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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昭君作为古代四大美女之一，昭君出塞的故事广为流传，当我们把思维和笔触移到王昭君身上时，当我们从文学的角度来谈论这个人物时，不仅仅关注王昭君这个人物，更多的关注的是对于其故事呈现的方式及其意蕴。本文重点从唐代昭君故事的呈现方式，从不同角度如诗歌、散文、变文中去研究故事呈现方式，之后再进一步去研究其象征意蕴。
【关键词】唐朝；昭君故事；呈现方式；意蕴
【中图号】I206【文献标示码】A【文章编号】1005-1074(2009)02-0230-02
1唐代昭君故事的呈现方式
1.1诗歌中的昭君故事历史记载中对对于昭君的记载很少，而且史实记载的故事十分简略，主要在《汉书•元帝纪》和《汉书•匈奴传》中有记载，所记载的往往是以帝王和单于为主，只记述了匈奴单于向元帝和亲的原因和元帝以昭君赐单于的事实，从一个侧面来反映出王昭君这个人物。而《后汉书•南匈奴传》的记载略为详细：“昭君字嫱，南郡人也。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斐回，竦动左右。”基于这个简略的历史记载，自隋唐文人开始进行自觉性的创作，于是最早产生了有关昭君故事的诗歌，并在此基础上，经过各个朝代文人的不断努力，使昭君文化得到了不断发展。
对于上述记载中的“不得见御，积悲怨”，文人由此进行自觉创作，加入了意象和想象，“专由妾命薄，误使君恩轻。”其意非叹红颜薄命，自是怨恨君王“恩轻”之语。从历史角度来说，昭君的和亲是一种汉与少数民族的文化融合，而从文人的情感来抒发，这是文人为昭君的出使定下了一种悲凉的基调，是宫廷的腐败，统治者的晕厥导致了昭君悲凉的命运。隋唐文人借王昭君之口，表现对于君王晕厥的不满。自觉之间溶入了文人的情感，让人有一种古典文学中典型女性代表“弃妇”的悲凉之感。这里文人将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请求和亲，昭君自愿出塞，以增强汉、匈民族团结的历史进行了修正，王昭君对于其命运的悲叹，对于君王的不满，便是其见证。作为当事者的昭君并未感到她所能给予历史民族文化的贡献，而是深感到命运的济，君王的“恩轻”。
1.2散文中的昭君故事对于散文中的昭君故事，通常多以“悲”、“怨”、“叹”系结在一起。“红颜胜人知薄命，莫怨东风当自嗟”、“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宋代文人皆以悲、叹来呈现昭君的故事。红颜薄命，蛾眉见妒、明珠暗投、怀才不遇，这一切最易触起文人的身世之感。自汉魏始，经隋唐，这些文人的诗歌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元曲家马志远《汉宫秋》的散文创作，同时他对这一题材，又作了更大幅度的改造。《汉宫秋》这本杂剧，敷演王昭君故事成为了散文中昭君故事的代表。昭君和亲，在历史上被称为开创民族融合的新时代，对于当时的政治、社会、经济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在元代文人，以马志远为代表，将其深深打上了汉民族屈辱的烙印。
1.3变文中的昭君故事变文是民间曲艺“转变”所用的底本。此由而论，变文更多的中演艺形式。主要是从“俗讲”转化过来的，变文最初源于佛经故事，后来转为民间曲艺，内容也扩展到宗教以外。艺人在变文演艺过程中，说一段唱一段，故其文辞韵、散相杂；唱词有七言的，有六言的，还有一种三、三、七句式的。说唱时配合以相应的图画，那些图画几幅一组，连缀成一卷，一卷便称为“一铺”。变文的取材广泛，通常取材于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的变文较多，主要有《王昭君变文》、《王陵变文》、《伍子胥变文》、《孟姜女变文》等，可以说是变文的主流，而《王昭君变文》又是变文中的一个代表作。《王昭君变文》敷演昭君出塞的故事。在变文中只存昭君北行到达匈奴的一段，主要讲述昭君在匈奴立为皇后，但她怀念故国，终于郁郁而殁。文中对塞外风貌和昭君怀念故国的感情有许多生动的描写。晚唐诗人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一诗，传神地描绘了一个蜀中女艺人转动画卷，富有表情地说唱《王昭君变文》时的情景：妖姬未著石榴裙，自道家连绵水濆。檀口解知千载事，清词堪叹九秋文。翠眉颦处楚边月，画卷开时塞外云。说尽绮罗当日恨，昭君传意向文君。
