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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日益加深，国家之间的竞争越发越烈，企业之间的竞争更是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为了与国际接轨，在全球竞争中取得胜利，中国企业也纷纷实施对外投资，开展跨国经营。然而，区别于国内经营，跨国经营将面临更多的未知风险。东道国复杂的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多变的国际市场都将给跨国经营带来很大的风险。这其中，政治风险是最严重、最不可预测的风险。
在发达东道国，中国企业在投资过程中几乎时时处处都会面临保护主义和政治猜忌的掣肘。总体而言，中国是国际直接投资市场上刚刚兴起的国家，而无论是个人、民众、机构还是政府，对新加入投资市场的国家都有个适应、习惯的过程。在经济金融全球化这一大背景下，我们应该因应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新变化，采取各种措施推动我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发展；同时，要对发达国家东道国政治风险有一个新的认识，并做好相关政治风险的防范与规避。
政治风险相关概念
政治风险（political risk）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相关商务著作中，主要是反映美国企业对于政府干预的不信任，以及外国企业正在试图控制国际企业的后果。尽管相关的文献较多，但有关政治风险的定义，学术界并没有公认的一致表述。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Jeffrey D.Simon在其1982年发表的文章《政治风险评估：过去的倾向和未来的展望》中指出，政治风险可以被视为是政府的亦或社会的行动与决策，无论其是否源于东道国，而对有选择的或者大多数国外的经营与投资者产生的不利影响。
1988年，丁文利在其著作《多国风险评估与管理》中，将政治风险定义为：环绕某一国际项目或企业的设定经营结果如收入、利润、市场份额、经营的连续性等，源自于东道国政治、政策抑或外汇制度的不确定性因素等，所引起的非市场不确定性或者变化。
综合上述学者对政治风险的诠释，本文将政治风险定义为：由于政治因素或非市场因素导致企业经营环境的剧烈变动，进而对企业利润和战略目标产生的不利影响。
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投资的现状分析
2011年9月6日，第十五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新闻发布会在福建厦门召开。会上，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688.1亿美元，同比增长21.7%；连续9年保持增长势头，平均增长速度为49.9%。截至2010年底，中国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存量达296.9亿美元，占9.4%，较上年提高了两个百分点。其中对欧盟投资125亿美元，占对发达国家投资的42.1%；澳大利亚78.7亿美元，占26.5%；美国48.7亿美元，占16.4%；加拿大26亿美元，占8.8%；日本11.1亿美元，占3.7%；其他国家和地区7.4亿美元，占2.5%。从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对发达国家投资主要分布在欧盟、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等地区。
美国、日本以及欧盟一些主要国家拥有较高的科学技术水平以及人才等资源，是世界新产品、新技术、新信息的主要来源地。随着“走出去”战略的不断开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十分迅速，向发达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是中国企业提升投资水平、优化产业结构的必经之路，也是今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必然趋势。
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投资的政治风险及规避策略
贸易保护主义
21世纪，经济全球化使得部分发展中国家在不久的将来在经济方面有挑战美国与欧洲等发达国家的世界霸主地位的可能性。然而，任何新兴国家在不断强大的过程当中必然会遭到现存霸主国家在各方面的阻挠和压制，直至新兴国家完全崛起。如今，经济实力成为决定国家地位的核心力量，因此采用以贸易保护为主的经济手段来压制新兴国家的经济发展便成为发达国家政府所采取的最好方法。
针对全球化经济背景下的发达国家新贸易保护主义，中国企业最好的应对举措就是利用全球化跨国公司转移资金和生产要素的契机，发动民族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并努力建立自己的标准体系。第一，抛弃低价产品的战略，提高产品技术含量与价格，防止发达国家使用反倾销；第二，加强与本国企业，政府，协会或商会的联系与合作；第三，加强对发达国家法令规章和经济发展的研究。
“中国威胁论”
所谓中国威胁论是指中国随着发展实力的增强，将对其他国家的利益和国际秩序提出挑战，从而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构成威胁。中国威胁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臆造出来遏制中国发展的舆论武器和心理战术，具有很强的负面效应。自中国威胁论出台以来，连年被美日等发达国家加以炒作，内容和形式可谓是丰富多彩，“中国经济威胁论”是主要论调，也是炮制中国其他威胁论的基础。中国企业在对发达国家投资过程中，要特别重视因为“中国威胁论”而引起的只针对中国企业的政治风险，这种“中国威胁论”虽然在理论上站不住脚，但在实践上极其具有危害性。
