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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里常委家排行老二的儿子和公社书记家排行老四的闺女年龄相当，从未见过面，就被定下了婚约。他们毫无选择地准备与对方共度一生，像那一代绝大多数人一样，默认了生活的标准路径：结婚，生育。因此不难想见，若干年以后，当他们唯一的儿子许知远迟迟不婚，年届四十仍固执地孑然一身，他们会觉得这是多么不可接受。
多年来他们忧心忡忡，再三催促，直至近年双方爆发了一场极其激烈的冲突，却始终没能让许知远妥协。“我不在乎他们的看法，因为不重要，这是我的生活，不是他们的。”
其实，这些年里有那么一两次，许知远闪过结婚的念头。这其中有赌气的意思，“被催得烦了，你非要结就结呗”，当然交往的姑娘也的确可爱。但最终，作家发现自己既不能为了父母也不能为了姑娘而放弃自由。
他知道自己更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他渴望崭新的经验，渴望生活随时可能被某一种理念、某一个人、某一段情感带到另一个地方去。少了正常的婚姻家庭生活中某些世俗的限制和束缚，独居生活蕴含着更大的丰富性和选择性。
一定程度上，这里头有许知远对正确生活的反抗。当他还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时，一度以李敖为精神偶像，读到李敖因不愿屈服于传统礼俗，在父亲去世后拒绝拿着哭丧棒当孝子；春节不愿与家人吃团圆饭，宁肯躲进房间看书。“我被李敖影响坏了，觉得一个独立的人格就是这样的。”他说。青春期的许知远就开始有意识地反抗家庭，反抗他军人出身的父亲试图对他施加的父权制、家长式的权威。父母那一代人过多地被时代裹挟，被秩序同化，而他要叛逆。自20多岁以写作声名鹊起，他几乎总是顶着一头既愤怒又文艺的蓬松鬈发。他批判时代，也自我内省。对于什么是好的生活，他不想屈从于世俗的标准。
更重要的是，许知远喜欢独居。孤独使他敏感，带给他创造力。“我在一个人的时候感受力最充沛，内心最镇定。”对他而言，除了极少数愉快的交谈和真正亲密的关系，大多数时候别人都是分散注意力的，是需要花费力气去应对的他者，而“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你可以跟整个世界交流”，“独处是我生活里最幸福的时刻之一”。
很长一段时间，许知远喜欢在“闹市”写作，他遍访北京的五星级酒店大堂，独自坐在那里的商务吧或酒吧。在那种热闹却不嘈杂的环境里，在来来去去的陌生人当中，他寻找到另一种独处的感觉，“那个时候自我会更清晰”。
有位杂志记者近年曾拜访许知远的寓所，后来写下的描述，或许可以看作这位作家独居生活的某个断面：“站在他的家中，似乎置身赫拉巴尔笔下庞大的废纸回收中心——四周是几百公斤的黑格尔、哈维尔、奈保尔，以及里尔克、德鲁克和遇罗克。你几乎找不到安心下脚的地方。从客厅穿过卧室到书房，你必须迈过一堆‘晚清’，扶着满墙的‘民国’，才抵达‘欧洲’昨日的世界。”客厅茶几上，是隔夜的威士忌、不常用的烟缸、喝剩的速溶咖啡、阿勃丝的影集、Lou Reed的唱碟，以及成沓的文稿，等待它们的主人临近中午时分醒来。
在诸如此类的独居状态中，许知远沉迷于阅读和思考，在观念世界和现实生活里游荡、探索，多年来持续勤奋写作，保持着知识分子式的观察和批判。
他曾经尝试过同居，可是，“已经是非常好的女人了，还是有很多想逃离的冲动”。
“最大的束缚是什么呢？”我问。
他想了想：“我不喜欢房间里有别人。”
“哪怕是心爱的女人也不行？”
“不能老是吧。”他笑。
在他看来，任何亲密关系都可能导致安逸与自我的减损。然而放弃稳定关系显然是有代价的，但许知远说，“这就是浮土德式交易嘛”。他渴望陌生、新鲜的经验超过稳定带来的所有，宁肯放弃某些温暖、舒适的东西，从而换取自由带来的感受力。说到底，对他这样一个作家而言，对于写不出更好作品、生产不出新东西的焦虑，要超过对温暖的渴望、对孤独的恐瞑等等一切。
他同时也清楚，这很大程度是因为他的人生还处在旺盛期，有足够的能力可以支撑这种生活。如果有一天开始陷入年老衰败的无能、无力，那时会怎样选择，他目前不知道。但至少当下，他是不愿把婚姻家庭当作为晚年买保险而忽略此刻感受的。
