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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留言】鸣枪、放藏獒、泼粪，近两年来有关广场舞的负面新闻迭出。而网络上，很多年轻人对跳舞的老人们也是骂声不断。剥开喧嚣噪音，到底这些老人因何起舞？他们又从舞蹈中得到了什么？
分秒必争巴掌地
“锵！锵！咚咚锵！……”
晚上8点钟，西安小南门广场。一阵鼓声雷动，瞬间淹没了放置在绿色垃圾桶上的音响声。刚刚还震耳欲聋的“最炫民族风”，此时已被换做欢快的秧歌曲子。这不是伴奏，而是请一队大妈们下场的特有节奏。
七八十位意犹未尽的大妈们面露不悦地解散了，嘴里的嘟囔夹杂着不满，“每次都提前，还有两分钟呢！”还未等大妈们散完，秧歌团的队伍立刻冲上去，占据了广场的中央蓄势待发。他们只有30分钟时间，后面还有另一个舞队眼巴巴地等着。
秧歌领舞人名叫张群锁，他年逾五十，是一个小区的保安。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位活跃的领舞人都显得与众不同。发福的腰身、粗壮的四肢和那宽大的裤衩，与他眼下的角色并不搭配。音乐的鼓点原本是柔美的民歌，但张群锁大幅扭动的肢体过于卖力，既不优雅，也不婀娜。每间隔一定时间，他便转身“嗨”地大吼一声，作为指示大家换动作的指令。在他看来，无所谓跳得好与不好。“你嘴皮子磨破，人家回头该咋跳还咋跳。”
作为一帮大妈的领舞，张群锁这个大老爷们的“配置”颇显扎眼。因为常年义务搬运音响并负责充电等事务，加上领舞者的身份，久而久之他便在这个无名的广场舞队伍里获得了“领导”的殊荣，也算一呼百应了。
今天，不用看表他就知道，开始的鼓点比原计划推后了五六分钟。可别小看这点时间，如今在这巴掌大点的广场上，都得分秒必争。谁先谁后都是有讲究的，是长期“斗争”的结果。打鼓送客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对方）跳着跳着就上瘾了，没有一次是主动结束的，都得请出去。”
声音大小宣示“主权”
张群锁记得，两年前小南门广场还是个安静的去处。大约一年前，附近两个公园因为修建被施工方圈了起来。无处可去的人们都扎堆到此处晨练晚练，广场突然变得紧俏起来。
“这将近一亩多地大的场子，最多同时得有三四个队伍在练呐。”张群锁说，有跳广场舞的，有扭秧歌的，也有打太极的。按照时间段早晚排开，一天要上七八支队伍。
最强势的就数大妈们“最炫民族风”。她们的强势入驻，将原本跳交谊舞的、打扑克的老人，以及滑滑板的孩子都挤对到了场子边缘。偶尔地趁着大妈们变换队形的工夫，几个顽皮的孩子会乘着滑轮车冲将进去撒一把泼。但在大妈们眼里，这只是深水微波，丝毫不受什么影响。
在广场上，不同舞蹈队之间的和平共处相对而言不算太难，受害最大的要数耍太极的队伍了。这一招一式的传统功夫，讲究的就是个气定神闲。可如今，闹哄哄的舞队，震耳欲聋的“最炫民族风”，正如一位打太极的大爷调侃，“任凭你这修行再好也难以静制动啊！”
场地有限，队伍却众多，而且很多队伍的人数还在不断扩张，谁先跳谁后跳成了一个难题。最简单的法则，莫过于比拼速度和人数——谁来得早，谁的人数多，谁就抢占了主动权。通常，搬个垃圾桶、支辆电动车，都可以作为占领地盘的标志。而音响的声音大小，也是宣示“主权”的重要手段。“你家声音亮，能压得住别家的，你就先跳么。”
即便如此，抢占地盘的摩擦还是时常上演。段开生老教授是广场上的常客，他曾先后组织过4支广场舞队伍。据他回忆，因为抢地盘队伍里还有人曾跟别人动过手。遇到这种情况，老段也没有好法子，只有请当事人双方坐下来吃顿饭。“出来锻炼，咱就是图个健康，心情不好锻炼的效果就要减半了。”他这样安抚规劝双方。
后来，有人找到了广场管理者，请来各个队伍的骨干协商，最终成功分配了从晚上7点至10点的活动时间和顺序。场地摩擦问题终于暂时缓解了。