在规避策略上，首先，中国政府在政治上要加强与各个发达国家的沟通与协调，建立类似于中美战略对话机制一样的高层交流平台，增信释疑。其次，中国政府要积极参与国际组织与国际合作。在参与国际组织的活动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在开展国际合作中凸显自己的价值。最后，中国政府要对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与中国的“和谐世界”理念多种宣传和解释，在相互交流中增进理解、消除误解。
国有企业身份
目前海外并购80%的主力军仍然是国营企业，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常常被解读为中国政府的政治行为。他们担心具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国国家政权、国有资本在背后操纵这些并购，损害他们的利益，具有扩张世界的政治野心。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国企，尤其是对要“走出去”的国企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提高其国际化水平，从而减少其因身份问题遭遇到的不公正对待。具体方法是：减少国家持股数量以稀释国有股的比例，在我国的国有企业中设置金股。
引入金股的最终目的，就是设定一种只有事后否决权而没有收益权的股份，把它与普通股和优先股相搭配，进而实现股权结构中的收益权和决策权的合理配置，以确保政府在企业不失控的前提下达到国有股权逐步引退的目的。在我国的国有企业中设置金股，一是在国有绝对控股企业中设金股；二是在国有相对控股或参股企业中设金股，这样可以更广泛地吸收国内外的投资者参与持股，进一步优化产权结构；三是在国有股完全退出企业中直接设金股。
歧视性法律限制
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目前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其主要目的为了获取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和品牌优势。与此同时，为了维护其经济上的领先地位，发达国家一般不愿意这些技术、管理经验和品牌轻易落入他国企业之手，常常以各种理由阻止他国企业并购其国内企业。此外，发达国家还从政治角度对不同的国家采取不同的外资准入标准，歧视性地对待来自某些国家的并购企业，尤其是中国。因此，我国企业在发达国家遭遇政治风险的可能性更大。
在规避策略上，首先，我国有关部门需要抓紧制定和完善海外投资相关法律法规。中国关于海外并购的法律总体来说还是极为缺乏，有关部门要从国家战略高度，尽快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海外并购法律体系。其次，要重视东道国与海外投资相关的法律问题。海外并购可能涉及到东道国各方面的法律问题，对与并购有关的一些诸如知识产权、劳动法、合同管理、公司治理等法律问题应给予应有的重视。最后，中国还应该借鉴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扩大国家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覆盖面，帮助中国企业防范和化解海外并购风险。
（作者单位：湖北工业大学经济与政法学院）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日益加深，国家之间的竞争越发越烈，企业之间的竞争更是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为了与国际接轨，在全球竞争中取得胜利，中国企业也纷纷实施对外投资，开展跨国经营。然而，区别于国内经营，跨国经营将面临更多的未知风险。东道国复杂的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多变的国际市场都将给跨国经营带来很大的风险。这其中，政治风险是最严重、最不可预测的风险。
在发达东道国，中国企业在投资过程中几乎时时处处都会面临保护主义和政治猜忌的掣肘。总体而言，中国是国际直接投资市场上刚刚兴起的国家，而无论是个人、民众、机构还是政府，对新加入投资市场的国家都有个适应、习惯的过程。在经济金融全球化这一大背景下，我们应该因应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新变化，采取各种措施推动我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发展；同时，要对发达国家东道国政治风险有一个新的认识，并做好相关政治风险的防范与规避。
政治风险相关概念
政治风险（political risk）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相关商务著作中，主要是反映美国企业对于政府干预的不信任，以及外国企业正在试图控制国际企业的后果。尽管相关的文献较多，但有关政治风险的定义，学术界并没有公认的一致表述。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Jeffrey D.Simon在其1982年发表的文章《政治风险评估：过去的倾向和未来的展望》中指出，政治风险可以被视为是政府的亦或社会的行动与决策，无论其是否源于东道国，而对有选择的或者大多数国外的经营与投资者产生的不利影响。
1988年，丁文利在其著作《多国风险评估与管理》中，将政治风险定义为：环绕某一国际项目或企业的设定经营结果如收入、利润、市场份额、经营的连续性等，源自于东道国政治、政策抑或外汇制度的不确定性因素等，所引起的非市场不确定性或者变化。
综合上述学者对政治风险的诠释，本文将政治风险定义为：由于政治因素或非市场因素导致企业经营环境的剧烈变动，进而对企业利润和战略目标产生的不利影响。
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投资的现状分析
2011年9月6日，第十五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新闻发布会在福建厦门召开。会上，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688.1亿美元，同比增长21.7%；连续9年保持增长势头，平均增长速度为49.9%。截至2010年底，中国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存量达296.9亿美元，占9.4%，较上年提高了两个百分点。其中对欧盟投资125亿美元，占对发达国家投资的42.1%；澳大利亚78.7亿美元，占26.5%；美国48.7亿美元，占16.4%；加拿大26亿美元，占8.8%；日本11.1亿美元，占3.7%；其他国家和地区7.4亿美元，占2.5%。从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对发达国家投资主要分布在欧盟、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等地区。
