植于某种既定事实的趋势消灭了超越性，包含着取消反思的危险。马尔库塞强调，黑格尔的合法继承者应该是马克思，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体系中的“绝对精神”及其实现的三阶段，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人性的异化与解放观念。此外，马克思关于劳动的废除观念，体现出他要把“幸福”与“自由”相结合起来的努力，这构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之一。豍在马尔库塞看来，马克思把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否定”当做批判与建构的有力武器，此点构成了马克思与实证主义者的本质区别。
马尔库塞实际上是把马克思黑格尔化，而极力撇清马克思与19世纪实证主义的关系。马尔库塞不赞同“斯大林主义”，却为资本主义假技术之力对人进行更深刻的异化表示出绝望。马尔库塞的痛苦昭示出了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个尴尬境遇：现代批判理论几乎下意识地反对任何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意识形态，然而失却了乌托邦色彩的批判理论终将无法避免地陷入对归宿感的茫然，只能成为一种纯粹的“反思”活动。哈贝马斯虽然积极从事着从公共领域到交往理论在内的一系列复杂重构工作，但他对政治经济现实的实际影响远远小于吉登斯或列奥·施特劳斯。当巴黎曾经的“现代化”标志——拱廊街遭到拆除时，作为目击者的本雅明突然意识到了“现代性”终有一天也可能变成“古代性”，于是用诗一样的语言写成了《巴黎——十九世纪的首都》。从这本很难归类、可以被同时视作文学批评、文化社会学、城市史与人物传记的小册子中，从波德莱尔的忧伤与愤怒中，我们看到了本雅明对历史碎片无与伦比的激情与天然细腻的体验感，也看到了他的无奈。这种激情与体验感不仅贯穿了本雅明的全部著作，也隐喻着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现代批判理论者的根本困境。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学理困局固然有其复杂的形成原因，但其中一条重要原因即是对于实证主义的过分拒斥，这倒不是马尔库塞一人的局限。法兰克福学派作为一个典型的德国式思想团体，始终带有德国古典哲学的深刻烙印，在对待经验时往往持义过高，对于现象则推求过细，缺乏一种中间维度的论证，由此造成一种理论内部的巨大紧张。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逐渐退出了经济学领域而关注泛文化现象。摒弃马克思的实证性，这不能不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的一种重大误解，这与西方主流学术界越来越将马克思看成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而非哲学家形成有趣的对比。与此同时，在20世纪影响甚大的分析哲学也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为异类。持此立场的美国哲学家M·怀特在《分析的时代：二十世纪的哲学家》中认为，20世纪的哲学家可分为两种人，一种是以传统的“夸张的方式”搞哲学，坚持宏大叙事、整体把握，另一种则是“满足于搞清楚几件事甚至仅仅一件事”。W·怀特把各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归入第一种类型，而把罗素、怀特海等认为哲学应以语言逻辑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者归入第二类型，认为第一种类型是街头哲学，第二种类型则代表了哲学发展的“正途”。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道：“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马克思的著作充满了实证主义的风格，他的社会进化学说尤其如此。这种社会演进学说，既非古典自然法理论中“原始状态向社会契约的演进”，也不是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绝对精神的展开”；在马克思看来，以上两者完全是一种思维上的推理，无法在事实中得到证明。马克思不止一次地强调的他关于社会发展的观点是实证性的，这集中体现在他对人类学证据的重视与对剩余价值理论的统计学研究。正因为从实证主义的立场出发，马克思在探讨社会演进的机理时已经不满足于黑格尔“理性的狡狯”这种统而论之的方法。
如果我们依照卡尔·曼海姆的提示，以一种知识社会学“联系的观点”来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实证主义的放弃，自然不能忽视一个背景：现代学术研究如同现代工业一样进入高度分工化的阶段，大概很少有学者能兼顾实证与思辨两种工作。后现代主义如同潮水，虽然来势凶猛，但似乎并没有冲垮“现代性”这道防波堤，仅是演出一幕惊涛拍岸的壮观景象，其结果仅仅是让学者们把脚下的堤坝当成了观潮甚至嬉水的平台：虽然溅湿衣服，终究没有危险。中国文明发展至今，除了佛教以外，恐怕没有什么学说能如马克思主义这样深刻塑造了中国、塑造了中国人；而这种塑造的过程中，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实证性尤其对中国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无论如何，中国作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真正以意识形态的方式践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其20世纪的历史基本上即与马克思主义连结在一起。