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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前，当陈百鸣来到富路镇龙水泉村的时候，村民们对这位县里的水利工程管理总站站长并未抱有太大期许。尽管他此时的身份已是村党总支“第一书记”，可有人觉得他是来“镀金”的，也有人说他是来“度假”的，总之，“他待不上几天就走了”。
然而半年后，当一座集水利改革、农业物联网、电子商务三个试点于一体的综合性示范基地初具规模时，当省委书记王宪魁、省委副书记陈润儿先后到村调研时，村民们信服了——“陈第一书记”是来干事儿的，干的是村民受益的事儿。
对比以往的下派干部、蹲点干部，不仅老百姓觉得“第一书记”不一样，就连“第一书记”们也感觉到了不同：“唱主角，而且是自带干粮来村里‘唱主角’。”
“干群之所以有不同以往的感受，跟机制变化密不可分。”在富裕县文广局局长、富海镇大泉子村党总支“第一书记”刘青看来，制度创新让下派干部变被动为主动，干起事儿来“不待扬鞭自奋蹄”。
2015年4月初，富裕县首批20名村党组织 “第一书记”接到任命当天，便前往各村报到。县委规定，此后两年里，他们每年驻村时间不能少于4个月。
县委书记刘海城明确要求下派“第一书记”完成三个任务：培养一个接班人、选出一个致富项目、营造一个好环境。对此，县委组织部进行不定期“暗访”、定期例会脱稿述职、年末全面考核对标，不胜任者要被“召回”，取消相关待遇；工作成效突出者，优先提拔重用。
事实上，关于下派村党组织 “第一书记”，全国不少地方都进行过类似探索。然而，对于“派谁去”，富裕县委更倾向于“本土化”。
“把最懂农村的干部派下去，把最熟悉土地政策、懂经营、善管理的干部派下去，开好头、打好样。”富裕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马占山认为，选派村党组织 “第一书记”不是为了“锻炼干部”，而是要让他们切实解决党组织“软弱涣散”问题，切实打造好“美丽乡村”试点村。这都是重担子，“硬骨头”还得懂农村的人来“啃”。
在县委常委会通过下派干部名单之前，县委组织部结合干部履历和各村情况，筛选了数十次，慎之又慎。最终确定的20人，“都是在农村摸爬滚打成长起来的干部”。
选派按人岗相宜的原则，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富路镇党委书记、万宝村党总支“第一书记”李全保，28岁那年就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很清楚农村缺什么。对经济薄弱的万宝村，他的思路很明确：村集体得有造血功能，总靠“输血”谁也供不起。上任后，他整合扶贫资金，入股奶牛合作社，仅半年时间，村民分红20万元，村集体提取管理费5.2万元，既富了村民，也富了村集体。
与其他熟悉农村经营的干部不同，曾在县委宣传部工作过的富裕镇镇长孟宇宏对农村文化情有独钟，上任杨屯村党总支“第一书记”后，针对该村经济条件相对富足的实际，紧紧抓住该村具有300多年历史、一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站人文化”（清朝平定“三藩之乱”后，将吴三桂旧部及其亲属发配至黑龙江充当驿站站丁，后经多民族融合发展形成的文化）的文化优势，聘请漫画家，将“站人文化”创作成漫画，修筑漫画墙，为该村的“美丽乡村”建设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第一书记”到村后该怎么干？
“踏踏实实干，脑袋里不能有半点儿私心。”这是县农机服务中心主任、富路镇大岗子村党总支“第一书记”周龙生的回答。
用塔哈镇党委书记、吉斯堡村党总支“第一书记”仪洪泽的话说：“脑袋里成天装着自己的事儿，啥事儿也干不成。”
过去，该村放牧的人家多，卫生差，污染重，就连打出来的井水都是“焦黄焦黄”的。村里组织搞卫生，应者寥寥。上任“第一书记”后，仪洪泽的打法是：先干出样子，老百姓信服了，接下来的事儿就好办了。
