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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位于嵩县伏牛山腹地的红椿寺，创建于明朝嘉靖初年，万历年间曾进行重修，是继云岩寺之后，明朝伏牛山佛教文化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红椿寺遗址现存的寺院石围墙和石拱桥形制独特，内涵丰富，特别是两通重修红椿寺的碑刻，是研究明朝伏牛山地区佛教文化的实物资料。
关键词：红椿寺遗址;佛教文化;伏牛山;明代
红椿寺遗址位于洛阳市嵩县车村镇高峰村南部伏牛山腹地的红椿墁。据相关资料[1][2]记载，红椿寺始建于明代嘉靖初年，明朝中后期达到鼎盛，明万历十七年（1589）曾进行重修。明朝末年，朝政腐败，与官府作战失利的李自成义军曾败退到伏牛山一带活动。红椿寺、云岩寺等寺院与明官府及明福王有极深的渊源关系，红椿寺成为义军的劫掠目标并最终被毁，盛极一时的伏牛山佛教也从此走向没落。历史上的红椿寺一度显赫，明孝定李太后曾为该寺颁大藏金经、赐千盘盛会和提供资金资助，红椿寺规模宏大，辉煌一时。
1 红椿寺遗址介绍
遗址现存三孔石拱桥和寺院遗址两部分（图1）。石拱桥位于寨墙外东北约500米处，基本保存完好，桥长50米，宽5米，高4米（图2）。拱桥并非建于河流之上，它是专门为接引进入红椿寺的达官显贵之人而修建的，是进入红椿寺的标志性建筑。拱桥的修筑因地制宜，采用薄石条（块）干砌的方法砌筑而成，石块之间用薄小的石片填缝。拱桥拱三孔，孔的跨度为3米，桥弧上面垒砌两层花岗岩石，外沿用雕凿精细的花岗岩镶嵌，桥两侧有安装栏杆的痕迹[3]。
寺院遗址平面呈南北长的椭圆形，长170米，宽110米，是由花岗岩石块砌筑出的墙围合而成，呈围堡式，总面积18700平方米。现存围墙（寨墙）依山势起伏蜿蜒而建，寨墙整体基本完好，部分有塌毁，总长1856米，底部宽3米，高3米，顶部宽1米[4]。
石墙围筑的寺院坐西朝东，寨墙的东、南、北各开一拱形寨门。东门、南门保存尚好，北门塌损严重。东门（图3）为其正门，呈弧顶拱形，门外是一条宽约10米、长约百米的石阶步道，全用石条铺设，步道尽头是一个巨大的平场。南门的构筑方法与东门略有不同，它较为简单，为平顶长方形门，顶部为一块长条石，门两侧叠摞石板。
寺院遗址的近东门处平地及近西墙的平地上现存有石柱础、拴马石、旗杆夹石柱、碑刻、石磨、石碾等遗存（图4～图6）。较为重要的当属三通碑刻，位于近东寨门处平地上的其中一通，现已残断，正面刻“钦赐”，阴刻“懿旨”“皇图永固，帝道长存”字样。另外两通位于石寨的西侧平地上的《重修红椿寺记》碑和《重修伏牛山红椿寺记》碑，均立于万历十七年（1589）。每通碑的两侧有整块竖立的花岗岩石条护持，碑顶上由花岗岩覆盖楼顶，屋脊呈瓦垄形状，雕凿精美。《重修红椿寺记》碑，高3.8米，宽0.95米，厚0.15米，碑身四周刻八龙戏珠图案，并建有碑楼，保存完好。碑文简要记载了佛教在中原的传播发展过程及寺庙的建造和维修经过。《重修伏牛山红椿寺记》碑，高5.5米，宽0.97米，厚0.19米，碑文颂扬佛法灵威、殿宇辉煌及先师创立修复功德。
2 红椿寺遗址的空间布局
红椿寺现存遗迹仅有石拱桥、石砌的围墙、散落的石构件、石质生活用具和碑刻，其原有的地上建筑已荡然无存。根据实地调查，发现从寺院的正门（东门）进入寺院后是一处较大的平地，另两通重修碑所处的位置也是一处平地，且两处平地之间还有多个大小不等的平台。我们推测这些平地（平台）就是当时寺院地上建筑的位置所在。据《重修红椿寺记》碑的记载：“……修千佛藏经殿。去数武，增三大士殿。配殿之左右，则天王祖师伽蓝也。次禅堂，俭不陋，丽不奢，森沉燥湿，馀清积翠，辉映金壁，炳焕一新矣。”《重修伏牛山红椿寺记》碑记载：“……三大士天王祖师诸殿，兰若精舍，广石垣。”我们推测当时的红椿寺殿宇众多，错落有致，布局协调，有千佛藏经殿、三大士殿、配殿、禅堂等建筑。现残存的石柱础、拴马石、旗杆夹石柱、石磨、石碾等，是当时建筑的石构件和僧人的日常生活用具。
