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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专路,郑州闹市区。一条幽静的小巷,折进去,有老而不旧的小楼数排,何家安的家就在最深处。
推开一楼外小院的门,一股清新的泥土味,世外桃源般的居处,不由让人联想起那句古话——“大隐隐于市”。走进画室,墨和茶糅合出一种奇异的香味,让人忽觉红尘皆褪,俗韵顿消。
阔大的画案对面,是几幅正在创作中的山水作品,满幅润眼的墨色:山林小丘,枝丫丛生;流水白石,苍郁浑厚。在画前伫立片刻,有种人与造化玄同彼我的感觉。
方正的国字脸、黝黑的皮肤、蓝色中山装、千层底布鞋,几种意象拼贴起来,就是画家何家安给人的第一印象——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一口地道的罗山方言,被他讲得抑扬顿挫,有滋有味。童年经历,学画心得,他娓娓道来,引人入胜。
一
1946年,信阳罗山县定远乡一个普通的贫苦家庭,一名男婴呱呱坠地。才几个月大,生母就因无力供养他,而将他转送给了同姓本家。何家安的生命轨迹,就起始于养父母抱养他的那一刻。养父养母对他疼爱有加,视同己出,于是取了“家安”这个名字,希望孩子一生能够平安祥和。
可是,那个苦难的年代,注定了何家安的童年是命运多舛的。1959年,自然灾害的阴影在积贫积弱的信阳山区显得尤为狰狞可怕。
雪上加霜的是,何家安的养父不慎从桥上跌落,造成身体残疾。裹了小脚的养母不能从事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一家人的生活顿时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中,险些死于饥饿。那年,何家安13岁,生活所迫,早早辍学回家,用稚嫩的肩膀挑起了整个家庭的重担。
少年岁月,面朝黄土背朝天,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度过。除了农活,何家安还出去烧砖采石,以缓解家庭经济负担。在繁重劳作之余,他遥望故乡苍茫的群山,心下感觉懵懂和茫然。
1962年,有一个人风尘仆仆来到了何家安的家乡,除了几根毛笔,一方砚台,背囊里空空如也。这个人叫郭春龄,是临颍县文化馆被除名的“老右派”,他从几百里外逃荒来到罗山县定远公社,看到这里山清水秀,民风淳朴,就留了下来。他为当地老百姓画年画、画中堂,以自己的手艺换口饭吃。
何家安经常去看郭春龄画画,看他研墨执笔,在雪白的纸上展开笔晕,一会儿便画出一位慈眉善目、栩栩如生的寿星,或是几枝迎风怒放的牡丹。何家安看着看着,竟渐渐着了迷。落拓潦倒的郭春龄也乐于跟这位异乡的忘年知音交流,做了他的绘画启蒙老师。何家安的墨艺人生自此开始。作为家里长子,他必须承担繁重而琐碎的农活和家务,只有闲暇时,才能跟着老师练画。那段时光既辛苦又快乐,艺术为他打开了一扇崭新的窗,让他获得了生存问题以外,更高的精神满足。
就这样,岁月流逝,他已经画得像模像样,偶尔也能客串一下,为乡亲们画幅年画了。
转眼就是“文革”。一时间,家家悬挂毛主席的画像,学校、村口张贴大字报和标语。擅长绘画的何家安此时忙得团团转,写字画画,不断有“革命任务”。一位打成“右派”的伯乐尚耀刚发现了这个年轻人,并把他带到县城。
“样板戏”在全国的推广普及,从某种程度也催生了很多艺术人才。县文化局看上了何家安的美术才能,把他调到县剧团做美工,主要画布景。从此,何家安离开了农村,开始了另一种生活。江南苇子荡、海南椰树林、陕北野山洞……从1971年到1981年,何家安整整画了十年的布景。
在县剧团期间,有一段机缘,彻底改变了何家安的人生与艺术道路。
二
1972年,罗山“五七干校”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北京工人日报社的几位美术编辑被下放到这里,进行劳动改造。时任罗山县文教局局长的康明信脑子灵光,马上决定利用这一难得的资源办一个美术培训班。当时谁都没想到,康局长的这个决定后来竟造就了一个轰动全国的罗山画家群。
