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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岁的李文俊和爱人张佩芬住在北京潘家园附近临街的一栋楼里，他不出远门，不上网，没有手机。他几乎每天都去楼下市场转转，买点面包和水果，但再也不去书店和图书馆。他说自己已经脱离时代，也没什么人给他寄新书了。“我赶不上时代了，你来找我，是上当了。”黑框眼镜后面，他露出一个顽皮的笑容。
在这间屋子之外，翻译家李文俊这个名字如雷贯耳。几代人读着他翻译的英美文学成长。莫言说，看了李文俊给威廉·福克纳译作写的序言，大受鼓舞，激动地转圈，恨不得立即去创造自己的文学新天地。
谈话中，李文俊不时起身，颤颤巍巍地从书橱里抽出旧作。从各个版本的《喧哗与骚动》到儿童文学《秘密花园》，书橱里挤着的上百本书，曾为中国文坛带来一阵阵冲击波。“有那么大影响吗？不可能。”他向《中国新闻周刊》重复了好几遍：“我就是个小人物。”
从上世纪50年代进入《译文》杂志（《世界文学》前身）编辑部，到80多岁停笔，他做了一辈子翻译，主要成就在改革开放以后。他译介过的作家包括福克纳、海明威、塞林格、麦卡勒斯、爱丽丝·门罗……第一个把卡夫卡翻译到国内的人也是他。
中国曾与外国文学隔绝许久，七八十年代，李文俊等一代翻译家在极短时间内大量译介外国文学，启发一代青年作家转向现代主义。鲁迅曾将研究译介外国文化的人称为“盗火者”，寓意像普罗米修斯为中国盗来思想“天火”。也有人以此称呼改革开放后这一代文学翻译家。
如今李文俊不问世事，柳鸣九深居简出，周克希翻译了三卷《追忆似水年华》后觉得精力不济，放弃了。一批老翻译家近年来陆续凋零，傅惟慈、巫宁坤、郑克鲁……翻译界诸神坠落，“我们那帮老朋友走了很多了，现在活着的可能我算年纪最大了。”李文俊说。
李文俊把圆珠笔掷到桌子上，向后一仰，长叹一声：“总算是完成了。”
那是1998年2月9日的傍晚，历时3年，他终于译完福克纳的长篇小说《押沙龙，押沙龙！》。这是他翻译的第四部福克纳的长篇。“我对得起这位大师了。”他筋疲力尽地立誓，“今后我再也不钻这座自找的围城了。”
从1980年起译《喧哗与骚动》，到1998年译完《押沙龙，押沙龙！》，他喜欢福克纳小说里的人道主义，也喜欢福克纳对文体的创新，挑的都是自己喜欢而且颇有难度的作品去译。《押沙龙，押沙龙！》是福克纳最深奥、文体最复杂的一部，很多句子长达几页，结构错综复杂。时常，他一天只能译一个句子，第二天坐到桌前，又大改一遍。
李文俊。摄影/本刊记者倪伟
后来，最出名且畅销的《喧哗与骚动》又有多种译本问世，但《押沙龙，押沙龙！》至今还无第二人发起挑战。这本书译完后，他心脏病发作，走了一趟鬼门关。有人一直用这个故事形容这本书有多可怕，说起这个，他主动给福克纳开脱：“也不能怪他，是我自己的毛病。”
李译的福克纳在文学界掀起一阵旋风。不止一位著名作家回忆青年时期受到的文化熏陶时，都将极高的赞美献给福克纳。莫言受其“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启发，创造了文学故乡“高密东北乡”，余华则将他认作自己唯一的师傅。那时，福克纳早已是西方文学研究的热点，但直到李文俊翻译引进，中国作家才与他相见恨晚。
告别福克纳后，李文俊轻松了很多，凭兴趣做一些零散的翻译，眼光依旧独到。2009年，他翻译的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小说集《逃离》出版，这是国内第一本门罗作品，4年后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本书突然翻红，一再加印。
门罗的短篇最早在80年代初就被《世界文学》译介过。那时，每一期《世界文学》目录都群星璀璨，18、19世纪的古典大师，20世纪前半叶的现代主义名家，正当红的外国新秀，一下子涌现在杂志上。其中，有不少作品都是顶着压力编发的。