寺庙的正门朝东，三孔石拱桥位于寺庙遗址的东侧500余米处，拱桥与寺庙组成了有机的整体。拱桥的地势明显低于寺庙，海拔高度相差约50米，经过东门外的石阶步道，寺庙的地势逐渐抬升，寺庙内的几处平地也呈東低西高的走势，东门的海拔高度要比寺院最西侧低55米。寺庙整体呈西高东低的走势，使人们从拱桥开始进入寺庙，地理高度逐渐抬升，直至进入寺庙最西端的核心殿宇，这也与僧众苦行虔诚拜佛相契合。
红椿寺地处伏牛山腹地红椿墁，地理位置得天独厚，距伏牛山的佛教中心寺院——云岩寺约50千米，属于伏牛山佛教遗存的重要组成部分[5]。隋唐时期，伏牛山佛教发展至第一个高峰，而云岩寺则成为了伏牛山佛教文化的中心。以云岩寺为中心的伏牛山佛教文化延续千年，直至清代嘉庆年间云岩寺下寺还曾进行重修[6]。明代中后期是伏牛山佛教的鼎盛时期，而红椿寺也正盛极于此时。目前，在伏牛山地区的佛教遗存除云岩寺遗址、红椿寺遗址外，尚有多座小型石庙[7]，石庙的构筑方法简单，大多由多块石板构筑而成，少则七八块，多则几十块拼砌而成。石块之间未用石灰粘结，有的只是用石片垫支，保持了石构建筑的原真性。这些小型石庙与红椿寺同处伏牛山山区，伏牛山石材丰富，就地取材建造庙宇，既能节约材料成本，又能免去运输的麻烦。石庙的年代为明清时期，虽体形较小，占地面积仅1平方米左右，但其结构较完整，是伏牛山地区佛教文化的又一物质载体。虽然现在无法准确得知石庙是否与红椿寺、云岩寺同时期存在，但可以将其看作是伏牛山佛教文化在明末遭受重大打击后继续向前发展的实物证据。
3 红椿寺遗址的价值研究
根据两通重修碑的记载，红椿寺始建于明代嘉靖初年，由荆壁老人创建。荆壁即楚山绍琦[8]，四川简州唐安人。楚山绍琦37岁时得到四川无际长老的认可，成为南岳门下第26世传人，被朝庭册封为“荆壁禅师”，成化九年（1474）圆寂，是明朝后期著名的禅师。《重修红椿寺记》碑记载，荆壁老人为“临济正宗第二十五世”“夫荆壁者，族世西夏，法讳德山，号翠峰，荆壁其别号也。幼嗜禅学，过函谷，择红椿寺居焉。索然一榻，逾二十年余，足不履城市，口不下烟火”。红椿寺自荆壁老人创建后，多次增建，历经风雨，建筑多有损毁。荆壁的徒孙明海等人召集谋划，进行重修，使寺庙重现辉煌。 《重修红椿寺记》碑中记载“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钦赐大藏金经”。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即明万历皇帝朱翊钧的生母，崇祯皇帝朱由检的曾祖母。据《明史》[9]记载，朱翊钧于万历元年（1573）登基，尊其母亲为慈圣皇太后。由于当时朱翊钧尚年幼，朝中政务一时由慈圣皇太后执掌。万历六年（1578）加尊号曰慈圣宣文皇太后。万历十年（1582）加尊号曰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万历二十九年（1601）加尊号曰慈圣宣文明肃贞寿端献皇太后。万历三十四年（1606）加尊号曰慈圣宣文明肃贞寿端献恭熹皇太后。慈圣皇太后一生笃信佛教，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去世，谥号“孝定贞纯钦仁端肃弼天祚圣皇太后”，简称“孝定太后”。
