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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木决定让太太去洛杉矶生下第二个孩子，“我想让孩子有一个外籍身份。”
他是杭州一家私营企业的企业主，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企业经营状况不错，他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像父母一样接受“洗脑式”的教育。他要给孩子提供更多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选择。在他看来，只要孩子获得“美国身份”，他们将一起变得“自由”。
林木开始研究“赴美生子”这件事中的各种套路，最终发现这是一门非常赚钱的生意，而其背后还有着强大的商业逻辑和鱼龙混杂的实操门派。
身份转换的逻辑
张玲是一名安徽籍的80后女孩，大学毕业后留京工作，没有解决落户问题。像她这样的年轻人，生活与工作在严格的户籍准入制度下被无情割裂开来。“不安全感”和“焦灼感”笼罩着他们的“身份”。
他们不得不为自己和后代考虑更多，开始寻找转换身份的途径。张玲的朋友中，经济条件和时间都允许的，已经成功通过“在职进修MBA”的渠道落户北京，“要有靠谱的人脉支撑”，而这一渠道很快也行不通了。根据最新的“北京市2013年非京籍应届毕业生落户政策解读”，“硕士生不得超过27岁”。
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一线大城市，“身份转换”的竞争太激烈了。在这场竞争中，除了有钱，还必须得有权、有人，三者缺一不可。
幸运的是，张玲的丈夫通过“高端人才引进”政策解决了北京户口，这让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顺理成章地成了“北京人”。但很快张玲又意外怀上了二胎，而他们不具备生二胎的政策条件。
她决定通过境外生子的方式彻底给第二个孩子实现“身份转换”。
2008年以前，香港是林木、张玲这样的家庭最佳选择。“赴港生子”也是境外生子这门“政策生意”产生和规模化的逻辑源头。
发生在2001年的“庄丰源案”为内地孕妇赴港生子打开了政策的大门。《香港特区基本法》第三章第1条规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可判定为“香港永久性居民”。当时，香港生育率处于全球最低状态，人们担忧老龄化社会影响香港整体竞争力。“赴港生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香港生育率，缓解老龄化危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特区政府的肯定。
2003年，香港政府为了进一步提振经济，向中央政府申请开放港澳自由行，内地居民持港澳通行证在港可逗留7天。这一原本为招揽内地居民赴港旅游而制定的政策，却为赴港生子打开方便之门。
怀着各种目的的内地孕妇，开始急切地赴港生子。有人是为了生二胎，有人是为了曲线移民，也有人是为了给孩子一个更好的未来。
由于地理、语言和文化上的便利，大陆孕妇将香港作为境外生子首选地。此时，中国内地居民到美国、加拿大生子还没有形成火热的市场。在香港，增长势头在10年间以50倍的速度飙升——2001年，香港“双非”新生儿的数量只有620名，直到2010年，这个数量达到3.26万名，2011年飙升至17万名。
随着分摊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资源以及就业机会的分母数的不断扩大，香港本地居民逐渐对此提出异议。香港一家报纸甚至出现“香港人，忍够了”的大幅广告，以此表达对内地孕妇“赴港生子”的不满立场。
