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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6月美国《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通过时，很少有人预料到，这将是一场绵延十年之久的贸易战的开端。《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为每个行业都量身定制了关税，将2万多种的农业与制造业产品的关税提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最高税率高达60%。该法案为了提高进口成本以减少国内生产者所面临的海外竞争，这和英格兰1721年颁布的《白棉布法案》，以及许多其他贸易保护法案的动机一样，朴素得近乎简陋。
与1721年的英格兰有所区别的是，1930年的美国经济学界已经走出了重商主义的迷雾。尽管对于是否应当遵循凯恩斯主义的相机抉择政策尚存在争议，但几乎所有的美国经济学家在国际贸易问题上都表现出高度一致，极力反对该法案的通过。在法案通过前的5月5日，共计1028名经济学家联名反对保护性贸易政策。联署名单中包括很多声名赫赫的经济学家：欧文·费雪、保罗·道格拉斯、约翰·莫里斯·克拉克。但谁会真的相信这些来自象牙塔的声音呢？毕竟贸易保护的逻辑更加符合政客的直觉。
经济学家们是对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出台后，各国纷纷开始征收报复性关税，其中包括美国的盟友，一场波及全球的贸易战就此开始。
这场贸易战带来了灾难性后果。美国政府当时的统计数据显示，1929年至1932年，美国从欧洲进口的商品金额从13.34亿美元降至3.90亿美元，同时美国出口至欧洲的商品金额则从23.41亿美元降至7.84亿美元。换言之，美国与欧洲之间的贸易在短短三年内缩水接近70%。随贸易战而来的，就是史上著名的大萧条。虽然极少有学者认为是贸易保护政策导致了大萧条，但关税增加使得大萧条雪上加霜至少是无可争议的。政治经济学家海因里希·李普曼后来回顾这场贸易战时评论说：“没有什么比1930年美国关税更能妨碍国际贸易关系的发展了。通过这种方法，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在面临严重危机时，在自己周围建起了史上最高的关税之墙。”
这一场贸易战的后果是美国工商业难以承受的。企业大佬纷纷对这一法案表示极大的不满。根据JP摩根合伙人托马斯·拉蒙的回忆，当时他几乎跪下来请求胡佛总统不要实施《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事实上，美国内部关于贸易战的态度也在之后迅速发生变化。《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颁布两年后，罗斯福在选举投票之前就提出，高关税会毁掉出口贸易，主张适度降低关税。当选后，罗斯福钦定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的科德尔·赫尔担任国务卿。科德尔·赫尔是一名坚定的自由贸易者，强烈反对《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上任后立即着手停止贸易战。在之后的伦敦世界贸易与经济论坛上，美国政府抛出自由贸易策略，表达了明确的停战意愿。
贸易战会这么容易结束吗？当然没这么顺利。正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所言：“除非某人的利益系于其上，否则一件好事很少能够成功。”贸易战背后的贸易保护思潮符合民众直觉，容易煽动民众支持，贸易战客观上也会使部分利益集团受惠，而这些利益集团会尽力维护贸易壁垒。就在赫尔前往伦敦时，罗斯福总统的内院就已经失火，降低关税的提案受到农业州议员的普遍抵制。农业州强烈抵制引入海外的竞争，这导致尽管民主党在议会中占有多数席位，降低关税的提案仍然无法通过，最终撤回这一提案。赫尔的伦敦之行也以失败告终。
《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及其背后的关税保护表面上看起来是大萧条的罪魁祸首之一。在大萧条的痛苦之下，美国国内对关税保护的不满逐渐累积。与此同时，美国放弃了长期以来的金本位，美元贬值40%，大大降低了美国农业部门的出口成本，提高了美国农产品在世界上的竞争力。所以农业利益集团对于贸易关税的态度也开始松动。
在严峻的选举形势和农业利益集团态度松动的背景下，容易屈服于关税保护利益集团的国会，决定将贸易政策的立法提案权和管理权移交白宫。赫尔终于得以绕开那些反对降低关税的议员，经过一系列积极的谈判磋商，旨在结束贸易战的《互惠贸易协定法案》在1934年终于得以通过。根据《互惠贸易协定法案》，美国可以在双边基础上与其他国家就关税问题进行协商，同时从法律层面上只需要国会多数而非三分之二同意即可获得通过。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国会参议院最近以88∶11的压倒性优势通过了一项非约束性提案，寻求限制特朗普加征关税的总统权力。国会和白宫在贸易保护立场上的互换颇为讽刺。
无论如何，看上去赫尔已经拥有解决关税问题的法案了，贸易战终于能结束了吗？还是不行。虽然大家基本认同贸易自由化的大方向，但具体到节奏和力度上，罗斯福政府内部依然难以达成一致。按照赫尔的想法，美国应充分利用《互惠贸易协定法案》与大部分贸易伙伴国在短期内达成新的贸易协定。但反对者们显然认为这样太过激进。