2昭君故事的象征意蕴
2.1文人自覺创作意识的表现文艺作品由文人创作的过程中必然包含了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两个方面，具有价值的二重性特征。这种创作的过程，更多的表现为文人自觉创作的一种意识表现。具体来说，包括文艺作品的价值二重性来说，主要源自艺术家的自我体验与角色意识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文艺作品皆因情而生，文人的情感和意识融入到作品中，作品才能具有价值二重性。有了文人的自觉创作的意识，文人在具体创作过程中，将对自身情感、意绪的反复体验、关照和积累，努力探寻个人独特的感受方式和表达方式通过一种特定的象征意蕴来表现出来。文人的创作的自觉创作意识，同样包含有二重性即个体意识与社会意识。文人在作品中存在着自己的影子，将个人的情感融入到了人物的血液中，这才使王昭君的形象如此的感染人。同时他又毫无例外地扮演着一定的现实社会角色，代表一定社会集团某种“集体主体”的思想、情感的代言者，而在上述朝代的文人多以封建社会底层的阶层来出现，他们体会到最底层的劳动人民的艰难困苦，同样他们有着与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层接触，对于封建统治阶级对他们的不公平表现出不满和愤恨。这些思想的动力，会驱使他们将自我体验与角色意识架构成推动他们感人的故事情节。
2.2文人几种思想与情感的展示文人的思想与情感的展示通常一种内省式的把握，是人在将自己作为独立生命个体进行自我关照、审视时所产生的某种深沉情绪或意味。由于不同的文人因为受到现实意识水平的种种规范、限制、改造，带有某种朦胧色彩，所表现出的对于故事的思想一情感的展示有很大的不同。隋唐初期对于王昭君的故事，文人更多的寄予她不辱使命，致力于汉与匈奴的和亲，但也隐隐的表现出昭君远离故土的悲伤之情。而到了唐后期，以及宋朝后期及到于元朝初期，很多的文人的笔触更多的转变为对于昭君的同情，这种同情被扩大的同时，封建统治者被认为是昏愦和无能，文人通过王昭君的人物形象，更多的表现的是昭君对于民族的忧患与命运的悲惨。正因为如此，马致远在《汉宫秋》当中改变了故事的脉络和一些关键性的情节。虽然其表现形式同样具有多样化的特点——如既含有快乐、兴奋、愉悦等积极情感，也包含痛苦、忧愁、消沉等消极情感，但总体上还是一种美感体验。
2.3物象与传说的象征内蕴物象通常是指在文艺作品中用来表达作者人生感受和抒发感情的事或物。传说通常是通过人们口头流传或者是先人们长期以来反映在作品上的民间传说。物象与传说是文人用以表达特定的象征内蕴的重要手段。在诗歌等文艺作品中，由于文化的长期积淀，一些特定的物象被固定下来，具有了比较固定的意义。月与思乡之情，杨柳与送别，竹子与气节等被广泛的呈现在故事中。以菊花为例，菊花是文人常用的一种物象，菊花虽没有牡丹的国色天香，也不能与身价百倍的兰花并论，但作为傲霜之花，它却被文人赋予了坚强的品格，清高的气质。“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百花中”、“寂寞东篱湿露华，依前金靥照泥沙”等诗句，都借菊花来寄寓诗人的精神品质，这里的菊花无疑成为文人一种高尚人格的写照。鹧鸪这一物象在古诗词里也有特定的内蕴。鹧鸪的鸣声让人听起来像“行不得也哥哥”，极容易勾起旅途艰险的联想和满腔的离愁别绪。如“落照苍茫秋草明，鹧鸪啼处远人行”、“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等，诗中的鹧鸪都不是纯客观意义上的一种鸟。