何家安背着一卷铺盖,也住进了这个培训班。这一住就是半年。
罗山地处大别山北麓,南北交界处的山貌,有着别样的风光。中原文化与荆楚文化在此交汇,楚风汉韵交相辉映,歌舞之乡盛名在外。画家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竟发现这片山水和风土人情的与众不同。而大山里的青年,也带着别样的淳朴和热诚,未经雕琢的画笔之下涌动着大山赋予的自由灵性。
在这批学员中,何家安是进步最快的一位。少年时对绘画萌生的一腔热爱,此时得到名师的引导,终于走上正规之途。大别山纵横幽深的沟壑里、清泉畔以及山腰金黄的银杏林里,处处都有师生们交流切磋时的欢声笑语。半年中,同吃同住同学习,一同登山临水,写生作画,师生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些朋友后来成了何家安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随后的几年间,北京画家们又被周边的几个县请去,轮流办班培训。潢川、息县、信阳师范学校……他们在大别山辗转传教数年,将美术的种子播撒在了苍茫的层峦叠嶂间。
1975年,画家们返回北京。那时,大别山地区的美术氛围与实力已与七年前不可同日而语。
这是历史和上苍赋予的机缘。何家安和他的大别山同仁们也牢牢把握住了这次机缘,从而步入了神圣的美术殿堂。
三
1981年,何家安被调到罗山县文化馆工作。他与文化馆的同仁们一起,开办美术辅导班,向青少年传递薪火。后来,从这个培训班里走出了不少画家,其中多位在画坛闯出了一片自己的天地。
那时,青年何家安初窥大道门径,却苦于自己传统文化造诣不够,很想继续深造。于是,在王鸿老师的引荐下,他奔赴西安美术学院国画系,师从罗铭、张之光、赵步唐诸前辈,主攻山水花鸟方向。
名师云集、全国一流的高等学府,更有浩如烟海的书籍、资料。何家安在这里如饥似渴地学习着,广泛涉猎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提高自身的整体文化素养,开阔自己的美术视野。
何家安悟性高,又勤学好问,所以深得名师前辈的喜欢,他们毫不吝惜地将自己多年积累的经验和技法倾囊相授。尤其是张之光老师的引领教导,更使何家安受益匪浅。
何家安一人求学,受益的却是整个罗山美术群体。学习结束后,何家安曾将前辈画家罗铭两度请到罗山讲课交流。面对秀丽山水,罗老师用水墨直接对景写生,令年轻的晚辈们大开眼界。除了邀请西安、北京的名家莅临讲学之外,何家安还将他在西安美院时的学习笔记和资料整理出来,给故乡的学子们共享。因为何家安的热心和努力,整个罗山美术群体的理论素养都得到了提高。在他的带领下,这个年轻的美术群体踏遍大别山的崇山峻岭,写生、交流,扫尽俗肠。
那些离开了大别山的北京画家,也放不下大山的美景,更放不下大山里的学子。在何家安的盛情邀请下,一批北京名家先后来到大别山指导绘画。
1985年,国内美术界面临着一场来势汹汹的“美术新潮”。这次“新潮”虽然有着不可估量的革命性意义,但是,它给传统国画带来的冲击却是负面大于正面。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国画艺术,此时陷于“落后”论、“改造”论、“中西结合为唯一前途”论等种种偏激论调的围攻之中,好不尴尬。一时间很多人忧心忡忡,不仅质疑水墨画存在的意义,甚至怀疑其所建基的传统文化。
这时,何家安和他的学生们则在大别山中过着远离喧嚣的田园生活,机缘巧合,他们避开了那股“美术新潮”的冲击。他们热爱自然,投身自然,在笔墨间表现自然。他们锁定了罗山美术群体共同的努力方向——关注传统、关注生活、挖掘文化、亲近自然,画家乡、画信阳、画大别山。
四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20世纪90年代,喧嚣渐归沉寂的美术界,开始反思与回归。
