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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罗森塔尔59年前的这篇报道让纳粹的罪恶昭然若揭。
然而，远在7000公里之外，中国最北省会哈尔滨市平房区的一片废墟已默默伫立70余载。这座世界保存规模最大的细菌战遗址群，有太多日本法西斯的反人类暴行却鲜为人知——
因为，没有幸存者能活着走出这个人间地狱。
可毁灭人类数次的罪孽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和遗址群没有围墙，明媚的阳光下，一面四层楼高的残破水泥墙和三个巨型烟筒显得有些“碍眼”。
70多年前，这里没有阳光。高2.5米、宽1米的围墙架有高压电网，连同墙外宽、深各3米的防护沟，将这座“人间地狱”与世隔绝。
“即使是友军的飞机，擅自飞入上空时，也可以击落。”七三一部队不仅拥有专用机场和战斗机，还有两条铁路专用线，甚至有礼堂、运动场和神社，而这些只是为了方便恶魔们保守“秘密中的秘密”——至少3000名人体实验受害者惨死于此。
72年前，原七三一部队后勤人员铃木进见证了最后一批“马路大”的悲惨：“战败前10多天，来了一群士兵，用毒气把80名犯人全毒死了，尸体放在7号楼和8号楼之间，把尸体烧掉后，放在我的车上，扔到了松花江里。”
什么是“马路大”？俯视今天的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如黑匣子直插地面，门口一棵扒了皮的枯树似白剌剌的枯骨斜插——“马路大”在日文中意为“扒了皮的木头”，在这里却变成了中国、苏联以及朝鲜等的平民、战俘，无论男女老幼，活生生的他们没有名字，只是一个个没有尊严的编号。
原七三一部队特别班队员筱塚良雄回忆说，在室外冻伤实验中，用小棍不断敲打“马路大”冻伤的手，直到发出与木板相似的声音，再带回室内，把手伸进不同温度的水中测试，直至骨肉分离，不少人因此被砍掉了手脚。
如今，虽已听不到那些撕心裂肺的嚎叫，但直视罪证馆内寒光凛凛的手术刀仍会令人不寒而栗。“必须把细菌从活人的脏器里取出来。”筱塚良雄说，“先在身上注射疫苗，再注射鼠疫病毒，有的人很快死掉，有的能幸存，我经历的实验中有5个人死掉了。”
有的实验中“马路大”甚至不被麻醉，将四肢和头部绑在专用的手术台上直接解剖，在嘴里塞上医用纱布防止喊叫。
日本纪实作家森村诚一多次向原七三一部队成员取证：“在总部大楼左侧有一个陈列室，第一次看到的人不禁会吓得瘫软坐到地上，沿着白墙排列着三排高60公分、宽40公分装满福尔马林溶液的玻璃容器，液体中人头的眼睛凝视着上方……”
遺址内残存的毒气室至今封闭着，因安全等原因仍未能向公众开放——这里曾经每天都进行着芥子气等多种实验，防护室外有专人录像，观察给“马路大”注入2倍或5倍毒气剂量时的痛苦反应。
对于七三一部队来说，“马路大”是可以随意切割、极易补充的“材料”，反而负责携带疫菌的老鼠比人珍贵，不能轻易死掉。为了让一些“马路大”达到更理想的实验状态，他们会给予最好的伙食、充分的睡眠，甚至维生素药剂，唯一的目的只是为了取得最好的实验效果。
“活体解剖、毒气实验、细菌战、毁灭罪证……这些颠覆医学伦理、毁灭人性的罪孽罄竹难书。”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小心地打开一个写有“株式会社”“电流孵卵器”字样的金属柜，这是当年来不及销毁、专门做鼠疫的用具。日军溃逃时，老鼠、跳蚤携带着里面的细菌四处逃窜，造成平房区鼠疫蔓延，仅二道屯一个小屯就有50人感染鼠疫死亡。
20年间，往返日本30多次，收集日本老兵证言的金成民说，仅中国常德、义乌、云和、衢州4地就有15033人死于日军细菌战，而七三一部队生产的细菌以吨计算，一旦投撒，不是可以毁灭整个人类，而是毁灭人类数次。
掩藏在历史暗处的暴行
2007年，84岁的筱塚良雄站在七三一遗址深深鞠躬，这是他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来此忏悔谢罪。凝视着原部队长石井四郎年轻时的军官照，老人陷入沉思：这个千叶县的同乡，究竟是如何变成了魔鬼，又是如何把自己的同乡变成了和他一样的恶魔？