在昭君故事中，最常见的文人们的物象是鸿雁与哀鸿。这两种物象的内蕴都是用来呈现游子思乡怀亲，孤苦漂泊的感情。在对物象所举的一些例证中，钟嵘《诗品序》中有“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官。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所谓“汉妾”，指的是王昭君，也称汉明妃。杜甫的《咏怀古迹》中，有一首就是咏昭君的：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夜月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昭君据历史记载是湖北秭归县人，有高山绵延不断，“群山万壑赴荆门”是写实，而且写得开阔博大，很有气魄。同样也是由于文人所设计的意蕴即只有高山大河是钟灵毓秀的所在，只有在这样的环境里，才能够诞生王昭君这样美丽的女子。爱之深，而恨之切，昭君如此的美丽，而成为了汉远帝用以和亲的代替品，“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紫台”是指朝中的宫殿，犹言“紫宫”，指代皇宫。昭君悲哀地离开故国皇宫，走向外族那荒凉的沙漠，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传说塞外的草都是白色的，只有灶君冢的草是绿色的，所以叫作“青冢”，这即是一代明妃的悲惨命运。文人又借用最常用到的传说的意象即月亮来抒发情怀，希望明亮的月亮能照着她的芳魂会从塞外归来，再看一看自己的故乡。文人用一种超现实主义的笔触来表达对于昭君的同情。文人又总结了昭君的出使几种可能的说法，只是当年昭君出塞时怀抱着琵琶，琵琶的曲子是那样哀怨，有怨还是无怨由后来人去评说。
3结语
唐代昭君故事，历代文人都有其艺术呈现方式，诗歌、散文、曲牌等，昭君故事已经形成了一种特定的昭君文化，这种文化的传承，使得昭君这一人物更加丰满。人类社会虽然在不断的进步，但战争、贫穷、饥饿、灾害等等仍然长期笼罩着我们这个世界，因此悲剧不仅过去是现在还是甚至将来都永远是文学文艺创作永恒的体裁之一。正因为昭君故事、昭君文化具有这种悲剧的成分，因此经久不变。
【关键词】唐朝；昭君故事；呈现方式；意蕴
【中图号】I206【文献标示码】A【文章编号】1005-1074(2009)02-0230-02
1唐代昭君故事的呈现方式
1.1诗歌中的昭君故事历史记载中对对于昭君的记载很少，而且史实记载的故事十分简略，主要在《汉书•元帝纪》和《汉书•匈奴传》中有记载，所记载的往往是以帝王和单于为主，只记述了匈奴单于向元帝和亲的原因和元帝以昭君赐单于的事实，从一个侧面来反映出王昭君这个人物。而《后汉书•南匈奴传》的记载略为详细：“昭君字嫱，南郡人也。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斐回，竦动左右。”基于这个简略的历史记载，自隋唐文人开始进行自觉性的创作，于是最早产生了有关昭君故事的诗歌，并在此基础上，经过各个朝代文人的不断努力，使昭君文化得到了不断发展。
对于上述记载中的“不得见御，积悲怨”，文人由此进行自觉创作，加入了意象和想象，“专由妾命薄，误使君恩轻。”其意非叹红颜薄命，自是怨恨君王“恩轻”之语。从历史角度来说，昭君的和亲是一种汉与少数民族的文化融合，而从文人的情感来抒发，这是文人为昭君的出使定下了一种悲凉的基调，是宫廷的腐败，统治者的晕厥导致了昭君悲凉的命运。隋唐文人借王昭君之口，表现对于君王晕厥的不满。自觉之间溶入了文人的情感，让人有一种古典文学中典型女性代表“弃妇”的悲凉之感。这里文人将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请求和亲，昭君自愿出塞，以增强汉、匈民族团结的历史进行了修正，王昭君对于其命运的悲叹，对于君王的不满，便是其见证。作为当事者的昭君并未感到她所能给予历史民族文化的贡献，而是深感到命运的济，君王的“恩轻”。