仪洪泽通过协调资金，先后改造房屋374户，硬化道路2.6公里，栽植花木3.2万株，“这些都是老百姓盼的事儿”。他是怎么知道老百姓心里盼什么的？他的回答既简单又深奥：“没事儿时多和老百姓唠唠嗑儿。”
在过去的半年中，仪洪泽90%的时间都待在村里，镇上的工作也都在村里处理。“群众的痛苦、喜悦，只有在面对面的沟通中你才能感受得到。”仪洪泽解释说，和老百姓沟通的过程，既是了解民情、民意的过程，也是讲清道理、宣传政策、化解矛盾的过程。去年，这个村曾出现过50人群体上访事件，今年则无一人上访。
当然，该“强硬”时也需要“强硬”。在整修全村院墙时，为节省成本，吉斯堡村委会规定：旧院墙不得私自拆除，拆下的旧砖不得挪用。但2015年5月末，一户村民私自将自家旧院墙拆除，并将旧砖全部拉走。仪洪泽知道后，坚决按规定执行。该户在县里工作的儿子托人找到仪洪泽，希望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仪洪泽不为所动，直到该村民采取了纠错措施。接着，他又经过村“两委”班子提议、党员大会讨论、村民代表逐条审议，将新的村规民约挂上了墙，一举树立了村党组织的威信。
对于树立村党组织威信，县财政局副局长、繁荣乡永丰村党总支“第一书记”李彦清有着另一番体会：“我是数学教师出身，能把工程用料账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这话源于村里修建围墙、广场。“质量必须过硬。县里投了这么多钱，万一干出‘豆腐渣工程’，老百姓将来骂谁啊？”
显然，这份威信不仅仅是为个人树立的。
在“第一书记”们签订的责任状上，有一项重要任务：培养接班人。
从长远看，“第一书记”在村里的时间毕竟有限，跟打造集体经济的“造血功能”一样，必须得培养优秀的接班人。
当然，培养和带动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去年年底，绍文乡齐心村党总支书记退休。换届时，乡党委书记韩大勇鼓励党员、奶牛合作社理事长杨长永参选。韩大勇的想法是：“杨长永搞经济行，‘脑瓜儿’够用，当村党总支书记差不了。”韩大勇到村担任“第一书记”后，就让“放不开手脚”的杨长永跟着自己“实践”。
今年七一，韩大勇决定组织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搞义务扫除，并买了43件短袖统一服装。杨长永不禁犯起嘀咕：能有那么多人吗？结果出乎意料，活动来了51个人，服装反而不够用了。
这让杨长永体会到，党员是村党组织开展工作、打开局面的主力军。
8月初，村里要建立党员便民服务站，当天就有30多人报名。一名入党积极分子正在县城给孩子当陪读，听说排班儿没他的份儿，便匆匆赶回村里要求值班。杨长永问他：“你在县里看孩子，咋值班？”对方认真地说：“轮到我值班，我就回来。”
韩大勇对杨长永说：“他们的觉悟是不是比想象中高？”
杨长永笑了，他觉得面对群众更有底气了。
8月中旬，村活动室外面的草没腰深了。韩大勇建议杨长永：“找村民试试。”
傍晚，杨长永来到扭秧歌、跳广场舞的人群中，拿麦克喊了一嗓子：“明天薅草，大家尽量来帮忙。”
诚如预料，第二天干活时，呼呼拉拉来了四五十人，还有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奶奶……如今，逐渐学会当“领导”的杨长永感觉：“完全被韩书记领上道了。”
繁荣乡龙山村党总支一直选不出合适的书记，乡党委副书记张立成到村任“第一书记”后发现，问题的症结在于村民对村干部不信服。就拿村里修沙石路来说，钱没少花，但修完总坏，老百姓便怀疑“有猫腻”。
开会时，张立成注意到，曾当过民办教师的党员徐士杰每次都默默坐在角落里认真记录。修路时，张立成便让徐士杰带人铺沙子。
徐士杰带着五个人干了二十多天，每一车沙子都经过仔细称量。最终，多年干不成的事被徐士杰干成了。在张立成的鼓励下，徐士杰参选并当选村党总支书记。
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范福友说：“每次暗访路过，都看到张立成和徐士杰他们忙得热火朝天。”
