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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董其昌的行书取法多元，早期宗师晋唐，取韵为上;中期转入宋元，初显风貌;晚期博采众长，独具一格，形成了“淡”“秀”为主的行书风格。董其昌在用笔上方圆并用，连带牵丝;结字上势从奇正，收放自然;章法上空灵疏朗，萧散淡简，影响了同一时期和清代初期的一大批书家，其中以查士标、担当、沈荃等为主要代表人物。
关 键 词： 董其昌;行书;艺术特色;影响
董其昌是明代书法绘画艺术的杰出代表人物，在中国书法史、绘画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董其昌的行书更是在其书法领域占有突出的地位，同时也是其最具代表性的书体，董氏开创了以萧散、简淡为主的书法风貌，在中国书法史上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一、董其昌行书的分期
（一）早期：宗师晋唐，取韵为上
董其昌少年时十分聪慧，其父董汉儒是一位乡中塾师，在其父的影响和教导下，董其昌勤奋好学。隆庆五年（1571年），十七岁的董其昌参加了松江府会考，学问虽佳，却因为字写得差，而被取为第二名，由此董其昌才开始了他的翰墨情缘。董其昌初学颜真卿多宝塔，并受颜真卿影响颇深，持续久远，后以唐书不如魏晋，故而上探魏晋，向钟繇、王羲之的经典法帖学习，这不乏是对“取法乎上”的很好诠释。董其昌曾在莫如忠的私塾读书，并向莫如忠学习书法，莫氏对董其昌的学书历程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因此，有了其“上探魏晋”的习书思想，为后来的书法道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中期：转入宋元，初显风貌
董其昌在二十岁至三十五岁期间，迫于生计，流连于各地私塾任教，在此期间，结识了当时有“第一收藏家”之称的项元汴，得以尽览众多名家书作真迹，并进行了大量的临习，对后来取法“宋元”奠定基础。万历十七年（1589年），历经坎坷的董其昌终于高中，因此，开始了其仕途生涯。在京师为官期间，时常与当朝名士切磋文艺，纵谈剧论;正因为有了这些见识和交游，促成了董其昌广阔的眼界和丰富的学养。中年后的董其昌书风发生了转变，开始将取法对象转向宋元时期的书家。在其所著《画禅室随笔》中提道：“余十七岁学书……更二十年，学宋人，乃得其解处。”[1]由此可以看出，董其昌在其三十七岁的时候，迎来了其学书历程的关键节点，由于当时晋人的书法真迹极为罕见，而宋元时期的墨迹作品传世颇多，可以很大程度上还原古人的笔法、墨法，故而董其昌把重点放在了对宋元时期墨迹的学习上，其中主要向他终身崇拜的米芾学习，通过大量的学习，董其昌深得米芾神韵，并初显自己风貌。
（三）晚期：博采众长，独具一格
董其昌的学书经历，笔者认为，应以其三十七岁和五十岁作为两个节点，五十岁之后，董其昌的书法艺术进入了成熟期，其鲜明的个人风格和精炼熟络的技法，开创了晚明书坛的新篇章。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时年五十一岁的董其昌，在担任湖广提学副使期间，得罪当地势家，被暗地怂恿的生员捣毁学政公署;董其昌因不满官场的现状，决心不与同流合污，遂辞官归乡，此后十五年内都在江南乡居赋闲。董氏或从事书画艺术创作，或修禅论道，或行船访友，过着悠游林泉、萧闲疏旷的士大夫生活。在此期间，董其昌遍临诸家墨迹经典，博采众长，在继承与创新之间不断切换，并将儒、道、禅三家的思想融入之书画创作之中，展现出儒雅、静谧的精神状态，最终形成了董氏自身独特的书法风貌。
二、董其昌行书的艺术特色
（一）用笔：方圆并用，连带牵丝
