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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那是他人生中最糟糕的一个电话。接到电话20分钟后，加里·福斯特驾驶着丰田卡罗拉驶入麦卡恩医疗中心的停车场，然后循着指示牌在急诊室外的一个车位上停下。停车时，由于刹车踩得太猛，他身上的安全带险些锁死。
熄了火，加里猛地推开车门，冲向急诊室。
急诊室的值班柜台后面站着三个身穿绿色手术服的女医护。加里看着她们，心怦怦直跳，39岁的他感觉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因紧张而变得僵硬。过了一会儿他才开口：“你们给我打了电话，我妻子出事了！”
三人中年纪较大的一位从柜台后走出来，她留着短发，50多岁。问过加里姓名后，她自称艾比·弗雷德里克森，就是给加里打电话的人。加里跟着艾比走进附近的等候室，在她旁边坐下。
“目前的情况，我们所知道的都在电话里和你说了，”艾比边说边轻触了一下加里的膝盖，“你太太在商场里突然晕倒，伴有抽搐。有人拨打了911，还叫了救护车把她送到这儿。到达医院时，她已清醒，眼下医生正在给她做检查。”
加里缓缓地摇了摇头。不到半小时前，这还是一个普通的下午，他正在与弟弟罗德合开的户外服装店忙碌着，收拾一些存货，间或也接待几位顾客。这时电话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显示的区号989是密歇根本地电话。得知妻子贝丝突然晕倒，他整个人都蒙了。挂了电话，他便驱车直奔麦卡恩医疗中心。
“什么……”加里接下来的话音弱了下来，他咽了咽口水，感觉到喉结在嗓子那儿上下滑动，“什么事？”
“贝丝倒在商……”
“我知道，”他打断对方，“但是，怎么会这样呢？”
艾比摇摇头，耸了耸肩，“检查结果出来后就知道了。”
“我可以进去看看她吗？”
“她正在做CT扫描，做完后你就可以去看她了，几分钟就好。”
加里张了张嘴，但没说话。他揸开手指，插入稀疏的棕色头发，按摩着太阳穴。他需要停顿一下，让自己镇定下来。
此刻他只想一个人待会儿，一个人慢慢接受这突如其来的噩耗，但他还得问最后一个问题。
“艾比，”加里停顿了一下，低头看向自己的手，不敢直视对方，“医生知道贝丝怀孕了吧？”
“是的，”艾比回答，“他们一眼就注意到她怀孕了。”
“孩子还……”
“我们也不清楚，很快就会知道结果的。很抱歉！”
加里颓然陷进椅子里，呼了口气。他不知道，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他的生活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医生那儿一有消息请马上告诉我！”
“当然！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尽管来找我。”艾比说完就走了。
加里将目光投向窗外。纷纷扬扬的雪花懒懒地飘落在停车场上、人行道上和沾着早春尘土的汽车挡风玻璃上。他从窗玻璃上瞥见了自己的形象：脸上满是麻木和疲惫，两眼空洞茫然。这是一副灵魂被挤压的男人的面孔。他什么也做不了，只能无助地等待，揣摩是否又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
加里焦急地等了五分钟才见到一个穿着绿色手术服的医生走过来。他黑头发，手术服的短袖下露出细长的胳膊。他不算年轻，但对于一个医生来说，35岁左右的年龄已算很年轻了。
“加里，我叫辛普森，”他简单介绍自己，和加里握了握手，“是急诊室的值班医生。”
接着，加里跟随辛普森医生穿过几扇大门，走过一条幽深的门廊，这短短的15秒就像走了15分钟。在一个病房门口，辛普森医生停住脚步，示意加里进去。加里心里默祷——这是他接到电话后的第三次默祷——然后走进了病房。