综观20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接受史，很容易发现：马克思的主要著作尚未被深入研究却已得到迅速传播，并很快引发20、30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彼时国共两党虽然对中国是否存在“地主阶级”持有分歧，但就学界而言，争论的重点却并非在现实，而是唯物史观是否可以应用于分析中国历史。对于大多数参加论战者而言，所谓唯物史观与其说是一整套认识世界的方法论，不如说是一个现成的认识框架，即“五种社会形态”。当时一般中国学人没有兴趣与精力沉潜到欧洲思想的语境中去理解马克思，他们迫切需要的是一套简明的分析方法，以及一个对于自身时代的定位。特别是这种时代的定位，在当时的民族心理中含有一系列复杂的意义，其核心是找到自信与方向。
中国长期缺乏形而上学的传统，无论是孔子的“罕言命与利与仁”，还是庄子的“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都说明当代新儒家要用黑格尔改造儒学是多么困难。宋明理学受佛教影响虽然谈“气”说“理”，但其形而上理论的精致水平大体不应高估。然中国史学之早熟与发达则是世界上罕有其匹的，各种“掌故”是中国法律、伦理、政治思想展开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中国人形成了独特的历史循环论或者退化论，知识阶层的任务是努力使政教人心返归“尧舜”或“三代”。对于这个理想中的上古时代，大家有共识的是许多具体的“事迹”而非“精神”，伯夷叔齐的故事妇孺皆知，但争论自古不休。因此，稳定的历史观与历史知识是中国文化不断延续、发展的基础。这种历史观念在近代的民族危机中崩溃了，历史知识亦变得难与现实相挂搭。在此基础上，重建一套对于历史的观念就显得异常迫切，因为这直接决定了国人对现实的理解与对未来的选择。至于现实的社会学研究，如费孝通与“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调查，在当时反而并非抢眼。即便如费孝通，其对差序格局的论述虽来自于现实观察，但其中贯通的历史感仍然显得突出而强烈。
建国后，国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日趋普遍，在用唯物史观讨论中国历史具体问题的研究中也曾产生过“百家争鸣”的局面。建国初，史学界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史料结合”的学术思路，遂开一代风气。豒唯物史观在社会中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其基本方法，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等等。当代中国的各种“原教旨主义”或“理想主义”在阐述自己的合法性时，仍然有意无意地显露出对于经济基础的关心。在极“左”路线造成执政党政治合法性资源严重流失的劣势下，政府还能够在经济改革中握有领导权并聚拢一定社会共识，“唯物史观”的教化功不可没。
20世纪人类的社会主义实践从俄国开始，而中国慨然继起，个种原由令史家评说不已。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马克思作为德国思想家根深蒂固的普遍主义的情怀在中俄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取得了知识阶层的拥护。如同康德身处统一无望的德意志而思考人类永久和平，贫弱的俄、中两国也曾在挽救自身的同时自觉承担过为世界踏开一条新路的使命。
而今的中国，大约又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如何延续、发展历史唯物主义是时代的必然课题。邓小平同志曾说：“马克思去世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发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中国人的实践为深入、认识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提供了太多的经验教训。民族与国家前途如何，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历史的某种必然性不会让我们无所作为。
关键词：唯物史观；实证；近代中国
作者简介：郭玲、王瑾，兰州大学法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法学。
中图分类号：B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2)06-124-02
在历史的一瞬间，辛亥革命过去百年了。此时细读马克思的名著《德意志意识形态》，思绪不由自主地在经典文本与历史记忆间穿行。敷衍成文，便已然是下面的样子。
黑格尔在哲学史上的地位令人联想到物理学史上的牛顿，甚至中国大陆的哲学教材也已他为界限划分“西方哲学”与“西方现代哲学”的课程分野。但自从黑格尔“终结”了古典哲学，怀疑与反对的声音就不绝如缕。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比牛顿不幸许多，因为在相对论出现之前，经典力学体系俨然成为自然科学界的教主长达二百年。不过，黑格尔也比牛顿幸运很多，因为他身后尚没有一个爱因斯坦式的人物，可以一人之躯与其并列。发端于20世纪初的语言学转向，不但把整个西方思想界搅得周天寒彻，其流风馀韵至今仍在中国掀起阵阵波澜。由于语言不再是透明的，从认识论领域开始的危机很快蔓延到本体领域，特别是对日常语言的反思已成为学者的一种习惯，足以撼动逻辑学以外的任何经典学说。“上帝已死”——尼采呓语式的“寓言”变成了“预言”，整个20世纪注定是一切“黑格尔式”学说的噩梦。但另一方面，人类在20世纪展开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实验，更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梦魇与蘑菇云下的恐惧，而所有这些都曾被一部分欧美学者算作黑格尔的遗产而进行了反思甚至清算。