15岁就读于农业学校的筱塚良雄本想子承父业，却在师兄的劝导下加入了军队。此时他尚不知这支秘密部队是奉日本天皇的敕令《军令陆乙第四十一号》而建——“朕命令制定并实行陆军军医学校职员兼职为关东军防疫部职员之事的方案”，关东军防疫部即七三一部队。
彼时，学校里尽是一些欢送出征将士、迎接遗骸返回、刺枪术训练等情景，狂热的军国主义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到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企图以“满洲”为根据地建设“王道乐土”，并扩大侵略成为亚洲霸主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明治维新后的“大陆雄飞”等思潮将日本一些青年野心大大刺激。
“生物武器既省钱省料，又具有不可估量的杀伤力……缺乏资源的日本想要获胜，只能依靠细菌战。”出生在千叶县富裕家庭的石井四郎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后游学欧洲搜集情报，变卖家产自费研究，成为狂热鼓吹和实施细菌战的元凶，除死于日俄战争的长兄，其二哥和三哥也加入了他的七三一部队。 这个利用血缘、姻亲、同乡和师生等关系组建的部队，实现了绝对的对外保密，因为日本早在1925年就与美国、德国等37个国家签署了日内瓦国际公约，明确“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
魔鬼不是一天堕落的，原七三一部队成员大川福松也经历过内心的挣扎。“刚开始不做活体解剖就不给饭吃，慢慢地人就会变了……”因为“出色”的人体试验，石井四郎将自己的佩刀作为嘉奖赠送给他，这柄狰狞、罪恶的军刀如今收藏在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
“前后去了9次，先是拒绝见面，答应后到了家门口又被赶出来，最终才同意作证并向展馆捐赠这把刀作为历史铁证。”金成民指着一份日军档案中的“防疫给水部队关系表”说，日军战败前在中国、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建立了63支细菌战部队，仅七三一部队就有4000多人，而作证的只有不到30人，有的临终才肯讲述，有的一直躲避、掩盖和否认。
“七三一部队的所有秘密必须带入坟墓！”1945年8月9日，在获悉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后，石井四郎紧急传达了关东军密令，要求将命令文件、实验报告、医疗器械等烧毁或炸毁，安排15趟专列将部队成员送回日本，并严令不准暴露身份、不得互相联络，他本人更是几个月后在老家千叶县千代田村假死，举行伪装葬礼，试图将惨绝人寰的罪行深藏坟墓。
令人愤慨的是，除12名未及逃亡的日军细菌战犯在苏联远东审判中受审，美国以获取七三一实验数据、战略战术、组织结构等秘密为条件，与日本达成秘密交易，使石井四郎等大批战犯逃脱受审免于惩罚，苟且在历史的黑暗处。
然而，日军溃逃时未及完全爆破的遗址，原七三一成员的证言，最新从日美搜集到的档案，不断发现的珍贵文物……这些铁证都在有力地述说着历史的真相。
正视历史避免悲剧重演
原七三一部队运输班司机越定男总会想起总部营区内那股怪味——消毒液和每天高温焚尸的味道混合弥漫在空中。这个占地6平方公里的“特别军事区”，竟需要3座焚尸炉。如今残存的2座位于平房区一家工厂内，黑色的烟囱口不知飘荡着多少冤魂，25岁的李鹏阁就是其中一个。
1941年，李凤琴在母亲腹中4个月大，她的父亲李鹏阁被在细菌实验室肢解后焚尸灭证。“我这辈子头一回叫爸爸，是冲天空喊的，爸爸的冤魂终于找到了！”李凤琴步履蹒跚、满目泪痕，全家一辈子都活在父親失踪的阴影中，直到在七三一档案中发现了父亲的名字。
在七三一陈列馆，一张张“马路大”被宪兵特别移送来时的档案、人体实验报告书等挂成了6面墙。金成民说，仅从美国国家档案馆搜集来的解密档案就有8000多页，还有最新从日本洲历史资料中心及民间机构收集来的200余份档案，包括完整的队员名册、天皇敕令等，从人证、物证到档证，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以完整的证据链条呈现世人眼前，但日本政府如今依然不愿正视这段历史。