病房没有窗户，墙壁刷成了乳白色。小桌前面的墙上挂着一幅人体肌肉解剖图。病房中央是一张病床，床头被稍微调高了。一个病人坐在床沿上，两腿交叉，双手置于大腿上。正是他的妻子贝丝。
贝丝穿着件宽松的病号服，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浅褐色的头发向后梳成了马尾，更衬托出面庞的娇弱。加里冲到床前，一把抱住了她。
“见到你太好了！”贝丝轻声说。
加里使劲眨了眨眼，强忍住泪水。他用双手轻抚贝丝的秀发，又隔着病号服摩挲她的后背，这样拥抱了一会儿，才在她身边坐下。
辛普森医生从桌下拖出只凳子，坐在他俩对面，问加里：“到目前为止，你了解多少情况？”
加里伸手抓住贝丝的手，用力握了握，“我只知道贝丝晕倒了，被紧急送到这儿。”
“她被送到医院时已完全清醒了，”辛普森医生说，“我们给她做了几项检查，目前没有危险。超声波检查也做了，胎儿心跳强劲，心率正常。从超声波看，一切正常。他没有因为妈妈摔倒而受伤。”
加里垂下眼帘，看向贝丝病号服下挺着的大肚子。就在六个月前，他们发现贝丝怀孕了。这些年来，多次求孕无果，他们都已接受非传统家庭模式的事实了，甚至打算收养个孩子，或许从中国领养一个。但是去年9月的一个傍晚，加里从店里干完一天的活回到家时，贝丝迎上来，递给他一张显示呈阳性的测孕纸，他俩高兴得像孩子一样在房间里跳起舞来。这是他们婚姻生活中最惊喜、最兴奋的时刻。
“我们现在的目标是弄清楚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辛普森医生继续说道，“孕期血压忽高忽低，从而导致眩晕甚至昏厥，但一般片刻就好。据目击者说，贝丝晕倒时还伴有全身抽搐。我们还得做几次检查和扫描，弄清楚病因。”
加里看向贝丝，贝丝也正看向他，并缓缓点头。显然，她已经知道这些了。
“很抱歉，但我建议你们保持积极心态，等待结果。”辛普森说，“我们将尽快出结果，也就几个小时。”
加里闭上眼睛。他需要停顿片刻来沉淀这一切。
“我知道你们很难接受这一切，”辛普森医生说，“你们还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吗？”
加里睁开眼睛，茫然地看着辛普森医生。问题？有千万个问题！
当加里·福斯特夫妇在医院等待结果时，半城之外的真金典当行里，一个人正焦急地在店里来回踱步。从店铺前端装着防护栏的窗口，到店铺后部的收银台，他不知踱了多少個来回。中间是货架和玻璃展示柜，里面摆放着手表、电子产品等货品，琳琅满目。他步履摇晃，手紧张地颤抖着，嘴角耷拉，极度的焦虑侵蚀了整张脸。太多事情让他焦虑，他的整个人生正在坍塌，可他却无计可施。 他叫奥托·布伦南，45岁左右，但脸上的仇恨让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得多。他眼神冷酷凌厉，眼尾布满笑纹，但这“笑纹”绝不是这些年与朋友们欢笑的结果。他穿着紧身的褐色T恤，骨瘦如柴的苍白前臂上文着些纵横交错的十字形图案，头发完全剃光了。
他踱来踱去，踱来踱去，步伐中显示出轻微残疾的迹象，那是他青年时代膝盖被子弹击碎留下的后遗症。奥托一边踱步，一边环顾店铺，好像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照相器材旁的货架上，或是悬挂在那些笔记本电脑上方的墙壁上。
但答案无处可觅。这些只是商品，多年来他从客户那儿收购来的该死的货物，现已堆积如山。
典当行的前门嘎吱一声开了，奥托马上警觉地探过头去。门口站着一个20多岁的拉美裔小伙子，脑袋两侧剃得光溜溜的，头顶梳着玉米辫，胳膊下夹着台黑色平板电视。
“喂！”小伙子打了个招呼，进屋后啪地关上店门。
“嘿，卡洛斯。”奥托回应，声音嘶哑，好像喉咙裹了层砂纸。他随即走到柜台后面坐下。
“我有台电视要卖，”卡洛斯一边说，一边把电视往柜台上一放，“听说这里是收购这玩意儿的好地方。”
“出个价。”奥托说。
“你出多少？”
“我出50美元。”奥托看都没看那电视就报了个价。
“去死吧！50美元？这货可远不止50美元！”
“那你报个价。”