“双非”父母想给孩子上内地户口，但内地“单一户籍制度原则”要求其必须放弃香港身份，而香港居留权的原则是“一经拥有，永不丧失”。根据香港特区法律，要放弃香港居民身份，必须放弃中国国籍。这让本想钻政策空子的“双非”父母成了政策的夹心层，动弹不得。他们必须回到原点，给孩子更换国籍。
2012年4月，新一届香港特区政府宣布，香港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在2013年全面停收夫妻双方都不是香港居民的“双非孕妇”。“零双非政策”彻底关闭了“赴港生子”的政策闸口。
美国又成了新大陆
张玲最终选择去洛杉矶生孩子。她和林木一样，发现在美国，尤其在洛杉矶，“赴美生子”已经形成完整的产业链，还被分解成各个细微的节点，以“中介”、“咨询”、“代办”的形式存在。
一开始，林木就打算找中介机构。“通过中介来做很正常，买房什么的都请中介来做。”林木希望能通过中介机构节省大量的时间成本。但同时，他认为中介机构让“赴美生子”这件事变得神秘而玄乎。
中介机构会夸大其辞地告诉他“到美国生孩子有多么困难和危险”，也会标榜自己有无数成功经验和过硬实力。林木觉得“因为害怕，因为自卑”，很多人会选择相信中介机构。信息不对称是中介机构生意来源之一。
按照流程，林木要先为自己和太太办理赴美签证。
“为什么要去美国？”如果林木的太太没有怀孕，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跟签证官（Visa Officer）说：“去旅游。”但一旦怀孕了，“说去生孩子，移民倾向已经很重了，签证官不会让你过的。”张玲觉得虽然有政策空子可钻，但为了确保通过面签，她一定不能去冒险 。万幸的是，在怀孕前，她就办理了B-2美国旅游签证，有效期限为1年。
美国1868年通过的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第一款的诠释中，“凡在美国出生或归化美国的人，均为合众国和他们所居住州的公民。”
“旅游、购物、生孩子……”一位武汉孕妇跟签证官说。“不对，应该是生孩子，顺便旅游、购物。”签证官说，“你们过了。”
林木分享的这个案例来自他的朋友圈。这种情况在张玲看来是极其小概率的事情，“我准备了户口本、出境记录、个人收入证明、银行账单、房产证。”比张玲更紧张的人在面签时还准备了“（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家庭出游照、全家合影等”。他们要给面签官留下一个好印象，主要是想证明，“我有能力去美国生孩子。”
“福建人现在很难签，东北人很好签。”“去的人越来越多，资格审核的时候肯定要看背景、经历和实力了。”张琳觉得赴美生子这个口子总有一天会在面签时就被大范围堵住。
林木是乐观派，他觉得只要“实话实说”，签证没有想象和中介机构宣称的那么玄乎。“所有恐惧都是中介忽悠你。”在林木的概念里，美国没有任何一条法律是不准孕妇入境美国旅游的，也没有任何一条规定限制孕妇在美国生孩子。 “我们提供通关培训。”“面签前和出发前，两次模拟演练。”Ella是一家大型中介机构的驻京销售顾问。刚结束一场为时两个小时的“通关培训”后，她立刻开始给潜在客户打起了电话。
“应该怎么回答？”
“跟我们签约了才能告诉你。”
一个月后，林木跟这家中介机构签约了。
中国式生意
“我见到了台湾元老。”张玲所说的“台湾元老”是她入住的月子中心的老板，台湾人。这批台湾人，大都是第一批移民者，也是洛杉矶月子中心最初的创办主力。
许多台湾年轻夫妇为了使子女逃避兵役，开始赴美生子。“他们去美国的渠道很畅通。”这些台湾家庭最初是借住在亲戚家，后来三三两两地聚集在一起，相互照应，逐渐形成了现在“月子中心”的雏形。
“当地有一些华人，也希望能到月子中心去坐月子。”月子中心有了稳定的需求。“没有一家月子中心是注册的。”张玲很清楚这一点，因为美国人没有“坐月子”的概念，也没有“月子中心”，只有“母婴机构”。但申请注册一家正规的母婴机构，需要巨大的资金量和后期人力的投入。“美国的人力成本很高。”