1990年,时任工人日报社党委书记的画家王鸿退休后重返大别山,故地重游。王先生从何家安及罗山画家群的作品中,欣慰地看到了他们对传统、自然、笔墨和生活的坚守。在经历了80年代的艺术冲击之后,这种坚守,自然显得十分宝贵。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关注何家安及罗山画家群的艺术创作,王鸿决定与何家安联袂举办一次师生联展。
1990年,王鸿、何家安师生联展在河南省博物馆举行。这次师生联展得到了各界的不少关注和赞誉,获得成功。联展结束后,王鸿当即邀请北京的同仁们一起到罗山进行创作、交流。
大别山以其特有的自然风貌征服了这些搜尽奇峰的画家,丝缕乡村野趣,片段田园风致,大山的苍润、流水的潺缓、自然的瑰丽,无不让他们陶醉,并尽收于笔墨之间。这次创作交流的直接成果,就是1992年10月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的“大别山革命老区写生画展”。画展由北京市美协与罗山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画展现场门庭若市。
一些出生于大别山的老将军也闻讯赶来,驻足在那些熟悉的山川景致前,仿佛又回到了他们魂牵梦萦的故园。罗山画家们的笔墨山水,与这些老将军们思乡的心境相互通达,让他们卧游乡关,久久流连。
首都国画界震惊了。为从穷乡僻壤里走出的这一群优秀画家,为他们对传统的坚守和对自然的热爱。时任《美术》杂志主编的华夏先生看了这些画作,感慨万千并鼓励道:“好好画,你们一点也不比北京的画家差。” 《美术》杂志为这次画展连续发表了三期专题,对罗山美术群体及其作品的审美趋向做了深入的分析与大力推介。
“罗山画家群”自此一举成名。
何家安带着一帮学生来到北京画展现场,归去时,满载着赞叹与荣誉。
五
“大别山革命老区写生画展”的成功举办,不仅印证了何家安的艺术创作功力,也印证了他非凡的组织和协调能力。
同年,何家安走出大别山,被借调到河南省政协宋庆龄基金会工作。
离开了大山,何家安反而更加牵念那片热土。他的评论《大别山下画家群》在《美术》杂志发表后,引起国内美术界的普遍关注。这篇文章从五个方面解析了罗山画家现象的成因,因为他本身就是这一群体中亲历亲为的领军人物,所以文章资料翔实,令人信服。
从1992年开始,何家安多年的努力终于获得回报,荣誉纷至沓来,名声越来越响。
1994年,何家安奉命参与组建河南省中国画院,并在次年调入河南省群艺馆,任河南省中国画院秘书长。
多年前,那个稚嫩的山村少年在凝视故乡的山峦时,一定未曾想到,那片大山除了养育他,还能给予他如此丰厚的馈赠。
但这时的何家安已经没有了几年前与王鸿老师联展时的志得意满,回观自己以往的画作,他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话:“画得有点薄。”能看出自己画中的“薄”,说明功力又“厚”了一层,境界又高了一层。
1999年, 知天命之年的何家安迎来了姗姗来迟的创作成熟期。这年,河南省美协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河南省中国画展,何家安取材于王维诗意的作品《清泉石上流》参展,引起了首都美术评论界的广泛关注。此画后被中国美术馆收藏,成为何家安真正的成名之作。
2001年,何家安加入中国美术家协会。同年,他的论文《关于中国山水画的写生问题》在《中国画家》杂志发表。
2002年,何家安的恩师张步先生从加拿大返回北京,何家安专程赴京探视。一进门,他看到沙发上已坐着一位来访者。经张步老师介绍,何家安才知道那是国内首屈一指的美术评论家孙克先生。当孙克听到何家安名字时,其惊喜丝毫不亚于何家安,他问何家安:“是不是前年河南美展里那幅《清泉石上流》的作者?”得到肯定答复后,孙克握住何家安的手,连声称赞。时隔一年多,这位阅画无数的美术评论家,依然记得那幅作品和何家安的名字,可见《清泉石上流》给他留下的印象之深刻了。
这次会面后,孙克陪同《美术》杂志的主编王仲,专程到了河南。
何家安接待了他们,并给他们讲了他自幼学画的过程,以及求艺道路中渐悟和顿悟经历。听完何家安的自述,孙克又认真地观看了何家安各个时期的作品。良久,孙克才说了一句话:“我这趟啊,来得值!”