在此背景下，作为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精神领袖“3M”之一的马尔库塞，用其划时代的作品《理性与革命》严正反驳了部分欧美学者将黑格尔看做纳粹主义哲学鼻祖的说法，重新将黑格尔看作“现代社会”在理念上的创造者。马尔库塞认为，19世纪兴起的“实证主义”才是为纳粹思想提供方法论的罪魁祸首，因为此种将哲学根基移植于某种既定事实的趋势消灭了超越性，包含着取消反思的危险。马尔库塞强调，黑格尔的合法继承者应该是马克思，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体系中的“绝对精神”及其实现的三阶段，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人性的异化与解放观念。此外，马克思关于劳动的废除观念，体现出他要把“幸福”与“自由”相结合起来的努力，这构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之一。豍在马尔库塞看来，马克思把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否定”当做批判与建构的有力武器，此点构成了马克思与实证主义者的本质区别。
马尔库塞实际上是把马克思黑格尔化，而极力撇清马克思与19世纪实证主义的关系。马尔库塞不赞同“斯大林主义”，却为资本主义假技术之力对人进行更深刻的异化表示出绝望。马尔库塞的痛苦昭示出了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个尴尬境遇：现代批判理论几乎下意识地反对任何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意识形态，然而失却了乌托邦色彩的批判理论终将无法避免地陷入对归宿感的茫然，只能成为一种纯粹的“反思”活动。哈贝马斯虽然积极从事着从公共领域到交往理论在内的一系列复杂重构工作，但他对政治经济现实的实际影响远远小于吉登斯或列奥·施特劳斯。当巴黎曾经的“现代化”标志——拱廊街遭到拆除时，作为目击者的本雅明突然意识到了“现代性”终有一天也可能变成“古代性”，于是用诗一样的语言写成了《巴黎——十九世纪的首都》。从这本很难归类、可以被同时视作文学批评、文化社会学、城市史与人物传记的小册子中，从波德莱尔的忧伤与愤怒中，我们看到了本雅明对历史碎片无与伦比的激情与天然细腻的体验感，也看到了他的无奈。这种激情与体验感不仅贯穿了本雅明的全部著作，也隐喻着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现代批判理论者的根本困境。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学理困局固然有其复杂的形成原因，但其中一条重要原因即是对于实证主义的过分拒斥，这倒不是马尔库塞一人的局限。法兰克福学派作为一个典型的德国式思想团体，始终带有德国古典哲学的深刻烙印，在对待经验时往往持义过高，对于现象则推求过细，缺乏一种中间维度的论证，由此造成一种理论内部的巨大紧张。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逐渐退出了经济学领域而关注泛文化现象。摒弃马克思的实证性，这不能不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的一种重大误解，这与西方主流学术界越来越将马克思看成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而非哲学家形成有趣的对比。与此同时，在20世纪影响甚大的分析哲学也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为异类。持此立场的美国哲学家M·怀特在《分析的时代：二十世纪的哲学家》中认为，20世纪的哲学家可分为两种人，一种是以传统的“夸张的方式”搞哲学，坚持宏大叙事、整体把握，另一种则是“满足于搞清楚几件事甚至仅仅一件事”。W·怀特把各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归入第一种类型，而把罗素、怀特海等认为哲学应以语言逻辑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者归入第二类型，认为第一种类型是街头哲学，第二种类型则代表了哲学发展的“正途”。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道：“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马克思的著作充满了实证主义的风格，他的社会进化学说尤其如此。这种社会演进学说，既非古典自然法理论中“原始状态向社会契约的演进”，也不是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绝对精神的展开”；在马克思看来，以上两者完全是一种思维上的推理，无法在事实中得到证明。马克思不止一次地强调的他关于社会发展的观点是实证性的，这集中体现在他对人类学证据的重视与对剩余价值理论的统计学研究。正因为从实证主义的立场出发，马克思在探讨社会演进的机理时已经不满足于黑格尔“理性的狡狯”这种统而论之的方法。
