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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
2016年度新经济人物
于英涛
于英涛，1985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在纽约州立大学和法国雷恩商学院分别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博士学位，是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现任紫光集团全球执行副总裁、新华三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于英涛是个“微博控”，喜欢在微博上分享自己的心得和人生经验，他在微博上用三个词介绍自己，“挑战、创新、进取”。
半年多以前，于英涛开始执掌新华三集团。2016年5月6日，新华三集团在北京举行了成立发布会，国有控股企业清华紫光集团下属的紫光股份有限公司，此前从惠普买下了新华三51%的股权。与外界猜测的一样，曾历任联通华盛总经理、中国联通集团销售部总经理、浙江联通总经理的于英涛空降新华三，任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一职，接管了这个刚刚诞生但背景雄厚的新IT企业集团。
任何一家因并购而生的企业，在整合中总会经历波澜和阵痛，尤其是两个不同企业文化的公司。但从目前来看，在于英涛带领下，新华三不仅在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基本完成了内部整合，且有一系列惊艳的市场举措。这标志着新华三正在从传统的网络硬件设备公司，快速蜕变为以软件为核心，以云计算、大数据、大互联和大安全为战略平台的新IT解决方案领导者。
人生从挑战开始
于英涛自己总结，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截至目前，他的人生就是一直在自我挑战中度过，而喜欢挑战、勇于挑战自己的风格也让他走到了今天的位置。这也是为什么在微博的自我介绍中，他将“挑战”放在第一位的原因。
1981年，也就是中国恢复高考的第五年，他所在的山东烟台市的一个县城有1万多名学生参加高考，但最终只有不到200名学生被大学录取。于英涛就是其中之一，其中的挑战可想而知。
彼时，知识分子出身的父亲为他指点了一条“保险”的人生道路，“学好数理化，长大后做一名踏踏实实的工程师”。尽管于英涛在语言文学和参与社会方面拥有极高的热情，但最终仍然听从父亲的建议，选择了机械专业。
然而，伴随着80年代的对外开放和思想启蒙， 丰富的大学生活让他开始重新思考父亲为其确定的目标，广阔的校园世界也为于英涛提供了展示着自己能力和激情的空间。1985年毕业后，在大学里表现优秀的于英涛，恰逢国家推动干部年轻化的政治体制改革，他并没有像父亲希望的那样从事“工程师”职业，而是被山东省委组织部选中作为后备学生干部，派往最基层的乡镇政府挂职锻炼。或许沿着这条路，于英涛会走上仕途，但随后中央的干部政策的调整，让他回到了烟台市政府的经济部门，从事他喜欢的经济工作。
1994年7月，为促进中国电信业良性发展，原电子部、电力部和铁道部共同牵头成立了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于英涛受命组建中国联通烟台分公司，并出任总经理一职。伴随着中国电信体制改革的开始，于英涛也迎来自己事业的新起点，这一年他30岁，是中国联通最年经的总经理。
“需求有时候是可以通过创新引发出来的”
创新是于英涛对自己定义的第二个标签，或者说是要求，“社会永远是在创新中发展和进步的，人也是如此。”
在发展第三代移动通信网络时，根据国家战略的要求和指示，联通公司需要引进美国的CDMA技术标准，在国内与已经非常成熟的GSM技术（也被称作是欧洲标准）竞争。那个时候，全世界只有美国和韩国应用了CDMA技术，手机品种很少，并且CDMA手机和手机号是直接固化好的，用户要想换号就必须要更换手机。
因此，当联通在发展CDMA网络时，面临的一大难题是手机终端太少。而联通根据国内市场的情况首创了机卡分离，这就导致中国的CDMA手机跟其他国家的手机都不一样，国内的手机又只支持GSM技术的困局。“当时GSM手机叫双网机，CDMA叫单网机。GSM手机可以兼容中国联通和移动，但是CDMA只能绑在联通身上。”
在这个背景下，于英涛在2002年调任中国联通市场营销部副总经理，他面临的最大压力便是如何解决薄弱的终端产业链，支持中国联通与中国移动的竞争。
“面对CDMA终端的困境，我想是不是可以在一个手机里同时插两张卡，一张GSM，一张CDMA，而且两张卡同时在网，打哪一个都可以，既解决了漫游问题，也解决了CDMA产业链的问题。”于英涛是行动派，有了这个想法，就立刻着手寻找手机厂商落实。
