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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北京之行是中苏关系的尾声，却是中俄关系的新起点。只是由于苏联猝然消失，领土划界才成为遗留问题。
大约在1959年前后，中苏两国“同志加兄弟”的人造“蜜月”迅速转冷，开始了近30年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军事对抗。大起大落、骤冷骤热，这在国家关系中都不具有可持续性，但重新正常化之路却极为曲折。在对抗岁月里，现实的民族利益与历史恩怨纠结，两国恩断义绝，攻击性宣传使两国国民也互视对方为妖魔，信任降到冰点。
1989年5月15日，在时隔30年之后(1959年赫鲁晓夫首访中国)，苏联元首戈尔巴乔夫前往北京开启破冰之旅；两国都以重新走近对方而实现了政治、外交的自我完善。
正常化的前夜：新的历史周期
到1970年代末，中苏迎来了改善关系的时机。中国终结了“文革”苦难，认识到闭门造车是不可能之事，开始了改革开放；同时，因里根政府支持台湾，中国被迫加快与苏联改善关系。苏联也欣喜地看到中国放弃了“毛主义”，双方都不再无谓纠缠意识形态，都对对方的改革深感兴趣。勃列日涅夫在执政后期释放善意，中方谨慎回应并设置底线：希望苏联消除“三大障碍”：入侵阿富汗、屯兵蒙古、越南入侵柬埔寨。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讲话，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同家，并愿改善苏中关系；但前提是“不损害第三方利益”，这表明：关系正常化的条件并未成熟。
经过30年相互隔绝之后，两国都走入新的历史周期。中国从很低的起点开始改革开放，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迎来经济发展的黄金期。但是，最初的10年也滋生了腐败等社会问题；并且，受两方影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上升。
苏联同样处于历史转折期。到戈尔巴乔夫上台时，当时普遍的社会情绪是：“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而在国际上，苏联处境孤立，其亲密盟国古巴、越南、东德等国实力有限；入侵阿富汗引起“半个世界”与之对抗(美国、伊斯兰世界、中国等)。
中国的改革模式并非纯然首创，曾借鉴匈牙利等国经验，而苏联则只认为这是1920年代苏俄“新经济政策”的简单翻版，较为轻视；但一些汉学家和外交官目睹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积极变化，建言学习中国。“改革”作为戈尔巴乔夫动员苏联社会的新意识形态，起步晚于中国，但步幅很大，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但几年后，苏联的危机急剧爆发，戈氏“新思维”反而成了反面教材。还在苏联改革之初，邓小平就曾说过：戈氏的初衷也许很好，但是这样搞法恐怕至多可支持五六年——竟如神启般言中。
1980年代初，当中苏正常化尚在谈判阶段，民间的“正常化”已闻风先动。黑龙江、内蒙古、新疆等省份的边贸已如火如荼；苏联企业参加中国展会，并为50年代苏联援建的工业设施升级改造；时隔多年之后，《人民日报》重新称苏联为“伟大社会主义国家”。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不久就表示欲与中国和解。其助手切尔尼亚耶夫在《与戈尔巴乔夫在一起的六年》(1993年版)中记述，1985年苏共四月全会前，阿尔巴托夫提议应尽快理顺与中、日等国关系，解决阿富汗问题；戈尔巴乔夫只表示要尽快解决阿富汗问题；但四月全会就确定要与中国等国发展合作。
1986年5月，戈尔巴乔夫表示：“对我们来说，与中国的睦邻关系不亚于与美国的关系……外交局势越来越取决于苏中关系……”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讲话称：正与蒙古领导人研究撤出大部分苏军，并表示“苏联准备在任何时间、层次认真讨论建立与中国的睦邻关系”。但是，对于苏联来说，中国虽很重要，但只有在“冷战”格局改变之后才有意义。苏联必须全面收缩：军备竞赛消耗其40％的国民财富，苏联早已力不从心；在阿富汗，苏联陷入美国的战略捕兽器；油价大跌(一说是美国和沙特联手做局所致)导致外汇严重不足，无钱进口粮食；苏联需要西方的贷款、技术、投资。1987年12月8日，美、苏达成削减中短程核导弹的协议，双方不再视对方为敌手。这样，在美国的“冷战”结束之前，苏联——戈尔巴乔夫——的“冷战”早已终结。