月子中心的客户中，除了少数富裕阶层，大部分是中产阶层，包括外企主管、医生、律师、会计师、教授。这个人群收入稳定、受过高等教育、追求较高的生活品质、对子女教育高度关注。而且，他们具有持续而稳定的消费能力。月子中心很快繁衍起来，慢慢“产业化”。
第一波热潮在2008年后出现了。因为金融危机，台湾地区的赴美孕妇客源急剧下降，洛杉矶当地一些月子中心被迫缩小规模，甚至倒闭。其余的开始瞄准中国大陆市场的需求，纷纷与大陆地区的中介机构合作，有的甚至在中国大陆投资、参股中介机构。
林木签约的中介机构与洛杉矶一家月子中心签订了“独家代理”协议。“月子中心所有的客户都由中介来带。”林木觉得这是中介机构价格垄断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可是到了洛杉矶，陪太太入住预定的月子中心时，他感到很绝望。
“就是一个酒店。根本不是别墅。”陈旧的设施、嘈杂的环境、没法保质的餐品，都让他无法接受。而他签约的中介机构又远在国内，他发现任何问题都会被“踢皮球”。刚下飞机，他就被加收了70美元的接机费。
为了给太太一个良好的待产环境，林木决定DIY，上网找新的月子中心。
在罗兰岗，挨着工业市和普恩特Hills购物中心，有一个叫“孔雀园”的公寓社区。因为这类房产在美国不能单独出售，所以属于同一个物业公司出租管理。有将近1000个单元可供出租，一室一厅一卫、两室一厅一卫、两室两厅两卫……这里被常年出租用作月子中心。
在美国，月子中心游走在灰色地带。美国政府并没有对“住宅商用”进行一刀切式的管理。如果符合政策，并且不扰民，住宅可用于私人会计、投资顾问等行业。
赴美生子前，张玲的朋友常常给她看各种关于月子中心被查封、孕妇被遣返的报道。张玲觉得不真实，她觉得在美国这样的国度，不可能出现这种有违自由的事。当她到了洛杉矶，她才了解到月子中心被查封的真相。
“多半是因为月子中心开设在白人区，他们举报了，然后就有人过来查。”这种情况下，月子中心要么偷偷地搬到另一个月子中心，要么接受惩罚，交了罚款过一段时间再开。也有人说，除了白人举报扰民外，还有一部分是因为同行竞争白热化，暗地里互相举报。
Ella所在的中介机构因为在2008年有过被查封的经历，所以现在主要以经营酒店式月子中心为主。对他们来说，孔雀园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这里华人聚集，而且俨然形成了一个产业园。对中介机构而言，产业化的好处是“方便管理、成本低”。
林木不愿意住酒店。他对比了许多月子中心后，放弃了每月租金只要三四千美元的民宿，选择了一家在当地口碑不错的月子中心，每月6000美元。“不要跟他们（中介机构）说你们住在我这。”这家月子中心提醒林木。因为他们的生意在很多程度上依赖于中介机构的客源介绍。
林木还发现，直接入住月子中心的价格比中介机构的报价要低很多。而在与中介机构签约时，他根本不知道身在中国的中介机构和远在洛杉矶的月子中心之间有什么样的协议与约定。
“你们（中介机构）在中间加钱，我们还怎么做口碑？”月子中心曾这样质问过中介机构。
“要什么口碑！中国人是骗不完的！”
张玲很吃惊。她觉得这是“中国式”的生意模式，“赚一笔算一笔。”而令林木更没想到的是，当他再次翻开与中介机构签的合同，他发现这简直就是一份一无是处的合同，“出现问题都是写明他来协调。他没有责任。”
“身份”的接力
张荣奎到洛杉矶后，购置了一套3层楼的别墅，添置了3台奔驰车，开始接收赴美生子的客户。随着2012年年底第一波赴美热潮的来临，张荣奎新租借了几套别墅开始扩大规模。
“我的客户都是朋友介绍的。”张荣奎的“身份”给他带来了极其稳定的客源。他常常在实名认证微博上发布与不同知名人士的合影，俞敏洪、潘石屹、李国庆、崔永元……这些合影仿佛彰显着他社交圈的级别，无形中为他个人经营月子中心提供了担保。
“很多黑在那里的人随随便便就开了一个月子中心，随时可能找不到人，美国政府找不到他，中国政府找不到他。”张玲觉得这样的月子中心存在太大的安全隐患了。