董其昌的行書主要为圆转，方折为辅，两者并用。圆转之法，让转折处变得流畅自然，更加圆润，棱角随之弱化，线条愈显生动婉转;方笔之法，更添骨力，线条爽朗挺拔。[1]方圆结合让董其昌行书的线条更加丰富，其行书呈现出圆劲秀润、灵动含蓄的面貌。董其昌行书另一个重要用笔则是连带牵丝，这种用笔使得点画之间联系紧密、连绵不断，在行书中有着起承转合的重要作用，是行书贯通气息、上下衔接的直接体现。董其昌行书中多用牵丝连带，让字与字组之间、线条与线条之间变化更加丰富。
（二）结字：势从奇正，收放自然
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论用笔》中自述：“米海岳书……然须结字得势，海岳自谓集古字，盖于结字最留意。”[1]由此可以看出，董其昌结字对“得势”最为重视，其行书结字也是将“得势”体现得淋漓尽致。奇正变化和自然收放则是“结字得势”的具体体现。董其昌对“米书”用功最多，其行书结体多以左低右高，其字势则向右上方倾斜，以横画为最，竖画也随字势稍作倾斜和变化，与米芾相较，董氏则略缓与米字，为其结字添加了一丝平正之感，与董氏“似奇反正”的结字思想十分符合。[2]结字的奇正为其行书添加了一股天真烂漫的自然意趣;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提道：“作书所最忌者，位置等匀。且如一字中，须有收有放，有精神相挽处……此皆言布置不当平匀，当长短错综，疏密相间也。”[1]由此可以看出，在结字上，董其昌强调书法最忌讳等匀，少变单一，解决这一难题的最佳手段就是收放自然，长短交错。董其昌的行书很好地展现了收放关系的处理方案，行书之中更添一股神采。
（三）章法：空灵疏朗，萧散淡简
《画禅室随笔》中曾叙述道：“古人论书，以章法为一大事。”[1]由此可以看出，章法在书法的创作中占据很重要的位置，董其昌的行书章法呈现出空灵疏朗，萧散淡简独特风貌，而董氏章法最大的特征无异于字行距远、留白大黑。在众多的古代法帖中，在章法上使董氏收获最多的便是杨凝式的《韭花帖》，《韭花帖》的章法字行之间距离较大，留白较多，但其作品虽宽疏但不散离，空灵疏朗，萧散简淡。[3]杨凝式独特的章法布局，对董其昌在章法上的处理产生了极大的启发。董其昌的行书章法疏而不散，将疏密二者的关系处理得惟妙惟肖，将结字的美与字里行间的留白产生有与无的强烈对比，既营造出一种萧散淡简的独特意趣，又增添了耐人寻味的极佳内涵，这也正是董其昌在章法处理上的独到之处，也是诸多书家鲜能达到的艺术境界。 三、董其昌行书的影响
（一）查士标
查士标，明末秀才，清朝初期著名书法家、画家、诗人。查士标在明朝灭亡后，放弃举子，潜心研究书法绘画，书法宗董其昌，进而由董窥探米芾，其书作萧散俊逸，深得二者神韵，时称“董、米在世”。[4]查士标全面吸收了董其昌行书的精妙，与董氏相较，查士标的用笔更加沉稳扎实，从容含蓄，少方折而多圆转。结字上比之董氏，欹侧稍显不足，平正愈显，字形更加方长。章法上仍是与董氏无二，空灵疏朗，萧散淡简。墨色上虽较浓润，但对董其昌“淡简”的韵味保留完好。查士标的书法仿佛董氏书风再现，是明末清初时期的董氏书法神韵的重要的代表书家之一。
（二）担当
担当，云南晋宁人氏。担当年轻时期，曾到京师应试，得入太学，而入仕内廷，后因官场腐败，对明朝不满，便游历各地，寻师访友，使其眼界大开，诗、书、画俱精进。担当曾师事晚年的董其昌，其书法、绘画均师宗董氏，以书法酷似，后在董氏书风上变之，于行草书用功最甚，其势清奇瘦劲，练达豪放。在董其昌众多的追随者中，只有很少人能够真正抓住董氏书法的艺术的本质特征，学得董其昌艺术的精髓，担当对于董其昌是衷心折服的，深受董氏书法理论和风格之影响。担当并没有受到明末清初那种墨守成规的影响，勇于创新，但由于其涉猎的名家名帖不够广泛，也造就了担当无法成为书法史上一流的大家。[5]
（三）沈荃