卡洛斯停顿了一下，好像在考虑该报多少，但奥托知道这是装的。
“我要20万美元，”卡洛斯回道，“我看20万美元是个公道价。”
尽管他的生活杂乱如麻，但对卡洛斯的这个报价，奥托还是克制地笑了笑，僵硬的微笑。他总是这样。每次卡洛斯带着货到真金典当行来，他俩都要这么瞎砍价一番。现在，这番讨价还价不过是老调重弹，彼此打诨取乐罢了。
“你的意思是20万美元？”奥托接下话茬。
“是的。”
“一个破烂玩意儿，值这个价？”
“绝对值啊，我保证。”卡洛斯说。
“这该死的电视还能打开看吗？”
“那我把它扛到下面去？”卡洛斯一边说，一边拿起电视，“到地下室你好好瞧瞧，看看这货有多棒，你就知道它值这个价了。”
“走。”奥托答应着，朝那面挂着十把电吉他的墙走去。轻碰一下吉他旁边的灰色墙板，一扇密室门缓缓打开，眼前出现的是黑咕隆咚的木楼梯，直通地下室。他按了下墙上的开关，地下室楼梯间的灯亮了。
他俩下了楼梯，进入一间灯光幽暗的地下室。这屋子大概是楼上店面的一半大，看上去像个小仓库，一些大纸箱堆在靠墙的金属架上。纸箱里都是奥托为店里购进的各种货物——电子游戏机、图书、汽车音响等。
屋子中央是张不锈钢桌，和牌桌差不多宽，长度大约是牌桌的两倍。卡洛斯跟着奥托走进去，把电视放在桌上。
“我要好好看看这家伙。”奥托说。
“你请便。”
不锈钢桌上放着一个工具盒，就在电视旁边，奥托从里面抓起一把锤子，在手里抡了抡，试试重量，然后对卡洛斯说：“退后一步。”
卡洛斯往后退了一步。
奥托抡起锤子砸向电视，屏幕碎片顿时飞了一地。他放下锤子，把手绕过机框上残余的玻璃锯齿，蛇行般探进机身内部，摸到一个用强力胶固定住的玻璃纸包裹，用力拽出来，放在桌上。然后，一个接一个，他又从里面掏出三包一模一样的东西。
“我跟你说过这货值20万美元，”卡洛斯说，“来自墨西哥哈里斯科市的新货。4000克黑焦油海洛因，正宗墨西哥货。”
“看上去不错。”奥托说。
“那就谈正事儿吧，我还有几个地方要走。上月的那批货加上这批，总共20万美元。交钱！”
奥托沉默了片刻，把目光投向排放在桌上的四个玻璃纸包，盯着看了好一会儿，才回过头来对卡洛斯说：“听着，我没钱。”
卡洛斯的眼睛都直了，收起了嘴角那丝微笑，开玩笑的心思也没了——这可是生意，简单、纯粹的生意。
“你没钱？”卡洛斯问。他的声音变了，变得沉闷，甚至带着威胁。
“现在没有。”
“你在开玩笑吧？”
“不是玩笑，真没有！”
卡洛斯瞪着他，面无表情。
“去你妈的，奥托！”
“几个月后才能搞到钱。”
“几个月？去你妈的几个月！我回去怎么向德拉·富恩特交代？”
“你就把我刚才说的话告诉他。发生了点事，我现在没法给他钱。等过了这阵，我会给他的。”
卡洛斯捏了下鼻子，手指滑过下巴，“你是疯了吗？你会惹毛他的！”
“我不会惹毛他。你一定要让他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只是推迟几个月付款，过些日子他会拿到钱的。”
“他会气炸的！”
“我知道，”奥托试图保持冷静，但声音颤抖了，“这事你得帮我。告诉德拉·富恩特，这事我不会耍滑。”
卡洛斯摇摇头，“我尽力吧，奥托，但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他们登上发出嘎吱声响的木楼梯，回到上面。卡洛斯转过身来，看着奥托。
“出什么事了？”卡洛斯问，“就你知我知，到底出什么事了？”
“就是些该死的混账事。”
“富恩特如果拿不到20万美元，那是要出人命的！你他妈的耍的可是埃斯特卡特尔的头儿，老兄。要是他这么容易就被人扣上屎盆子，他就坐不上今天这把交椅了。”
“我有把握，”奥托说，希望卡洛斯没有发觉他的语气并不坚定，“这事很快就能搞定，我会弄到钱的。”
“也就是你，我信了，”卡洛斯說，“在这个粪坑城市，你可能做得到呼风唤雨，但在富恩特面前你根本无足轻重。他在每个城市都有成百上千个像你这样的家伙，为他掘金刨银。要是在这儿指望不上你了，他会立马换人。” 卡洛斯走出典当行，钻进他那辆烂得像狗屎一样的皮卡。车一走，奥托就锁上了典当行的前门，回到柜台后坐下。
他给自己赢回了一点时间。