找到阶级兄弟
张群锁原本是钟楼附近一家国营服装厂的职工。上世纪90年代厂子破产，位于粉巷口的厂址被卖给了开发商，变成了一家连锁超市。如今除了用租金给工人们缴纳三金，那工厂早已与他脱离了关系。
下岗后，他干过十多年的餐饮，每天起早贪黑落下一身病。两年前，老张索性把店铺租了出去。他天天闷在家里看电视，后来在一位熟人的劝说下，走出家门加入了广场舞大军。
张群锁开玩笑说，自己带的舞队是土八路。“这里头有送水泥沙子的，有在餐馆端盘子的，还有赶着人们下班的工夫卖小吃的。”
苏爱红（化名）就是老张嘴里那个送水泥沙子的。她的家在附近的城中村里，这是她从渭南乡下来到西安城的第16年。先是起早贪黑跟着男人跑装修，后来跑不动了苏爱红就租了个店搞水泥沙子批发。
前几年初来乍到，生意并不好做，“好多小区有人霸着，不让咱的货进去”。这两年凭着口碑好，苏爱红一家总算在城里立住了脚跟。可是久坐不动身体日渐发福，孩子现在也不需要紧看了，她总觉得闲得发慌，跳广场舞成了她每天的必修课。“出来跳一身汗，觉得心里舒坦多了！”灯光下，苏爱红圆滚滚的身材随着音乐有韵律地摆动着。
其他广场舞队多是由退休的大妈组成，苏爱红不爱去凑热闹。在张群锁的队伍里，她觉得找到了阶级兄弟。“队里的人跟我一样，大多是来自周边农村的打工者，说起话来也像村里的姊妹。”
35岁的景艳是和母亲一起来跳舞的。起初母亲并不愿来，经过全家动员好说歹说才把老人劝来。“怕她窝在家久了得老年痴呆。”结果，现在老太太一发而不可收，每天吃完饭顾不上洗碗就火急火燎地赶来跳舞。景艳说，每次音乐响起，母亲就不再是那个围着锅碗瓢盆转了大半辈子的农村妇女，举手投足间好似青春回放。
沾上就欲罢不能
这两年，公众对广场舞的口碑并不太好，特别是年轻人意见很大。张群锁有自己的看法：“咱中国人，不都是老了才锻炼身体吗？年轻的时候哪有精力？”
下岗后这些年的打拼，他落下一身病，跳广场舞成了他的健身运动。为了健身，他还加入了每周一三五上午在附近公园的一个合唱队，《妈妈》、《父亲》、《盖碗茶》都是他钟爱的老歌。到了周末，他偶尔还跟过去车间的工友们去爬爬山。 对如意秧歌队唯一的男队员、74岁的陈平（化名）来说，每天一小时的广场舞则是他难得的放松机会。老伴患病生活不能自理，儿子儿媳忙着挣钱无暇看管孩子，他只好包揽了买菜、洗衣、做饭等所有家务。只有到了傍晚，照顾老伴吃完饭，他才有属于自己的这一小时活动时间。
陈平的一天就这样周而复始。家里的烦心事儿，他极少向人提起。“出来就不要想，烦恼说出来还影响他人。”有时候，老陈跳完舞后会坐在一旁的凳子上听票友唱几声秦腔，他虽然消瘦但显得精神矍铄，“我不打麻将，也没有别的特长，把身体保养好就是减轻儿女的负担吧。”
同样迷恋着广场舞的还有保安老贾师傅。他说不出这闹哄哄的广场舞到底好在哪里，可自打跟着张群锁来过一次后，这个外人眼中“病毒”就上了他的身，欲罢不能。半年多的时间，因为运动量过大，57岁的老贾膝盖组织磨损，医生劝他要适量活动。但他还是坚持每天到场，跳不动了就坐着观看。“一到这广场上看到人就高兴，哪怕听人唠唠闲嗑总比在家瞅电视强吧。”
跟紧时事不落伍
对于跳过“忠字舞”、演过“样板戏”的大妈陈丽卿来说，跳广场舞更像是重新找到了生命里的重要支柱。
每天早上6点半，西安市革命公园杨虎城塑像前的广场上，65岁的陈丽卿总会按时将油布铺开，再支上小板凳，算是对这块地伸张主权了。她和队友们翩翩起舞，对各种白眼视而不见。但有时麻烦来得比较激烈，她曾亲眼目睹自己的音箱被一名年轻人踢飞。陈丽卿始终忘不了年轻人发泄般的吼叫，“让你跳，让你跳！”
在当年，舞蹈曾经给过这个面容姣好的女人莫大的荣誉。小小年纪，她便被吸收到陕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起初是打杂，后来挑起了大梁。“在西安演红了，就到户县的深山里唱白毛女。再后来大串联，全国文艺大会战，全国各地都跑遍了，差一点就见到江青。”提及过往，陈丽卿不经意地笑了，“现在想想多么荒唐。”