反对派的代表是农业经济学家乔治·匹克。匹克曾担任美国农业调整局局长，后来因为与农业部的矛盾，被罗斯福调任美国对外贸易特别顾问，并同时担任华盛顿进出口银行主席。在任期间，匹克多次与赫尔发生冲突，主张贸易自由化应该缓慢、有步骤地实施，以避免对国内产业造成冲击。他认为美国应该只跟那些愿意大量购买美国产品的国家签订贸易协定。怀着强烈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结，匹克极力反对赫尔提出的互惠协定主张。双方一直纠缠不休，直到匹克因在媒体上公开批评罗斯福而于1935年辞职，赫尔才在自由贸易问题中获得足够的支持，得以实施自己的方案。终于，在国会通过《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后的1936年中后期，美国才逐渐按照《互惠贸易协定法案》，与主要的贸易伙伴国签订新的自由贸易协定。各国之间高耸的关税壁垒这时才逐渐松动瓦解。
但是贸易战还是没有真正结束。作为对关税下降的补偿，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加强了非关税壁垒。在《互惠贸易协定法案》生效之时，美国通过了《琼斯—科斯蒂根法案》，对食糖等农产品实施进口配额限制。1937年，美国又对牛奶制品、牛肉、土豆等产品施加配额，随后又对烟草、棉花、原油等产品增加配额。截至1939年，超过四分之一的美国进口商品都受到配额限制。此外，别忘了此前美元汇率已经大幅度貶值。
贸易战的背后是一个国家的贸易保护思潮，在贸易保护思潮退去之前，贸易战很难真正结束，这中间还将伴随受惠于贸易战的利益集团的推波助澜。美国这场由胡佛总统开启的贸易战，即便美国政府在两年之后就已经在赫尔的领导下试图停战，却也延续了接近十年，直到“二战”开始才真正结束。“二战”之后美国逐步成为了世界经济的领导者，按照自己的意图构建了延续至今的国际秩序，实行自由贸易更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贸易保护思潮才逐渐退去。但是每当全球经济有所放缓，贸易保护的阴影就会重现，比如20世纪70年代非关税壁垒的大规模兴起，比如当前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挑衅。
对于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挑衅，许多人抱有乐观态度，认为即便当前的前哨战全面升级，由于对美国经济的伤害也很大，所以中美双方仍然可能在短期内寻求共识，进而快速结束贸易战。但在大萧条的惨痛背景下，1930年的贸易战尚且绵延了近十年，何况当前美国经济处于历史高位，承受冲击的能力远胜当年？从最近的民调看，开启贸易战后特朗普的支持率不降反升，可见美国国内的民意基础坚实。
以史为鉴，贸易战一旦升级，其结束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困难。即使双方政府都有结束的意愿，广泛的民意和利益集团也会让贸易战难以消弭。我们面对的，可能是一场不可避免的贸易持久战。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编辑：苏琦）
与1721年的英格兰有所区别的是，1930年的美国经济学界已经走出了重商主义的迷雾。尽管对于是否应当遵循凯恩斯主义的相机抉择政策尚存在争议，但几乎所有的美国经济学家在国际贸易问题上都表现出高度一致，极力反对该法案的通过。在法案通过前的5月5日，共计1028名经济学家联名反对保护性贸易政策。联署名单中包括很多声名赫赫的经济学家：欧文·费雪、保罗·道格拉斯、约翰·莫里斯·克拉克。但谁会真的相信这些来自象牙塔的声音呢？毕竟贸易保护的逻辑更加符合政客的直觉。
经济学家们是对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出台后，各国纷纷开始征收报复性关税，其中包括美国的盟友，一场波及全球的贸易战就此开始。
这场贸易战带来了灾难性后果。美国政府当时的统计数据显示，1929年至1932年，美国从欧洲进口的商品金额从13.34亿美元降至3.90亿美元，同时美国出口至欧洲的商品金额则从23.41亿美元降至7.84亿美元。换言之，美国与欧洲之间的贸易在短短三年内缩水接近70%。随贸易战而来的，就是史上著名的大萧条。虽然极少有学者认为是贸易保护政策导致了大萧条，但关税增加使得大萧条雪上加霜至少是无可争议的。政治经济学家海因里希·李普曼后来回顾这场贸易战时评论说：“没有什么比1930年美国关税更能妨碍国际贸易关系的发展了。通过这种方法，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在面临严重危机时，在自己周围建起了史上最高的关税之墙。”
这一场贸易战的后果是美国工商业难以承受的。企业大佬纷纷对这一法案表示极大的不满。根据JP摩根合伙人托马斯·拉蒙的回忆，当时他几乎跪下来请求胡佛总统不要实施《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事实上，美国内部关于贸易战的态度也在之后迅速发生变化。《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颁布两年后，罗斯福在选举投票之前就提出，高关税会毁掉出口贸易，主张适度降低关税。当选后，罗斯福钦定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的科德尔·赫尔担任国务卿。科德尔·赫尔是一名坚定的自由贸易者，强烈反对《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上任后立即着手停止贸易战。在之后的伦敦世界贸易与经济论坛上，美国政府抛出自由贸易策略，表达了明确的停战意愿。