2015年6月，張立成被提拔为县信访办主任。截至2015年10月，共有三名“第一书记”在下派期间被提拔，一名被重用。
富裕县坚信：“农村的事关键在人。用对了人，就能摸出致富路子，就能固本强基。”
然而半年后，当一座集水利改革、农业物联网、电子商务三个试点于一体的综合性示范基地初具规模时，当省委书记王宪魁、省委副书记陈润儿先后到村调研时，村民们信服了——“陈第一书记”是来干事儿的，干的是村民受益的事儿。
对比以往的下派干部、蹲点干部，不仅老百姓觉得“第一书记”不一样，就连“第一书记”们也感觉到了不同：“唱主角，而且是自带干粮来村里‘唱主角’。”
“干群之所以有不同以往的感受，跟机制变化密不可分。”在富裕县文广局局长、富海镇大泉子村党总支“第一书记”刘青看来，制度创新让下派干部变被动为主动，干起事儿来“不待扬鞭自奋蹄”。
2015年4月初，富裕县首批20名村党组织 “第一书记”接到任命当天，便前往各村报到。县委规定，此后两年里，他们每年驻村时间不能少于4个月。
县委书记刘海城明确要求下派“第一书记”完成三个任务：培养一个接班人、选出一个致富项目、营造一个好环境。对此，县委组织部进行不定期“暗访”、定期例会脱稿述职、年末全面考核对标，不胜任者要被“召回”，取消相关待遇；工作成效突出者，优先提拔重用。
事实上，关于下派村党组织 “第一书记”，全国不少地方都进行过类似探索。然而，对于“派谁去”，富裕县委更倾向于“本土化”。
“把最懂农村的干部派下去，把最熟悉土地政策、懂经营、善管理的干部派下去，开好头、打好样。”富裕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马占山认为，选派村党组织 “第一书记”不是为了“锻炼干部”，而是要让他们切实解决党组织“软弱涣散”问题，切实打造好“美丽乡村”试点村。这都是重担子，“硬骨头”还得懂农村的人来“啃”。
在县委常委会通过下派干部名单之前，县委组织部结合干部履历和各村情况，筛选了数十次，慎之又慎。最终确定的20人，“都是在农村摸爬滚打成长起来的干部”。
选派按人岗相宜的原则，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富路镇党委书记、万宝村党总支“第一书记”李全保，28岁那年就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很清楚农村缺什么。对经济薄弱的万宝村，他的思路很明确：村集体得有造血功能，总靠“输血”谁也供不起。上任后，他整合扶贫资金，入股奶牛合作社，仅半年时间，村民分红20万元，村集体提取管理费5.2万元，既富了村民，也富了村集体。
与其他熟悉农村经营的干部不同，曾在县委宣传部工作过的富裕镇镇长孟宇宏对农村文化情有独钟，上任杨屯村党总支“第一书记”后，针对该村经济条件相对富足的实际，紧紧抓住该村具有300多年历史、一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站人文化”（清朝平定“三藩之乱”后，将吴三桂旧部及其亲属发配至黑龙江充当驿站站丁，后经多民族融合发展形成的文化）的文化优势，聘请漫画家，将“站人文化”创作成漫画，修筑漫画墙，为该村的“美丽乡村”建设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第一书记”到村后该怎么干？
“踏踏实实干，脑袋里不能有半点儿私心。”这是县农机服务中心主任、富路镇大岗子村党总支“第一书记”周龙生的回答。
用塔哈镇党委书记、吉斯堡村党总支“第一书记”仪洪泽的话说：“脑袋里成天装着自己的事儿，啥事儿也干不成。”
过去，该村放牧的人家多，卫生差，污染重，就连打出来的井水都是“焦黄焦黄”的。村里组织搞卫生，应者寥寥。上任“第一书记”后，仪洪泽的打法是：先干出样子，老百姓信服了，接下来的事儿就好办了。
仪洪泽通过协调资金，先后改造房屋374户，硬化道路2.6公里，栽植花木3.2万株，“这些都是老百姓盼的事儿”。他是怎么知道老百姓心里盼什么的？他的回答既简单又深奥：“没事儿时多和老百姓唠唠嗑儿。”