陈丽卿此生的悲喜大多与跳舞有关。参加工作后，她曾多次代表单位参加文艺汇演。然而频繁的演出也为她惹上烦恼，“说我作风有问题，在那个年代，这比说你偷盗杀人还难听。”以至于她发誓要戒掉跳舞，要找一个和跳舞没干系的对象。
1990年代行业不景气，陈丽卿提前退休。失去了集体的依托，从红色年代走来的陈丽卿突然发现自己的生命变得像水上的浮萍一般没有着落。2003年，连续失眠一个多月后她患上了抑郁症。不得已她重拾老手艺，一个人在公园里独自起舞。不想，久而久之竟然带出了一个广场舞团队。
如今的陈丽卿每天为教新舞而忙碌，“视频都是从网上下载了再一块儿学的。9·18的时候我们就跳‘钓鱼岛’，建党80周年的时候我们就跳‘南湖颂’，反正就是紧跟时事不落伍。”
跳舞是个人私事
广场舞的魔力不止于此。
小南门广场上“金之秋”舞蹈队的成员郭丽丽（化名）坦言，她从日复一日的“占领”中找到了全新的自己，“我们过去是被压抑了，人都有激情的一面，就看有没有被发掘。”这一番豪言壮语得到在场多位50后大妈的认可。
郭丽丽说自己曾经很内向，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了51岁的舞蹈老师关冠。在老师鼓励和训练之下，她的舞姿日趋专业化。有次她向老同事们展示自己的舞蹈定妆照时，大家惊赞不已“太漂亮了，像电视里的明星一样！”跳舞极大改善了郭丽丽的精神状态，她说现在活得更加自信。
夜深，云消日落，凉风渐起，广场上跳舞的人群慢慢散去。“跳舞其实就是个人的私事。”用广场舞重新建构起世界的陈丽卿说，这才是舞蹈的本来意义。W责编/马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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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秒必争巴掌地
“锵！锵！咚咚锵！……”
晚上8点钟，西安小南门广场。一阵鼓声雷动，瞬间淹没了放置在绿色垃圾桶上的音响声。刚刚还震耳欲聋的“最炫民族风”，此时已被换做欢快的秧歌曲子。这不是伴奏，而是请一队大妈们下场的特有节奏。
七八十位意犹未尽的大妈们面露不悦地解散了，嘴里的嘟囔夹杂着不满，“每次都提前，还有两分钟呢！”还未等大妈们散完，秧歌团的队伍立刻冲上去，占据了广场的中央蓄势待发。他们只有30分钟时间，后面还有另一个舞队眼巴巴地等着。
秧歌领舞人名叫张群锁，他年逾五十，是一个小区的保安。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位活跃的领舞人都显得与众不同。发福的腰身、粗壮的四肢和那宽大的裤衩，与他眼下的角色并不搭配。音乐的鼓点原本是柔美的民歌，但张群锁大幅扭动的肢体过于卖力，既不优雅，也不婀娜。每间隔一定时间，他便转身“嗨”地大吼一声，作为指示大家换动作的指令。在他看来，无所谓跳得好与不好。“你嘴皮子磨破，人家回头该咋跳还咋跳。”
作为一帮大妈的领舞，张群锁这个大老爷们的“配置”颇显扎眼。因为常年义务搬运音响并负责充电等事务，加上领舞者的身份，久而久之他便在这个无名的广场舞队伍里获得了“领导”的殊荣，也算一呼百应了。
今天，不用看表他就知道，开始的鼓点比原计划推后了五六分钟。可别小看这点时间，如今在这巴掌大点的广场上，都得分秒必争。谁先谁后都是有讲究的，是长期“斗争”的结果。打鼓送客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对方）跳着跳着就上瘾了，没有一次是主动结束的，都得请出去。”
声音大小宣示“主权”
张群锁记得，两年前小南门广场还是个安静的去处。大约一年前，附近两个公园因为修建被施工方圈了起来。无处可去的人们都扎堆到此处晨练晚练，广场突然变得紧俏起来。