返京后,孙克立即撰文《独树一帜的何家安》,配上何家安的照片与作品,发表于《美术》杂志2003年第三期。自此,国画界深深记住了这个画家的名字:何家安。
从上世纪70年代正式学习美术,到本世纪初名动京城,何家安在艺术道路上的探索横跨了两个世纪。然而,对于艺术求索的艰辛,何家安却十分淡然,倒是年轻时为了生计连夜跋山涉水到鸡公山贩卖竹条子的经历,他历历在目,如数家珍。深山之夜,一个少年拉着满满一架子车竹条,在过河时弄湿了全身,发烧了,仍然忍着饥饿,带病走了180里……“这样的苦我都吃过了,还怕什么样的困难呢?”他说。
能担得起生活之重的人,也同样能在艺术的道路上坚定跋涉。
六
何家安在艺术上不断探索,几乎是一年一个样,不断上升。
2003年9月18日,“何家安近作观摩展”在北京琉璃厂东街的仁和美术馆举办,展出山水35幅,大都是8尺以上的大画。评论家、画家近百人出席开幕式。何家安画展观摩座谈会,业内著名人士济济一堂,大家就何家安作品的风格、意境以及人文内涵进行了深入探讨。
何家安的国画山水,从生活出发,在艺术师承与艺术创新间闯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2006年,他的创作再次受到业内的广泛关注,“何家安山水画展暨学术研讨会”在全国政协礼堂华宝斋举办。
这一年,何家安年满60周岁,正好是一个甲子。有趣的是,国画界其他三位具有影响力的大家——龙瑞、陈玉圃、张复兴恰好这一年也都是年满六十。于是,同庚的四位画家决定联合举行一次画展,作为其艺术的总结和纪念。
60岁,对于一个画家来说,也许正是其艺术上日臻成熟的黄金年龄。四位画家都是坚守传统的代表,但在艺术追求和趣味上又各有千秋,凸显出迥然不同的风格。在很多问题上,他们也会“争论不休”,但诚如何家安所说:“如果我们用真诚去拥抱生活,少做一些玄虚的思考,多关注自己身边的切身感受,或许也是一种选择。”
何家安是一个思考型的画家,他深刻地认识到,由于西方绘画观念的冲击,以及市场和权力不恰当的介入,使得中国画的发展前景不容乐观。这些年,他不断撰写文章,抨击时弊,表现出了一个艺术家的良心和责任。
尾声
“晚熟”,这是何家安对自己绘画生涯的评价。何家安“早学晚熟”的绘画道路,就这样一步步坚实踏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晚熟对于一个画家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如果中青年时期画风就定格,那么跟年龄阅历密切相关的笔性与墨趣,就会相应被禁锢。中国山水画展现的是生生不息的宇宙精神,画家们应随着岁月带来的厚重体悟,不断地扬弃,不断地在自我否定中蜕变、创新,在师古人、师今人、师造化中不断地感悟艺术和人生的真谛。
回忆完自己的从艺经历,何家安感慨地说,他从事艺术纯属偶然,无论是人生还是艺术,他都要感谢故乡大别山给他的丰厚供养和创作灵感。(编辑/雨马)
推开一楼外小院的门,一股清新的泥土味,世外桃源般的居处,不由让人联想起那句古话——“大隐隐于市”。走进画室,墨和茶糅合出一种奇异的香味,让人忽觉红尘皆褪,俗韵顿消。
阔大的画案对面,是几幅正在创作中的山水作品,满幅润眼的墨色:山林小丘,枝丫丛生;流水白石,苍郁浑厚。在画前伫立片刻,有种人与造化玄同彼我的感觉。
方正的国字脸、黝黑的皮肤、蓝色中山装、千层底布鞋,几种意象拼贴起来,就是画家何家安给人的第一印象——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一口地道的罗山方言,被他讲得抑扬顿挫,有滋有味。童年经历,学画心得,他娓娓道来,引人入胜。
一