“（他们）很容易找得到我。我自己洗衣也干了一二十年，没有欠过任何一个人一分钱！”张荣奎想以口碑开展这门生意。“有的国内介绍在美国转给别人，突然不管了。妈妈们到了美国没人管。”张说他坚决不用这样的模式，他怕做砸，“我要管理权，确保我能担当起责任。”
初到洛杉矶，很多国内的朋友咨询张荣奎赴美生子的事，一开始他不知道洛杉矶已经形成了从月子中心到医院、医生，再到“黄牛”办证的完整产业链。但在华人区，张荣奎有一定的知名度，他要做这门生意时，很多华人医生都愿意跟他合作。张荣奎会把赴美的孕妇介绍给这些华人医生。医生的收费标准是：顺产2.5万元左右；剖腹产4万元左右。
“有的中介机构能（从医生那）拿到150-200美元的回扣。”林木和张玲分别选择了自己信任的医生，他们对美国的医疗环境都很放心。感觉这是全程最透明的一个环节了。
洛杉矶成为赴美生子的热门城市，一是因为华人众多，二是因为生产费用比纽约便宜很多，还有一个原因是美宝出生后办理各种证件也相对方便。如果找“黄牛”办证，除去车费、工本费用外，人工费是300美元。
办理好证件，“美宝“的身份就正式生成了。多半父母会决定在身份取得后全家移民去美国生活，也有人选择继续在国内生活。美宝们跟随父母回到中国，开始毫无意识地等待成年后的“美好生活”。
张玲回国后在北京注册了一家公司，成为洛杉矶一家月子中心在中国的代理商之一，“我没有生意头脑，只是拿他们的佣金。”向她咨询的人不计其数，“广州、上海的妈妈会问很多问题，北方的妈妈就没有问题。” 现在，她每个月都能成功办理近二十名孕妇赴美生子。“成功办理的每人收800元咨询费。”
张玲在美国认识的律师告诉她，不知道“赴美生子”这个生意能持续多久。也许四五年后，这个通道就会像“赴港生子”一样被堵住。
“我突然不想去了。”一位孕妇在赴美前给张玲发来了信息，她说开始搞不清楚赴美生子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在这场狂热的生意中，还没有人愿意在当下停下脚步。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
他是杭州一家私营企业的企业主，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企业经营状况不错，他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像父母一样接受“洗脑式”的教育。他要给孩子提供更多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选择。在他看来，只要孩子获得“美国身份”，他们将一起变得“自由”。
林木开始研究“赴美生子”这件事中的各种套路，最终发现这是一门非常赚钱的生意，而其背后还有着强大的商业逻辑和鱼龙混杂的实操门派。
身份转换的逻辑
张玲是一名安徽籍的80后女孩，大学毕业后留京工作，没有解决落户问题。像她这样的年轻人，生活与工作在严格的户籍准入制度下被无情割裂开来。“不安全感”和“焦灼感”笼罩着他们的“身份”。
他们不得不为自己和后代考虑更多，开始寻找转换身份的途径。张玲的朋友中，经济条件和时间都允许的，已经成功通过“在职进修MBA”的渠道落户北京，“要有靠谱的人脉支撑”，而这一渠道很快也行不通了。根据最新的“北京市2013年非京籍应届毕业生落户政策解读”，“硕士生不得超过27岁”。
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一线大城市，“身份转换”的竞争太激烈了。在这场竞争中，除了有钱，还必须得有权、有人，三者缺一不可。
幸运的是，张玲的丈夫通过“高端人才引进”政策解决了北京户口，这让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顺理成章地成了“北京人”。但很快张玲又意外怀上了二胎，而他们不具备生二胎的政策条件。