1979年，《世界文学》在停刊13年后正式复刊，第一期就刊登了李文俊翻译的《变形记》。当时卡夫卡已经在西方被捧为文学先知，而中国读者才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
“我眼光比較厉害吧。”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时，李文俊觉得这件事干得确实漂亮。他1953年进入《译文》杂志编辑部，杂志1959年改名《世界文学》，由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主管。外文所有一点特权，可以订阅外国最新刊物，他在英文刊物中发现，卡夫卡在国外评价很高，于是自己动手，从英文转译了《变形记》，从事德文翻译的爱人张佩芬帮忙校对了一遍。
卡夫卡作品里的孤独和绝望，与当时中国政治气候迥异，放在以苏联文学风格为圭臬的《世界文学》中相当另类。为了顺利刊发，当期配发了一篇文章，对《变形记》进行批判。
批判是假，引荐是真，一批外国现代主义文学作品，都是打着批判的幌子进入中国的。为了能发表苏联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编辑部在序言里给它戴上“修正主义文学标本”的帽子，宣称是“供批判用”。因为这部小说白描战争的残酷，尤其是为女性带来的悲剧命运，并不一味宣扬战争中的勇敢无畏、舍身为国。
趋势不可逆转，改革开放已经开始了。上海的出版社出了“黑色幽默”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上级领导打去电话责问：为什么要出这种书？出版社赶忙解释，是给作家参考用的，搪塞过去了。“我们都是从艺术的观点出发。”李文俊说，“有些领导自己也想看，时代在转变了。”
《世界文学》是新中国文学翻译的重镇，曾是唯一的外国文学译介窗口。李文俊是至今唯一健在的创刊元老，他在杂志工作整整40年，从一个“处理杂务”的小编辑做到主编。
从左至右：1959年，《译文》改名为《世界文学》。李文傻翻译的福克纳长篇小说。余申先翻译的法国“新小说”作家受克特的作品。
杂志还对最新的现实作出回应，从去年开始设置“疫情现场”专栏，每期刊登各国作家关于疫情的作品。最新一期上，一位美国诗人用幽默的文字记录了感染新冠肺炎后神经错乱的感受。“每个编辑都在跟踪各个国家最新动态，如果要他们拿出一个最活跃的作家名单，他们马上就可以拿出来。”
柳鸣九曾比较新中国不同时期的文学翻译成绩，他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外国文学译介与研究评论成果都很丰硕，特别是对20世纪以前的古典文学。当然，规模与范围与改革开放以后不可同日而语。
“常听人说，我们这一代人是被耽误的一代，被牺牲的一代，其实，我们是内秀、不乏天赋而又勤奋、有理想的一代。只不过生不逢时使其作为被大打了折扣，即使已被烈火烧焦得不像个样子，但春风一刮，就又生气勃勃。”他在回忆文章里说。
“不妨说，这一代人的业绩与成就，总体上比起其前面的老一代似无不及。”他怀着一丝自豪，“至于其后的新一代，要创建出这一代人如此规模、如此分量的劳绩，恐怕还需要有待于来日。”
在文学翻译之外，《世界文学》的现任主编高兴热衷于文化交流，他曾有机会当外交官，但最终回归文学。2000年前后，高兴被借调到罗马尼亚大使馆做领事，外交部门有意留下他。他在黑海边待了两年，收入比编辑部高六七倍，但任期一满就回到了编辑部的小办公室，文学始终还是他最想投身的职业。“我觉得世界上真正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人，应该是少数人，我愿意成为这少数人中的一个。”
