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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以及奥运会等的巨大成功，导致“中国威胁论”进一步上升，甚至带来了政治、社会等多方面的强大压力。次贷危机的爆发，使得针对中国的种种外部压力，尤其非经济领域的压力有所缓和。
目前，次贷危机正从金融危机，向经济和社会危机全面演化，全球陷入纷争和冲突的可能不断上升。
次贷危机对全球而言是灾难，对中国而言是冲击，但假定次贷危机爆发在2010年，那时中国的金融和经济可能遭遇怎样的振荡?对于2005年以来的调控政策甚至新近政策，是否进行了足够的反思和审视?
次贷危机冲击下面对欧美经济“国有化”的浓厚阴影，面对西方贸易保护主义迅速抬头，面对全球化存在挫折甚至倒退的威胁，面对欧美财政的巨大困难甚至极端状况，中同做好了足够的危机预案吗?如果次贷危机发生在2010年
现在看来，次贷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冲击，日前不亚于大萧条，未来则有可能比大萧条更糟糕。次贷危机是全球经济的灾难，也是中国经济的灾难，但如果次贷危机推迟3～5年爆发，对中国金融和经济可能是更深重和难以挽回的灾难。
如果次贷危机爆发于2010年之后，中国金融体系有可能遭遇极其严峻的损失。在经历了2003～2007年年均GDP10％以上快速增长后，中国金融体系的国际化冲动十分强烈，从2007年开始，收购和参股外国银行案例明显增加，次贷危机使得其中大部分拟议中的投资计划均因次贷而终止，已经完成的投资均陷入财务损失甚至接近完全损失的状态。如果中国金融机构的全球梦不是被次贷危机惊醒，那么这些海外长期股权投资换来的就是一堆泡沫。
如果次贷危机爆发于2010年之后，中国实体经济有可能遭遇转型艰难甚至迟缓的风险。从2005年之后，围绕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充满着理想主义的色彩，加速劳动密集型、加工型产业的外迁，加速制造业的升级转型成为焦点。但当时外贸行业面临国际原油和大宗商品等价格不确定、国内劳动力价格不断高涨，以及人民币利率和汇率逐步推高的“三座大山”，其中资源价格的风险一半是欧美资本操纵市场，另一半是资源需求过度膨胀，而《劳动合同法》是否给劳工带来了切实的福利?温水煮青蛙式的汇率升值，均属内部因素，这已经使得外贸不堪重负。此外制造业的技术储备和人力资源储备也不足。
在高资源价格、高劳动力价格、高资金价格的“三高”，以及技术和人才“两不足”下，中国产业升级转型的内外部局势都局促而有限。次贷危机的爆发，使得资源、劳动力和资金价格明显回落，中国分享和获得资源以及技术的可能性有所上升。因此如果次贷危机推迟3～5年爆发，中国实体经济的战略机遇期可能更为局促，而强制的危机性调整，使得中国难得地重新获得了宝贵的战略机遇期!
如果次贷危机爆发于2010年之后，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可能遭遇更大的国际压力，国内宏观调控的方向也会延续下去。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以及奥运会等的巨大成功，导致“中国威胁论”进一步上升，甚至带来了政治、社会等多方面的强大压力。次贷危机的爆发，使得针对中国的种种外部压力，尤其是非经济领域的有所缓和。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国内防过热、防通胀的宏观调控也终于在2008年10月戛然而止，难以想象如果次贷危机推迟3～5年爆发的话，中国为治理流动性过剩和实现“双防”目标，法定准备金率、利率和汇率会推高到怎样的水平。次贷危机冲击之后，中国威胁论以及对宏观调控的反思，都随之烟消云散。但消散并不意味着先前的故事不存在。
去全球化阴影浮现
目前次贷危机沿着多种途径蔓延，一是在美国本土，有从金融危机向经济危机，进而向社会动荡和社会危机演变的可能。花旗和通用这样的企业，除了国有化途径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可以选择的治疗方案?克鲁格曼在高声赞同“格林斯潘同志”的国有化建议，而布热津斯基则在警告美国有可能出现类似1907年银行业危机之后的社会动荡。二是金融冲击有从欧美向东欧、亚太进行传递的可能。东欧银行业过度的私有化和对外开放，过度的举债发展和对能源产业的过度依赖，使得东欧有可能直接从金融危机越过经济危机，陷入政治和社会动荡。三是次贷危机加剧了全球冲突，尤其是中东军事冲突的可能。次贷使得全球经济和政治冲突更为剑拔弩张，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寻求次贷危机的救助和解决之道，成为全球最为关注和讨论的焦点议题。
把次贷危机的根源归结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无论从学术上还是政治上都是可笑的闹剧，但中国如果不坚决回击就可能使闹剧俨然成为正剧。从2008年底开始，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一种对中国进行指责的逻辑：次贷危机的根源在于全球经济不平衡－全球经济不平衡的根源在于东亚和中东的净储蓄－东亚美元和石油美元向美国的回流，大量购入美国中长期国债压低了美国中长期利率水平→持续较低的中长期利率催生了美国股市和房地产泡沫→资产价格泡沫成为次贷危机的重要诱因。