她决定通过境外生子的方式彻底给第二个孩子实现“身份转换”。
2008年以前，香港是林木、张玲这样的家庭最佳选择。“赴港生子”也是境外生子这门“政策生意”产生和规模化的逻辑源头。
发生在2001年的“庄丰源案”为内地孕妇赴港生子打开了政策的大门。《香港特区基本法》第三章第1条规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可判定为“香港永久性居民”。当时，香港生育率处于全球最低状态，人们担忧老龄化社会影响香港整体竞争力。“赴港生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香港生育率，缓解老龄化危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特区政府的肯定。
2003年，香港政府为了进一步提振经济，向中央政府申请开放港澳自由行，内地居民持港澳通行证在港可逗留7天。这一原本为招揽内地居民赴港旅游而制定的政策，却为赴港生子打开方便之门。
怀着各种目的的内地孕妇，开始急切地赴港生子。有人是为了生二胎，有人是为了曲线移民，也有人是为了给孩子一个更好的未来。
由于地理、语言和文化上的便利，大陆孕妇将香港作为境外生子首选地。此时，中国内地居民到美国、加拿大生子还没有形成火热的市场。在香港，增长势头在10年间以50倍的速度飙升——2001年，香港“双非”新生儿的数量只有620名，直到2010年，这个数量达到3.26万名，2011年飙升至17万名。
随着分摊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资源以及就业机会的分母数的不断扩大，香港本地居民逐渐对此提出异议。香港一家报纸甚至出现“香港人，忍够了”的大幅广告，以此表达对内地孕妇“赴港生子”的不满立场。
“双非”父母想给孩子上内地户口，但内地“单一户籍制度原则”要求其必须放弃香港身份，而香港居留权的原则是“一经拥有，永不丧失”。根据香港特区法律，要放弃香港居民身份，必须放弃中国国籍。这让本想钻政策空子的“双非”父母成了政策的夹心层，动弹不得。他们必须回到原点，给孩子更换国籍。
2012年4月，新一届香港特区政府宣布，香港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在2013年全面停收夫妻双方都不是香港居民的“双非孕妇”。“零双非政策”彻底关闭了“赴港生子”的政策闸口。
美国又成了新大陆
张玲最终选择去洛杉矶生孩子。她和林木一样，发现在美国，尤其在洛杉矶，“赴美生子”已经形成完整的产业链，还被分解成各个细微的节点，以“中介”、“咨询”、“代办”的形式存在。
一开始，林木就打算找中介机构。“通过中介来做很正常，买房什么的都请中介来做。”林木希望能通过中介机构节省大量的时间成本。但同时，他认为中介机构让“赴美生子”这件事变得神秘而玄乎。
中介机构会夸大其辞地告诉他“到美国生孩子有多么困难和危险”，也会标榜自己有无数成功经验和过硬实力。林木觉得“因为害怕，因为自卑”，很多人会选择相信中介机构。信息不对称是中介机构生意来源之一。
按照流程，林木要先为自己和太太办理赴美签证。
“为什么要去美国？”如果林木的太太没有怀孕，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跟签证官（Visa Officer）说：“去旅游。”但一旦怀孕了，“说去生孩子，移民倾向已经很重了，签证官不会让你过的。”张玲觉得虽然有政策空子可钻，但为了确保通过面签，她一定不能去冒险 。万幸的是，在怀孕前，她就办理了B-2美国旅游签证，有效期限为1年。
美国1868年通过的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第一款的诠释中，“凡在美国出生或归化美国的人，均为合众国和他们所居住州的公民。”
“旅游、购物、生孩子……”一位武汉孕妇跟签证官说。“不对，应该是生孩子，顺便旅游、购物。”签证官说，“你们过了。”