《明史》载：“孝定李太后……顾好佛，京师内外多置梵刹，动费钜万，帝亦助施无算。居正在日，尝以为言，未能用也。”[10]万历皇帝尊封她为“九连菩萨”。《明史》中记载的孝定太后笃信佛教，《重修红椿寺记》碑中记载“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钦赐大藏金经”的内容，正是她笃信佛教的直接证据。且“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是孝定太后于万历十年（1582）至万历二十九年（1601）尊封的号，这与《重修红椿寺记》碑的刻立时间万历十七年（1589）也相吻合。《重修伏牛山红椿寺记》碑记载的“……慈宫，颁经赐镪，且奉懿旨建千盘胜会，讲演秘典……”进一步佐证了孝定太后对佛寺大肆赏赐，追求奢华的记载。该碑为赐同进士出身、翰林院修撰承务郎傅野肖及徐联芳撰文，御马监太监张思、陈儒、李官等九名太监立石，这种明显的官方行为也可窥见红椿寺在当时地位之高、规模之盛，是当时伏牛山佛教文化的集中体现和代表。
据《嵩县通史》记载[11]，元朝中叶，僧人已将伏牛山看作是与五台山、峨眉山和少室山齐名的佛教名山。伏牛山佛教文化的盛行，始于唐代云岩寺的创建。云岩寺是由自在禅师于唐元和年间创建的，遗址位于今嵩县白河乡下寺村，整个区域分上、下寺两部分，面积约5平方千米。据《重修伏牛山红椿寺记》碑载：“伏牛胜概甲里区，佛所阐灵地也……环云岩，辖囗百五十余区。”当时环绕云岩寺而建的寺院达一百五十余座，僧众数量庞大。以云岩寺为中心，包括红椿寺在内的众多佛寺使明代的伏牛山地区成为当时的佛教圣地，对全国各地的佛教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明朝王士性在其《广志绎》（卷三·江北四省）曾这样描述：“伏牛山在嵩县深谷大壑之中数百里，中原战争兵燹所不及，故缁流纳子多居之。”明末著名高僧憨山德清曾赞誉：“方今海内禅林，第一赖有牛山苦行，非诸方可及。”其时慕名到伏牛山参禅修行的高僧大德多不胜数。
4 余论
2015年，红椿寺遗址被河南省人民政府确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过初步调查，红椿寺遗址的大致情况已渐明晰。遗址平面呈椭圆形的寺院围墙，有别于传统的方正形制，形式较为独特。围墙随山势而建，自东向西，渐次抬升的建筑格局别具一格。就地取材建造的石质围墙，精美的建筑石构件，都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红椿寺这种形式的佛寺建筑比较少见，丰富了我国古代寺院建筑的內涵。
红椿寺虽然存世时间不长，但它与云岩寺遗址、周围的小型石庙共同作为伏牛山佛教文化的重要载体，为研究明代伏牛山地区的佛教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红椿寺遗址现存的石拱桥、石寨墙、石构件、石碑刻，是研究明代建筑艺术、雕塑艺术及明代佛教在洛阳地区传播发展的实物资料。
参考文献
[1]（清）卢志逊，李滋.嵩县志（卷八）[M].康熙三十二年刊本.
[2][11]嵩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嵩县通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7.
[3]国家文物局.2008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重要新发现[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4]洛阳市文物管理局.洛阳市不可移动文物名录（三）[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
[5]黄夏年.伏牛山云岩寺初探[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3）.
[6]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市文物钻探管理办公室，洛阳龙门石窟研究院，等.洛阳嵩县云岩寺遗址考古调查报告[J].洛阳考古，2015（1）.