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化，苏联加快消除“三大障碍”的步伐。1987年，苏联从蒙古撤军5万人；1989年，苏蒙协议规定，到1991年撤出全部驻蒙苏军。
阿富汗之于苏联，如越南之于美国。苏联早想抽身退步，但必须安排好善后、“赢得和平”，以免出现一个反苏的邻国、或其真空被美国填充。从1988年5月15日起，苏联开始从阿富汗撤军，到1989年2月15日，最后一批苏军回国。
越南入侵柬埔寨体现了中苏军事对抗，但苏联一直推说这涉及第三国，曾提议中国先实现苏中关系正常化，再一道解决柬埔寨问题；但中方认为应先解决柬埔寨问题，然后才实现正常化。为此，戈尔巴乔夫的同事沙赫纳扎罗夫曾表示：“苏中关系正常化的钥匙多半在河内，而不是莫斯科或北京。”
1987年5月，戈尔巴乔夫先后与越共总书记阮文灵、柬埔寨“人民民主党”主席韩桑林、柬埔寨政府主席洪森会谈。1988年7月20日，戈尔巴乔夫与阮文灵再次会谈，越方表示，准备在1989年底、1990年初从柬埔寨撤军完毕。至此，妨碍中苏关系的“三大障碍”完全消除。
此前，两国都大幅裁军，为首脑会晤创造良好氛围。1985年，中国裁军100万(主要是守卫中、苏边界的驻军)，一些军工企业转为民用。1988年12月，苏联裁军50万，其中乌拉尔军区等裁军20万。远东苏军裁为12个师并重组，太平洋舰队裁减16艘军舰；苏联宣布，不增加其亚洲部分的陆基核武器和核轰炸机。
格科乔夫《戈尔巴乔夫》(2001年版)一书记述：到了1989年，中苏双方都认为。高层会晤的最佳时机已经到来。
访华的外交遗产
1989年5月15日，如日中天的世界政治明星、苏联“改革之父”戈尔巴乔夫如约访华，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会晤。对于可能会涉及的历史问题，戈尔巴乔夫有备而来。邓小平明确阐述中方对沙俄侵华、中苏关系恶化等历史问题的立场，但无意纠缠，而主张“一风吹”；相应地，戈尔巴乔夫同志也做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苏方在中苏关系恶化方面也“负有部分责任”，并坚持边界应维持现状——二战后形成的疆界。
中苏会谈纪要规定：中方欢迎苏方撤出75％的驻蒙军队，并希望剩余苏军能尽快撤出；在现有中苏边界条约的基础上，按照公认的国际法原则，以及平等协商、相互理解和相互让步的精神，公正合理地解决边界问题。双方责成两国外交部长就边界问题专门讨论。在戈尔巴乔夫访华期间，边界问题的一些基本原则已确定。两国外交部签署的文件中指出：中方认为，中苏边界的争议地段 有3.3万平方公里——包括与吉尔吉斯共和国接壤的4000平方公里。
同中国领袖李鹏、邓小平、赵紫阳等人的会谈令戈尔巴乔夫很满意，关系正常化使中苏两国的负担都大大减轻。而访华可谓戈氏外交方面的最大成就之一：是他，而不是别人，顺利拿下中国这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都啃不动的“硬骨头”。但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也有某些消极言论认为，戈氏访华签署的协议使“中国人能够不受控制地向俄罗斯腹地扩张和渗透”；戈氏无条件地满足了中国的要求，苏军刚从阿富汗撤离，阿局势就失控并陷入内战；等等。
1989年后的中苏合作已获得惯性和动力：1990年上半年，两国政府签署裁军协议，巩固互信。1990年4月，李鹏总理访苏时签署了中苏划界协议；5月，中苏签订合同，中国购买苏联的米格-29和苏-27飞机。然而，戈尔巴乔夫在中苏关系舞台甫一亮相，苏联即已走到尽头。对于苏联领导人来说，邓小平提出的“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是一句言简意赅的警语。戈尔巴乔夫访华的意义，更多的是“结束过去”；而“开辟未来”的重任，则落到新俄罗斯政治家的肩上。但是，戈尔巴乔夫留下一笔积极的政治遗产，其北京之行是中苏关系的尾声，却是中俄关系的新起点。只是由于苏联猝然消失，领土划界才成为遗留问题。
1991年之后，苏联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实体消亡，中国在边界问题上的谈判对手一分为四：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塔吉克斯坦；变局凸显了问题的紧迫性和复杂性。俄学者的著作中写道：中国方面急切地要求解决边界问题。面对中国的强烈要求，中亚相关国家急忙培训相关人才，调取苏联时期档案，求助于俄罗斯；划界再次成为中国与俄、哈、吉、塔建交之初须率先解决的难题。
苏联的命运在东方早已注定?