林木分享的这个案例来自他的朋友圈。这种情况在张玲看来是极其小概率的事情，“我准备了户口本、出境记录、个人收入证明、银行账单、房产证。”比张玲更紧张的人在面签时还准备了“（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家庭出游照、全家合影等”。他们要给面签官留下一个好印象，主要是想证明，“我有能力去美国生孩子。”
“福建人现在很难签，东北人很好签。”“去的人越来越多，资格审核的时候肯定要看背景、经历和实力了。”张琳觉得赴美生子这个口子总有一天会在面签时就被大范围堵住。
林木是乐观派，他觉得只要“实话实说”，签证没有想象和中介机构宣称的那么玄乎。“所有恐惧都是中介忽悠你。”在林木的概念里，美国没有任何一条法律是不准孕妇入境美国旅游的，也没有任何一条规定限制孕妇在美国生孩子。 “我们提供通关培训。”“面签前和出发前，两次模拟演练。”Ella是一家大型中介机构的驻京销售顾问。刚结束一场为时两个小时的“通关培训”后，她立刻开始给潜在客户打起了电话。
“应该怎么回答？”
“跟我们签约了才能告诉你。”
一个月后，林木跟这家中介机构签约了。
中国式生意
“我见到了台湾元老。”张玲所说的“台湾元老”是她入住的月子中心的老板，台湾人。这批台湾人，大都是第一批移民者，也是洛杉矶月子中心最初的创办主力。
许多台湾年轻夫妇为了使子女逃避兵役，开始赴美生子。“他们去美国的渠道很畅通。”这些台湾家庭最初是借住在亲戚家，后来三三两两地聚集在一起，相互照应，逐渐形成了现在“月子中心”的雏形。
“当地有一些华人，也希望能到月子中心去坐月子。”月子中心有了稳定的需求。“没有一家月子中心是注册的。”张玲很清楚这一点，因为美国人没有“坐月子”的概念，也没有“月子中心”，只有“母婴机构”。但申请注册一家正规的母婴机构，需要巨大的资金量和后期人力的投入。“美国的人力成本很高。”
月子中心的客户中，除了少数富裕阶层，大部分是中产阶层，包括外企主管、医生、律师、会计师、教授。这个人群收入稳定、受过高等教育、追求较高的生活品质、对子女教育高度关注。而且，他们具有持续而稳定的消费能力。月子中心很快繁衍起来，慢慢“产业化”。
第一波热潮在2008年后出现了。因为金融危机，台湾地区的赴美孕妇客源急剧下降，洛杉矶当地一些月子中心被迫缩小规模，甚至倒闭。其余的开始瞄准中国大陆市场的需求，纷纷与大陆地区的中介机构合作，有的甚至在中国大陆投资、参股中介机构。
林木签约的中介机构与洛杉矶一家月子中心签订了“独家代理”协议。“月子中心所有的客户都由中介来带。”林木觉得这是中介机构价格垄断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可是到了洛杉矶，陪太太入住预定的月子中心时，他感到很绝望。
“就是一个酒店。根本不是别墅。”陈旧的设施、嘈杂的环境、没法保质的餐品，都让他无法接受。而他签约的中介机构又远在国内，他发现任何问题都会被“踢皮球”。刚下飞机，他就被加收了70美元的接机费。
为了给太太一个良好的待产环境，林木决定DIY，上网找新的月子中心。
在罗兰岗，挨着工业市和普恩特Hills购物中心，有一个叫“孔雀园”的公寓社区。因为这类房产在美国不能单独出售，所以属于同一个物业公司出租管理。有将近1000个单元可供出租，一室一厅一卫、两室一厅一卫、两室两厅两卫……这里被常年出租用作月子中心。
在美国，月子中心游走在灰色地带。美国政府并没有对“住宅商用”进行一刀切式的管理。如果符合政策，并且不扰民，住宅可用于私人会计、投资顾问等行业。
赴美生子前，张玲的朋友常常给她看各种关于月子中心被查封、孕妇被遣返的报道。张玲觉得不真实，她觉得在美国这样的国度，不可能出现这种有违自由的事。当她到了洛杉矶，她才了解到月子中心被查封的真相。
“多半是因为月子中心开设在白人区，他们举报了，然后就有人过来查。”这种情况下，月子中心要么偷偷地搬到另一个月子中心，要么接受惩罚，交了罚款过一段时间再开。也有人说，除了白人举报扰民外，还有一部分是因为同行竞争白热化，暗地里互相举报。