[7]田建红，邓新波，闫秀霞.洛阳新发现的小型石庙[J].洛阳考古，2013（3）.
[8]崔文魁.楚山绍琦禅师研究[J].五台山研究，2006（1）.
[9][10]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关键词：红椿寺遗址;佛教文化;伏牛山;明代
红椿寺遗址位于洛阳市嵩县车村镇高峰村南部伏牛山腹地的红椿墁。据相关资料[1][2]记载，红椿寺始建于明代嘉靖初年，明朝中后期达到鼎盛，明万历十七年（1589）曾进行重修。明朝末年，朝政腐败，与官府作战失利的李自成义军曾败退到伏牛山一带活动。红椿寺、云岩寺等寺院与明官府及明福王有极深的渊源关系，红椿寺成为义军的劫掠目标并最终被毁，盛极一时的伏牛山佛教也从此走向没落。历史上的红椿寺一度显赫，明孝定李太后曾为该寺颁大藏金经、赐千盘盛会和提供资金资助，红椿寺规模宏大，辉煌一时。
1 红椿寺遗址介绍
遗址现存三孔石拱桥和寺院遗址两部分（图1）。石拱桥位于寨墙外东北约500米处，基本保存完好，桥长50米，宽5米，高4米（图2）。拱桥并非建于河流之上，它是专门为接引进入红椿寺的达官显贵之人而修建的，是进入红椿寺的标志性建筑。拱桥的修筑因地制宜，采用薄石条（块）干砌的方法砌筑而成，石块之间用薄小的石片填缝。拱桥拱三孔，孔的跨度为3米，桥弧上面垒砌两层花岗岩石，外沿用雕凿精细的花岗岩镶嵌，桥两侧有安装栏杆的痕迹[3]。
寺院遗址平面呈南北长的椭圆形，长170米，宽110米，是由花岗岩石块砌筑出的墙围合而成，呈围堡式，总面积18700平方米。现存围墙（寨墙）依山势起伏蜿蜒而建，寨墙整体基本完好，部分有塌毁，总长1856米，底部宽3米，高3米，顶部宽1米[4]。
石墙围筑的寺院坐西朝东，寨墙的东、南、北各开一拱形寨门。东门、南门保存尚好，北门塌损严重。东门（图3）为其正门，呈弧顶拱形，门外是一条宽约10米、长约百米的石阶步道，全用石条铺设，步道尽头是一个巨大的平场。南门的构筑方法与东门略有不同，它较为简单，为平顶长方形门，顶部为一块长条石，门两侧叠摞石板。
寺院遗址的近东门处平地及近西墙的平地上现存有石柱础、拴马石、旗杆夹石柱、碑刻、石磨、石碾等遗存（图4～图6）。较为重要的当属三通碑刻，位于近东寨门处平地上的其中一通，现已残断，正面刻“钦赐”，阴刻“懿旨”“皇图永固，帝道长存”字样。另外两通位于石寨的西侧平地上的《重修红椿寺记》碑和《重修伏牛山红椿寺记》碑，均立于万历十七年（1589）。每通碑的两侧有整块竖立的花岗岩石条护持，碑顶上由花岗岩覆盖楼顶，屋脊呈瓦垄形状，雕凿精美。《重修红椿寺记》碑，高3.8米，宽0.95米，厚0.15米，碑身四周刻八龙戏珠图案，并建有碑楼，保存完好。碑文简要记载了佛教在中原的传播发展过程及寺庙的建造和维修经过。《重修伏牛山红椿寺记》碑，高5.5米，宽0.97米，厚0.19米，碑文颂扬佛法灵威、殿宇辉煌及先师创立修复功德。
2 红椿寺遗址的空间布局
红椿寺现存遗迹仅有石拱桥、石砌的围墙、散落的石构件、石质生活用具和碑刻，其原有的地上建筑已荡然无存。根据实地调查，发现从寺院的正门（东门）进入寺院后是一处较大的平地，另两通重修碑所处的位置也是一处平地，且两处平地之间还有多个大小不等的平台。我们推测这些平地（平台）就是当时寺院地上建筑的位置所在。据《重修红椿寺记》碑的记载：“……修千佛藏经殿。去数武，增三大士殿。配殿之左右，则天王祖师伽蓝也。次禅堂，俭不陋，丽不奢，森沉燥湿，馀清积翠，辉映金壁，炳焕一新矣。”《重修伏牛山红椿寺记》碑记载：“……三大士天王祖师诸殿，兰若精舍，广石垣。”我们推测当时的红椿寺殿宇众多，错落有致，布局协调，有千佛藏经殿、三大士殿、配殿、禅堂等建筑。现残存的石柱础、拴马石、旗杆夹石柱、石磨、石碾等，是当时建筑的石构件和僧人的日常生活用具。