戈尔巴乔夫访华时，苏联国内的危机已经成熟：日用品奇缺、生活水平不见提高、民族冲突不断(到1989年，民族冲突已导致292人死亡，5200人受伤，36万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等族成为难民)。中外记者都注意到，戈尔巴乔夫的随从在北京的商场大量采购牙膏、牙刷等日用品。强大的苏联走向末世。布热津斯基在其著作《大失败》中判断，苏联突然崩溃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1989年夏天，中国也像苏联、东欧各国一样遭遇“民主化”(所谓“第三波”)浪潮。戈尔巴乔夫访华适逢街头游行，游行者主张效仿苏联的激进改革。有俄罗斯著作写道：“北京街头的骚乱似乎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插曲。一些学生试图与苏联‘改革之父’见面，但是，戈尔巴乔夫避开了。据身边人说，中国领导人阻碍这样做。”鉴于中国的非常局势，戈尔巴乔夫匆匆结束访问回国。无疑，中国当时发生的事情既有内在根源，也有强大的外来推手。
1999年，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美国大学的一次研讨会上说：“我毕生的目标就是摧毁共产主义和难以忍受的对人的专政……2000年之后将到来一个和平和普遍繁荣的时代。但是，世界上还有一支力量阻滞我们向和平和创造前进——我指的是中国。我访问中国时，爆发了大规模学生游行；当时我曾觉得，共产主义在中国即将衰落。我曾试图对那个巨大广场上的游行者讲话，表示好感和支持……”吊诡的是：中国学者曾往俄罗斯求证此事，戈尔巴乔夫方面否认有过该讲话；但是，许多学者(包括俄学者在内)对该讲话都不以为假，并加以援引。
在苏联，访华及随后中国平定动乱之举 却令戈尔巴乔夫声望大跌。苏联对于中国平 息骚乱的举措保持善意“中立”，但民主派却 消极评价。6月6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 过声明，对北京发生的事件表示“关切”，一 些非政府组织在中国驻俄使馆附近集会。还 有人认为，戈尔巴乔夫对中国回避政改的改 革模式也负有责任。俄学者舒宾在《改革的 悖论》(2005年)一书中写道，“中国由改革 的象征瞬间变成一个可怕邻国”，不少苏联国 民对中国怀有恶感。
但是，1989年到1990年间，苏联国内 思想政治斗争激烈，最终，苏联仿照中国放 开一些领域，改善国民生活：恢复酒类生产 和消费；扩大个体劳动、私营贸易；允许自 由打买卖郊区住房，城市住房私有化等。
中国平定动乱之举还引发苏联国内政治 力量重组。反改革力量要求戈氏仿效中国， 消除骚乱、恢复秩序；但是，戈氏拒不听从， 担心他“建设民主的高贵理想就会终结”，苏 联会血流成河。因中国的例证他更加确信： 同时搞政治、经济改革是错误的，应先搞政 治改革，后搞经济改革。政治精英中的“中 国帮”遭打压而噤声，但戈尔巴乔夫也遭到 夹击，执政能力被大大削弱。
俄《外交家》主编尤里·塔夫罗夫斯基 曾于1989年和2007年两次来华。他曾写下 自己的思考：1989年的中、苏处在同一十字 路门，而仲夏的北京平乱事件不仅决定了巾 同的命运，也决定了俄罗斯的命运：前者腾飞， 后者沉沦。看到举世震惊的一幕后，戈尔巴 乔夫曾说：“我们中还有人想走中国道路。今 天我们已看到，这条路会通往何方。我不想 让红场变成天安门。”但是，中国的故事只是 其“关于未来的回忆”，苏联很快也爆发了无 休止的骚乱。苏联的“舵手”没有采取果断 措施，最终导致国家解体。
周恩米：戈尔巴乔夫的“护身符”?