沈荃，清朝顺治时期探花，官至礼部侍郎，谥曰文恪。书法尤有名。沈荃的父亲沈绍曾是董其昌之婿，作为董氏外孙的沈荃，在少年就得到了董其昌亲传笔法，在如此优渥的条件下，沈荃学习董氏书法造诣极高。沈荃继承了董其昌“秀”“妍”书风，但其对于董氏书法中“骨”却少得，由于对于骨感的缺失和遗憾，沈荃的书法较董其昌，显得气韵不足，神采稍逊。[6]但这并不影响沈荃在清初的书家群体内，以学董而名声大振，成为清朝初期学习董其昌最有代表性的书法家之一。康熙皇帝对于董氏书法十分喜爱，而受到沈荃的影响，对董氏极為推崇重视，在清初时期形成了“以董为尚”的书法风气，对于董氏书风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四、结语
董其昌的书法在晚明时期独树一帜，具有极强的个性，构建出以自身为核心的云间书派，使苏南地区的书风得以重振，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上文简要分析了董其昌各时期行书的取法和创新，并对其用笔、结体和章法，以及对同一时期和清代初期乃取法董其昌的启示和影响进行总结。董其昌的行书在前人的基础上博采众长，并形成自身独特的风貌，可谓是独一无二。在董其昌之后的一大批书家中，都选择由董氏入手，进而上探宋元乃至晋唐。他的书法，被视为千年文人流派书法史的缩影，也是对二王帖学的继承与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孙小雯.董其昌行书技法对创作的启示[D]：济南：山东建筑大学，2020.
[2]黄.中国书法史——元明卷[M].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09.
[3]吴耀明.董其昌的生平和家世论书[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0.
[4]樊海涛.担当的书风演变及作品鉴定浅谈[J].中国书法报，2021.
[5]梁骥.沈荃、王鸿绪、张照对董其昌笔法传承考[J].中国书法，2019.
[6]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卷一）[M].杭州：浙江美术出版社，2016.
关 键 词： 董其昌;行书;艺术特色;影响
董其昌是明代书法绘画艺术的杰出代表人物，在中国书法史、绘画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董其昌的行书更是在其书法领域占有突出的地位，同时也是其最具代表性的书体，董氏开创了以萧散、简淡为主的书法风貌，在中国书法史上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一、董其昌行书的分期
（一）早期：宗师晋唐，取韵为上
董其昌少年时十分聪慧，其父董汉儒是一位乡中塾师，在其父的影响和教导下，董其昌勤奋好学。隆庆五年（1571年），十七岁的董其昌参加了松江府会考，学问虽佳，却因为字写得差，而被取为第二名，由此董其昌才开始了他的翰墨情缘。董其昌初学颜真卿多宝塔，并受颜真卿影响颇深，持续久远，后以唐书不如魏晋，故而上探魏晋，向钟繇、王羲之的经典法帖学习，这不乏是对“取法乎上”的很好诠释。董其昌曾在莫如忠的私塾读书，并向莫如忠学习书法，莫氏对董其昌的学书历程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因此，有了其“上探魏晋”的习书思想，为后来的书法道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中期：转入宋元，初显风貌