寺庙的正门朝东，三孔石拱桥位于寺庙遗址的东侧500余米处，拱桥与寺庙组成了有机的整体。拱桥的地势明显低于寺庙，海拔高度相差约50米，经过东门外的石阶步道，寺庙的地势逐渐抬升，寺庙内的几处平地也呈東低西高的走势，东门的海拔高度要比寺院最西侧低55米。寺庙整体呈西高东低的走势，使人们从拱桥开始进入寺庙，地理高度逐渐抬升，直至进入寺庙最西端的核心殿宇，这也与僧众苦行虔诚拜佛相契合。
红椿寺地处伏牛山腹地红椿墁，地理位置得天独厚，距伏牛山的佛教中心寺院——云岩寺约50千米，属于伏牛山佛教遗存的重要组成部分[5]。隋唐时期，伏牛山佛教发展至第一个高峰，而云岩寺则成为了伏牛山佛教文化的中心。以云岩寺为中心的伏牛山佛教文化延续千年，直至清代嘉庆年间云岩寺下寺还曾进行重修[6]。明代中后期是伏牛山佛教的鼎盛时期，而红椿寺也正盛极于此时。目前，在伏牛山地区的佛教遗存除云岩寺遗址、红椿寺遗址外，尚有多座小型石庙[7]，石庙的构筑方法简单，大多由多块石板构筑而成，少则七八块，多则几十块拼砌而成。石块之间未用石灰粘结，有的只是用石片垫支，保持了石构建筑的原真性。这些小型石庙与红椿寺同处伏牛山山区，伏牛山石材丰富，就地取材建造庙宇，既能节约材料成本，又能免去运输的麻烦。石庙的年代为明清时期，虽体形较小，占地面积仅1平方米左右，但其结构较完整，是伏牛山地区佛教文化的又一物质载体。虽然现在无法准确得知石庙是否与红椿寺、云岩寺同时期存在，但可以将其看作是伏牛山佛教文化在明末遭受重大打击后继续向前发展的实物证据。
3 红椿寺遗址的价值研究
根据两通重修碑的记载，红椿寺始建于明代嘉靖初年，由荆壁老人创建。荆壁即楚山绍琦[8]，四川简州唐安人。楚山绍琦37岁时得到四川无际长老的认可，成为南岳门下第26世传人，被朝庭册封为“荆壁禅师”，成化九年（1474）圆寂，是明朝后期著名的禅师。《重修红椿寺记》碑记载，荆壁老人为“临济正宗第二十五世”“夫荆壁者，族世西夏，法讳德山，号翠峰，荆壁其别号也。幼嗜禅学，过函谷，择红椿寺居焉。索然一榻，逾二十年余，足不履城市，口不下烟火”。红椿寺自荆壁老人创建后，多次增建，历经风雨，建筑多有损毁。荆壁的徒孙明海等人召集谋划，进行重修，使寺庙重现辉煌。 《重修红椿寺记》碑中记载“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钦赐大藏金经”。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即明万历皇帝朱翊钧的生母，崇祯皇帝朱由检的曾祖母。据《明史》[9]记载，朱翊钧于万历元年（1573）登基，尊其母亲为慈圣皇太后。由于当时朱翊钧尚年幼，朝中政务一时由慈圣皇太后执掌。万历六年（1578）加尊号曰慈圣宣文皇太后。万历十年（1582）加尊号曰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万历二十九年（1601）加尊号曰慈圣宣文明肃贞寿端献皇太后。万历三十四年（1606）加尊号曰慈圣宣文明肃贞寿端献恭熹皇太后。慈圣皇太后一生笃信佛教，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去世，谥号“孝定贞纯钦仁端肃弼天祚圣皇太后”，简称“孝定太后”。
《明史》载：“孝定李太后……顾好佛，京师内外多置梵刹，动费钜万，帝亦助施无算。居正在日，尝以为言，未能用也。”[10]万历皇帝尊封她为“九连菩萨”。《明史》中记载的孝定太后笃信佛教，《重修红椿寺记》碑中记载“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钦赐大藏金经”的内容，正是她笃信佛教的直接证据。且“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是孝定太后于万历十年（1582）至万历二十九年（1601）尊封的号，这与《重修红椿寺记》碑的刻立时间万历十七年（1589）也相吻合。《重修伏牛山红椿寺记》碑记载的“……慈宫，颁经赐镪，且奉懿旨建千盘胜会，讲演秘典……”进一步佐证了孝定太后对佛寺大肆赏赐，追求奢华的记载。该碑为赐同进士出身、翰林院修撰承务郎傅野肖及徐联芳撰文，御马监太监张思、陈儒、李官等九名太监立石，这种明显的官方行为也可窥见红椿寺在当时地位之高、规模之盛，是当时伏牛山佛教文化的集中体现和代表。