把次贷危机的根源归结到中国，是欧美推卸国内政治压力的手段，更是无端向中国勒索的手段。中国似乎已经习惯了西方一责骂，就不辩解地到欧美进行大规模采购。应当澄清的是，次贷危机的根源，以及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不是中国模式，而在于不可持续的美国模式，这种模式建立在金融体系的过度发育、国际收支和财政的持续双赤字、政府和居民的净储蓄率低下、金融监管松弛和金融机构道德风险堆砌等一系列特征之上。
看起来，欧美国内民众和议会舆论的左倾化和民粹化，可能导致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此外，陷入金融和经济困境的西方国家极有可能被迫采取“国有化”的措施重组其陷入失灵的市场体系，以及陷入困境的金融和制造业。因此，真正坚持开放经济和全球化的经济体在迅速减少，中国可能成为开放和全球化的维护者，因为提醒国际社会防范保护主义和去全球化的风险，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在未来一段时间，在全球范围内寻求缓解和走出危机的药方可能是重中之重，如果寻找不到药方，或寻找到了却不敢采用，那么中东和中国就可能横受指责。次贷危机有可能使得全球化进程放缓甚至倒退，甚至有可能引发局部的频繁的政治和军事冲突。
北京应伸出橄榄枝
因为次贷危机，中国也许避免了在21世纪沦落为广场协议后的日本，反而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时，开放经济和全球化的真正维护者。正基于此，中国应当呼吁以负责、合作和互信阻止危机在全球的进一步蔓延和恶化。次贷危机有可能在美国演变为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包括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在内的领导人们正认真考虑社会主义拯救资本主义的问题，这已经不是玩笑，而是严肃的事实，只是这种国有化是带有预设退出机制的周有化，也就是国有化是西方的权宜之计，等待金融经济恢复秩序之后再回归私有化的老路。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应当关注美国的巨额赤字和财政困难，并强调中国宏观经济的基本面也在迅速恶化。一是目前美国国债余额高达11万亿美元，奥巴马政府今年尚有2万亿美元的财政资金缺口难以弥补，因此中国应当密切关注美国的财政可持续问题甚至破产等极端困难出现的可能。
二是关注欧元区和英国金融经济的动荡，以及部分经济体陷入严重困境甚至国家破产的可能性，并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保护国际债权人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三是承认中国主要经济指标的大幅度滑坡，空前的经济刺激方案和财政预算赤字、通货紧缩日益严峻等问题。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失去了比黄金更宝贵的信心，而是意味着中国具备了冰冷坚定的理性。
目前，次贷危机正从金融危机，向经济和社会危机全面演化，全球陷入纷争和冲突的可能不断上升。
次贷危机对全球而言是灾难，对中国而言是冲击，但假定次贷危机爆发在2010年，那时中国的金融和经济可能遭遇怎样的振荡?对于2005年以来的调控政策甚至新近政策，是否进行了足够的反思和审视?
次贷危机冲击下面对欧美经济“国有化”的浓厚阴影，面对西方贸易保护主义迅速抬头，面对全球化存在挫折甚至倒退的威胁，面对欧美财政的巨大困难甚至极端状况，中同做好了足够的危机预案吗?如果次贷危机发生在2010年
现在看来，次贷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冲击，日前不亚于大萧条，未来则有可能比大萧条更糟糕。次贷危机是全球经济的灾难，也是中国经济的灾难，但如果次贷危机推迟3～5年爆发，对中国金融和经济可能是更深重和难以挽回的灾难。
如果次贷危机爆发于2010年之后，中国金融体系有可能遭遇极其严峻的损失。在经历了2003～2007年年均GDP10％以上快速增长后，中国金融体系的国际化冲动十分强烈，从2007年开始，收购和参股外国银行案例明显增加，次贷危机使得其中大部分拟议中的投资计划均因次贷而终止，已经完成的投资均陷入财务损失甚至接近完全损失的状态。如果中国金融机构的全球梦不是被次贷危机惊醒，那么这些海外长期股权投资换来的就是一堆泡沫。
如果次贷危机爆发于2010年之后，中国实体经济有可能遭遇转型艰难甚至迟缓的风险。从2005年之后，围绕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充满着理想主义的色彩，加速劳动密集型、加工型产业的外迁，加速制造业的升级转型成为焦点。但当时外贸行业面临国际原油和大宗商品等价格不确定、国内劳动力价格不断高涨，以及人民币利率和汇率逐步推高的“三座大山”，其中资源价格的风险一半是欧美资本操纵市场，另一半是资源需求过度膨胀，而《劳动合同法》是否给劳工带来了切实的福利?温水煮青蛙式的汇率升值，均属内部因素，这已经使得外贸不堪重负。此外制造业的技术储备和人力资源储备也不足。
在高资源价格、高劳动力价格、高资金价格的“三高”，以及技术和人才“两不足”下，中国产业升级转型的内外部局势都局促而有限。次贷危机的爆发，使得资源、劳动力和资金价格明显回落，中国分享和获得资源以及技术的可能性有所上升。因此如果次贷危机推迟3～5年爆发，中国实体经济的战略机遇期可能更为局促，而强制的危机性调整，使得中国难得地重新获得了宝贵的战略机遇期!