俄罗斯曾有一则政治幽默：在苏联史上， 秃顶和浓密头发的领袖交替执政，秃顶领导 人如列宁、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较为温和， 而头发浓密者如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叶利 钦较为残暴。或许，戈尔巴乔夫堪称苏联最 温和、“善良”的总统——在对外方面尤其如 此：苏联不再是“邪恶帝同”，而是一个“善 良帝国”。在苏联解体进程中，戈尔巴乔夫放 弃了咄咄逼人的扩张政策，未干预东欧的事 务；他努力使“冷战”结束；理顺了与中国 等国的关系；使俄罗斯在道义上站到新起点。 俄国国民至今珍视已经获得的政治自由和公 民自由，而德国人由衷感谢他支持德国统一 的善举。当然，做政治家和做道德家常常是 冲突的，如果说，苏联解体就是其交换物， 那代价确实太大了。
苏联解体是西方称颂戈尔巴乔夫的理 由，却是东方责难他的原因。在其有生之年， 戈氏经历了辉煌与飞升，也经历了屈辱和沉 沦；到后来，更多的是遭受指责、甚至粗鲁 的谩骂和攻击，身陷唾沫之海。
苏联解体前后，戈尔巴乔夫的威望达到 巅峰，被称颂为俄国史上最伟大的改革家； 1992年，民主派人士萨莫伊洛夫在《独立报》 撰文：戈尔巴乔夫“折断了强大的法西斯帝 国的脊梁”；有人欲为他锻造金身，纪念其 业绩。但是，当俄罗斯经历了苦难的社会转 型之后，戈氏的声誉就跌落谷底，许多历史 和政论著作将他称为苏联解体的罪人，是西 方间谍、共产主义和俄罗斯的叛徒。而戈尔 巴乔夫仍对荣辱无比挂怀，会主动被动地为 自己辩护，将责任推给叶利钦、民主派、8· 19事件密谋者。他本身就是一个难解的心理 之谜：从不认为、或表现出自己是失败者。
最饶有兴味的是：他喜欢引用关于周恩 来的典故作为“驱邪”的“符咒”，且百引不 厌。如，2005年12月26日在《论据与事实》 网站的访谈(纪念改革20周年)、2006年8 月12日《莫斯科回声》电台访谈(纪念苏联 解体15周年)等场合下，他曾多次引证该典 故：1960年代，法国代表团访华，曾问周恩 来：你如何评价法国大革命对世界、特别是 对中国的影响?周恩来不假思索地回答：法 国大革命才过去170年，现在评价还为时尚 早。同理，戈尔巴乔夫也希望时间对自己有利。
1991年之后，政治家戈尔巴乔夫已成 为历史人物，而他的悲哀，在于他依旧在世。 诚然，在我们的时代，他的声望多半已不会 有起色。他在2002年至2004年领导的社会 民主党2007年被迫解散，今年5月13日他 宣布要创建的独立民主党前景也非常暗淡。 但是，时代在变，每一代人的利益、价值观、 志趣都在变，而任何观点，都能找到成打的、 有后见之明的史学家为其鼓吹和论证。有什 么能是确定不移的呢?
