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在启程去荷兰留学前一闪念，想到兴许会有外国同学希望我教他们中文，于是就在外文书店买了一本初级汉语课本，千里迢迢把它带到国外。没想到，它还真派上了用场。
华侨三子拜我为师
一位温州华侨在荷兰落户２０余年，靠经营餐馆和地产，生意颇为成功。作为长辈自然对下一代寄予厚望，他希望我能作为他３个孩子的中文老师，既能教好他们中文，又能向他们介绍中国的文化和国情。对我来说，不仅是找到教中文这样一份工作，更有意义的是能有机会了解海外华侨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我通常每个星期五晚上到他家去给孩子们补习３小时中文，温习上星期学过的内容，再为第二天的新课做准备。３个都是男孩，最大的阿成１６岁，中间的阿升１３岁，最小的阿龙只有１１岁。和国内同龄的孩子一样，他们也喜欢看电视，上网，打电脑游戏，愿意花在学中文上的时间毕竟不多。可以想像，同时教３个活泼好动的孩子，不是件容易的差事。第一天见到３个孩子，就诧异于他们“多元化”的日常用语。和父母相处说的是温州家乡话，上课时则和我用英语交流，而彼此之间时时刻刻却都讲着荷兰文。 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他们，“你们觉得自己是荷兰人还是中国人？”，出乎我的意料，他们３个人毫不犹豫，异口同声地回答：“当然是中国人！”于是我接着问：“有没有信心学好中文？”３个人立即垂下头，默不作声。确实，从小生长于西方的华人后裔要学习中文是非常困难的，无论是从字形，语音，还是语法来说，中文和西方语言都有着根本性的差异。大部分海外华侨的孩子恐怕都有“星期六中文学校”的经历，这３个小孩也不例外。
我上第一堂课时问他们此前学了多久的中文，他们个个面带愧色，低声说：“６年”、“３年”、“５年”。当然只是每周六上午的中文学校。除了最大的阿成还能说着不差的普通话，其他两个几乎只会说 “你好”、“谢谢”这些连老外都会说的短语。这糟糕的情况可真吓了我一跳。看来“读和写”只能往后排了，能“开口说话”最要紧。
打这之后，每节中文课我都逼着两个孩子讲最简单的中文，能说出“我上学”、“我回家”就值得表扬。阿龙和阿升还是挺聪明的，接受能力也强，很快就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对话了。而我的教学语言也从全英语渐渐过渡到了全中文。刚开始他们还有些不适应，慢慢地也能听懂个八九成了。
想来３个孩子也真不容易，常常每天做作业到半夜，第二天四五点又要起来预习功课，到了星期五晚上我要给他们补习中文，星期六要上中文学校，星期日则常常到家里开的中餐馆帮帮手，锻炼一下，一直没得休息。这还只是目前短期的计划，长期的规划则要按照他们父亲所定的那样，３人要在荷兰完成大学学业，然后再回到中国，先补习中文，再去中国的大学进一步深造，等熟悉了中国的法律和经济情况，再子承父业，开拓中国的生意。当然，这一切都建立在中文学习进展顺利的基础上。
然而，对于从小长在中国的孩子，学说中国话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没什么特别困难的。可等我教了这３个出生在国外，从小受西方教育的孩子后，我才发现，学习中文对他们来说真是件相当不容易的事。困难之一是思维模式的差异。中文学校用的是暨南大学出的教材，而且是针对海外华侨的孩子学中文而编写的。即便如此，还是有太多的东西是那些在欧洲长大、受西方教育的孩子难以理解的。比如教材中讲的并非是一些与生活贴近的事，而多是讲一些民间典故或中国的神话故事。对于他们来说，要向他们解释“嫦娥奔月”、“杞人忧天”的含义实在不容易。困难之二就是中文字的难记难写，这是最让这些孩子们头痛的。比起英文字母书写的随意性，中文字的要求太多了。比如“不”和“下”，“未”和“末”，“冒”和“昌”，这几个字形相像的字，我就反复训练了他们很久才分辨清楚。与拉丁语系的语言完全不同，中文的字义，字形，字音，要分别记忆，且大多联系不大。在相同的发音下会有一长串完全不同形不同义的字，这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介于中西之间的尴尬