董其昌在二十岁至三十五岁期间，迫于生计，流连于各地私塾任教，在此期间，结识了当时有“第一收藏家”之称的项元汴，得以尽览众多名家书作真迹，并进行了大量的临习，对后来取法“宋元”奠定基础。万历十七年（1589年），历经坎坷的董其昌终于高中，因此，开始了其仕途生涯。在京师为官期间，时常与当朝名士切磋文艺，纵谈剧论;正因为有了这些见识和交游，促成了董其昌广阔的眼界和丰富的学养。中年后的董其昌书风发生了转变，开始将取法对象转向宋元时期的书家。在其所著《画禅室随笔》中提道：“余十七岁学书……更二十年，学宋人，乃得其解处。”[1]由此可以看出，董其昌在其三十七岁的时候，迎来了其学书历程的关键节点，由于当时晋人的书法真迹极为罕见，而宋元时期的墨迹作品传世颇多，可以很大程度上还原古人的笔法、墨法，故而董其昌把重点放在了对宋元时期墨迹的学习上，其中主要向他终身崇拜的米芾学习，通过大量的学习，董其昌深得米芾神韵，并初显自己风貌。
（三）晚期：博采众长，独具一格
董其昌的学书经历，笔者认为，应以其三十七岁和五十岁作为两个节点，五十岁之后，董其昌的书法艺术进入了成熟期，其鲜明的个人风格和精炼熟络的技法，开创了晚明书坛的新篇章。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时年五十一岁的董其昌，在担任湖广提学副使期间，得罪当地势家，被暗地怂恿的生员捣毁学政公署;董其昌因不满官场的现状，决心不与同流合污，遂辞官归乡，此后十五年内都在江南乡居赋闲。董氏或从事书画艺术创作，或修禅论道，或行船访友，过着悠游林泉、萧闲疏旷的士大夫生活。在此期间，董其昌遍临诸家墨迹经典，博采众长，在继承与创新之间不断切换，并将儒、道、禅三家的思想融入之书画创作之中，展现出儒雅、静谧的精神状态，最终形成了董氏自身独特的书法风貌。
二、董其昌行书的艺术特色
（一）用笔：方圆并用，连带牵丝
董其昌的行書主要为圆转，方折为辅，两者并用。圆转之法，让转折处变得流畅自然，更加圆润，棱角随之弱化，线条愈显生动婉转;方笔之法，更添骨力，线条爽朗挺拔。[1]方圆结合让董其昌行书的线条更加丰富，其行书呈现出圆劲秀润、灵动含蓄的面貌。董其昌行书另一个重要用笔则是连带牵丝，这种用笔使得点画之间联系紧密、连绵不断，在行书中有着起承转合的重要作用，是行书贯通气息、上下衔接的直接体现。董其昌行书中多用牵丝连带，让字与字组之间、线条与线条之间变化更加丰富。
（二）结字：势从奇正，收放自然
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论用笔》中自述：“米海岳书……然须结字得势，海岳自谓集古字，盖于结字最留意。”[1]由此可以看出，董其昌结字对“得势”最为重视，其行书结字也是将“得势”体现得淋漓尽致。奇正变化和自然收放则是“结字得势”的具体体现。董其昌对“米书”用功最多，其行书结体多以左低右高，其字势则向右上方倾斜，以横画为最，竖画也随字势稍作倾斜和变化，与米芾相较，董氏则略缓与米字，为其结字添加了一丝平正之感，与董氏“似奇反正”的结字思想十分符合。[2]结字的奇正为其行书添加了一股天真烂漫的自然意趣;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提道：“作书所最忌者，位置等匀。且如一字中，须有收有放，有精神相挽处……此皆言布置不当平匀，当长短错综，疏密相间也。”[1]由此可以看出，在结字上，董其昌强调书法最忌讳等匀，少变单一，解决这一难题的最佳手段就是收放自然，长短交错。董其昌的行书很好地展现了收放关系的处理方案，行书之中更添一股神采。
（三）章法：空灵疏朗，萧散淡简
《画禅室随笔》中曾叙述道：“古人论书，以章法为一大事。”[1]由此可以看出，章法在书法的创作中占据很重要的位置，董其昌的行书章法呈现出空灵疏朗，萧散淡简独特风貌，而董氏章法最大的特征无异于字行距远、留白大黑。在众多的古代法帖中，在章法上使董氏收获最多的便是杨凝式的《韭花帖》，《韭花帖》的章法字行之间距离较大，留白较多，但其作品虽宽疏但不散离，空灵疏朗，萧散简淡。[3]杨凝式独特的章法布局，对董其昌在章法上的处理产生了极大的启发。董其昌的行书章法疏而不散，将疏密二者的关系处理得惟妙惟肖，将结字的美与字里行间的留白产生有与无的强烈对比，既营造出一种萧散淡简的独特意趣，又增添了耐人寻味的极佳内涵，这也正是董其昌在章法处理上的独到之处，也是诸多书家鲜能达到的艺术境界。 三、董其昌行书的影响