Ella所在的中介机构因为在2008年有过被查封的经历，所以现在主要以经营酒店式月子中心为主。对他们来说，孔雀园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这里华人聚集，而且俨然形成了一个产业园。对中介机构而言，产业化的好处是“方便管理、成本低”。
林木不愿意住酒店。他对比了许多月子中心后，放弃了每月租金只要三四千美元的民宿，选择了一家在当地口碑不错的月子中心，每月6000美元。“不要跟他们（中介机构）说你们住在我这。”这家月子中心提醒林木。因为他们的生意在很多程度上依赖于中介机构的客源介绍。
林木还发现，直接入住月子中心的价格比中介机构的报价要低很多。而在与中介机构签约时，他根本不知道身在中国的中介机构和远在洛杉矶的月子中心之间有什么样的协议与约定。
“你们（中介机构）在中间加钱，我们还怎么做口碑？”月子中心曾这样质问过中介机构。
“要什么口碑！中国人是骗不完的！”
张玲很吃惊。她觉得这是“中国式”的生意模式，“赚一笔算一笔。”而令林木更没想到的是，当他再次翻开与中介机构签的合同，他发现这简直就是一份一无是处的合同，“出现问题都是写明他来协调。他没有责任。”
“身份”的接力
张荣奎到洛杉矶后，购置了一套3层楼的别墅，添置了3台奔驰车，开始接收赴美生子的客户。随着2012年年底第一波赴美热潮的来临，张荣奎新租借了几套别墅开始扩大规模。
“我的客户都是朋友介绍的。”张荣奎的“身份”给他带来了极其稳定的客源。他常常在实名认证微博上发布与不同知名人士的合影，俞敏洪、潘石屹、李国庆、崔永元……这些合影仿佛彰显着他社交圈的级别，无形中为他个人经营月子中心提供了担保。
“很多黑在那里的人随随便便就开了一个月子中心，随时可能找不到人，美国政府找不到他，中国政府找不到他。”张玲觉得这样的月子中心存在太大的安全隐患了。
“（他们）很容易找得到我。我自己洗衣也干了一二十年，没有欠过任何一个人一分钱！”张荣奎想以口碑开展这门生意。“有的国内介绍在美国转给别人，突然不管了。妈妈们到了美国没人管。”张说他坚决不用这样的模式，他怕做砸，“我要管理权，确保我能担当起责任。”
初到洛杉矶，很多国内的朋友咨询张荣奎赴美生子的事，一开始他不知道洛杉矶已经形成了从月子中心到医院、医生，再到“黄牛”办证的完整产业链。但在华人区，张荣奎有一定的知名度，他要做这门生意时，很多华人医生都愿意跟他合作。张荣奎会把赴美的孕妇介绍给这些华人医生。医生的收费标准是：顺产2.5万元左右；剖腹产4万元左右。
“有的中介机构能（从医生那）拿到150-200美元的回扣。”林木和张玲分别选择了自己信任的医生，他们对美国的医疗环境都很放心。感觉这是全程最透明的一个环节了。
洛杉矶成为赴美生子的热门城市，一是因为华人众多，二是因为生产费用比纽约便宜很多，还有一个原因是美宝出生后办理各种证件也相对方便。如果找“黄牛”办证，除去车费、工本费用外，人工费是300美元。
办理好证件，“美宝“的身份就正式生成了。多半父母会决定在身份取得后全家移民去美国生活，也有人选择继续在国内生活。美宝们跟随父母回到中国，开始毫无意识地等待成年后的“美好生活”。
张玲回国后在北京注册了一家公司，成为洛杉矶一家月子中心在中国的代理商之一，“我没有生意头脑，只是拿他们的佣金。”向她咨询的人不计其数，“广州、上海的妈妈会问很多问题，北方的妈妈就没有问题。” 现在，她每个月都能成功办理近二十名孕妇赴美生子。“成功办理的每人收800元咨询费。”
张玲在美国认识的律师告诉她，不知道“赴美生子”这个生意能持续多久。也许四五年后，这个通道就会像“赴港生子”一样被堵住。
“我突然不想去了。”一位孕妇在赴美前给张玲发来了信息，她说开始搞不清楚赴美生子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在这场狂热的生意中，还没有人愿意在当下停下脚步。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