如果次贷危机爆发于2010年之后，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可能遭遇更大的国际压力，国内宏观调控的方向也会延续下去。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以及奥运会等的巨大成功，导致“中国威胁论”进一步上升，甚至带来了政治、社会等多方面的强大压力。次贷危机的爆发，使得针对中国的种种外部压力，尤其是非经济领域的有所缓和。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国内防过热、防通胀的宏观调控也终于在2008年10月戛然而止，难以想象如果次贷危机推迟3～5年爆发的话，中国为治理流动性过剩和实现“双防”目标，法定准备金率、利率和汇率会推高到怎样的水平。次贷危机冲击之后，中国威胁论以及对宏观调控的反思，都随之烟消云散。但消散并不意味着先前的故事不存在。
去全球化阴影浮现
目前次贷危机沿着多种途径蔓延，一是在美国本土，有从金融危机向经济危机，进而向社会动荡和社会危机演变的可能。花旗和通用这样的企业，除了国有化途径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可以选择的治疗方案?克鲁格曼在高声赞同“格林斯潘同志”的国有化建议，而布热津斯基则在警告美国有可能出现类似1907年银行业危机之后的社会动荡。二是金融冲击有从欧美向东欧、亚太进行传递的可能。东欧银行业过度的私有化和对外开放，过度的举债发展和对能源产业的过度依赖，使得东欧有可能直接从金融危机越过经济危机，陷入政治和社会动荡。三是次贷危机加剧了全球冲突，尤其是中东军事冲突的可能。次贷使得全球经济和政治冲突更为剑拔弩张，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寻求次贷危机的救助和解决之道，成为全球最为关注和讨论的焦点议题。
把次贷危机的根源归结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无论从学术上还是政治上都是可笑的闹剧，但中国如果不坚决回击就可能使闹剧俨然成为正剧。从2008年底开始，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一种对中国进行指责的逻辑：次贷危机的根源在于全球经济不平衡－全球经济不平衡的根源在于东亚和中东的净储蓄－东亚美元和石油美元向美国的回流，大量购入美国中长期国债压低了美国中长期利率水平→持续较低的中长期利率催生了美国股市和房地产泡沫→资产价格泡沫成为次贷危机的重要诱因。
把次贷危机的根源归结到中国，是欧美推卸国内政治压力的手段，更是无端向中国勒索的手段。中国似乎已经习惯了西方一责骂，就不辩解地到欧美进行大规模采购。应当澄清的是，次贷危机的根源，以及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不是中国模式，而在于不可持续的美国模式，这种模式建立在金融体系的过度发育、国际收支和财政的持续双赤字、政府和居民的净储蓄率低下、金融监管松弛和金融机构道德风险堆砌等一系列特征之上。
看起来，欧美国内民众和议会舆论的左倾化和民粹化，可能导致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此外，陷入金融和经济困境的西方国家极有可能被迫采取“国有化”的措施重组其陷入失灵的市场体系，以及陷入困境的金融和制造业。因此，真正坚持开放经济和全球化的经济体在迅速减少，中国可能成为开放和全球化的维护者，因为提醒国际社会防范保护主义和去全球化的风险，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在未来一段时间，在全球范围内寻求缓解和走出危机的药方可能是重中之重，如果寻找不到药方，或寻找到了却不敢采用，那么中东和中国就可能横受指责。次贷危机有可能使得全球化进程放缓甚至倒退，甚至有可能引发局部的频繁的政治和军事冲突。
北京应伸出橄榄枝
因为次贷危机，中国也许避免了在21世纪沦落为广场协议后的日本，反而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时，开放经济和全球化的真正维护者。正基于此，中国应当呼吁以负责、合作和互信阻止危机在全球的进一步蔓延和恶化。次贷危机有可能在美国演变为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包括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在内的领导人们正认真考虑社会主义拯救资本主义的问题，这已经不是玩笑，而是严肃的事实，只是这种国有化是带有预设退出机制的周有化，也就是国有化是西方的权宜之计，等待金融经济恢复秩序之后再回归私有化的老路。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应当关注美国的巨额赤字和财政困难，并强调中国宏观经济的基本面也在迅速恶化。一是目前美国国债余额高达11万亿美元，奥巴马政府今年尚有2万亿美元的财政资金缺口难以弥补，因此中国应当密切关注美国的财政可持续问题甚至破产等极端困难出现的可能。
二是关注欧元区和英国金融经济的动荡，以及部分经济体陷入严重困境甚至国家破产的可能性，并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保护国际债权人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三是承认中国主要经济指标的大幅度滑坡，空前的经济刺激方案和财政预算赤字、通货紧缩日益严峻等问题。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失去了比黄金更宝贵的信心，而是意味着中国具备了冰冷坚定的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