高兴80年代进入《世界文学》编辑部，据他所言，那时编辑部气息十分迷人，所有人都是坚定的文学热爱者，谈论着自己最喜欢的事情，几任主编颇有艺术家气质。老主编高莽翻译、写作、画画全能，但晚年需要同时照顾卧床的母亲和失明的妻子，极其辛苦又极为刻苦。“他们都是内心有光的人。”高兴说，“如果我身上还有点文学气息，是因为受他们影响特别深。”
翻译是一项清贫的事业。前些年，高兴提高了《世界文学》的翻译稿酬，千字能达到180元左右，虽然与其他行业相比仍属于高投入低回报，但他希望能稍微安慰到译者。
当年李文俊翻译《逃离》，只印了一两万本，按千字百元一次性结的翻译费。门罗得奖后大卖，不过出版方也没知会他。他后来找对方抗议，对方给他补了3万元翻译费。而福克纳为他带来多少收益，他没算过，反正不会很多。
如今专职做翻译的人极少，高兴在各处物色到一批优秀的青年译者，他们都很难以此为生，全凭热爱。大语种比如英、法、德、俄、日等语言的文学翻译界，目前都有一批他看好的青年译者，东欧、北欧的小语种则有点青黄不接。实际上，小语种越来越吃香，只不过是在文学之外。
“我始终认为稿酬是偏低的，评估体系也难以体现对文学翻译价值的认可。”高兴说，“李文俊先生翻译的福克纳，高莽先生翻译的帕斯捷尔纳克，叶廷芳先生翻译的卡夫卡，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带来的种种影响哪怕几百篇论文也不见得能比得上。”
不过，李文俊对自己没这么高的评价。
年过九十，他的背佝偻了，头发快掉光了，对一切也看得淡了。谈福克纳，他说现在看这位老兄也快过时了，用不着太为他说好话;谈文学，他说文学总是跟在社会发展后面，不会起引领作用;谈当年的“萨特热”，他摆摆手说，我不懂那些，我就搞一点英美文学。
关于翻译，他说跟原作相比，自己的译文并没什么光彩。只有一次表现出些许自信：“翻译福克纳，最近要想比我译得好得多，也不大容易。”不过又立刻补充，“以后的事情我就不管了，总会要超过我的。大家承认我曾经是一个优秀的译者就行了。”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语言，他很清楚，当年鲁迅译的《死魂灵》、郭沫若译的《浮士德》如今也被淘汰了，他终究也会被新语言替代。听说这几年又有人翻译《喧哗与骚动》，“翻得怎么样？”他眼睛亮了，闪过一瞬间的关切，“他一定比我翻得好。希望他成功了。”
（实习生杨璐熙对本文亦有贡献）
在这间屋子之外，翻译家李文俊这个名字如雷贯耳。几代人读着他翻译的英美文学成长。莫言说，看了李文俊给威廉·福克纳译作写的序言，大受鼓舞，激动地转圈，恨不得立即去创造自己的文学新天地。
谈话中，李文俊不时起身，颤颤巍巍地从书橱里抽出旧作。从各个版本的《喧哗与骚动》到儿童文学《秘密花园》，书橱里挤着的上百本书，曾为中国文坛带来一阵阵冲击波。“有那么大影响吗？不可能。”他向《中国新闻周刊》重复了好几遍：“我就是个小人物。”
从上世纪50年代进入《译文》杂志（《世界文学》前身）编辑部，到80多岁停笔，他做了一辈子翻译，主要成就在改革开放以后。他译介过的作家包括福克纳、海明威、塞林格、麦卡勒斯、爱丽丝·门罗……第一个把卡夫卡翻译到国内的人也是他。
中国曾与外国文学隔绝许久，七八十年代，李文俊等一代翻译家在极短时间内大量译介外国文学，启发一代青年作家转向现代主义。鲁迅曾将研究译介外国文化的人称为“盗火者”，寓意像普罗米修斯为中国盗来思想“天火”。也有人以此称呼改革开放后这一代文学翻译家。
如今李文俊不问世事，柳鸣九深居简出，周克希翻译了三卷《追忆似水年华》后觉得精力不济，放弃了。一批老翻译家近年来陆续凋零，傅惟慈、巫宁坤、郑克鲁……翻译界诸神坠落，“我们那帮老朋友走了很多了，现在活着的可能我算年纪最大了。”李文俊说。
打着批判的幌子
李文俊把圆珠笔掷到桌子上，向后一仰，长叹一声：“总算是完成了。”
那是1998年2月9日的傍晚，历时3年，他终于译完福克纳的长篇小说《押沙龙，押沙龙！》。这是他翻译的第四部福克纳的长篇。“我对得起这位大师了。”他筋疲力尽地立誓，“今后我再也不钻这座自找的围城了。”