而后来者的幸运或许就在于：他们可以 超脱，可以超越寻找历史“责任者”的思路， 在已被开辟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一切源于底盘质素
实地试驾全新设计的上海通用雪佛兰科鲁兹后，可以告诉大家它有能耐一扫过去雪佛兰在国内的形象，作为雪佛兰全新设计的开始，科鲁兹肩负着这品牌重新开始的重任。
在科鲁兹这一级别，市面上的对手中，有注重易驾度与舒适的，有注重底盘的沉稳与行车质素的，亦有注重灵活的身手与动态反应的，而一尝科鲁兹后，可说它集同级之大成，其表现足以用“出类拔萃”来形容，这一切源于其车架的反馈沟通，来源于底盘与转向的质感。这一出自通用欧洲团队调校出的良好根基，就操纵表现来说是颇为出色的：沉实、明确、稳定、沟通充足又舒适，各项表现皆足以与同级翘楚相比：车体刚度和扎实感不下于明锐；稳定比日韩对手更强；清脆畅快直追福克斯；行车质素不亚于速腾，即使是车厢质素、空间、引擎动力与舒适性方面，科鲁兹也绝不让对手专美，凡此种种，足见科鲁兹是如何地出色。
大约在1959年前后，中苏两国“同志加兄弟”的人造“蜜月”迅速转冷，开始了近30年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军事对抗。大起大落、骤冷骤热，这在国家关系中都不具有可持续性，但重新正常化之路却极为曲折。在对抗岁月里，现实的民族利益与历史恩怨纠结，两国恩断义绝，攻击性宣传使两国国民也互视对方为妖魔，信任降到冰点。
1989年5月15日，在时隔30年之后(1959年赫鲁晓夫首访中国)，苏联元首戈尔巴乔夫前往北京开启破冰之旅；两国都以重新走近对方而实现了政治、外交的自我完善。
正常化的前夜：新的历史周期
到1970年代末，中苏迎来了改善关系的时机。中国终结了“文革”苦难，认识到闭门造车是不可能之事，开始了改革开放；同时，因里根政府支持台湾，中国被迫加快与苏联改善关系。苏联也欣喜地看到中国放弃了“毛主义”，双方都不再无谓纠缠意识形态，都对对方的改革深感兴趣。勃列日涅夫在执政后期释放善意，中方谨慎回应并设置底线：希望苏联消除“三大障碍”：入侵阿富汗、屯兵蒙古、越南入侵柬埔寨。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讲话，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同家，并愿改善苏中关系；但前提是“不损害第三方利益”，这表明：关系正常化的条件并未成熟。
经过30年相互隔绝之后，两国都走入新的历史周期。中国从很低的起点开始改革开放，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迎来经济发展的黄金期。但是，最初的10年也滋生了腐败等社会问题；并且，受两方影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上升。
苏联同样处于历史转折期。到戈尔巴乔夫上台时，当时普遍的社会情绪是：“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而在国际上，苏联处境孤立，其亲密盟国古巴、越南、东德等国实力有限；入侵阿富汗引起“半个世界”与之对抗(美国、伊斯兰世界、中国等)。
中国的改革模式并非纯然首创，曾借鉴匈牙利等国经验，而苏联则只认为这是1920年代苏俄“新经济政策”的简单翻版，较为轻视；但一些汉学家和外交官目睹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积极变化，建言学习中国。“改革”作为戈尔巴乔夫动员苏联社会的新意识形态，起步晚于中国，但步幅很大，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但几年后，苏联的危机急剧爆发，戈氏“新思维”反而成了反面教材。还在苏联改革之初，邓小平就曾说过：戈氏的初衷也许很好，但是这样搞法恐怕至多可支持五六年——竟如神启般言中。
1980年代初，当中苏正常化尚在谈判阶段，民间的“正常化”已闻风先动。黑龙江、内蒙古、新疆等省份的边贸已如火如荼；苏联企业参加中国展会，并为50年代苏联援建的工业设施升级改造；时隔多年之后，《人民日报》重新称苏联为“伟大社会主义国家”。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不久就表示欲与中国和解。其助手切尔尼亚耶夫在《与戈尔巴乔夫在一起的六年》(1993年版)中记述，1985年苏共四月全会前，阿尔巴托夫提议应尽快理顺与中、日等国关系，解决阿富汗问题；戈尔巴乔夫只表示要尽快解决阿富汗问题；但四月全会就确定要与中国等国发展合作。
1986年5月，戈尔巴乔夫表示：“对我们来说，与中国的睦邻关系不亚于与美国的关系……外交局势越来越取决于苏中关系……”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讲话称：正与蒙古领导人研究撤出大部分苏军，并表示“苏联准备在任何时间、层次认真讨论建立与中国的睦邻关系”。但是，对于苏联来说，中国虽很重要，但只有在“冷战”格局改变之后才有意义。苏联必须全面收缩：军备竞赛消耗其40％的国民财富，苏联早已力不从心；在阿富汗，苏联陷入美国的战略捕兽器；油价大跌(一说是美国和沙特联手做局所致)导致外汇严重不足，无钱进口粮食；苏联需要西方的贷款、技术、投资。1987年12月8日，美、苏达成削减中短程核导弹的协议，双方不再视对方为敌手。这样，在美国的“冷战”结束之前，苏联——戈尔巴乔夫——的“冷战”早已终结。