在过去的半年中，仪洪泽90%的时间都待在村里，镇上的工作也都在村里处理。“群众的痛苦、喜悦，只有在面对面的沟通中你才能感受得到。”仪洪泽解释说，和老百姓沟通的过程，既是了解民情、民意的过程，也是讲清道理、宣传政策、化解矛盾的过程。去年，这个村曾出现过50人群体上访事件，今年则无一人上访。
当然，该“强硬”时也需要“强硬”。在整修全村院墙时，为节省成本，吉斯堡村委会规定：旧院墙不得私自拆除，拆下的旧砖不得挪用。但2015年5月末，一户村民私自将自家旧院墙拆除，并将旧砖全部拉走。仪洪泽知道后，坚决按规定执行。该户在县里工作的儿子托人找到仪洪泽，希望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仪洪泽不为所动，直到该村民采取了纠错措施。接着，他又经过村“两委”班子提议、党员大会讨论、村民代表逐条审议，将新的村规民约挂上了墙，一举树立了村党组织的威信。
对于树立村党组织威信，县财政局副局长、繁荣乡永丰村党总支“第一书记”李彦清有着另一番体会：“我是数学教师出身，能把工程用料账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这话源于村里修建围墙、广场。“质量必须过硬。县里投了这么多钱，万一干出‘豆腐渣工程’，老百姓将来骂谁啊？”
显然，这份威信不仅仅是为个人树立的。
在“第一书记”们签订的责任状上，有一项重要任务：培养接班人。
从长远看，“第一书记”在村里的时间毕竟有限，跟打造集体经济的“造血功能”一样，必须得培养优秀的接班人。
当然，培养和带动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去年年底，绍文乡齐心村党总支书记退休。换届时，乡党委书记韩大勇鼓励党员、奶牛合作社理事长杨长永参选。韩大勇的想法是：“杨长永搞经济行，‘脑瓜儿’够用，当村党总支书记差不了。”韩大勇到村担任“第一书记”后，就让“放不开手脚”的杨长永跟着自己“实践”。
今年七一，韩大勇决定组织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搞义务扫除，并买了43件短袖统一服装。杨长永不禁犯起嘀咕：能有那么多人吗？结果出乎意料，活动来了51个人，服装反而不够用了。
这让杨长永体会到，党员是村党组织开展工作、打开局面的主力军。
8月初，村里要建立党员便民服务站，当天就有30多人报名。一名入党积极分子正在县城给孩子当陪读，听说排班儿没他的份儿，便匆匆赶回村里要求值班。杨长永问他：“你在县里看孩子，咋值班？”对方认真地说：“轮到我值班，我就回来。”
韩大勇对杨长永说：“他们的觉悟是不是比想象中高？”
杨长永笑了，他觉得面对群众更有底气了。
8月中旬，村活动室外面的草没腰深了。韩大勇建议杨长永：“找村民试试。”
傍晚，杨长永来到扭秧歌、跳广场舞的人群中，拿麦克喊了一嗓子：“明天薅草，大家尽量来帮忙。”
诚如预料，第二天干活时，呼呼拉拉来了四五十人，还有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奶奶……如今，逐渐学会当“领导”的杨长永感觉：“完全被韩书记领上道了。”
繁荣乡龙山村党总支一直选不出合适的书记，乡党委副书记张立成到村任“第一书记”后发现，问题的症结在于村民对村干部不信服。就拿村里修沙石路来说，钱没少花，但修完总坏，老百姓便怀疑“有猫腻”。
开会时，张立成注意到，曾当过民办教师的党员徐士杰每次都默默坐在角落里认真记录。修路时，张立成便让徐士杰带人铺沙子。
徐士杰带着五个人干了二十多天，每一车沙子都经过仔细称量。最终，多年干不成的事被徐士杰干成了。在张立成的鼓励下，徐士杰参选并当选村党总支书记。
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范福友说：“每次暗访路过，都看到张立成和徐士杰他们忙得热火朝天。”
2015年6月，張立成被提拔为县信访办主任。截至2015年10月，共有三名“第一书记”在下派期间被提拔，一名被重用。
富裕县坚信：“农村的事关键在人。用对了人，就能摸出致富路子，就能固本强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