现在他无论如何得想办法走出这困境了。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辛普森医生离开病房后，加里对贝丝说。
“没什么好说的，”贝丝答道，“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等，然后祈祷，祈祷不会有大事。”
她拿起床上的枕头拍了拍，又放回去，然后盯着天花板。他们问了辛普森医生无数问题，但他的回答都是：再等几个小时吧，到时会知道的。
“至少小家伙没事。”贝丝一边说一边抚摸着肚子。
她看着加里，嘴角掠过一丝微笑。她好像很平静、很镇定，似乎没受到什么影响。这就是贝丝，柔弱的外表下藏着一颗坚强的心，这些年来总能给他依靠。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你是怎么看的？”加里问，在贝丝身边躺下。
“我不知道。我几乎什么也想不起来了。当时，我走着走着，一阵头痛，然后眼前一黑，接下来只知道周围站满了人。急救人员把我抬上救护车，送到这儿。”
头痛。在最近几个月里，贝丝有过几次头痛，但他们从没在意过，认为那只是妊娠反应。
“你认为摔倒和头痛有关系吗？”加里问。
“或许有，也或许没有。”
“什么——”
“我们别讨论这个话题了，”贝丝说，“在拿到检查结果之前，我不愿再想这事了。”
三个小时后，检查结果出来了。有人敲病房的门，一个留着灰白胡须的瘦高个医生走了进来，手里拿着带有黑色保护套的平板电脑。
“加里、贝丝，我叫约瑟夫·利维，”他自我介绍道，“这儿的放射科主任。”
他们握了握手，利维医生在他们对面的椅子上坐下。
“我要和你们讨论几件事情，”他说，“过去这几个小时里，为找出贝丝晕倒的原因，我们做了大量检查和扫描，其中一项是对头部做CT扫描。我恐怕得告诉你们一个坏消息。”
利维医生打开平板电脑，将显示着一幅人脑扫描图的屏幕转向加里夫妇。利维医生指着头骨后部，让他们看一处黑暗、模糊的东西，大约一英寸长，形似鱼雷。
“我们也很难过，但还是得告诉你们，”他说，“扫描显示贝丝的大脑左颞叶有异物，是个脑瘤。”
过了好一会儿，加里才吸收完医生所说的话。他感觉身体有些不稳，左右摇晃，好在他此刻是坐着的，要是站着，这噩耗会压趴他。
“腦瘤。”加里重复道。他没提出问题，也没表态，只说出了这两个字。
“是的，我也为你们感到难过。”
加里颤巍巍地用手捂住脸，胃里一阵翻滚，过了一会儿才松开手，扭头转向贝丝。贝丝正盯着利维医生。她眨了一下眼，嘴角下弯。
“是癌症吗？”加里又转向利维医生，问道。
“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将从组织上取个小样本做活体检查，然后送到病理科做分析。拿到结果，才能决定下一步方案。可能要几天时间。”
利维医生还在说，但加里什么也听不进去了。这突如其来的噩耗让他一时不知所措。他把目光投向桌上的平板电脑，屏幕还没关闭，上面仍显示着贝丝的大脑扫描图像。加里盯着那个边界模糊、一英寸长的肿瘤，既感到迷茫又感到恶心和愤怒。就这么个小东西，却将给贝丝的生命、孩子的生命、他的人生，以及一切的一切带来无法预料的巨大影响。
第二章
接下来的日子里，加里夫妇跟谁也没提肿瘤的事。他们知道朋友们听到后的反应会是：这病有多严重？接下来怎么办？贝丝能治好吗？而目前根本没有答案。所以他俩觉得最好是等病理科出了结果，了解更多情况后再将此事告诉朋友们。
这段日子，他俩基本不出门。加里告诉罗德，这几天他不去店里。他和贝丝尽量做些事情来分散注意力，比如在网飞上看几部英国犯罪剧，玩玩拼字游戏，或为迎接宝宝制定的任务清单做些删改。
但无论做什么，加里都无法集中精力，满脑子想的都是最糟糕的情况：如果病情很严重怎么办？没了贝丝，他的生活会怎样？
他们在一起18年了，几乎占他有生之年的一半。在密歇根大学的最后一年，经朋友介绍，他俩认识了，然后迅速坠入爱河。爱情来得如此迅猛，虽然不至于像俯冲投弹的轰炸机那样快得让人窒息，但在毕业前夕，他俩已是难舍难分了。毕业后，加里在家乡河瀑市找了份卖保险的工作，贝丝跟随而至。一年内，他们订婚；不到两年，他俩就结婚了。