52岁的杨树茂脚上水泡不停地钻心疼痛，咳嗽中带着黏痰，丧失劳动能力的他没有想到，自己14年前光脚踩着买来5车土平整院落，竟会成为芥子毒气的受害者。2003年8月4日，齐齐哈尔市一工地施工时挖掘出5个侵华日军遗留的芥子气罐，其中一个当场破裂，造成土壤和接触人员中毒，有44人受到毒气感染，1人死亡。
杨树茂更没想到的是，日本政府面对多名细菌战受害者的诉讼时，竟然表现出极大的冷漠，极力推卸责任。
细菌战的受害者不仅是中国人，还有日本人，甚至加害者自身。研究资料显示，七三一部队也至少有数十人因感染细菌死在他乡。
“须藤良雄是第四部第一课的雇员，因生产鼠疫菌感染生命垂危，由细矢技师进行了活体解剖，也成为实验材料。”筱塚良雄的证言让人毛骨悚然。
一个习惯了杀戮的民族只能自食其害，可怜的是那些被裹挟的日本人民。
直面历史，直面自己的罪恶，需要真正的勇气、真诚的反思、真心的忏悔。
“森村诚一以七三一为题材写作《恶魔的饱食》一书后，他的家曾被几辆大客车包围，每天出门要穿防弹衣。”金成民说，有良知的日本人直面历史尚遭如此对待，军国主义余毒可见一斑，日本甚至有人至今仍诡称这些罪行是为人类医学作贡献。
日本滋贺医科大学教授西山胜夫介绍，日本医学界战后一直在企图掩盖七三一的真相，原本该被审判的日本战犯，有的堂而皇之地在政府机构、军事部门、医疗机构、学术机构和大专院校等领域担任要职，至今影响着日本社会。
历史，不容篡改。
令人欣慰的是，日本NHK电视台纪录片《“七三一部队”的真相》在日本引起强烈冲击，不少日本网民开始反思历史，发出了“如此鲜活的证言刺痛人心，决不能让残酷的历史重演”“不要再愚蠢下去了，要告诉日本下一代战争留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等感言。
夕阳穿过七三一动力班遗址内巨型烟筒下的残垣，照射在一枝枝狗尾草上。它们静默伫立，守护着此时的和平静好。然而，谁又知道这片泥土里还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真相？
这些来自“东方奥斯维辛”的拷问，在久久回荡……
然而，远在7000公里之外，中国最北省会哈尔滨市平房区的一片废墟已默默伫立70余载。这座世界保存规模最大的细菌战遗址群，有太多日本法西斯的反人类暴行却鲜为人知——
因为，没有幸存者能活着走出这个人间地狱。
可毁灭人类数次的罪孽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和遗址群没有围墙，明媚的阳光下，一面四层楼高的残破水泥墙和三个巨型烟筒显得有些“碍眼”。
70多年前，这里没有阳光。高2.5米、宽1米的围墙架有高压电网，连同墙外宽、深各3米的防护沟，将这座“人间地狱”与世隔绝。
“即使是友军的飞机，擅自飞入上空时，也可以击落。”七三一部队不仅拥有专用机场和战斗机，还有两条铁路专用线，甚至有礼堂、运动场和神社，而这些只是为了方便恶魔们保守“秘密中的秘密”——至少3000名人体实验受害者惨死于此。
72年前，原七三一部队后勤人员铃木进见证了最后一批“马路大”的悲惨：“战败前10多天，来了一群士兵，用毒气把80名犯人全毒死了，尸体放在7号楼和8号楼之间，把尸体烧掉后，放在我的车上，扔到了松花江里。”
什么是“马路大”？俯视今天的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如黑匣子直插地面，门口一棵扒了皮的枯树似白剌剌的枯骨斜插——“马路大”在日文中意为“扒了皮的木头”，在这里却变成了中国、苏联以及朝鲜等的平民、战俘，无论男女老幼，活生生的他们没有名字，只是一个个没有尊严的编号。
原七三一部队特别班队员筱塚良雄回忆说，在室外冻伤实验中，用小棍不断敲打“马路大”冻伤的手，直到发出与木板相似的声音，再带回室内，把手伸进不同温度的水中测试，直至骨肉分离，不少人因此被砍掉了手脚。
如今，虽已听不到那些撕心裂肺的嚎叫，但直视罪证馆内寒光凛凛的手术刀仍会令人不寒而栗。“必须把细菌从活人的脏器里取出来。”筱塚良雄说，“先在身上注射疫苗，再注射鼠疫病毒，有的人很快死掉，有的能幸存，我经历的实验中有5个人死掉了。”