几经周折，他找到了宇龙通讯公司，它更为人知的是旗下的手机品牌酷派。此前酷派主要做寻呼机，而寻呼机正在慢慢淡出了人们的生活，酷派也在寻求转型。于英涛找到时任宇龙通讯总裁郭德英，希望他能开发一款双卡手机，既能同时支持GSM与CDMA技术，也能兼具PDA功能，这也是酷派和当时市场上比较成熟的波导、TCL和三星等厂商做差异化竞争的唯一出路。双方很快达成共识，没有任何做手机经验的郭德英答应了于英涛的要求。
一年以后，酷派正式推出了售价6000元的酷派858型号手机，这是全球第一款同时支持CDMA和GMS两种网络通讯技术的手机，被业界评为国产双模智能机的里程碑，而这一创新之举也被市场迅速接受。之后，双卡双待逐渐成为了国产手机的标配，这项技术在2007年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我第一个提出的双网（卡）双待，对中国产业链，特别是对CDMA的产业链，还是做了积极的贡献。”于英涛至今仍对自己在这项技术诞生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感到骄傲和自豪，“现在所有人都两张手机卡，这样的习惯是慢慢形成的。所以说，有时候需求是可以通过创新引发出来的。确切地说，用户没想到的需求，很可能就是一个创新的方向，就看你是不是能走在用户的前面”。
于英涛的另一个“引爆需求”的创新就是千元智能手机。2009年1月7日，工信部为中国联通、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发放移动通信（3G）牌照，我国正式进入了3G时代。尽管中国联通在3G开网后很快就引进了苹果手机，但3500元以上的高价，是横在中国联通3G高速发展路上的一块巨石。 2010年4月，已经是联通华盛总经理的于英涛，被调任联通集团销售部总经理。他敏锐地发现，国内手机市场中，70%左右的用户使用的是1000元以下的手机，20%使用1000到3000元的手机，3000元以上价位的手机用户只占10%。这意味着，中国联通刚刚引入到国内的售价3599-4599元的苹果手机，用户只占10%的高端用户中的5%，即总用户数的0.5%左右。“尽管有很好的3G网络，但是因为终端很贵，中国联通用户规模发展很慢。”于英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经过一番研究以后，他找到了中兴通讯公司。当时中兴正在海外卖一款3.5英寸屏的Blade系列手机，市场售价1999元。2011年5月的一个周末，于英涛约中兴手机总裁何士友聊天，问他，“我可不可以买你200万部手机，你把价格降到900元？”
大约一周以后，中兴通讯给了于英涛答复。中兴手机的成本价要990元，再加上出厂到零售的渠道利润，零售价至少要1499元。但于英涛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990元进，零售价999元出，同时大力推行预存话费赠送手机。批零差只有9元，这在手机行业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举措，同时也极具挑战。这次于英涛又赢了。这款被命名为“新定义千元智能机”的中兴V880，一上市，第一个月销量就突破100万台，总销量突破500万台。随后两个月，于英涛又联手联想推出第二款千元智能机A60，也创造出月销量过百万台的历史。之后，联通进一步与其他手机厂商合作，推出了数量更多的千元智能手机。“中国的千元智能手机时代，比全世界提前了整整两年。” 于英涛说。
入主新华三
2015年，喜欢挑战自己，并希望通过自己的创新引领新需求的于英涛，做出了新的选择——离开联通。
对此，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离开联通是自己职业生涯的选择，在过去的21年里，为通信行业创新尽了力，希望能够在一个新的行业，在更为宽广的市场环境中，重新挑战自己。
在这个节点，清华紫光集团董事长赵伟国向于英涛伸出了橄榄枝，双方一拍即合，于英涛随即出任紫光集团全球执行副总裁、新华三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对此，于英涛表示，“在我内心中，其实一直有一个‘工程师’的遗憾，我对源于科技的创新有一种本能的向往与热爱，而赵伟国董事长的‘打造世界级芯云科技产业巨头’的目标也正激发了我的这一情结，我希望能在一家重科技企业中，再次体现自己的价值。”
在于英涛看来，这个价值与“新经济”密切相关。“新经济的概念诞生于上世纪90年代，其中一个核心的基础就是科技创新，或者说就源自信息技术的创新所创建的新经济模式、形态等。”对于新经济与技术间的关系，于英涛介绍说，“双卡双待、千元智能手机改变了人们基于手机的应用模式，加速了智能终端的普及，推进了基于手机的业务创新，但这只是终端的变化，在我眼中，真正的新经济动力来自信息处理的大后方。”