如果我们依照卡尔·曼海姆的提示，以一种知识社会学“联系的观点”来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实证主义的放弃，自然不能忽视一个背景：现代学术研究如同现代工业一样进入高度分工化的阶段，大概很少有学者能兼顾实证与思辨两种工作。后现代主义如同潮水，虽然来势凶猛，但似乎并没有冲垮“现代性”这道防波堤，仅是演出一幕惊涛拍岸的壮观景象，其结果仅仅是让学者们把脚下的堤坝当成了观潮甚至嬉水的平台：虽然溅湿衣服，终究没有危险。中国文明发展至今，除了佛教以外，恐怕没有什么学说能如马克思主义这样深刻塑造了中国、塑造了中国人；而这种塑造的过程中，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实证性尤其对中国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无论如何，中国作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真正以意识形态的方式践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其20世纪的历史基本上即与马克思主义连结在一起。综观20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接受史，很容易发现：马克思的主要著作尚未被深入研究却已得到迅速传播，并很快引发20、30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彼时国共两党虽然对中国是否存在“地主阶级”持有分歧，但就学界而言，争论的重点却并非在现实，而是唯物史观是否可以应用于分析中国历史。对于大多数参加论战者而言，所谓唯物史观与其说是一整套认识世界的方法论，不如说是一个现成的认识框架，即“五种社会形态”。当时一般中国学人没有兴趣与精力沉潜到欧洲思想的语境中去理解马克思，他们迫切需要的是一套简明的分析方法，以及一个对于自身时代的定位。特别是这种时代的定位，在当时的民族心理中含有一系列复杂的意义，其核心是找到自信与方向。
中国长期缺乏形而上学的传统，无论是孔子的“罕言命与利与仁”，还是庄子的“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都说明当代新儒家要用黑格尔改造儒学是多么困难。宋明理学受佛教影响虽然谈“气”说“理”，但其形而上理论的精致水平大体不应高估。然中国史学之早熟与发达则是世界上罕有其匹的，各种“掌故”是中国法律、伦理、政治思想展开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中国人形成了独特的历史循环论或者退化论，知识阶层的任务是努力使政教人心返归“尧舜”或“三代”。对于这个理想中的上古时代，大家有共识的是许多具体的“事迹”而非“精神”，伯夷叔齐的故事妇孺皆知，但争论自古不休。因此，稳定的历史观与历史知识是中国文化不断延续、发展的基础。这种历史观念在近代的民族危机中崩溃了，历史知识亦变得难与现实相挂搭。在此基础上，重建一套对于历史的观念就显得异常迫切，因为这直接决定了国人对现实的理解与对未来的选择。至于现实的社会学研究，如费孝通与“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调查，在当时反而并非抢眼。即便如费孝通，其对差序格局的论述虽来自于现实观察，但其中贯通的历史感仍然显得突出而强烈。
建国后，国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日趋普遍，在用唯物史观讨论中国历史具体问题的研究中也曾产生过“百家争鸣”的局面。建国初，史学界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史料结合”的学术思路，遂开一代风气。豒唯物史观在社会中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其基本方法，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等等。当代中国的各种“原教旨主义”或“理想主义”在阐述自己的合法性时，仍然有意无意地显露出对于经济基础的关心。在极“左”路线造成执政党政治合法性资源严重流失的劣势下，政府还能够在经济改革中握有领导权并聚拢一定社会共识，“唯物史观”的教化功不可没。
20世纪人类的社会主义实践从俄国开始，而中国慨然继起，个种原由令史家评说不已。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马克思作为德国思想家根深蒂固的普遍主义的情怀在中俄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取得了知识阶层的拥护。如同康德身处统一无望的德意志而思考人类永久和平，贫弱的俄、中两国也曾在挽救自身的同时自觉承担过为世界踏开一条新路的使命。
而今的中国，大约又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如何延续、发展历史唯物主义是时代的必然课题。邓小平同志曾说：“马克思去世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发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中国人的实践为深入、认识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提供了太多的经验教训。民族与国家前途如何，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历史的某种必然性不会让我们无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