有的实验中“马路大”甚至不被麻醉，将四肢和头部绑在专用的手术台上直接解剖，在嘴里塞上医用纱布防止喊叫。
日本纪实作家森村诚一多次向原七三一部队成员取证：“在总部大楼左侧有一个陈列室，第一次看到的人不禁会吓得瘫软坐到地上，沿着白墙排列着三排高60公分、宽40公分装满福尔马林溶液的玻璃容器，液体中人头的眼睛凝视着上方……”
遺址内残存的毒气室至今封闭着，因安全等原因仍未能向公众开放——这里曾经每天都进行着芥子气等多种实验，防护室外有专人录像，观察给“马路大”注入2倍或5倍毒气剂量时的痛苦反应。
对于七三一部队来说，“马路大”是可以随意切割、极易补充的“材料”，反而负责携带疫菌的老鼠比人珍贵，不能轻易死掉。为了让一些“马路大”达到更理想的实验状态，他们会给予最好的伙食、充分的睡眠，甚至维生素药剂，唯一的目的只是为了取得最好的实验效果。
“活体解剖、毒气实验、细菌战、毁灭罪证……这些颠覆医学伦理、毁灭人性的罪孽罄竹难书。”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小心地打开一个写有“株式会社”“电流孵卵器”字样的金属柜，这是当年来不及销毁、专门做鼠疫的用具。日军溃逃时，老鼠、跳蚤携带着里面的细菌四处逃窜，造成平房区鼠疫蔓延，仅二道屯一个小屯就有50人感染鼠疫死亡。
20年间，往返日本30多次，收集日本老兵证言的金成民说，仅中国常德、义乌、云和、衢州4地就有15033人死于日军细菌战，而七三一部队生产的细菌以吨计算，一旦投撒，不是可以毁灭整个人类，而是毁灭人类数次。
掩藏在历史暗处的暴行
2007年，84岁的筱塚良雄站在七三一遗址深深鞠躬，这是他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来此忏悔谢罪。凝视着原部队长石井四郎年轻时的军官照，老人陷入沉思：这个千叶县的同乡，究竟是如何变成了魔鬼，又是如何把自己的同乡变成了和他一样的恶魔？
15岁就读于农业学校的筱塚良雄本想子承父业，却在师兄的劝导下加入了军队。此时他尚不知这支秘密部队是奉日本天皇的敕令《军令陆乙第四十一号》而建——“朕命令制定并实行陆军军医学校职员兼职为关东军防疫部职员之事的方案”，关东军防疫部即七三一部队。
彼时，学校里尽是一些欢送出征将士、迎接遗骸返回、刺枪术训练等情景，狂热的军国主义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到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企图以“满洲”为根据地建设“王道乐土”，并扩大侵略成为亚洲霸主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明治维新后的“大陆雄飞”等思潮将日本一些青年野心大大刺激。
“生物武器既省钱省料，又具有不可估量的杀伤力……缺乏资源的日本想要获胜，只能依靠细菌战。”出生在千叶县富裕家庭的石井四郎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后游学欧洲搜集情报，变卖家产自费研究，成为狂热鼓吹和实施细菌战的元凶，除死于日俄战争的长兄，其二哥和三哥也加入了他的七三一部队。 这个利用血缘、姻亲、同乡和师生等关系组建的部队，实现了绝对的对外保密，因为日本早在1925年就与美国、德国等37个国家签署了日内瓦国际公约，明确“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
魔鬼不是一天堕落的，原七三一部队成员大川福松也经历过内心的挣扎。“刚开始不做活体解剖就不给饭吃，慢慢地人就会变了……”因为“出色”的人体试验，石井四郎将自己的佩刀作为嘉奖赠送给他，这柄狰狞、罪恶的军刀如今收藏在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
“前后去了9次，先是拒绝见面，答应后到了家门口又被赶出来，最终才同意作证并向展馆捐赠这把刀作为历史铁证。”金成民指着一份日军档案中的“防疫给水部队关系表”说，日军战败前在中国、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建立了63支细菌战部队，仅七三一部队就有4000多人，而作证的只有不到30人，有的临终才肯讲述，有的一直躲避、掩盖和否认。