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化，苏联加快消除“三大障碍”的步伐。1987年，苏联从蒙古撤军5万人；1989年，苏蒙协议规定，到1991年撤出全部驻蒙苏军。
阿富汗之于苏联，如越南之于美国。苏联早想抽身退步，但必须安排好善后、“赢得和平”，以免出现一个反苏的邻国、或其真空被美国填充。从1988年5月15日起，苏联开始从阿富汗撤军，到1989年2月15日，最后一批苏军回国。
越南入侵柬埔寨体现了中苏军事对抗，但苏联一直推说这涉及第三国，曾提议中国先实现苏中关系正常化，再一道解决柬埔寨问题；但中方认为应先解决柬埔寨问题，然后才实现正常化。为此，戈尔巴乔夫的同事沙赫纳扎罗夫曾表示：“苏中关系正常化的钥匙多半在河内，而不是莫斯科或北京。”
1987年5月，戈尔巴乔夫先后与越共总书记阮文灵、柬埔寨“人民民主党”主席韩桑林、柬埔寨政府主席洪森会谈。1988年7月20日，戈尔巴乔夫与阮文灵再次会谈，越方表示，准备在1989年底、1990年初从柬埔寨撤军完毕。至此，妨碍中苏关系的“三大障碍”完全消除。
此前，两国都大幅裁军，为首脑会晤创造良好氛围。1985年，中国裁军100万(主要是守卫中、苏边界的驻军)，一些军工企业转为民用。1988年12月，苏联裁军50万，其中乌拉尔军区等裁军20万。远东苏军裁为12个师并重组，太平洋舰队裁减16艘军舰；苏联宣布，不增加其亚洲部分的陆基核武器和核轰炸机。
格科乔夫《戈尔巴乔夫》(2001年版)一书记述：到了1989年，中苏双方都认为。高层会晤的最佳时机已经到来。
访华的外交遗产
1989年5月15日，如日中天的世界政治明星、苏联“改革之父”戈尔巴乔夫如约访华，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会晤。对于可能会涉及的历史问题，戈尔巴乔夫有备而来。邓小平明确阐述中方对沙俄侵华、中苏关系恶化等历史问题的立场，但无意纠缠，而主张“一风吹”；相应地，戈尔巴乔夫同志也做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苏方在中苏关系恶化方面也“负有部分责任”，并坚持边界应维持现状——二战后形成的疆界。
中苏会谈纪要规定：中方欢迎苏方撤出75％的驻蒙军队，并希望剩余苏军能尽快撤出；在现有中苏边界条约的基础上，按照公认的国际法原则，以及平等协商、相互理解和相互让步的精神，公正合理地解决边界问题。双方责成两国外交部长就边界问题专门讨论。在戈尔巴乔夫访华期间，边界问题的一些基本原则已确定。两国外交部签署的文件中指出：中方认为，中苏边界的争议地段 有3.3万平方公里——包括与吉尔吉斯共和国接壤的4000平方公里。
同中国领袖李鹏、邓小平、赵紫阳等人的会谈令戈尔巴乔夫很满意，关系正常化使中苏两国的负担都大大减轻。而访华可谓戈氏外交方面的最大成就之一：是他，而不是别人，顺利拿下中国这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都啃不动的“硬骨头”。但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也有某些消极言论认为，戈氏访华签署的协议使“中国人能够不受控制地向俄罗斯腹地扩张和渗透”；戈氏无条件地满足了中国的要求，苏军刚从阿富汗撤离，阿局势就失控并陷入内战；等等。
1989年后的中苏合作已获得惯性和动力：1990年上半年，两国政府签署裁军协议，巩固互信。1990年4月，李鹏总理访苏时签署了中苏划界协议；5月，中苏签订合同，中国购买苏联的米格-29和苏-27飞机。然而，戈尔巴乔夫在中苏关系舞台甫一亮相，苏联即已走到尽头。对于苏联领导人来说，邓小平提出的“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是一句言简意赅的警语。戈尔巴乔夫访华的意义，更多的是“结束过去”；而“开辟未来”的重任，则落到新俄罗斯政治家的肩上。但是，戈尔巴乔夫留下一笔积极的政治遗产，其北京之行是中苏关系的尾声，却是中俄关系的新起点。只是由于苏联猝然消失，领土划界才成为遗留问题。
1991年之后，苏联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实体消亡，中国在边界问题上的谈判对手一分为四：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塔吉克斯坦；变局凸显了问题的紧迫性和复杂性。俄学者的著作中写道：中国方面急切地要求解决边界问题。面对中国的强烈要求，中亚相关国家急忙培训相关人才，调取苏联时期档案，求助于俄罗斯；划界再次成为中国与俄、哈、吉、塔建交之初须率先解决的难题。
苏联的命运在东方早已注定?
