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应该表明将遵循何种程序、法理和方法采取必要而正当的军事行动，为此应进行新的国际军事政策的国际媒体交流和公关，并与有关国家共同努力建立双边和多边的军事安全对话平台，并学习在这些交流和对话中用符合国际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方式描述自身的国际军事政策目标。
一个国家生存于国际社会，有其正当的国际军事安全和事务上的利益，作为国际行为体，为说明这种利益的边界、可信性和保证此种正当利益的手段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该国经常需要向国际社会和其内部社会进行沟通和解说，为此目的而发展出的一套话语系统即所谓国际军事政策论述。一国国际军事政策的论述既是其国家军事学说和战略的逻辑延伸，也反映该国对其国际军事利益变化的体认，所以，随国家利益的发展，一国的国际军事政策论述应有与时俱进的更新。
在近代以来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在国际军事格局中，中国都是微不足道的被动角色。1949年共和国建政后，中国坚持奉行防御性战略，其国家军事学说和建军都是围绕确保以领土、领海和主权完整为中心的任务而展开的，因此，在过去60年的大部份时间里，中国除了有限的有关军援、军售、边界安全和军事外交等浅层次的对外军事事务，并不存在复杂的国际军事政策，从而其内外论述也是较为简单的。不得不说，这一话语层面的短板是近年国外对中国新军事发展多有猜忌、“中国军事威胁论”得以持续发酵的一个重要策略原因。
在冷战期间，由于政策和运作的成功，中国以有限的国力跻身于美苏之外的国际性政治大国，经最近30年来经济发展，中国成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的经济大国，中国的国际经贸、投资和其他国际利益有巨大的拓展，与此同时，随着以极端宗教势力、分裂主义和和国际恐怖主义为代表的新安全威胁的出现，中国面临的国际安全形势也有新的发展，这些都对历史上以陆地边界安全和领土完整为主体的国际军事政策论述带来了修正和变革的要求。现实的挑战和未来需求提出了一个迫切的问题：在奉行防御性军事战略的前提下，中国如何合理地表述变化了的地区和国际军事安全利益?
从近年发生的真实案例来看，中国新的国际军事安全需求，除上述新型安全威胁等之外，比较突出的首先是国际公共安全问题。中国已首度向印度洋派遣反海盗特遣分队，并宣布护航将常态化，在不久前进行的利比亚撤侨行动中，空军远程运输编队进行了跨洲际行动，而海军舰艇则首次进入地中海进行护航，可以预计，此类以海空力量投送和运用为特征的国际准军事行动未来还会增加，其目标一则是合法的国际公共安全，一则是正当的中国海外人员和财产安全。当此类国际军事政策常态化和规模扩大化，换言之，当中国军队由于各种正当的原因而日渐活跃于世界各地，为了打消外部不必要的负面影响和激发内部错误的沙文主义情绪，中国不论对外还是对内都需要进行不同于以往却符合国家总体军事战略的政策说明。
近年引发对中国未来军事战略担忧的国际议论之另一个焦点是中国国防高新装备的研发和列装。随着国家巨大的经济能力向国防实力和需求的双重转化，近年包括新一代大型海空装备在内的国防科研成果陆续面世，这些新一代装备所具备的技术和战术能力均非传统陆地边界防卫型武器可比拟，其包涵的现实和潜在战力改变了地区和全球军事力量对比，这一点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时代是无可隐晦的，也是传统一般政治性的政策宣示不能概括的。国际关注的基本现实是，中国正在获得150年前所未有的国家军事能力和潜力，对此中国有责任以可信和国际社会能够理解的方式进行意图和战略两方面的诚恳说明，以此避免引发地区和大国军备竞赛，消除周边及国际社会的不当解读。一句话，中国应当以清晰和真诚的论述向世界表明，中国现实和未来的军事力量的发展既是中国保护其变化了的国家重大利益的需要，也符合国际安全的总体利益，其运用准则一如既往仍然是防御性的，而不对现有格局和他国的合法国家利益产生威胁。
基于上述，中国新的国际军事政策论述首先是在现有国际法和国际安全框架内中国国际共同责任的表达，其次也是保护其延伸的国家利益的决心的表达。就前者而言，中国已再不是一个利益主要局限于其陆海边界内的内向型国家，因此除外交和一般的国际处置之外，中国应该表明，国际公共安全与其自身利益的关联，在诸如国际航道安全，太空非军事化、防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应对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国际和地区维和及国际反恐等领域，中国在何种情况下会采取联合的或单独的军事行动及准军事行动。就后者而言，中国的海外侨民和投资遍布全球，在各种紧急事态下，中国应该表明将遵循何种程序、法理和方法采取必要而正当的军事行动。为此，应进行新的国际军事政策的国际媒体交流和公关，并与有关国家共同努力建立双边和多边的军事安全对话平台，并学习在这些交流和对话中用符合国际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方式描述自身的国际军事政策目标。