每周五上课前，我都要和他们一家人共进晚餐，这让我有机会留意到了有趣的“中西结合”的吃饭方式。餐桌上摆的是西餐用的平底瓷盘和金属刀叉勺，左边叉，右边刀和勺，中间是瓷盘，完全是西式做法。可等人人都入座了，热腾腾的中式炒菜就摆了上来，外加一大碗白米饭。看着他们像模像样地用刀叉吃着中餐，我真有些佩服海外华侨们融入西方文化，同时又保留中国传统的能力。
半年下来，从和３个孩子们的闲聊中，我发现他们的价值观、人生观也是“中西结合”的。在环境的影响和生存的压力下，为了能融入西方社会的生活，海外的华人难免要在一定程度上以西方的生活方式代替中国的；但是又为了需要寻找一种归属感，他们会对中国的传统观念更为固守。这在一个华侨家庭的内部则体现在了对孩子教育培养的观念上。比方说，３个孩子常常向我抱怨他们的父亲对他们实行“家长式”管理，他们将来学什么专业，从事什么职业都由父亲做主定夺。最大的阿成还向我透露了个小秘密：他和同班的一个白人女孩相互有好感。我就接着问他：“你的父母对你找什么样的女朋友会干涉吗？”他立即满脸苦恼地说：“我不敢告诉我的父亲我有个白人女朋友。他们会生气的。他们要求我找个中国女孩，以后结婚成家。这个女孩还要经过他们‘验收’点头才行。”
也许在国内有许多人会羡慕这些华侨家庭的子女，觉得他们生长环境优越，会说多种语言，跨越了东西方文化。其实，他们和大多数普通中国孩子一样，学习很辛苦，生活也有困扰，将来也要为了工作而奔波，且没有明确的文化归属感。说实话，有时我真为这样的孩子担心，不知道说着生硬的普通话，写着歪扭的中文字的他们，在回到祖国后会有什么样的经历。举个不好听的例子，多年前，我在国内的公共汽车上就目睹了这样一件事：车上上来了一位长相穿着完全中国式的乘客，面对售票员的询问，他只会摇着头，用中文说“我不会说中文”。此话一出，马上引来全车人员（包括我）的公愤。在大家抓获“假洋鬼子”的兴奋下，他被立即赶下了公车。多年后的今天，我想到，那也许只是位无辜的归国华侨子女。在这里，我只能衷心地希望，几年后当这样的孩子回到中国的土地上时，能够得到更多的宽容和理解，在工作和学习上，也能更顺利些，更成功些。
华侨三子拜我为师
一位温州华侨在荷兰落户２０余年，靠经营餐馆和地产，生意颇为成功。作为长辈自然对下一代寄予厚望，他希望我能作为他３个孩子的中文老师，既能教好他们中文，又能向他们介绍中国的文化和国情。对我来说，不仅是找到教中文这样一份工作，更有意义的是能有机会了解海外华侨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我通常每个星期五晚上到他家去给孩子们补习３小时中文，温习上星期学过的内容，再为第二天的新课做准备。３个都是男孩，最大的阿成１６岁，中间的阿升１３岁，最小的阿龙只有１１岁。和国内同龄的孩子一样，他们也喜欢看电视，上网，打电脑游戏，愿意花在学中文上的时间毕竟不多。可以想像，同时教３个活泼好动的孩子，不是件容易的差事。第一天见到３个孩子，就诧异于他们“多元化”的日常用语。和父母相处说的是温州家乡话，上课时则和我用英语交流，而彼此之间时时刻刻却都讲着荷兰文。 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他们，“你们觉得自己是荷兰人还是中国人？”，出乎我的意料，他们３个人毫不犹豫，异口同声地回答：“当然是中国人！”于是我接着问：“有没有信心学好中文？”３个人立即垂下头，默不作声。确实，从小生长于西方的华人后裔要学习中文是非常困难的，无论是从字形，语音，还是语法来说，中文和西方语言都有着根本性的差异。大部分海外华侨的孩子恐怕都有“星期六中文学校”的经历，这３个小孩也不例外。
我上第一堂课时问他们此前学了多久的中文，他们个个面带愧色，低声说：“６年”、“３年”、“５年”。当然只是每周六上午的中文学校。除了最大的阿成还能说着不差的普通话，其他两个几乎只会说 “你好”、“谢谢”这些连老外都会说的短语。这糟糕的情况可真吓了我一跳。看来“读和写”只能往后排了，能“开口说话”最要紧。