“我没想过衰老，”他盯着我，直白地说，“某种意义上，我是个浅薄的乐观主义者。”
然而许知远热爱的独居生活这两年正在遭到某种“摧毁”。肇事者是一部iPhone手机，或者确切说，是智能手机里那个叫微信的APP。5年前许知远到剑桥大学访学，那时他带的是一只诺基亚非智能手机。在那个陌生的国度，他感受到无比强烈的孤独惑，这种孤独感迫使他大量阅读、写作、与陌生人攀谈。而当他2013年前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学时，他带上的是iPhone。于是微信填补了他在异国的寂寞时光，极大减少了孤独感。打开手机，熟悉的朋友们都在，可以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那一次游学，他深感错过了本该被孤独更好滋养的时刻，收获寥寥。
“我掉入了微信的陷阱中。”他后来在一篇专栏中这样抱怨。而他至今没能摆脱微信，“如今我触碰这个白色金属物体（指iPhone）的时间超过了一切……有时，我要刻意把它扔进书包、塞进沙发的缝隙，总之，让它离开我的视线。它带来两种后果，在最初的10分钟，我会感到巨大的焦躁，希望重新看到它，倘若我能度过这最初的时光，接下来就会是安宁与专注，眼前的书籍与思想变得清晰、丰富，我能在字里行间读出新的想象。但大部分时刻，我失败了，忙不迭地从书包与沙发里找出它，看看是否有人绐我发了新的信息，或是朋友圈中有人贴出了新照片与文章，或是对我不久前分享内容的点评……”
阅读时间、思考时间、写作时间以及闲散时间不可控制地被蚕食，深入畅快的东西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各种跳跃，不断被抓取、不断被抽离。“你的脆弱性，你对孤独的恐惧，全被它引诱出来了。”他愤愤地说。
现在他尽量把微信只当作一个通讯工具，把朋友圈关闭起来不看，但有时又忍不住要去打开。他自己的朋友圈大多分享单向空间的系列公号推送的文章，但有时也不仅于此。比如接受采访的几天后，他深夜贴出一张照片：一杯红酒站在—堆书籍中。配文里说：“一旦在夜半的办公室，一股失败的创业者加失败的作家的混合情绪就混在一起涌来，只好努力成为一个成功的酒鬼。”
朋友们很快有了评论。那一刻，房间里没有别人；那一刻，房间里有很多别人。
多年来他们忧心忡忡，再三催促，直至近年双方爆发了一场极其激烈的冲突，却始终没能让许知远妥协。“我不在乎他们的看法，因为不重要，这是我的生活，不是他们的。”
其实，这些年里有那么一两次，许知远闪过结婚的念头。这其中有赌气的意思，“被催得烦了，你非要结就结呗”，当然交往的姑娘也的确可爱。但最终，作家发现自己既不能为了父母也不能为了姑娘而放弃自由。
他知道自己更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他渴望崭新的经验，渴望生活随时可能被某一种理念、某一个人、某一段情感带到另一个地方去。少了正常的婚姻家庭生活中某些世俗的限制和束缚，独居生活蕴含着更大的丰富性和选择性。
一定程度上，这里头有许知远对正确生活的反抗。当他还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时，一度以李敖为精神偶像，读到李敖因不愿屈服于传统礼俗，在父亲去世后拒绝拿着哭丧棒当孝子；春节不愿与家人吃团圆饭，宁肯躲进房间看书。“我被李敖影响坏了，觉得一个独立的人格就是这样的。”他说。青春期的许知远就开始有意识地反抗家庭，反抗他军人出身的父亲试图对他施加的父权制、家长式的权威。父母那一代人过多地被时代裹挟，被秩序同化，而他要叛逆。自20多岁以写作声名鹊起，他几乎总是顶着一头既愤怒又文艺的蓬松鬈发。他批判时代，也自我内省。对于什么是好的生活，他不想屈从于世俗的标准。
更重要的是，许知远喜欢独居。孤独使他敏感，带给他创造力。“我在一个人的时候感受力最充沛，内心最镇定。”对他而言，除了极少数愉快的交谈和真正亲密的关系，大多数时候别人都是分散注意力的，是需要花费力气去应对的他者，而“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你可以跟整个世界交流”，“独处是我生活里最幸福的时刻之一”。