1946年,信阳罗山县定远乡一个普通的贫苦家庭,一名男婴呱呱坠地。才几个月大,生母就因无力供养他,而将他转送给了同姓本家。何家安的生命轨迹,就起始于养父母抱养他的那一刻。养父养母对他疼爱有加,视同己出,于是取了“家安”这个名字,希望孩子一生能够平安祥和。
可是,那个苦难的年代,注定了何家安的童年是命运多舛的。1959年,自然灾害的阴影在积贫积弱的信阳山区显得尤为狰狞可怕。
雪上加霜的是,何家安的养父不慎从桥上跌落,造成身体残疾。裹了小脚的养母不能从事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一家人的生活顿时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中,险些死于饥饿。那年,何家安13岁,生活所迫,早早辍学回家,用稚嫩的肩膀挑起了整个家庭的重担。
少年岁月,面朝黄土背朝天,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度过。除了农活,何家安还出去烧砖采石,以缓解家庭经济负担。在繁重劳作之余,他遥望故乡苍茫的群山,心下感觉懵懂和茫然。
1962年,有一个人风尘仆仆来到了何家安的家乡,除了几根毛笔,一方砚台,背囊里空空如也。这个人叫郭春龄,是临颍县文化馆被除名的“老右派”,他从几百里外逃荒来到罗山县定远公社,看到这里山清水秀,民风淳朴,就留了下来。他为当地老百姓画年画、画中堂,以自己的手艺换口饭吃。
何家安经常去看郭春龄画画,看他研墨执笔,在雪白的纸上展开笔晕,一会儿便画出一位慈眉善目、栩栩如生的寿星,或是几枝迎风怒放的牡丹。何家安看着看着,竟渐渐着了迷。落拓潦倒的郭春龄也乐于跟这位异乡的忘年知音交流,做了他的绘画启蒙老师。何家安的墨艺人生自此开始。作为家里长子,他必须承担繁重而琐碎的农活和家务,只有闲暇时,才能跟着老师练画。那段时光既辛苦又快乐,艺术为他打开了一扇崭新的窗,让他获得了生存问题以外,更高的精神满足。
就这样,岁月流逝,他已经画得像模像样,偶尔也能客串一下,为乡亲们画幅年画了。
转眼就是“文革”。一时间,家家悬挂毛主席的画像,学校、村口张贴大字报和标语。擅长绘画的何家安此时忙得团团转,写字画画,不断有“革命任务”。一位打成“右派”的伯乐尚耀刚发现了这个年轻人,并把他带到县城。
“样板戏”在全国的推广普及,从某种程度也催生了很多艺术人才。县文化局看上了何家安的美术才能,把他调到县剧团做美工,主要画布景。从此,何家安离开了农村,开始了另一种生活。江南苇子荡、海南椰树林、陕北野山洞……从1971年到1981年,何家安整整画了十年的布景。
在县剧团期间,有一段机缘,彻底改变了何家安的人生与艺术道路。
二
1972年,罗山“五七干校”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北京工人日报社的几位美术编辑被下放到这里,进行劳动改造。时任罗山县文教局局长的康明信脑子灵光,马上决定利用这一难得的资源办一个美术培训班。当时谁都没想到,康局长的这个决定后来竟造就了一个轰动全国的罗山画家群。
何家安背着一卷铺盖,也住进了这个培训班。这一住就是半年。
罗山地处大别山北麓,南北交界处的山貌,有着别样的风光。中原文化与荆楚文化在此交汇,楚风汉韵交相辉映,歌舞之乡盛名在外。画家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竟发现这片山水和风土人情的与众不同。而大山里的青年,也带着别样的淳朴和热诚,未经雕琢的画笔之下涌动着大山赋予的自由灵性。