1.2散文中的昭君故事对于散文中的昭君故事，通常多以“悲”、“怨”、“叹”系结在一起。“红颜胜人知薄命，莫怨东风当自嗟”、“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宋代文人皆以悲、叹来呈现昭君的故事。红颜薄命，蛾眉见妒、明珠暗投、怀才不遇，这一切最易触起文人的身世之感。自汉魏始，经隋唐，这些文人的诗歌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元曲家马志远《汉宫秋》的散文创作，同时他对这一题材，又作了更大幅度的改造。《汉宫秋》这本杂剧，敷演王昭君故事成为了散文中昭君故事的代表。昭君和亲，在历史上被称为开创民族融合的新时代，对于当时的政治、社会、经济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在元代文人，以马志远为代表，将其深深打上了汉民族屈辱的烙印。
1.3变文中的昭君故事变文是民间曲艺“转变”所用的底本。此由而论，变文更多的中演艺形式。主要是从“俗讲”转化过来的，变文最初源于佛经故事，后来转为民间曲艺，内容也扩展到宗教以外。艺人在变文演艺过程中，说一段唱一段，故其文辞韵、散相杂；唱词有七言的，有六言的，还有一种三、三、七句式的。说唱时配合以相应的图画，那些图画几幅一组，连缀成一卷，一卷便称为“一铺”。变文的取材广泛，通常取材于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的变文较多，主要有《王昭君变文》、《王陵变文》、《伍子胥变文》、《孟姜女变文》等，可以说是变文的主流，而《王昭君变文》又是变文中的一个代表作。《王昭君变文》敷演昭君出塞的故事。在变文中只存昭君北行到达匈奴的一段，主要讲述昭君在匈奴立为皇后，但她怀念故国，终于郁郁而殁。文中对塞外风貌和昭君怀念故国的感情有许多生动的描写。晚唐诗人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一诗，传神地描绘了一个蜀中女艺人转动画卷，富有表情地说唱《王昭君变文》时的情景：妖姬未著石榴裙，自道家连绵水濆。檀口解知千载事，清词堪叹九秋文。翠眉颦处楚边月，画卷开时塞外云。说尽绮罗当日恨，昭君传意向文君。
2昭君故事的象征意蕴
2.1文人自覺创作意识的表现文艺作品由文人创作的过程中必然包含了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两个方面，具有价值的二重性特征。这种创作的过程，更多的表现为文人自觉创作的一种意识表现。具体来说，包括文艺作品的价值二重性来说，主要源自艺术家的自我体验与角色意识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文艺作品皆因情而生，文人的情感和意识融入到作品中，作品才能具有价值二重性。有了文人的自觉创作的意识，文人在具体创作过程中，将对自身情感、意绪的反复体验、关照和积累，努力探寻个人独特的感受方式和表达方式通过一种特定的象征意蕴来表现出来。文人的创作的自觉创作意识，同样包含有二重性即个体意识与社会意识。文人在作品中存在着自己的影子，将个人的情感融入到了人物的血液中，这才使王昭君的形象如此的感染人。同时他又毫无例外地扮演着一定的现实社会角色，代表一定社会集团某种“集体主体”的思想、情感的代言者，而在上述朝代的文人多以封建社会底层的阶层来出现，他们体会到最底层的劳动人民的艰难困苦，同样他们有着与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层接触，对于封建统治阶级对他们的不公平表现出不满和愤恨。这些思想的动力，会驱使他们将自我体验与角色意识架构成推动他们感人的故事情节。