打这之后，每节中文课我都逼着两个孩子讲最简单的中文，能说出“我上学”、“我回家”就值得表扬。阿龙和阿升还是挺聪明的，接受能力也强，很快就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对话了。而我的教学语言也从全英语渐渐过渡到了全中文。刚开始他们还有些不适应，慢慢地也能听懂个八九成了。
想来３个孩子也真不容易，常常每天做作业到半夜，第二天四五点又要起来预习功课，到了星期五晚上我要给他们补习中文，星期六要上中文学校，星期日则常常到家里开的中餐馆帮帮手，锻炼一下，一直没得休息。这还只是目前短期的计划，长期的规划则要按照他们父亲所定的那样，３人要在荷兰完成大学学业，然后再回到中国，先补习中文，再去中国的大学进一步深造，等熟悉了中国的法律和经济情况，再子承父业，开拓中国的生意。当然，这一切都建立在中文学习进展顺利的基础上。
然而，对于从小长在中国的孩子，学说中国话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没什么特别困难的。可等我教了这３个出生在国外，从小受西方教育的孩子后，我才发现，学习中文对他们来说真是件相当不容易的事。困难之一是思维模式的差异。中文学校用的是暨南大学出的教材，而且是针对海外华侨的孩子学中文而编写的。即便如此，还是有太多的东西是那些在欧洲长大、受西方教育的孩子难以理解的。比如教材中讲的并非是一些与生活贴近的事，而多是讲一些民间典故或中国的神话故事。对于他们来说，要向他们解释“嫦娥奔月”、“杞人忧天”的含义实在不容易。困难之二就是中文字的难记难写，这是最让这些孩子们头痛的。比起英文字母书写的随意性，中文字的要求太多了。比如“不”和“下”，“未”和“末”，“冒”和“昌”，这几个字形相像的字，我就反复训练了他们很久才分辨清楚。与拉丁语系的语言完全不同，中文的字义，字形，字音，要分别记忆，且大多联系不大。在相同的发音下会有一长串完全不同形不同义的字，这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介于中西之间的尴尬
每周五上课前，我都要和他们一家人共进晚餐，这让我有机会留意到了有趣的“中西结合”的吃饭方式。餐桌上摆的是西餐用的平底瓷盘和金属刀叉勺，左边叉，右边刀和勺，中间是瓷盘，完全是西式做法。可等人人都入座了，热腾腾的中式炒菜就摆了上来，外加一大碗白米饭。看着他们像模像样地用刀叉吃着中餐，我真有些佩服海外华侨们融入西方文化，同时又保留中国传统的能力。
半年下来，从和３个孩子们的闲聊中，我发现他们的价值观、人生观也是“中西结合”的。在环境的影响和生存的压力下，为了能融入西方社会的生活，海外的华人难免要在一定程度上以西方的生活方式代替中国的；但是又为了需要寻找一种归属感，他们会对中国的传统观念更为固守。这在一个华侨家庭的内部则体现在了对孩子教育培养的观念上。比方说，３个孩子常常向我抱怨他们的父亲对他们实行“家长式”管理，他们将来学什么专业，从事什么职业都由父亲做主定夺。最大的阿成还向我透露了个小秘密：他和同班的一个白人女孩相互有好感。我就接着问他：“你的父母对你找什么样的女朋友会干涉吗？”他立即满脸苦恼地说：“我不敢告诉我的父亲我有个白人女朋友。他们会生气的。他们要求我找个中国女孩，以后结婚成家。这个女孩还要经过他们‘验收’点头才行。”
也许在国内有许多人会羡慕这些华侨家庭的子女，觉得他们生长环境优越，会说多种语言，跨越了东西方文化。其实，他们和大多数普通中国孩子一样，学习很辛苦，生活也有困扰，将来也要为了工作而奔波，且没有明确的文化归属感。说实话，有时我真为这样的孩子担心，不知道说着生硬的普通话，写着歪扭的中文字的他们，在回到祖国后会有什么样的经历。举个不好听的例子，多年前，我在国内的公共汽车上就目睹了这样一件事：车上上来了一位长相穿着完全中国式的乘客，面对售票员的询问，他只会摇着头，用中文说“我不会说中文”。此话一出，马上引来全车人员（包括我）的公愤。在大家抓获“假洋鬼子”的兴奋下，他被立即赶下了公车。多年后的今天，我想到，那也许只是位无辜的归国华侨子女。在这里，我只能衷心地希望，几年后当这样的孩子回到中国的土地上时，能够得到更多的宽容和理解，在工作和学习上，也能更顺利些，更成功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