从1980年起译《喧哗与骚动》，到1998年译完《押沙龙，押沙龙！》，他喜欢福克纳小说里的人道主义，也喜欢福克纳对文体的创新，挑的都是自己喜欢而且颇有难度的作品去译。《押沙龙，押沙龙！》是福克纳最深奥、文体最复杂的一部，很多句子长达几页，结构错综复杂。时常，他一天只能译一个句子，第二天坐到桌前，又大改一遍。
后来，最出名且畅销的《喧哗与骚动》又有多种译本问世，但《押沙龙，押沙龙！》至今还无第二人发起挑战。这本书译完后，他心脏病发作，走了一趟鬼门关。有人一直用这个故事形容这本书有多可怕，说起这个，他主动给福克纳开脱：“也不能怪他，是我自己的毛病。”
李译的福克纳在文学界掀起一阵旋风。不止一位著名作家回忆青年时期受到的文化熏陶时，都将极高的赞美献给福克纳。莫言受其“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启发，创造了文学故乡“高密东北乡”，余华则将他认作自己唯一的师傅。那时，福克纳早已是西方文学研究的热点，但直到李文俊翻译引进，中国作家才与他相见恨晚。
告别福克纳后，李文俊轻松了很多，凭兴趣做一些零散的翻译，眼光依旧独到。2009年，他翻译的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小说集《逃离》出版，这是国内第一本门罗作品，4年后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本书突然翻红，一再加印。
门罗的短篇最早在80年代初就被《世界文学》译介过。那时，每一期《世界文学》目录都群星璀璨，18、19世纪的古典大师，20世纪前半叶的现代主义名家，正当红的外国新秀，一下子涌现在杂志上。其中，有不少作品都是顶着压力编发的。
1979年，《世界文学》在停刊13年后正式复刊，第一期就刊登了李文俊翻译的《变形记》。当时卡夫卡已经在西方被捧为文学先知，而中国读者才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
“我眼光比較厉害吧。”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时，李文俊觉得这件事干得确实漂亮。他1953年进入《译文》杂志编辑部，杂志1959年改名《世界文学》，由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主管。外文所有一点特权，可以订阅外国最新刊物，他在英文刊物中发现，卡夫卡在国外评价很高，于是自己动手，从英文转译了《变形记》，从事德文翻译的爱人张佩芬帮忙校对了一遍。
卡夫卡作品里的孤独和绝望，与当时中国政治气候迥异，放在以苏联文学风格为圭臬的《世界文学》中相当另类。为了顺利刊发，当期配发了一篇文章，对《变形记》进行批判。
批判是假，引荐是真，一批外国现代主义文学作品，都是打着批判的幌子进入中国的。为了能发表苏联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编辑部在序言里给它戴上“修正主义文学标本”的帽子，宣称是“供批判用”。因为这部小说白描战争的残酷，尤其是为女性带来的悲剧命运，并不一味宣扬战争中的勇敢无畏、舍身为国。
趋势不可逆转，改革开放已经开始了。上海的出版社出了“黑色幽默”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上级领导打去电话责问：为什么要出这种书？出版社赶忙解释，是给作家参考用的，搪塞过去了。“我们都是从艺术的观点出发。”李文俊说，“有些领导自己也想看，时代在转变了。”
《世界文学》是新中国文学翻译的重镇，曾是唯一的外国文学译介窗口。李文俊是至今唯一健在的创刊元老，他在杂志工作整整40年，从一个“处理杂务”的小编辑做到主编。
杂志还对最新的现实作出回应，从去年开始设置“疫情现场”专栏，每期刊登各国作家关于疫情的作品。最新一期上，一位美国诗人用幽默的文字记录了感染新冠肺炎后神经错乱的感受。“每个编辑都在跟踪各个国家最新动态，如果要他们拿出一个最活跃的作家名单，他们马上就可以拿出来。”