在这批学员中,何家安是进步最快的一位。少年时对绘画萌生的一腔热爱,此时得到名师的引导,终于走上正规之途。大别山纵横幽深的沟壑里、清泉畔以及山腰金黄的银杏林里,处处都有师生们交流切磋时的欢声笑语。半年中,同吃同住同学习,一同登山临水,写生作画,师生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些朋友后来成了何家安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随后的几年间,北京画家们又被周边的几个县请去,轮流办班培训。潢川、息县、信阳师范学校……他们在大别山辗转传教数年,将美术的种子播撒在了苍茫的层峦叠嶂间。
1975年,画家们返回北京。那时,大别山地区的美术氛围与实力已与七年前不可同日而语。
这是历史和上苍赋予的机缘。何家安和他的大别山同仁们也牢牢把握住了这次机缘,从而步入了神圣的美术殿堂。
三
1981年,何家安被调到罗山县文化馆工作。他与文化馆的同仁们一起,开办美术辅导班,向青少年传递薪火。后来,从这个培训班里走出了不少画家,其中多位在画坛闯出了一片自己的天地。
那时,青年何家安初窥大道门径,却苦于自己传统文化造诣不够,很想继续深造。于是,在王鸿老师的引荐下,他奔赴西安美术学院国画系,师从罗铭、张之光、赵步唐诸前辈,主攻山水花鸟方向。
名师云集、全国一流的高等学府,更有浩如烟海的书籍、资料。何家安在这里如饥似渴地学习着,广泛涉猎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提高自身的整体文化素养,开阔自己的美术视野。
何家安悟性高,又勤学好问,所以深得名师前辈的喜欢,他们毫不吝惜地将自己多年积累的经验和技法倾囊相授。尤其是张之光老师的引领教导,更使何家安受益匪浅。
何家安一人求学,受益的却是整个罗山美术群体。学习结束后,何家安曾将前辈画家罗铭两度请到罗山讲课交流。面对秀丽山水,罗老师用水墨直接对景写生,令年轻的晚辈们大开眼界。除了邀请西安、北京的名家莅临讲学之外,何家安还将他在西安美院时的学习笔记和资料整理出来,给故乡的学子们共享。因为何家安的热心和努力,整个罗山美术群体的理论素养都得到了提高。在他的带领下,这个年轻的美术群体踏遍大别山的崇山峻岭,写生、交流,扫尽俗肠。
那些离开了大别山的北京画家,也放不下大山的美景,更放不下大山里的学子。在何家安的盛情邀请下,一批北京名家先后来到大别山指导绘画。
1985年,国内美术界面临着一场来势汹汹的“美术新潮”。这次“新潮”虽然有着不可估量的革命性意义,但是,它给传统国画带来的冲击却是负面大于正面。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国画艺术,此时陷于“落后”论、“改造”论、“中西结合为唯一前途”论等种种偏激论调的围攻之中,好不尴尬。一时间很多人忧心忡忡,不仅质疑水墨画存在的意义,甚至怀疑其所建基的传统文化。
这时,何家安和他的学生们则在大别山中过着远离喧嚣的田园生活,机缘巧合,他们避开了那股“美术新潮”的冲击。他们热爱自然,投身自然,在笔墨间表现自然。他们锁定了罗山美术群体共同的努力方向——关注传统、关注生活、挖掘文化、亲近自然,画家乡、画信阳、画大别山。
四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20世纪90年代,喧嚣渐归沉寂的美术界,开始反思与回归。
1990年,时任工人日报社党委书记的画家王鸿退休后重返大别山,故地重游。王先生从何家安及罗山画家群的作品中,欣慰地看到了他们对传统、自然、笔墨和生活的坚守。在经历了80年代的艺术冲击之后,这种坚守,自然显得十分宝贵。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关注何家安及罗山画家群的艺术创作,王鸿决定与何家安联袂举办一次师生联展。