也因此，在新华三创立之初，于英涛就将集团的口号和发展目标，定为与国家发展战略高度契合的“新IT 新经济”，其核心的战略理念就是“引领新IT 助推新经济”。
不过，对于有着面向企业用户的行业特点的新华三来说，带有明显面向消费者行业标签的于英涛显然是跨界而来，但这也是他欣然接受这份挑战的另一大原因。
“其实，很多事物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尤其是当你已经达到一个高度，再进入一个新领域时，你会发现很多常识、逻辑与道理是一样的。比如喜欢挑战自己、富有创新精神、永葆进取之心，这对于任何一家企业都适用。”于英涛对于自己的跨界，坦然地表示，“我不需要成为技术领域的顶尖专家，而是要让新华三成为各领域专家们更能高效的工作、创新，更喜欢为之工作的好公司。我作为企业的掌舵者，更关注的是，新华三如何在中国新经济发展的契机下做大做强，并为后者作出更大的贡献。”
在过往几十年富有挑战的工作中所积累、锻炼出的，丰富的工作经验与扎实的领导能力，让于英涛很快适应了新华三的忙碌节奏，每天早上不到6点起床，晚上9、10点才回家，每周全国各地穿梭飞行已经是家常便饭。另一方面，在通信行业和消费者领域的深厚沉淀与对市场的敏锐嗅觉，尤其是对创新的“产业链级”的理解，让于英涛更能体会客户的需求，也更懂得掌控公司的节奏和资源的投入。他不断跟各省、市政府洽谈合作，快速提升了公司的战略格局。在他的推动下，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先后在河南郑州、安徽合肥、四川成都分别成立了新华三的大数据、安全与云计算分公司，进一步释放各产品线的业务潜能，借助全国的人才优势，让新华三的新IT战略推进迅速进入了快行轨道。
对于即将来临的2017年，于英涛坦言，他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整合两支文化迥异的队伍，“一个是极具狼性的本土企业，一个是极为包容的跨国企业，差异巨大，文化的融合是最大的挑战。”而行业老兵于英涛，正在以创新和进取之心，沉稳地化解着这一切。“不能说有挑战就不敢前进了，我们必须要不断地前进，而在这一过程中，在管理上也有很大的创新空间。”他最后总结说，“全世界任何一个并购的公司，在整合当中有60%的概率是失败的。但我们实现了平稳的整合，目前来说，新华三已经形成了非常好的合力。今年我们会实现可观的增长，新华三交出了一个令人满意的答卷。”
2016年度新经济人物
于英涛
于英涛，1985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在纽约州立大学和法国雷恩商学院分别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博士学位，是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现任紫光集团全球执行副总裁、新华三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于英涛是个“微博控”，喜欢在微博上分享自己的心得和人生经验，他在微博上用三个词介绍自己，“挑战、创新、进取”。
半年多以前，于英涛开始执掌新华三集团。2016年5月6日，新华三集团在北京举行了成立发布会，国有控股企业清华紫光集团下属的紫光股份有限公司，此前从惠普买下了新华三51%的股权。与外界猜测的一样，曾历任联通华盛总经理、中国联通集团销售部总经理、浙江联通总经理的于英涛空降新华三，任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一职，接管了这个刚刚诞生但背景雄厚的新IT企业集团。
任何一家因并购而生的企业，在整合中总会经历波澜和阵痛，尤其是两个不同企业文化的公司。但从目前来看，在于英涛带领下，新华三不仅在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基本完成了内部整合，且有一系列惊艳的市场举措。这标志着新华三正在从传统的网络硬件设备公司，快速蜕变为以软件为核心，以云计算、大数据、大互联和大安全为战略平台的新IT解决方案领导者。
人生从挑战开始
于英涛自己总结，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截至目前，他的人生就是一直在自我挑战中度过，而喜欢挑战、勇于挑战自己的风格也让他走到了今天的位置。这也是为什么在微博的自我介绍中，他将“挑战”放在第一位的原因。
1981年，也就是中国恢复高考的第五年，他所在的山东烟台市的一个县城有1万多名学生参加高考，但最终只有不到200名学生被大学录取。于英涛就是其中之一，其中的挑战可想而知。