“这将近一亩多地大的场子，最多同时得有三四个队伍在练呐。”张群锁说，有跳广场舞的，有扭秧歌的，也有打太极的。按照时间段早晚排开，一天要上七八支队伍。
最强势的就数大妈们“最炫民族风”。她们的强势入驻，将原本跳交谊舞的、打扑克的老人，以及滑滑板的孩子都挤对到了场子边缘。偶尔地趁着大妈们变换队形的工夫，几个顽皮的孩子会乘着滑轮车冲将进去撒一把泼。但在大妈们眼里，这只是深水微波，丝毫不受什么影响。
在广场上，不同舞蹈队之间的和平共处相对而言不算太难，受害最大的要数耍太极的队伍了。这一招一式的传统功夫，讲究的就是个气定神闲。可如今，闹哄哄的舞队，震耳欲聋的“最炫民族风”，正如一位打太极的大爷调侃，“任凭你这修行再好也难以静制动啊！”
场地有限，队伍却众多，而且很多队伍的人数还在不断扩张，谁先跳谁后跳成了一个难题。最简单的法则，莫过于比拼速度和人数——谁来得早，谁的人数多，谁就抢占了主动权。通常，搬个垃圾桶、支辆电动车，都可以作为占领地盘的标志。而音响的声音大小，也是宣示“主权”的重要手段。“你家声音亮，能压得住别家的，你就先跳么。”
即便如此，抢占地盘的摩擦还是时常上演。段开生老教授是广场上的常客，他曾先后组织过4支广场舞队伍。据他回忆，因为抢地盘队伍里还有人曾跟别人动过手。遇到这种情况，老段也没有好法子，只有请当事人双方坐下来吃顿饭。“出来锻炼，咱就是图个健康，心情不好锻炼的效果就要减半了。”他这样安抚规劝双方。
后来，有人找到了广场管理者，请来各个队伍的骨干协商，最终成功分配了从晚上7点至10点的活动时间和顺序。场地摩擦问题终于暂时缓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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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群锁原本是钟楼附近一家国营服装厂的职工。上世纪90年代厂子破产，位于粉巷口的厂址被卖给了开发商，变成了一家连锁超市。如今除了用租金给工人们缴纳三金，那工厂早已与他脱离了关系。
下岗后，他干过十多年的餐饮，每天起早贪黑落下一身病。两年前，老张索性把店铺租了出去。他天天闷在家里看电视，后来在一位熟人的劝说下，走出家门加入了广场舞大军。
张群锁开玩笑说，自己带的舞队是土八路。“这里头有送水泥沙子的，有在餐馆端盘子的，还有赶着人们下班的工夫卖小吃的。”
苏爱红（化名）就是老张嘴里那个送水泥沙子的。她的家在附近的城中村里，这是她从渭南乡下来到西安城的第16年。先是起早贪黑跟着男人跑装修，后来跑不动了苏爱红就租了个店搞水泥沙子批发。
前几年初来乍到，生意并不好做，“好多小区有人霸着，不让咱的货进去”。这两年凭着口碑好，苏爱红一家总算在城里立住了脚跟。可是久坐不动身体日渐发福，孩子现在也不需要紧看了，她总觉得闲得发慌，跳广场舞成了她每天的必修课。“出来跳一身汗，觉得心里舒坦多了！”灯光下，苏爱红圆滚滚的身材随着音乐有韵律地摆动着。
其他广场舞队多是由退休的大妈组成，苏爱红不爱去凑热闹。在张群锁的队伍里，她觉得找到了阶级兄弟。“队里的人跟我一样，大多是来自周边农村的打工者，说起话来也像村里的姊妹。”
35岁的景艳是和母亲一起来跳舞的。起初母亲并不愿来，经过全家动员好说歹说才把老人劝来。“怕她窝在家久了得老年痴呆。”结果，现在老太太一发而不可收，每天吃完饭顾不上洗碗就火急火燎地赶来跳舞。景艳说，每次音乐响起，母亲就不再是那个围着锅碗瓢盆转了大半辈子的农村妇女，举手投足间好似青春回放。
沾上就欲罢不能
这两年，公众对广场舞的口碑并不太好，特别是年轻人意见很大。张群锁有自己的看法：“咱中国人，不都是老了才锻炼身体吗？年轻的时候哪有精力？”
