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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已经不能阻止很多事情在中国发生了。
—诸如暴力拆迁、“官二代”世袭、“美女官员上面有人”、业主“抗议降房价”、宠物狗爱好者“拦车救狗”、企业制造“有毒牛奶”甚至不屑于道歉，不一而足。
所有这些表演，无论主角是官是民，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不讲道理，为一已之利、之偏好而无所顾忌，甚至具有某种无赖心态。
这些演员似乎不想问一问：在涉及他人的权益、生活时，自己已经越出了“私人领域”的行为是否可以在理性上得到证明？它们能够得到道德正当性的辩护吗？
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说，“正义是制度的首要美德。”与此相对，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公民的德性。两者乃是同盟。一个社会的制度是什么样，它也需要什么样的头脑和心灵，反过来也如此。
很难想象，在一个民主社会，奴隶还能够存在。其中的要害，既在于民主制度绝不允许它的存在，也在于它已经找不到猎物—那些具有奴隶的思维模式和社会性格的人。
制度的德性既不玩神秘主义的“天启”，也不靠统治者“德治”的自我标榜，而是靠道德上的说理，看制度是保障还是侵犯公民的权利，是正义还是非正义。近代以来，从西方开始，“自由”、“民主”、“人权”、“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不具备或侵犯这些价值的制度皆不足以论证其合法性。
而公民的德性，同样是在道德说理的基础上，明白哪些事情是自己必须做的，哪些是绝对不能做的。没有公民德性的人，一定会说因为政府保护别人造假，所以自己也可以造假。但有公民德性的人不会。因为他的理性告诉他：别人的错误并不是自己犯错的理由。
现代社会和现代政治的开启，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一方面把制度设计成必须为自身的存在提供道德正当性论证的体系; 另一方面，召唤出公民和制造出“消费者”。“公民”的存在可以驱动民主政治的正常运转，而有赖于“消费者”的支撑，市场经济的生产体系可以持续下去。
可以说，“公民”和“消费者”在一个人身上合二为一，是现代政治经济秩序能够玩下去的一个秘密。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对人也重新进行了设计。如果没有把农民工变成“廉价劳动力”，就不可能有什么经济奇迹。没有通过市场意识形态把人们变成“消费者”，中国的经济增长就不可能持续。
而现在所谓的“扩大内需”，如果弱化了这一对人的设计，并且没有其它鼓励—提前消费、增加工资，诸如此类—那几乎想都不用想。
问题是，在把无数人变成“廉价劳动力”，变成“消费者”时，并没有在制度安排的层面，同时也把他们变成能够真正行使其被承诺的权利的“公民”。政治转型、体制改革的滞后性，导致了制度德性一定程度上的缺乏。在这种情况下，对人的设计实际上是残缺的，制造出来的“消费者”，不过是哲学家马尔库塞笔下“单向度的人”。
没有制度德性作为背景，权力者当然看不见“公民权利”。而一群骨子里受利益驱动的市场社会的“消费者”，也不可能有“公民的德性”，对契约有敬畏之心。他们同样可以放大自己的偏好，侵入他人权益的边界。
该用在道德上说理，而不仅仅是利益，用来作为公共领域权力与权利博弈的共识了。在这个时代，无数事件证明，越是缺乏制度德性和公民德性，一个社会越危险。
—诸如暴力拆迁、“官二代”世袭、“美女官员上面有人”、业主“抗议降房价”、宠物狗爱好者“拦车救狗”、企业制造“有毒牛奶”甚至不屑于道歉，不一而足。
所有这些表演，无论主角是官是民，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不讲道理，为一已之利、之偏好而无所顾忌，甚至具有某种无赖心态。
这些演员似乎不想问一问：在涉及他人的权益、生活时，自己已经越出了“私人领域”的行为是否可以在理性上得到证明？它们能够得到道德正当性的辩护吗？
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说，“正义是制度的首要美德。”与此相对，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公民的德性。两者乃是同盟。一个社会的制度是什么样，它也需要什么样的头脑和心灵，反过来也如此。
很难想象，在一个民主社会，奴隶还能够存在。其中的要害，既在于民主制度绝不允许它的存在，也在于它已经找不到猎物—那些具有奴隶的思维模式和社会性格的人。
制度的德性既不玩神秘主义的“天启”，也不靠统治者“德治”的自我标榜，而是靠道德上的说理，看制度是保障还是侵犯公民的权利，是正义还是非正义。近代以来，从西方开始，“自由”、“民主”、“人权”、“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不具备或侵犯这些价值的制度皆不足以论证其合法性。
而公民的德性，同样是在道德说理的基础上，明白哪些事情是自己必须做的，哪些是绝对不能做的。没有公民德性的人，一定会说因为政府保护别人造假，所以自己也可以造假。但有公民德性的人不会。因为他的理性告诉他：别人的错误并不是自己犯错的理由。
现代社会和现代政治的开启，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一方面把制度设计成必须为自身的存在提供道德正当性论证的体系; 另一方面，召唤出公民和制造出“消费者”。“公民”的存在可以驱动民主政治的正常运转，而有赖于“消费者”的支撑，市场经济的生产体系可以持续下去。
可以说，“公民”和“消费者”在一个人身上合二为一，是现代政治经济秩序能够玩下去的一个秘密。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对人也重新进行了设计。如果没有把农民工变成“廉价劳动力”，就不可能有什么经济奇迹。没有通过市场意识形态把人们变成“消费者”，中国的经济增长就不可能持续。
而现在所谓的“扩大内需”，如果弱化了这一对人的设计，并且没有其它鼓励—提前消费、增加工资，诸如此类—那几乎想都不用想。
问题是，在把无数人变成“廉价劳动力”，变成“消费者”时，并没有在制度安排的层面，同时也把他们变成能够真正行使其被承诺的权利的“公民”。政治转型、体制改革的滞后性，导致了制度德性一定程度上的缺乏。在这种情况下，对人的设计实际上是残缺的，制造出来的“消费者”，不过是哲学家马尔库塞笔下“单向度的人”。
没有制度德性作为背景，权力者当然看不见“公民权利”。而一群骨子里受利益驱动的市场社会的“消费者”，也不可能有“公民的德性”，对契约有敬畏之心。他们同样可以放大自己的偏好，侵入他人权益的边界。
该用在道德上说理，而不仅仅是利益，用来作为公共领域权力与权利博弈的共识了。在这个时代，无数事件证明，越是缺乏制度德性和公民德性，一个社会越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