（一）查士标
查士标，明末秀才，清朝初期著名书法家、画家、诗人。查士标在明朝灭亡后，放弃举子，潜心研究书法绘画，书法宗董其昌，进而由董窥探米芾，其书作萧散俊逸，深得二者神韵，时称“董、米在世”。[4]查士标全面吸收了董其昌行书的精妙，与董氏相较，查士标的用笔更加沉稳扎实，从容含蓄，少方折而多圆转。结字上比之董氏，欹侧稍显不足，平正愈显，字形更加方长。章法上仍是与董氏无二，空灵疏朗，萧散淡简。墨色上虽较浓润，但对董其昌“淡简”的韵味保留完好。查士标的书法仿佛董氏书风再现，是明末清初时期的董氏书法神韵的重要的代表书家之一。
（二）担当
担当，云南晋宁人氏。担当年轻时期，曾到京师应试，得入太学，而入仕内廷，后因官场腐败，对明朝不满，便游历各地，寻师访友，使其眼界大开，诗、书、画俱精进。担当曾师事晚年的董其昌，其书法、绘画均师宗董氏，以书法酷似，后在董氏书风上变之，于行草书用功最甚，其势清奇瘦劲，练达豪放。在董其昌众多的追随者中，只有很少人能够真正抓住董氏书法的艺术的本质特征，学得董其昌艺术的精髓，担当对于董其昌是衷心折服的，深受董氏书法理论和风格之影响。担当并没有受到明末清初那种墨守成规的影响，勇于创新，但由于其涉猎的名家名帖不够广泛，也造就了担当无法成为书法史上一流的大家。[5]
（三）沈荃
沈荃，清朝顺治时期探花，官至礼部侍郎，谥曰文恪。书法尤有名。沈荃的父亲沈绍曾是董其昌之婿，作为董氏外孙的沈荃，在少年就得到了董其昌亲传笔法，在如此优渥的条件下，沈荃学习董氏书法造诣极高。沈荃继承了董其昌“秀”“妍”书风，但其对于董氏书法中“骨”却少得，由于对于骨感的缺失和遗憾，沈荃的书法较董其昌，显得气韵不足，神采稍逊。[6]但这并不影响沈荃在清初的书家群体内，以学董而名声大振，成为清朝初期学习董其昌最有代表性的书法家之一。康熙皇帝对于董氏书法十分喜爱，而受到沈荃的影响，对董氏极為推崇重视，在清初时期形成了“以董为尚”的书法风气，对于董氏书风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四、结语
董其昌的书法在晚明时期独树一帜，具有极强的个性，构建出以自身为核心的云间书派，使苏南地区的书风得以重振，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上文简要分析了董其昌各时期行书的取法和创新，并对其用笔、结体和章法，以及对同一时期和清代初期乃取法董其昌的启示和影响进行总结。董其昌的行书在前人的基础上博采众长，并形成自身独特的风貌，可谓是独一无二。在董其昌之后的一大批书家中，都选择由董氏入手，进而上探宋元乃至晋唐。他的书法，被视为千年文人流派书法史的缩影，也是对二王帖学的继承与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孙小雯.董其昌行书技法对创作的启示[D]：济南：山东建筑大学，2020.
[2]黄.中国书法史——元明卷[M].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09.
[3]吴耀明.董其昌的生平和家世论书[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0.
[4]樊海涛.担当的书风演变及作品鉴定浅谈[J].中国书法报，2021.
[5]梁骥.沈荃、王鸿绪、张照对董其昌笔法传承考[J].中国书法，2019.
[6]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卷一）[M].杭州：浙江美术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