戈尔巴乔夫访华时，苏联国内的危机已经成熟：日用品奇缺、生活水平不见提高、民族冲突不断(到1989年，民族冲突已导致292人死亡，5200人受伤，36万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等族成为难民)。中外记者都注意到，戈尔巴乔夫的随从在北京的商场大量采购牙膏、牙刷等日用品。强大的苏联走向末世。布热津斯基在其著作《大失败》中判断，苏联突然崩溃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1989年夏天，中国也像苏联、东欧各国一样遭遇“民主化”(所谓“第三波”)浪潮。戈尔巴乔夫访华适逢街头游行，游行者主张效仿苏联的激进改革。有俄罗斯著作写道：“北京街头的骚乱似乎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插曲。一些学生试图与苏联‘改革之父’见面，但是，戈尔巴乔夫避开了。据身边人说，中国领导人阻碍这样做。”鉴于中国的非常局势，戈尔巴乔夫匆匆结束访问回国。无疑，中国当时发生的事情既有内在根源，也有强大的外来推手。
1999年，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美国大学的一次研讨会上说：“我毕生的目标就是摧毁共产主义和难以忍受的对人的专政……2000年之后将到来一个和平和普遍繁荣的时代。但是，世界上还有一支力量阻滞我们向和平和创造前进——我指的是中国。我访问中国时，爆发了大规模学生游行；当时我曾觉得，共产主义在中国即将衰落。我曾试图对那个巨大广场上的游行者讲话，表示好感和支持……”吊诡的是：中国学者曾往俄罗斯求证此事，戈尔巴乔夫方面否认有过该讲话；但是，许多学者(包括俄学者在内)对该讲话都不以为假，并加以援引。
在苏联，访华及随后中国平定动乱之举 却令戈尔巴乔夫声望大跌。苏联对于中国平 息骚乱的举措保持善意“中立”，但民主派却 消极评价。6月6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 过声明，对北京发生的事件表示“关切”，一 些非政府组织在中国驻俄使馆附近集会。还 有人认为，戈尔巴乔夫对中国回避政改的改 革模式也负有责任。俄学者舒宾在《改革的 悖论》(2005年)一书中写道，“中国由改革 的象征瞬间变成一个可怕邻国”，不少苏联国 民对中国怀有恶感。
但是，1989年到1990年间，苏联国内 思想政治斗争激烈，最终，苏联仿照中国放 开一些领域，改善国民生活：恢复酒类生产 和消费；扩大个体劳动、私营贸易；允许自 由打买卖郊区住房，城市住房私有化等。
中国平定动乱之举还引发苏联国内政治 力量重组。反改革力量要求戈氏仿效中国， 消除骚乱、恢复秩序；但是，戈氏拒不听从， 担心他“建设民主的高贵理想就会终结”，苏 联会血流成河。因中国的例证他更加确信： 同时搞政治、经济改革是错误的，应先搞政 治改革，后搞经济改革。政治精英中的“中 国帮”遭打压而噤声，但戈尔巴乔夫也遭到 夹击，执政能力被大大削弱。
俄《外交家》主编尤里·塔夫罗夫斯基 曾于1989年和2007年两次来华。他曾写下 自己的思考：1989年的中、苏处在同一十字 路门，而仲夏的北京平乱事件不仅决定了巾 同的命运，也决定了俄罗斯的命运：前者腾飞， 后者沉沦。看到举世震惊的一幕后，戈尔巴 乔夫曾说：“我们中还有人想走中国道路。今 天我们已看到，这条路会通往何方。我不想 让红场变成天安门。”但是，中国的故事只是 其“关于未来的回忆”，苏联很快也爆发了无 休止的骚乱。苏联的“舵手”没有采取果断 措施，最终导致国家解体。
周恩米：戈尔巴乔夫的“护身符”?