柳鸣九曾比较新中国不同时期的文学翻译成绩，他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外国文学译介与研究评论成果都很丰硕，特别是对20世纪以前的古典文学。当然，规模与范围与改革开放以后不可同日而语。
“常听人说，我们这一代人是被耽误的一代，被牺牲的一代，其实，我们是内秀、不乏天赋而又勤奋、有理想的一代。只不过生不逢时使其作为被大打了折扣，即使已被烈火烧焦得不像个样子，但春风一刮，就又生气勃勃。”他在回忆文章里说。
“不妨说，这一代人的业绩与成就，总体上比起其前面的老一代似无不及。”他怀着一丝自豪，“至于其后的新一代，要创建出这一代人如此规模、如此分量的劳绩，恐怕还需要有待于来日。”
清贫的事业
在文学翻译之外，《世界文学》的现任主编高兴热衷于文化交流，他曾有机会当外交官，但最终回归文学。2000年前后，高兴被借调到罗马尼亚大使馆做领事，外交部门有意留下他。他在黑海边待了两年，收入比编辑部高六七倍，但任期一满就回到了编辑部的小办公室，文学始终还是他最想投身的职业。“我觉得世界上真正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人，应该是少数人，我愿意成为这少数人中的一个。”
高兴80年代进入《世界文学》编辑部，据他所言，那时编辑部气息十分迷人，所有人都是坚定的文学热爱者，谈论着自己最喜欢的事情，几任主编颇有艺术家气质。老主编高莽翻译、写作、画画全能，但晚年需要同时照顾卧床的母亲和失明的妻子，极其辛苦又极为刻苦。“他们都是内心有光的人。”高兴说，“如果我身上还有点文学气息，是因为受他们影响特别深。”
翻译是一项清贫的事业。前些年，高兴提高了《世界文学》的翻译稿酬，千字能达到180元左右，虽然与其他行业相比仍属于高投入低回报，但他希望能稍微安慰到译者。
当年李文俊翻译《逃离》，只印了一两万本，按千字百元一次性结的翻译费。门罗得奖后大卖，不过出版方也没知会他。他后来找对方抗议，对方给他补了3万元翻译费。而福克纳为他带来多少收益，他没算过，反正不会很多。
如今专职做翻译的人极少，高兴在各处物色到一批优秀的青年译者，他们都很难以此为生，全凭热爱。大语种比如英、法、德、俄、日等语言的文学翻译界，目前都有一批他看好的青年译者，东欧、北欧的小语种则有点青黄不接。实际上，小语种越来越吃香，只不过是在文学之外。
“我始终认为稿酬是偏低的，评估体系也难以体现对文学翻译价值的认可。”高兴说，“李文俊先生翻译的福克纳，高莽先生翻译的帕斯捷尔纳克，叶廷芳先生翻译的卡夫卡，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带来的种种影响哪怕几百篇论文也不见得能比得上。”
不过，李文俊对自己没这么高的评价。
年过九十，他的背佝偻了，头发快掉光了，对一切也看得淡了。谈福克纳，他说现在看这位老兄也快过时了，用不着太为他说好话;谈文学，他说文学总是跟在社会发展后面，不会起引领作用;谈当年的“萨特热”，他摆摆手说，我不懂那些，我就搞一点英美文学。
关于翻译，他说跟原作相比，自己的译文并没什么光彩。只有一次表现出些许自信：“翻译福克纳，最近要想比我译得好得多，也不大容易。”不过又立刻补充，“以后的事情我就不管了，总会要超过我的。大家承认我曾经是一个优秀的译者就行了。”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语言，他很清楚，当年鲁迅译的《死魂灵》、郭沫若译的《浮士德》如今也被淘汰了，他终究也会被新语言替代。听说这几年又有人翻译《喧哗与骚动》，“翻得怎么样？”他眼睛亮了，闪过一瞬间的关切，“他一定比我翻得好。希望他成功了。”
（实习生杨璐熙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