很长一段时间，许知远喜欢在“闹市”写作，他遍访北京的五星级酒店大堂，独自坐在那里的商务吧或酒吧。在那种热闹却不嘈杂的环境里，在来来去去的陌生人当中，他寻找到另一种独处的感觉，“那个时候自我会更清晰”。
有位杂志记者近年曾拜访许知远的寓所，后来写下的描述，或许可以看作这位作家独居生活的某个断面：“站在他的家中，似乎置身赫拉巴尔笔下庞大的废纸回收中心——四周是几百公斤的黑格尔、哈维尔、奈保尔，以及里尔克、德鲁克和遇罗克。你几乎找不到安心下脚的地方。从客厅穿过卧室到书房，你必须迈过一堆‘晚清’，扶着满墙的‘民国’，才抵达‘欧洲’昨日的世界。”客厅茶几上，是隔夜的威士忌、不常用的烟缸、喝剩的速溶咖啡、阿勃丝的影集、Lou Reed的唱碟，以及成沓的文稿，等待它们的主人临近中午时分醒来。
在诸如此类的独居状态中，许知远沉迷于阅读和思考，在观念世界和现实生活里游荡、探索，多年来持续勤奋写作，保持着知识分子式的观察和批判。
他曾经尝试过同居，可是，“已经是非常好的女人了，还是有很多想逃离的冲动”。
“最大的束缚是什么呢？”我问。
他想了想：“我不喜欢房间里有别人。”
“哪怕是心爱的女人也不行？”
“不能老是吧。”他笑。
在他看来，任何亲密关系都可能导致安逸与自我的减损。然而放弃稳定关系显然是有代价的，但许知远说，“这就是浮土德式交易嘛”。他渴望陌生、新鲜的经验超过稳定带来的所有，宁肯放弃某些温暖、舒适的东西，从而换取自由带来的感受力。说到底，对他这样一个作家而言，对于写不出更好作品、生产不出新东西的焦虑，要超过对温暖的渴望、对孤独的恐瞑等等一切。
他同时也清楚，这很大程度是因为他的人生还处在旺盛期，有足够的能力可以支撑这种生活。如果有一天开始陷入年老衰败的无能、无力，那时会怎样选择，他目前不知道。但至少当下，他是不愿把婚姻家庭当作为晚年买保险而忽略此刻感受的。
“我没想过衰老，”他盯着我，直白地说，“某种意义上，我是个浅薄的乐观主义者。”
然而许知远热爱的独居生活这两年正在遭到某种“摧毁”。肇事者是一部iPhone手机，或者确切说，是智能手机里那个叫微信的APP。5年前许知远到剑桥大学访学，那时他带的是一只诺基亚非智能手机。在那个陌生的国度，他感受到无比强烈的孤独惑，这种孤独感迫使他大量阅读、写作、与陌生人攀谈。而当他2013年前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学时，他带上的是iPhone。于是微信填补了他在异国的寂寞时光，极大减少了孤独感。打开手机，熟悉的朋友们都在，可以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那一次游学，他深感错过了本该被孤独更好滋养的时刻，收获寥寥。
“我掉入了微信的陷阱中。”他后来在一篇专栏中这样抱怨。而他至今没能摆脱微信，“如今我触碰这个白色金属物体（指iPhone）的时间超过了一切……有时，我要刻意把它扔进书包、塞进沙发的缝隙，总之，让它离开我的视线。它带来两种后果，在最初的10分钟，我会感到巨大的焦躁，希望重新看到它，倘若我能度过这最初的时光，接下来就会是安宁与专注，眼前的书籍与思想变得清晰、丰富，我能在字里行间读出新的想象。但大部分时刻，我失败了，忙不迭地从书包与沙发里找出它，看看是否有人绐我发了新的信息，或是朋友圈中有人贴出了新照片与文章，或是对我不久前分享内容的点评……”
阅读时间、思考时间、写作时间以及闲散时间不可控制地被蚕食，深入畅快的东西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各种跳跃，不断被抓取、不断被抽离。“你的脆弱性，你对孤独的恐惧，全被它引诱出来了。”他愤愤地说。
现在他尽量把微信只当作一个通讯工具，把朋友圈关闭起来不看，但有时又忍不住要去打开。他自己的朋友圈大多分享单向空间的系列公号推送的文章，但有时也不仅于此。比如接受采访的几天后，他深夜贴出一张照片：一杯红酒站在—堆书籍中。配文里说：“一旦在夜半的办公室，一股失败的创业者加失败的作家的混合情绪就混在一起涌来，只好努力成为一个成功的酒鬼。”
朋友们很快有了评论。那一刻，房间里没有别人；那一刻，房间里有很多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