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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67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被下放在江苏省东台县头灶公社建中大队。1977年10月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出时，我心中的激动真是无法言说。从得知消息到参加考试，前后仅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说实话，没有一定基础的人是难以考出好成绩的。好在我一直珍藏着学过的教材，插队农村后的第三年又一直被推荐代课，原来在头灶公社建中大队小学代课，后来因头灶中学缺数学老师，又被推荐到头灶中学代数学课。所以当我翻开珍藏的高中课本时，大脑立即“来电”，过去所学的知识很快在记忆中被激活。
当时只要初中毕业就可报名，由于报名高考的知青太多，报名的考生首先得参加预考。我很顺利地通过了预考。那年冬天，我走进考场，面对作文题《苦战》，顿时思如泉涌，我以自己复习迎考的经历为素材洋洋洒洒地写起来……其他几门科目也都考得得心应手。虽然没有公布分数线，我也一直不知道自己考了多少分，但我相信上大学是没有问题的，就一直满怀希望地在家里等喜报。可左等右等就是没有我的录取通知书。眼见那些自称比我考得差的一个个都拿到了录取通知书，可就是没有我的。由于不公布分数，又不好去查询，我只能自怨自艾，准备好好复习，来年再考。
终于到了1978年的7月，离高考时间越来越近，我复习的知识更加巩固。7月20日高考那一天，我轻轻松松上阵。记得那年考的作文是缩写一篇政论文，这对我来说基本没什么难度。政治、历史、地理、数学考下来感觉也不错。1978年改变了考试方式，由全国统一命题，且公布分数及录取线。分数下来，我总分421分，其中語文得了87分。按当时的录取线，我上南京师范学院应该没有问题。
我满心欢喜地在家等待南京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可就是等不来，这下我慌了，先是去邮局查询，在查清不是邮局丢失后，我又去当地教育部门询问。教育部门的一位同志问明我的考分后也很同情我的遭遇，但他说他们没有权决定录取名单，应该去找设在镇江的江苏省招生办。我立刻意识到了可能是我的家庭成分过不了关。我的父母是江苏东台南门西巷有名的“双五类分子”，父亲是“右派”，当时还在服刑；母亲是地主，成天被逼着扫大街小巷。当时极左思想还没有完全扫清，这样的家庭出身是很难通过政审的。
我不能坐以待毙，决定自己去镇江讨个说法。临走前，生产队里和我关系不错的会计帮我出主意，主动为我出具了一份关于我在农村现实表现的证明，并陪我一起到大队、公社盖了章。在镇江招生办，一名负责接访的同志接待了我，他查阅了招生档案，承认我未能被录取是因我的家庭成分。
我知道这个时候据理力争只会对自己无益，便缓和了口气，说我们这么大年龄的知青难得碰上了这样的机会，现在好不容易考上了，却因为父母的问题而卡住，这事摊在谁身上都很伤心；我虽然家庭出身不好，但本人属“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总得区别对待吧。说着我拿出来前准备好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证明。也许是这位招生办的同志动了恻隐之心，抑或是我的这份证明起了作用。他仔细看过证明后，郑重地对我说：“你的问题比较特殊，我们需要研究一下。你先回去，结果如何会通过有关部门通知你的。”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我在家苦苦盼了一个多星期，终于接到了迟来的录取通知书，不是我心仪的南京师范学院，而是盐城师范专科学校。虽然从本科降格到专科，但我已是十分满足。因为当年还有不少高分考生因“家庭出身”太差被挡在了高校门外，比起他们，我算是幸运的了。
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打开了我人生的新篇章，激励我继续奋发向上。如今，“成分论”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上大学、当兵再也不用因“家庭成分”不好而犯愁了。回忆起当年的高考，我真是感慨万千，倘若不是那份“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证明帮忙，我的人生恐怕就是另一种轨迹了。
当时只要初中毕业就可报名，由于报名高考的知青太多，报名的考生首先得参加预考。我很顺利地通过了预考。那年冬天，我走进考场，面对作文题《苦战》，顿时思如泉涌，我以自己复习迎考的经历为素材洋洋洒洒地写起来……其他几门科目也都考得得心应手。虽然没有公布分数线，我也一直不知道自己考了多少分，但我相信上大学是没有问题的，就一直满怀希望地在家里等喜报。可左等右等就是没有我的录取通知书。眼见那些自称比我考得差的一个个都拿到了录取通知书，可就是没有我的。由于不公布分数，又不好去查询，我只能自怨自艾，准备好好复习，来年再考。
终于到了1978年的7月，离高考时间越来越近，我复习的知识更加巩固。7月20日高考那一天，我轻轻松松上阵。记得那年考的作文是缩写一篇政论文，这对我来说基本没什么难度。政治、历史、地理、数学考下来感觉也不错。1978年改变了考试方式，由全国统一命题，且公布分数及录取线。分数下来，我总分421分，其中語文得了87分。按当时的录取线，我上南京师范学院应该没有问题。
我满心欢喜地在家等待南京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可就是等不来，这下我慌了，先是去邮局查询，在查清不是邮局丢失后，我又去当地教育部门询问。教育部门的一位同志问明我的考分后也很同情我的遭遇，但他说他们没有权决定录取名单，应该去找设在镇江的江苏省招生办。我立刻意识到了可能是我的家庭成分过不了关。我的父母是江苏东台南门西巷有名的“双五类分子”，父亲是“右派”，当时还在服刑；母亲是地主，成天被逼着扫大街小巷。当时极左思想还没有完全扫清，这样的家庭出身是很难通过政审的。
我不能坐以待毙，决定自己去镇江讨个说法。临走前，生产队里和我关系不错的会计帮我出主意，主动为我出具了一份关于我在农村现实表现的证明，并陪我一起到大队、公社盖了章。在镇江招生办，一名负责接访的同志接待了我，他查阅了招生档案，承认我未能被录取是因我的家庭成分。
我知道这个时候据理力争只会对自己无益，便缓和了口气，说我们这么大年龄的知青难得碰上了这样的机会，现在好不容易考上了，却因为父母的问题而卡住，这事摊在谁身上都很伤心；我虽然家庭出身不好，但本人属“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总得区别对待吧。说着我拿出来前准备好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证明。也许是这位招生办的同志动了恻隐之心，抑或是我的这份证明起了作用。他仔细看过证明后，郑重地对我说：“你的问题比较特殊，我们需要研究一下。你先回去，结果如何会通过有关部门通知你的。”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我在家苦苦盼了一个多星期，终于接到了迟来的录取通知书，不是我心仪的南京师范学院，而是盐城师范专科学校。虽然从本科降格到专科，但我已是十分满足。因为当年还有不少高分考生因“家庭出身”太差被挡在了高校门外，比起他们，我算是幸运的了。
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打开了我人生的新篇章，激励我继续奋发向上。如今，“成分论”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上大学、当兵再也不用因“家庭成分”不好而犯愁了。回忆起当年的高考，我真是感慨万千，倘若不是那份“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证明帮忙，我的人生恐怕就是另一种轨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