1990年,王鸿、何家安师生联展在河南省博物馆举行。这次师生联展得到了各界的不少关注和赞誉,获得成功。联展结束后,王鸿当即邀请北京的同仁们一起到罗山进行创作、交流。
大别山以其特有的自然风貌征服了这些搜尽奇峰的画家,丝缕乡村野趣,片段田园风致,大山的苍润、流水的潺缓、自然的瑰丽,无不让他们陶醉,并尽收于笔墨之间。这次创作交流的直接成果,就是1992年10月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的“大别山革命老区写生画展”。画展由北京市美协与罗山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画展现场门庭若市。
一些出生于大别山的老将军也闻讯赶来,驻足在那些熟悉的山川景致前,仿佛又回到了他们魂牵梦萦的故园。罗山画家们的笔墨山水,与这些老将军们思乡的心境相互通达,让他们卧游乡关,久久流连。
首都国画界震惊了。为从穷乡僻壤里走出的这一群优秀画家,为他们对传统的坚守和对自然的热爱。时任《美术》杂志主编的华夏先生看了这些画作,感慨万千并鼓励道:“好好画,你们一点也不比北京的画家差。” 《美术》杂志为这次画展连续发表了三期专题,对罗山美术群体及其作品的审美趋向做了深入的分析与大力推介。
“罗山画家群”自此一举成名。
何家安带着一帮学生来到北京画展现场,归去时,满载着赞叹与荣誉。
五
“大别山革命老区写生画展”的成功举办,不仅印证了何家安的艺术创作功力,也印证了他非凡的组织和协调能力。
同年,何家安走出大别山,被借调到河南省政协宋庆龄基金会工作。
离开了大山,何家安反而更加牵念那片热土。他的评论《大别山下画家群》在《美术》杂志发表后,引起国内美术界的普遍关注。这篇文章从五个方面解析了罗山画家现象的成因,因为他本身就是这一群体中亲历亲为的领军人物,所以文章资料翔实,令人信服。
从1992年开始,何家安多年的努力终于获得回报,荣誉纷至沓来,名声越来越响。
1994年,何家安奉命参与组建河南省中国画院,并在次年调入河南省群艺馆,任河南省中国画院秘书长。
多年前,那个稚嫩的山村少年在凝视故乡的山峦时,一定未曾想到,那片大山除了养育他,还能给予他如此丰厚的馈赠。
但这时的何家安已经没有了几年前与王鸿老师联展时的志得意满,回观自己以往的画作,他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话:“画得有点薄。”能看出自己画中的“薄”,说明功力又“厚”了一层,境界又高了一层。
1999年, 知天命之年的何家安迎来了姗姗来迟的创作成熟期。这年,河南省美协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河南省中国画展,何家安取材于王维诗意的作品《清泉石上流》参展,引起了首都美术评论界的广泛关注。此画后被中国美术馆收藏,成为何家安真正的成名之作。
2001年,何家安加入中国美术家协会。同年,他的论文《关于中国山水画的写生问题》在《中国画家》杂志发表。
2002年,何家安的恩师张步先生从加拿大返回北京,何家安专程赴京探视。一进门,他看到沙发上已坐着一位来访者。经张步老师介绍,何家安才知道那是国内首屈一指的美术评论家孙克先生。当孙克听到何家安名字时,其惊喜丝毫不亚于何家安,他问何家安:“是不是前年河南美展里那幅《清泉石上流》的作者?”得到肯定答复后,孙克握住何家安的手,连声称赞。时隔一年多,这位阅画无数的美术评论家,依然记得那幅作品和何家安的名字,可见《清泉石上流》给他留下的印象之深刻了。
这次会面后,孙克陪同《美术》杂志的主编王仲,专程到了河南。
何家安接待了他们,并给他们讲了他自幼学画的过程,以及求艺道路中渐悟和顿悟经历。听完何家安的自述,孙克又认真地观看了何家安各个时期的作品。良久,孙克才说了一句话:“我这趟啊,来得值!”