据《嵩县通史》记载[11]，元朝中叶，僧人已将伏牛山看作是与五台山、峨眉山和少室山齐名的佛教名山。伏牛山佛教文化的盛行，始于唐代云岩寺的创建。云岩寺是由自在禅师于唐元和年间创建的，遗址位于今嵩县白河乡下寺村，整个区域分上、下寺两部分，面积约5平方千米。据《重修伏牛山红椿寺记》碑载：“伏牛胜概甲里区，佛所阐灵地也……环云岩，辖囗百五十余区。”当时环绕云岩寺而建的寺院达一百五十余座，僧众数量庞大。以云岩寺为中心，包括红椿寺在内的众多佛寺使明代的伏牛山地区成为当时的佛教圣地，对全国各地的佛教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明朝王士性在其《广志绎》（卷三·江北四省）曾这样描述：“伏牛山在嵩县深谷大壑之中数百里，中原战争兵燹所不及，故缁流纳子多居之。”明末著名高僧憨山德清曾赞誉：“方今海内禅林，第一赖有牛山苦行，非诸方可及。”其时慕名到伏牛山参禅修行的高僧大德多不胜数。
4 余论
2015年，红椿寺遗址被河南省人民政府确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过初步调查，红椿寺遗址的大致情况已渐明晰。遗址平面呈椭圆形的寺院围墙，有别于传统的方正形制，形式较为独特。围墙随山势而建，自东向西，渐次抬升的建筑格局别具一格。就地取材建造的石质围墙，精美的建筑石构件，都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红椿寺这种形式的佛寺建筑比较少见，丰富了我国古代寺院建筑的內涵。
红椿寺虽然存世时间不长，但它与云岩寺遗址、周围的小型石庙共同作为伏牛山佛教文化的重要载体，为研究明代伏牛山地区的佛教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红椿寺遗址现存的石拱桥、石寨墙、石构件、石碑刻，是研究明代建筑艺术、雕塑艺术及明代佛教在洛阳地区传播发展的实物资料。
参考文献
[1]（清）卢志逊，李滋.嵩县志（卷八）[M].康熙三十二年刊本.
[2][11]嵩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嵩县通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7.
[3]国家文物局.2008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重要新发现[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4]洛阳市文物管理局.洛阳市不可移动文物名录（三）[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
[5]黄夏年.伏牛山云岩寺初探[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3）.
[6]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市文物钻探管理办公室，洛阳龙门石窟研究院，等.洛阳嵩县云岩寺遗址考古调查报告[J].洛阳考古，2015（1）.
[7]田建红，邓新波，闫秀霞.洛阳新发现的小型石庙[J].洛阳考古，2013（3）.
[8]崔文魁.楚山绍琦禅师研究[J].五台山研究，2006（1）.
[9][10]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