下岗后这些年的打拼，他落下一身病，跳广场舞成了他的健身运动。为了健身，他还加入了每周一三五上午在附近公园的一个合唱队，《妈妈》、《父亲》、《盖碗茶》都是他钟爱的老歌。到了周末，他偶尔还跟过去车间的工友们去爬爬山。 对如意秧歌队唯一的男队员、74岁的陈平（化名）来说，每天一小时的广场舞则是他难得的放松机会。老伴患病生活不能自理，儿子儿媳忙着挣钱无暇看管孩子，他只好包揽了买菜、洗衣、做饭等所有家务。只有到了傍晚，照顾老伴吃完饭，他才有属于自己的这一小时活动时间。
陈平的一天就这样周而复始。家里的烦心事儿，他极少向人提起。“出来就不要想，烦恼说出来还影响他人。”有时候，老陈跳完舞后会坐在一旁的凳子上听票友唱几声秦腔，他虽然消瘦但显得精神矍铄，“我不打麻将，也没有别的特长，把身体保养好就是减轻儿女的负担吧。”
同样迷恋着广场舞的还有保安老贾师傅。他说不出这闹哄哄的广场舞到底好在哪里，可自打跟着张群锁来过一次后，这个外人眼中“病毒”就上了他的身，欲罢不能。半年多的时间，因为运动量过大，57岁的老贾膝盖组织磨损，医生劝他要适量活动。但他还是坚持每天到场，跳不动了就坐着观看。“一到这广场上看到人就高兴，哪怕听人唠唠闲嗑总比在家瞅电视强吧。”
跟紧时事不落伍
对于跳过“忠字舞”、演过“样板戏”的大妈陈丽卿来说，跳广场舞更像是重新找到了生命里的重要支柱。
每天早上6点半，西安市革命公园杨虎城塑像前的广场上，65岁的陈丽卿总会按时将油布铺开，再支上小板凳，算是对这块地伸张主权了。她和队友们翩翩起舞，对各种白眼视而不见。但有时麻烦来得比较激烈，她曾亲眼目睹自己的音箱被一名年轻人踢飞。陈丽卿始终忘不了年轻人发泄般的吼叫，“让你跳，让你跳！”
在当年，舞蹈曾经给过这个面容姣好的女人莫大的荣誉。小小年纪，她便被吸收到陕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起初是打杂，后来挑起了大梁。“在西安演红了，就到户县的深山里唱白毛女。再后来大串联，全国文艺大会战，全国各地都跑遍了，差一点就见到江青。”提及过往，陈丽卿不经意地笑了，“现在想想多么荒唐。”
陈丽卿此生的悲喜大多与跳舞有关。参加工作后，她曾多次代表单位参加文艺汇演。然而频繁的演出也为她惹上烦恼，“说我作风有问题，在那个年代，这比说你偷盗杀人还难听。”以至于她发誓要戒掉跳舞，要找一个和跳舞没干系的对象。
1990年代行业不景气，陈丽卿提前退休。失去了集体的依托，从红色年代走来的陈丽卿突然发现自己的生命变得像水上的浮萍一般没有着落。2003年，连续失眠一个多月后她患上了抑郁症。不得已她重拾老手艺，一个人在公园里独自起舞。不想，久而久之竟然带出了一个广场舞团队。
如今的陈丽卿每天为教新舞而忙碌，“视频都是从网上下载了再一块儿学的。9·18的时候我们就跳‘钓鱼岛’，建党80周年的时候我们就跳‘南湖颂’，反正就是紧跟时事不落伍。”
跳舞是个人私事
广场舞的魔力不止于此。
小南门广场上“金之秋”舞蹈队的成员郭丽丽（化名）坦言，她从日复一日的“占领”中找到了全新的自己，“我们过去是被压抑了，人都有激情的一面，就看有没有被发掘。”这一番豪言壮语得到在场多位50后大妈的认可。
郭丽丽说自己曾经很内向，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了51岁的舞蹈老师关冠。在老师鼓励和训练之下，她的舞姿日趋专业化。有次她向老同事们展示自己的舞蹈定妆照时，大家惊赞不已“太漂亮了，像电视里的明星一样！”跳舞极大改善了郭丽丽的精神状态，她说现在活得更加自信。
夜深，云消日落，凉风渐起，广场上跳舞的人群慢慢散去。“跳舞其实就是个人的私事。”用广场舞重新建构起世界的陈丽卿说，这才是舞蹈的本来意义。W责编/马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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