返京后,孙克立即撰文《独树一帜的何家安》,配上何家安的照片与作品,发表于《美术》杂志2003年第三期。自此,国画界深深记住了这个画家的名字:何家安。
从上世纪70年代正式学习美术,到本世纪初名动京城,何家安在艺术道路上的探索横跨了两个世纪。然而,对于艺术求索的艰辛,何家安却十分淡然,倒是年轻时为了生计连夜跋山涉水到鸡公山贩卖竹条子的经历,他历历在目,如数家珍。深山之夜,一个少年拉着满满一架子车竹条,在过河时弄湿了全身,发烧了,仍然忍着饥饿,带病走了180里……“这样的苦我都吃过了,还怕什么样的困难呢?”他说。
能担得起生活之重的人,也同样能在艺术的道路上坚定跋涉。
六
何家安在艺术上不断探索,几乎是一年一个样,不断上升。
2003年9月18日,“何家安近作观摩展”在北京琉璃厂东街的仁和美术馆举办,展出山水35幅,大都是8尺以上的大画。评论家、画家近百人出席开幕式。何家安画展观摩座谈会,业内著名人士济济一堂,大家就何家安作品的风格、意境以及人文内涵进行了深入探讨。
何家安的国画山水,从生活出发,在艺术师承与艺术创新间闯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2006年,他的创作再次受到业内的广泛关注,“何家安山水画展暨学术研讨会”在全国政协礼堂华宝斋举办。
这一年,何家安年满60周岁,正好是一个甲子。有趣的是,国画界其他三位具有影响力的大家——龙瑞、陈玉圃、张复兴恰好这一年也都是年满六十。于是,同庚的四位画家决定联合举行一次画展,作为其艺术的总结和纪念。
60岁,对于一个画家来说,也许正是其艺术上日臻成熟的黄金年龄。四位画家都是坚守传统的代表,但在艺术追求和趣味上又各有千秋,凸显出迥然不同的风格。在很多问题上,他们也会“争论不休”,但诚如何家安所说:“如果我们用真诚去拥抱生活,少做一些玄虚的思考,多关注自己身边的切身感受,或许也是一种选择。”
何家安是一个思考型的画家,他深刻地认识到,由于西方绘画观念的冲击,以及市场和权力不恰当的介入,使得中国画的发展前景不容乐观。这些年,他不断撰写文章,抨击时弊,表现出了一个艺术家的良心和责任。
尾声
“晚熟”,这是何家安对自己绘画生涯的评价。何家安“早学晚熟”的绘画道路,就这样一步步坚实踏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晚熟对于一个画家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如果中青年时期画风就定格,那么跟年龄阅历密切相关的笔性与墨趣,就会相应被禁锢。中国山水画展现的是生生不息的宇宙精神,画家们应随着岁月带来的厚重体悟,不断地扬弃,不断地在自我否定中蜕变、创新,在师古人、师今人、师造化中不断地感悟艺术和人生的真谛。
回忆完自己的从艺经历,何家安感慨地说,他从事艺术纯属偶然,无论是人生还是艺术,他都要感谢故乡大别山给他的丰厚供养和创作灵感。(编辑/雨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