彼时，知识分子出身的父亲为他指点了一条“保险”的人生道路，“学好数理化，长大后做一名踏踏实实的工程师”。尽管于英涛在语言文学和参与社会方面拥有极高的热情，但最终仍然听从父亲的建议，选择了机械专业。
然而，伴随着80年代的对外开放和思想启蒙， 丰富的大学生活让他开始重新思考父亲为其确定的目标，广阔的校园世界也为于英涛提供了展示着自己能力和激情的空间。1985年毕业后，在大学里表现优秀的于英涛，恰逢国家推动干部年轻化的政治体制改革，他并没有像父亲希望的那样从事“工程师”职业，而是被山东省委组织部选中作为后备学生干部，派往最基层的乡镇政府挂职锻炼。或许沿着这条路，于英涛会走上仕途，但随后中央的干部政策的调整，让他回到了烟台市政府的经济部门，从事他喜欢的经济工作。
1994年7月，为促进中国电信业良性发展，原电子部、电力部和铁道部共同牵头成立了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于英涛受命组建中国联通烟台分公司，并出任总经理一职。伴随着中国电信体制改革的开始，于英涛也迎来自己事业的新起点，这一年他30岁，是中国联通最年经的总经理。
“需求有时候是可以通过创新引发出来的”
创新是于英涛对自己定义的第二个标签，或者说是要求，“社会永远是在创新中发展和进步的，人也是如此。”
在发展第三代移动通信网络时，根据国家战略的要求和指示，联通公司需要引进美国的CDMA技术标准，在国内与已经非常成熟的GSM技术（也被称作是欧洲标准）竞争。那个时候，全世界只有美国和韩国应用了CDMA技术，手机品种很少，并且CDMA手机和手机号是直接固化好的，用户要想换号就必须要更换手机。
因此，当联通在发展CDMA网络时，面临的一大难题是手机终端太少。而联通根据国内市场的情况首创了机卡分离，这就导致中国的CDMA手机跟其他国家的手机都不一样，国内的手机又只支持GSM技术的困局。“当时GSM手机叫双网机，CDMA叫单网机。GSM手机可以兼容中国联通和移动，但是CDMA只能绑在联通身上。”
在这个背景下，于英涛在2002年调任中国联通市场营销部副总经理，他面临的最大压力便是如何解决薄弱的终端产业链，支持中国联通与中国移动的竞争。
“面对CDMA终端的困境，我想是不是可以在一个手机里同时插两张卡，一张GSM，一张CDMA，而且两张卡同时在网，打哪一个都可以，既解决了漫游问题，也解决了CDMA产业链的问题。”于英涛是行动派，有了这个想法，就立刻着手寻找手机厂商落实。
几经周折，他找到了宇龙通讯公司，它更为人知的是旗下的手机品牌酷派。此前酷派主要做寻呼机，而寻呼机正在慢慢淡出了人们的生活，酷派也在寻求转型。于英涛找到时任宇龙通讯总裁郭德英，希望他能开发一款双卡手机，既能同时支持GSM与CDMA技术，也能兼具PDA功能，这也是酷派和当时市场上比较成熟的波导、TCL和三星等厂商做差异化竞争的唯一出路。双方很快达成共识，没有任何做手机经验的郭德英答应了于英涛的要求。
一年以后，酷派正式推出了售价6000元的酷派858型号手机，这是全球第一款同时支持CDMA和GMS两种网络通讯技术的手机，被业界评为国产双模智能机的里程碑，而这一创新之举也被市场迅速接受。之后，双卡双待逐渐成为了国产手机的标配，这项技术在2007年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我第一个提出的双网（卡）双待，对中国产业链，特别是对CDMA的产业链，还是做了积极的贡献。”于英涛至今仍对自己在这项技术诞生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感到骄傲和自豪，“现在所有人都两张手机卡，这样的习惯是慢慢形成的。所以说，有时候需求是可以通过创新引发出来的。确切地说，用户没想到的需求，很可能就是一个创新的方向，就看你是不是能走在用户的前面”。
于英涛的另一个“引爆需求”的创新就是千元智能手机。2009年1月7日，工信部为中国联通、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发放移动通信（3G）牌照，我国正式进入了3G时代。尽管中国联通在3G开网后很快就引进了苹果手机，但3500元以上的高价，是横在中国联通3G高速发展路上的一块巨石。 2010年4月，已经是联通华盛总经理的于英涛，被调任联通集团销售部总经理。他敏锐地发现，国内手机市场中，70%左右的用户使用的是1000元以下的手机，20%使用1000到3000元的手机，3000元以上价位的手机用户只占10%。这意味着，中国联通刚刚引入到国内的售价3599-4599元的苹果手机，用户只占10%的高端用户中的5%，即总用户数的0.5%左右。“尽管有很好的3G网络，但是因为终端很贵，中国联通用户规模发展很慢。”于英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经过一番研究以后，他找到了中兴通讯公司。当时中兴正在海外卖一款3.5英寸屏的Blade系列手机，市场售价1999元。2011年5月的一个周末，于英涛约中兴手机总裁何士友聊天，问他，“我可不可以买你200万部手机，你把价格降到900元？”