“七三一部队的所有秘密必须带入坟墓！”1945年8月9日，在获悉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后，石井四郎紧急传达了关东军密令，要求将命令文件、实验报告、医疗器械等烧毁或炸毁，安排15趟专列将部队成员送回日本，并严令不准暴露身份、不得互相联络，他本人更是几个月后在老家千叶县千代田村假死，举行伪装葬礼，试图将惨绝人寰的罪行深藏坟墓。
令人愤慨的是，除12名未及逃亡的日军细菌战犯在苏联远东审判中受审，美国以获取七三一实验数据、战略战术、组织结构等秘密为条件，与日本达成秘密交易，使石井四郎等大批战犯逃脱受审免于惩罚，苟且在历史的黑暗处。
然而，日军溃逃时未及完全爆破的遗址，原七三一成员的证言，最新从日美搜集到的档案，不断发现的珍贵文物……这些铁证都在有力地述说着历史的真相。
正视历史避免悲剧重演
原七三一部队运输班司机越定男总会想起总部营区内那股怪味——消毒液和每天高温焚尸的味道混合弥漫在空中。这个占地6平方公里的“特别军事区”，竟需要3座焚尸炉。如今残存的2座位于平房区一家工厂内，黑色的烟囱口不知飘荡着多少冤魂，25岁的李鹏阁就是其中一个。
1941年，李凤琴在母亲腹中4个月大，她的父亲李鹏阁被在细菌实验室肢解后焚尸灭证。“我这辈子头一回叫爸爸，是冲天空喊的，爸爸的冤魂终于找到了！”李凤琴步履蹒跚、满目泪痕，全家一辈子都活在父親失踪的阴影中，直到在七三一档案中发现了父亲的名字。
在七三一陈列馆，一张张“马路大”被宪兵特别移送来时的档案、人体实验报告书等挂成了6面墙。金成民说，仅从美国国家档案馆搜集来的解密档案就有8000多页，还有最新从日本洲历史资料中心及民间机构收集来的200余份档案，包括完整的队员名册、天皇敕令等，从人证、物证到档证，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以完整的证据链条呈现世人眼前，但日本政府如今依然不愿正视这段历史。
52岁的杨树茂脚上水泡不停地钻心疼痛，咳嗽中带着黏痰，丧失劳动能力的他没有想到，自己14年前光脚踩着买来5车土平整院落，竟会成为芥子毒气的受害者。2003年8月4日，齐齐哈尔市一工地施工时挖掘出5个侵华日军遗留的芥子气罐，其中一个当场破裂，造成土壤和接触人员中毒，有44人受到毒气感染，1人死亡。
杨树茂更没想到的是，日本政府面对多名细菌战受害者的诉讼时，竟然表现出极大的冷漠，极力推卸责任。
细菌战的受害者不仅是中国人，还有日本人，甚至加害者自身。研究资料显示，七三一部队也至少有数十人因感染细菌死在他乡。
“须藤良雄是第四部第一课的雇员，因生产鼠疫菌感染生命垂危，由细矢技师进行了活体解剖，也成为实验材料。”筱塚良雄的证言让人毛骨悚然。
一个习惯了杀戮的民族只能自食其害，可怜的是那些被裹挟的日本人民。
直面历史，直面自己的罪恶，需要真正的勇气、真诚的反思、真心的忏悔。
“森村诚一以七三一为题材写作《恶魔的饱食》一书后，他的家曾被几辆大客车包围，每天出门要穿防弹衣。”金成民说，有良知的日本人直面历史尚遭如此对待，军国主义余毒可见一斑，日本甚至有人至今仍诡称这些罪行是为人类医学作贡献。
日本滋贺医科大学教授西山胜夫介绍，日本医学界战后一直在企图掩盖七三一的真相，原本该被审判的日本战犯，有的堂而皇之地在政府机构、军事部门、医疗机构、学术机构和大专院校等领域担任要职，至今影响着日本社会。
历史，不容篡改。
令人欣慰的是，日本NHK电视台纪录片《“七三一部队”的真相》在日本引起强烈冲击，不少日本网民开始反思历史，发出了“如此鲜活的证言刺痛人心，决不能让残酷的历史重演”“不要再愚蠢下去了，要告诉日本下一代战争留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等感言。
夕阳穿过七三一动力班遗址内巨型烟筒下的残垣，照射在一枝枝狗尾草上。它们静默伫立，守护着此时的和平静好。然而，谁又知道这片泥土里还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真相？
这些来自“东方奥斯维辛”的拷问，在久久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