2.2文人几种思想与情感的展示文人的思想与情感的展示通常一种内省式的把握，是人在将自己作为独立生命个体进行自我关照、审视时所产生的某种深沉情绪或意味。由于不同的文人因为受到现实意识水平的种种规范、限制、改造，带有某种朦胧色彩，所表现出的对于故事的思想一情感的展示有很大的不同。隋唐初期对于王昭君的故事，文人更多的寄予她不辱使命，致力于汉与匈奴的和亲，但也隐隐的表现出昭君远离故土的悲伤之情。而到了唐后期，以及宋朝后期及到于元朝初期，很多的文人的笔触更多的转变为对于昭君的同情，这种同情被扩大的同时，封建统治者被认为是昏愦和无能，文人通过王昭君的人物形象，更多的表现的是昭君对于民族的忧患与命运的悲惨。正因为如此，马致远在《汉宫秋》当中改变了故事的脉络和一些关键性的情节。虽然其表现形式同样具有多样化的特点——如既含有快乐、兴奋、愉悦等积极情感，也包含痛苦、忧愁、消沉等消极情感，但总体上还是一种美感体验。
2.3物象与传说的象征内蕴物象通常是指在文艺作品中用来表达作者人生感受和抒发感情的事或物。传说通常是通过人们口头流传或者是先人们长期以来反映在作品上的民间传说。物象与传说是文人用以表达特定的象征内蕴的重要手段。在诗歌等文艺作品中，由于文化的长期积淀，一些特定的物象被固定下来，具有了比较固定的意义。月与思乡之情，杨柳与送别，竹子与气节等被广泛的呈现在故事中。以菊花为例，菊花是文人常用的一种物象，菊花虽没有牡丹的国色天香，也不能与身价百倍的兰花并论，但作为傲霜之花，它却被文人赋予了坚强的品格，清高的气质。“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百花中”、“寂寞东篱湿露华，依前金靥照泥沙”等诗句，都借菊花来寄寓诗人的精神品质，这里的菊花无疑成为文人一种高尚人格的写照。鹧鸪这一物象在古诗词里也有特定的内蕴。鹧鸪的鸣声让人听起来像“行不得也哥哥”，极容易勾起旅途艰险的联想和满腔的离愁别绪。如“落照苍茫秋草明，鹧鸪啼处远人行”、“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等，诗中的鹧鸪都不是纯客观意义上的一种鸟。在昭君故事中，最常见的文人们的物象是鸿雁与哀鸿。这两种物象的内蕴都是用来呈现游子思乡怀亲，孤苦漂泊的感情。在对物象所举的一些例证中，钟嵘《诗品序》中有“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官。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所谓“汉妾”，指的是王昭君，也称汉明妃。杜甫的《咏怀古迹》中，有一首就是咏昭君的：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夜月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昭君据历史记载是湖北秭归县人，有高山绵延不断，“群山万壑赴荆门”是写实，而且写得开阔博大，很有气魄。同样也是由于文人所设计的意蕴即只有高山大河是钟灵毓秀的所在，只有在这样的环境里，才能够诞生王昭君这样美丽的女子。爱之深，而恨之切，昭君如此的美丽，而成为了汉远帝用以和亲的代替品，“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紫台”是指朝中的宫殿，犹言“紫宫”，指代皇宫。昭君悲哀地离开故国皇宫，走向外族那荒凉的沙漠，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传说塞外的草都是白色的，只有灶君冢的草是绿色的，所以叫作“青冢”，这即是一代明妃的悲惨命运。文人又借用最常用到的传说的意象即月亮来抒发情怀，希望明亮的月亮能照着她的芳魂会从塞外归来，再看一看自己的故乡。文人用一种超现实主义的笔触来表达对于昭君的同情。文人又总结了昭君的出使几种可能的说法，只是当年昭君出塞时怀抱着琵琶，琵琶的曲子是那样哀怨，有怨还是无怨由后来人去评说。
3结语
唐代昭君故事，历代文人都有其艺术呈现方式，诗歌、散文、曲牌等，昭君故事已经形成了一种特定的昭君文化，这种文化的传承，使得昭君这一人物更加丰满。人类社会虽然在不断的进步，但战争、贫穷、饥饿、灾害等等仍然长期笼罩着我们这个世界，因此悲剧不仅过去是现在还是甚至将来都永远是文学文艺创作永恒的体裁之一。正因为昭君故事、昭君文化具有这种悲剧的成分，因此经久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