一个国家生存于国际社会，有其正当的国际军事安全和事务上的利益，作为国际行为体，为说明这种利益的边界、可信性和保证此种正当利益的手段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该国经常需要向国际社会和其内部社会进行沟通和解说，为此目的而发展出的一套话语系统即所谓国际军事政策论述。一国国际军事政策的论述既是其国家军事学说和战略的逻辑延伸，也反映该国对其国际军事利益变化的体认，所以，随国家利益的发展，一国的国际军事政策论述应有与时俱进的更新。
在近代以来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在国际军事格局中，中国都是微不足道的被动角色。1949年共和国建政后，中国坚持奉行防御性战略，其国家军事学说和建军都是围绕确保以领土、领海和主权完整为中心的任务而展开的，因此，在过去60年的大部份时间里，中国除了有限的有关军援、军售、边界安全和军事外交等浅层次的对外军事事务，并不存在复杂的国际军事政策，从而其内外论述也是较为简单的。不得不说，这一话语层面的短板是近年国外对中国新军事发展多有猜忌、“中国军事威胁论”得以持续发酵的一个重要策略原因。
在冷战期间，由于政策和运作的成功，中国以有限的国力跻身于美苏之外的国际性政治大国，经最近30年来经济发展，中国成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的经济大国，中国的国际经贸、投资和其他国际利益有巨大的拓展，与此同时，随着以极端宗教势力、分裂主义和和国际恐怖主义为代表的新安全威胁的出现，中国面临的国际安全形势也有新的发展，这些都对历史上以陆地边界安全和领土完整为主体的国际军事政策论述带来了修正和变革的要求。现实的挑战和未来需求提出了一个迫切的问题：在奉行防御性军事战略的前提下，中国如何合理地表述变化了的地区和国际军事安全利益?
从近年发生的真实案例来看，中国新的国际军事安全需求，除上述新型安全威胁等之外，比较突出的首先是国际公共安全问题。中国已首度向印度洋派遣反海盗特遣分队，并宣布护航将常态化，在不久前进行的利比亚撤侨行动中，空军远程运输编队进行了跨洲际行动，而海军舰艇则首次进入地中海进行护航，可以预计，此类以海空力量投送和运用为特征的国际准军事行动未来还会增加，其目标一则是合法的国际公共安全，一则是正当的中国海外人员和财产安全。当此类国际军事政策常态化和规模扩大化，换言之，当中国军队由于各种正当的原因而日渐活跃于世界各地，为了打消外部不必要的负面影响和激发内部错误的沙文主义情绪，中国不论对外还是对内都需要进行不同于以往却符合国家总体军事战略的政策说明。
近年引发对中国未来军事战略担忧的国际议论之另一个焦点是中国国防高新装备的研发和列装。随着国家巨大的经济能力向国防实力和需求的双重转化，近年包括新一代大型海空装备在内的国防科研成果陆续面世，这些新一代装备所具备的技术和战术能力均非传统陆地边界防卫型武器可比拟，其包涵的现实和潜在战力改变了地区和全球军事力量对比，这一点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时代是无可隐晦的，也是传统一般政治性的政策宣示不能概括的。国际关注的基本现实是，中国正在获得150年前所未有的国家军事能力和潜力，对此中国有责任以可信和国际社会能够理解的方式进行意图和战略两方面的诚恳说明，以此避免引发地区和大国军备竞赛，消除周边及国际社会的不当解读。一句话，中国应当以清晰和真诚的论述向世界表明，中国现实和未来的军事力量的发展既是中国保护其变化了的国家重大利益的需要，也符合国际安全的总体利益，其运用准则一如既往仍然是防御性的，而不对现有格局和他国的合法国家利益产生威胁。
基于上述，中国新的国际军事政策论述首先是在现有国际法和国际安全框架内中国国际共同责任的表达，其次也是保护其延伸的国家利益的决心的表达。就前者而言，中国已再不是一个利益主要局限于其陆海边界内的内向型国家，因此除外交和一般的国际处置之外，中国应该表明，国际公共安全与其自身利益的关联，在诸如国际航道安全，太空非军事化、防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应对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国际和地区维和及国际反恐等领域，中国在何种情况下会采取联合的或单独的军事行动及准军事行动。就后者而言，中国的海外侨民和投资遍布全球，在各种紧急事态下，中国应该表明将遵循何种程序、法理和方法采取必要而正当的军事行动。为此，应进行新的国际军事政策的国际媒体交流和公关，并与有关国家共同努力建立双边和多边的军事安全对话平台，并学习在这些交流和对话中用符合国际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方式描述自身的国际军事政策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