大约一周以后，中兴通讯给了于英涛答复。中兴手机的成本价要990元，再加上出厂到零售的渠道利润，零售价至少要1499元。但于英涛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990元进，零售价999元出，同时大力推行预存话费赠送手机。批零差只有9元，这在手机行业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举措，同时也极具挑战。这次于英涛又赢了。这款被命名为“新定义千元智能机”的中兴V880，一上市，第一个月销量就突破100万台，总销量突破500万台。随后两个月，于英涛又联手联想推出第二款千元智能机A60，也创造出月销量过百万台的历史。之后，联通进一步与其他手机厂商合作，推出了数量更多的千元智能手机。“中国的千元智能手机时代，比全世界提前了整整两年。” 于英涛说。
入主新华三
2015年，喜欢挑战自己，并希望通过自己的创新引领新需求的于英涛，做出了新的选择——离开联通。
对此，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离开联通是自己职业生涯的选择，在过去的21年里，为通信行业创新尽了力，希望能够在一个新的行业，在更为宽广的市场环境中，重新挑战自己。
在这个节点，清华紫光集团董事长赵伟国向于英涛伸出了橄榄枝，双方一拍即合，于英涛随即出任紫光集团全球执行副总裁、新华三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对此，于英涛表示，“在我内心中，其实一直有一个‘工程师’的遗憾，我对源于科技的创新有一种本能的向往与热爱，而赵伟国董事长的‘打造世界级芯云科技产业巨头’的目标也正激发了我的这一情结，我希望能在一家重科技企业中，再次体现自己的价值。”
在于英涛看来，这个价值与“新经济”密切相关。“新经济的概念诞生于上世纪90年代，其中一个核心的基础就是科技创新，或者说就源自信息技术的创新所创建的新经济模式、形态等。”对于新经济与技术间的关系，于英涛介绍说，“双卡双待、千元智能手机改变了人们基于手机的应用模式，加速了智能终端的普及，推进了基于手机的业务创新，但这只是终端的变化，在我眼中，真正的新经济动力来自信息处理的大后方。”
也因此，在新华三创立之初，于英涛就将集团的口号和发展目标，定为与国家发展战略高度契合的“新IT 新经济”，其核心的战略理念就是“引领新IT 助推新经济”。
不过，对于有着面向企业用户的行业特点的新华三来说，带有明显面向消费者行业标签的于英涛显然是跨界而来，但这也是他欣然接受这份挑战的另一大原因。
“其实，很多事物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尤其是当你已经达到一个高度，再进入一个新领域时，你会发现很多常识、逻辑与道理是一样的。比如喜欢挑战自己、富有创新精神、永葆进取之心，这对于任何一家企业都适用。”于英涛对于自己的跨界，坦然地表示，“我不需要成为技术领域的顶尖专家，而是要让新华三成为各领域专家们更能高效的工作、创新，更喜欢为之工作的好公司。我作为企业的掌舵者，更关注的是，新华三如何在中国新经济发展的契机下做大做强，并为后者作出更大的贡献。”
在过往几十年富有挑战的工作中所积累、锻炼出的，丰富的工作经验与扎实的领导能力，让于英涛很快适应了新华三的忙碌节奏，每天早上不到6点起床，晚上9、10点才回家，每周全国各地穿梭飞行已经是家常便饭。另一方面，在通信行业和消费者领域的深厚沉淀与对市场的敏锐嗅觉，尤其是对创新的“产业链级”的理解，让于英涛更能体会客户的需求，也更懂得掌控公司的节奏和资源的投入。他不断跟各省、市政府洽谈合作，快速提升了公司的战略格局。在他的推动下，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先后在河南郑州、安徽合肥、四川成都分别成立了新华三的大数据、安全与云计算分公司，进一步释放各产品线的业务潜能，借助全国的人才优势，让新华三的新IT战略推进迅速进入了快行轨道。
对于即将来临的2017年，于英涛坦言，他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整合两支文化迥异的队伍，“一个是极具狼性的本土企业，一个是极为包容的跨国企业，差异巨大，文化的融合是最大的挑战。”而行业老兵于英涛，正在以创新和进取之心，沉稳地化解着这一切。“不能说有挑战就不敢前进了，我们必须要不断地前进，而在这一过程中，在管理上也有很大的创新空间。”他最后总结说，“全世界任何一个并购的公司，在整合当中有60%的概率是失败的。但我们实现了平稳的整合，目前来说，新华三已经形成了非常好的合力。今年我们会实现可观的增长，新华三交出了一个令人满意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