贸易战会这么容易结束吗？当然没这么顺利。正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所言：“除非某人的利益系于其上，否则一件好事很少能够成功。”贸易战背后的贸易保护思潮符合民众直觉，容易煽动民众支持，贸易战客观上也会使部分利益集团受惠，而这些利益集团会尽力维护贸易壁垒。就在赫尔前往伦敦时，罗斯福总统的内院就已经失火，降低关税的提案受到农业州议员的普遍抵制。农业州强烈抵制引入海外的竞争，这导致尽管民主党在议会中占有多数席位，降低关税的提案仍然无法通过，最终撤回这一提案。赫尔的伦敦之行也以失败告终。
《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及其背后的关税保护表面上看起来是大萧条的罪魁祸首之一。在大萧条的痛苦之下，美国国内对关税保护的不满逐渐累积。与此同时，美国放弃了长期以来的金本位，美元贬值40%，大大降低了美国农业部门的出口成本，提高了美国农产品在世界上的竞争力。所以农业利益集团对于贸易关税的态度也开始松动。
在严峻的选举形势和农业利益集团态度松动的背景下，容易屈服于关税保护利益集团的国会，决定将贸易政策的立法提案权和管理权移交白宫。赫尔终于得以绕开那些反对降低关税的议员，经过一系列积极的谈判磋商，旨在结束贸易战的《互惠贸易协定法案》在1934年终于得以通过。根据《互惠贸易协定法案》，美国可以在双边基础上与其他国家就关税问题进行协商，同时从法律层面上只需要国会多数而非三分之二同意即可获得通过。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国会参议院最近以88∶11的压倒性优势通过了一项非约束性提案，寻求限制特朗普加征关税的总统权力。国会和白宫在贸易保护立场上的互换颇为讽刺。
无论如何，看上去赫尔已经拥有解决关税问题的法案了，贸易战终于能结束了吗？还是不行。虽然大家基本认同贸易自由化的大方向，但具体到节奏和力度上，罗斯福政府内部依然难以达成一致。按照赫尔的想法，美国应充分利用《互惠贸易协定法案》与大部分贸易伙伴国在短期内达成新的贸易协定。但反对者们显然认为这样太过激进。
反对派的代表是农业经济学家乔治·匹克。匹克曾担任美国农业调整局局长，后来因为与农业部的矛盾，被罗斯福调任美国对外贸易特别顾问，并同时担任华盛顿进出口银行主席。在任期间，匹克多次与赫尔发生冲突，主张贸易自由化应该缓慢、有步骤地实施，以避免对国内产业造成冲击。他认为美国应该只跟那些愿意大量购买美国产品的国家签订贸易协定。怀着强烈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结，匹克极力反对赫尔提出的互惠协定主张。双方一直纠缠不休，直到匹克因在媒体上公开批评罗斯福而于1935年辞职，赫尔才在自由贸易问题中获得足够的支持，得以实施自己的方案。终于，在国会通过《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后的1936年中后期，美国才逐渐按照《互惠贸易协定法案》，与主要的贸易伙伴国签订新的自由贸易协定。各国之间高耸的关税壁垒这时才逐渐松动瓦解。
但是贸易战还是没有真正结束。作为对关税下降的补偿，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加强了非关税壁垒。在《互惠贸易协定法案》生效之时，美国通过了《琼斯—科斯蒂根法案》，对食糖等农产品实施进口配额限制。1937年，美国又对牛奶制品、牛肉、土豆等产品施加配额，随后又对烟草、棉花、原油等产品增加配额。截至1939年，超过四分之一的美国进口商品都受到配额限制。此外，别忘了此前美元汇率已经大幅度貶值。
贸易战的背后是一个国家的贸易保护思潮，在贸易保护思潮退去之前，贸易战很难真正结束，这中间还将伴随受惠于贸易战的利益集团的推波助澜。美国这场由胡佛总统开启的贸易战，即便美国政府在两年之后就已经在赫尔的领导下试图停战，却也延续了接近十年，直到“二战”开始才真正结束。“二战”之后美国逐步成为了世界经济的领导者，按照自己的意图构建了延续至今的国际秩序，实行自由贸易更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贸易保护思潮才逐渐退去。但是每当全球经济有所放缓，贸易保护的阴影就会重现，比如20世纪70年代非关税壁垒的大规模兴起，比如当前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挑衅。
对于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挑衅，许多人抱有乐观态度，认为即便当前的前哨战全面升级，由于对美国经济的伤害也很大，所以中美双方仍然可能在短期内寻求共识，进而快速结束贸易战。但在大萧条的惨痛背景下，1930年的贸易战尚且绵延了近十年，何况当前美国经济处于历史高位，承受冲击的能力远胜当年？从最近的民调看，开启贸易战后特朗普的支持率不降反升，可见美国国内的民意基础坚实。
以史为鉴，贸易战一旦升级，其结束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困难。即使双方政府都有结束的意愿，广泛的民意和利益集团也会让贸易战难以消弭。我们面对的，可能是一场不可避免的贸易持久战。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编辑：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