俄罗斯曾有一则政治幽默：在苏联史上， 秃顶和浓密头发的领袖交替执政，秃顶领导 人如列宁、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较为温和， 而头发浓密者如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叶利 钦较为残暴。或许，戈尔巴乔夫堪称苏联最 温和、“善良”的总统——在对外方面尤其如 此：苏联不再是“邪恶帝同”，而是一个“善 良帝国”。在苏联解体进程中，戈尔巴乔夫放 弃了咄咄逼人的扩张政策，未干预东欧的事 务；他努力使“冷战”结束；理顺了与中国 等国的关系；使俄罗斯在道义上站到新起点。 俄国国民至今珍视已经获得的政治自由和公 民自由，而德国人由衷感谢他支持德国统一 的善举。当然，做政治家和做道德家常常是 冲突的，如果说，苏联解体就是其交换物， 那代价确实太大了。
苏联解体是西方称颂戈尔巴乔夫的理 由，却是东方责难他的原因。在其有生之年， 戈氏经历了辉煌与飞升，也经历了屈辱和沉 沦；到后来，更多的是遭受指责、甚至粗鲁 的谩骂和攻击，身陷唾沫之海。
苏联解体前后，戈尔巴乔夫的威望达到 巅峰，被称颂为俄国史上最伟大的改革家； 1992年，民主派人士萨莫伊洛夫在《独立报》 撰文：戈尔巴乔夫“折断了强大的法西斯帝 国的脊梁”；有人欲为他锻造金身，纪念其 业绩。但是，当俄罗斯经历了苦难的社会转 型之后，戈氏的声誉就跌落谷底，许多历史 和政论著作将他称为苏联解体的罪人，是西 方间谍、共产主义和俄罗斯的叛徒。而戈尔 巴乔夫仍对荣辱无比挂怀，会主动被动地为 自己辩护，将责任推给叶利钦、民主派、8· 19事件密谋者。他本身就是一个难解的心理 之谜：从不认为、或表现出自己是失败者。
最饶有兴味的是：他喜欢引用关于周恩 来的典故作为“驱邪”的“符咒”，且百引不 厌。如，2005年12月26日在《论据与事实》 网站的访谈(纪念改革20周年)、2006年8 月12日《莫斯科回声》电台访谈(纪念苏联 解体15周年)等场合下，他曾多次引证该典 故：1960年代，法国代表团访华，曾问周恩 来：你如何评价法国大革命对世界、特别是 对中国的影响?周恩来不假思索地回答：法 国大革命才过去170年，现在评价还为时尚 早。同理，戈尔巴乔夫也希望时间对自己有利。
1991年之后，政治家戈尔巴乔夫已成 为历史人物，而他的悲哀，在于他依旧在世。 诚然，在我们的时代，他的声望多半已不会 有起色。他在2002年至2004年领导的社会 民主党2007年被迫解散，今年5月13日他 宣布要创建的独立民主党前景也非常暗淡。 但是，时代在变，每一代人的利益、价值观、 志趣都在变，而任何观点，都能找到成打的、 有后见之明的史学家为其鼓吹和论证。有什 么能是确定不移的呢?
而后来者的幸运或许就在于：他们可以 超脱，可以超越寻找历史“责任者”的思路， 在已被开辟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一切源于底盘质素
实地试驾全新设计的上海通用雪佛兰科鲁兹后，可以告诉大家它有能耐一扫过去雪佛兰在国内的形象，作为雪佛兰全新设计的开始，科鲁兹肩负着这品牌重新开始的重任。
在科鲁兹这一级别，市面上的对手中，有注重易驾度与舒适的，有注重底盘的沉稳与行车质素的，亦有注重灵活的身手与动态反应的，而一尝科鲁兹后，可说它集同级之大成，其表现足以用“出类拔萃”来形容，这一切源于其车架的反馈沟通，来源于底盘与转向的质感。这一出自通用欧洲团队调校出的良好根基，就操纵表现来说是颇为出色的：沉实、明确、稳定、沟通充足又舒适，各项表现皆足以与同级翘楚相比：车体刚度和扎实感不下于明锐；稳定比日韩对手更强；清脆畅快直追福克斯；行车质素不亚于速腾，即使是车厢质素、空间、引擎动力与舒适性方面，科鲁兹也绝不让对手专美，凡此种种，足见科鲁兹是如何地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