美国、日本以及欧盟一些主要国家拥有较高的科学技术水平以及人才等资源，是世界新产品、新技术、新信息的主要来源地。随着“走出去”战略的不断开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十分迅速，向发达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是中国企业提升投资水平、优化产业结构的必经之路，也是今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必然趋势。
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投资的政治风险及规避策略
贸易保护主义
21世纪，经济全球化使得部分发展中国家在不久的将来在经济方面有挑战美国与欧洲等发达国家的世界霸主地位的可能性。然而，任何新兴国家在不断强大的过程当中必然会遭到现存霸主国家在各方面的阻挠和压制，直至新兴国家完全崛起。如今，经济实力成为决定国家地位的核心力量，因此采用以贸易保护为主的经济手段来压制新兴国家的经济发展便成为发达国家政府所采取的最好方法。
针对全球化经济背景下的发达国家新贸易保护主义，中国企业最好的应对举措就是利用全球化跨国公司转移资金和生产要素的契机，发动民族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并努力建立自己的标准体系。第一，抛弃低价产品的战略，提高产品技术含量与价格，防止发达国家使用反倾销；第二，加强与本国企业，政府，协会或商会的联系与合作；第三，加强对发达国家法令规章和经济发展的研究。
“中国威胁论”
所谓中国威胁论是指中国随着发展实力的增强，将对其他国家的利益和国际秩序提出挑战，从而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构成威胁。中国威胁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臆造出来遏制中国发展的舆论武器和心理战术，具有很强的负面效应。自中国威胁论出台以来，连年被美日等发达国家加以炒作，内容和形式可谓是丰富多彩，“中国经济威胁论”是主要论调，也是炮制中国其他威胁论的基础。中国企业在对发达国家投资过程中，要特别重视因为“中国威胁论”而引起的只针对中国企业的政治风险，这种“中国威胁论”虽然在理论上站不住脚，但在实践上极其具有危害性。
在规避策略上，首先，中国政府在政治上要加强与各个发达国家的沟通与协调，建立类似于中美战略对话机制一样的高层交流平台，增信释疑。其次，中国政府要积极参与国际组织与国际合作。在参与国际组织的活动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在开展国际合作中凸显自己的价值。最后，中国政府要对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与中国的“和谐世界”理念多种宣传和解释，在相互交流中增进理解、消除误解。
国有企业身份
目前海外并购80%的主力军仍然是国营企业，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常常被解读为中国政府的政治行为。他们担心具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国国家政权、国有资本在背后操纵这些并购，损害他们的利益，具有扩张世界的政治野心。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国企，尤其是对要“走出去”的国企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提高其国际化水平，从而减少其因身份问题遭遇到的不公正对待。具体方法是：减少国家持股数量以稀释国有股的比例，在我国的国有企业中设置金股。
引入金股的最终目的，就是设定一种只有事后否决权而没有收益权的股份，把它与普通股和优先股相搭配，进而实现股权结构中的收益权和决策权的合理配置，以确保政府在企业不失控的前提下达到国有股权逐步引退的目的。在我国的国有企业中设置金股，一是在国有绝对控股企业中设金股；二是在国有相对控股或参股企业中设金股，这样可以更广泛地吸收国内外的投资者参与持股，进一步优化产权结构；三是在国有股完全退出企业中直接设金股。
歧视性法律限制
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目前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其主要目的为了获取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和品牌优势。与此同时，为了维护其经济上的领先地位，发达国家一般不愿意这些技术、管理经验和品牌轻易落入他国企业之手，常常以各种理由阻止他国企业并购其国内企业。此外，发达国家还从政治角度对不同的国家采取不同的外资准入标准，歧视性地对待来自某些国家的并购企业，尤其是中国。因此，我国企业在发达国家遭遇政治风险的可能性更大。
在规避策略上，首先，我国有关部门需要抓紧制定和完善海外投资相关法律法规。中国关于海外并购的法律总体来说还是极为缺乏，有关部门要从国家战略高度，尽快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海外并购法律体系。其次，要重视东道国与海外投资相关的法律问题。海外并购可能涉及到东道国各方面的法律问题，对与并购有关的一些诸如知识产权、劳动法、合同管理、公司治理等法律问题应给予应有的重视。最后，中国还应该借鉴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扩大国家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覆盖面，帮助中国企业防范和化解海外并购风险。
（作者单位：湖北工业大学经济与政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