此后近20年里，他们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互相帮扶着走出失去双亲的悲痛，共同应对被洪水淹没的家园。他们曾想过换个地方安家，但还没来得及认真考虑。他们也犯过错，但最终互谅互让，荣辱与共。他们一起追过很多剧：《宋飞正传》《犯罪心理》《嗜血判官》《广告狂人》。
贝丝就是他的完美爱人。岁月静好时，她锦上添花；流年不利时，她化苦为乐。他们同舟共济，相濡以沫。若是从他人生中列出十大幸福时刻，没有一刻少得了贝丝；若再列出十大痛苦时刻，哪一刻不是贝丝给予他慰藉呢？贝丝是他的灵魂伴侣和最好的朋友。似乎他们携手走过余生已成定局，这是上帝赐予的礼物。
三天后，病理结果出来了。加里和贝丝去了医院，等候室好像就是他们上次待过的那间。几分钟后，一个满头白发的年长医生敲门进来，是个亚裔。他首先做了自我介绍——肿瘤科医生艾伦·成田，然后在他们对面坐下，停顿了一会儿，最后花十分钟时间用镇静平和的语气解释了以下三件事：
脑瘤。
四期。
不可手术。
奥托坐在真金典当行的柜台后面，两眼盯着窗外，看到停车场开裂不平的沥青路面上有一堆堆半融的脏雪。他按摩着受过伤的膝盖，手指用力按压韧带周围硬化的组织。天一冷，他受过伤的膝盖就痛。
伤痛让他更加心烦意乱。这时他的手机响了，来电显示是卡洛斯。他的心情更糟了。这几天，他一直怕接到这个电话。 “你和德拉·富恩特说了吗？”奥托一接电话就急切地问。
“是的。”
“然后呢？”
“他說‘呸’，”卡洛斯说，“然后暴跳如雷。”
奥托咬了咬牙。
“很快就会搞到钱的，”奥托说，“德拉·富恩特反应过激了。”
“这稀奇吗？他对什么都反应过激。”
“底线是什么？我该怎么办？”
“底线是，我帮你硬撑到4月底。现在还有六周时间，到时必须给钱。”
“可能六周还不够。”
“倒霉鬼，都给你六周时间了，”卡洛斯恼怒道，“20万美元呀，不是打个欠条就能了事的。废话少说，人家要的是实实在在的现钞。搞不到，你就得死，就那么简单。在金钱这事上，富恩特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会搞到的。”奥托说。先答应下来，再想办法吧。
“最后，”卡洛斯说，“富恩特想让你明白这件事的重要性，让你瞧瞧他是怎么修理那些欠债鬼的。我给你手机发了个视频，看看吧，然后给我回电话。”
挂了电话，奥托打开电子邮箱，点开卡洛斯发来的视频链接。屏幕上昏暗肮脏的房间里，一个赤着上身的男子被五花大绑固定在墙上，脸上血肉模糊，胳膊展开，手掌被反钉在水泥墙面上。一会儿，一个戴着黑色滑雪面具的人走进画面。
他手里拿着电锯。
被绑的人一边拼命号叫，一边扭动着身躯想挣脱束缚。拿着电锯的人慢悠悠地走过房间，离被绑的人只有几英尺远时，猛地一拉电锯拉线，电机轰鸣。他把飞速转动着的刀片一点点凑过去，吓得被绑的人发出杀猪般的惨叫。
就在电锯马上就要割到被绑人的脖子时，奥托赶紧退出视频，给卡洛斯打了个电话。
“看过视频了？”卡洛斯问。
“看过了。”
“那个狗杂种不知道是从田纳西州哪个狗窝跑出来的，欠了富恩特不到6万美元。下回我去找你，要是还拿不到钱的话，同样的事也会发生在你身上。富恩特会把你这个混蛋用电锯肢解。听懂了吗，奥托？”
“嗯，明白。”
卡洛斯挂了电话。奥托放下手机，感觉不仅膝盖痛，头也开始痛了。
他懊丧地呼了口气，闭上眼睛。真他妈的乱，什么狗屁玩意儿。他干毒品这一行20多年了，用真金典当行来洗钱也已有15年，他妈的从没像今天这么被人玩过。
视频里的画面给他印象太深了。他从没亲眼见过米格尔·德拉·富恩特——来自墨西哥，操控埃斯特卡特尔的鬼魅般的人物。但他从卡洛斯和其他毒贩那儿听说过富恩特的心狠手辣。听说是一回事，目睹他的残忍则是另一回事。视频让奥托慌了神，他从未这么心烦意乱过。更要命的是，目前富恩特还不是最让他抓狂的，还有另一件事——或另一个人——必须抓紧时间应对。
加里夫妇和成田医生谈了一个小时，他们走出医院时，外面正下着小雪。贝丝套上短呢大衣，前襟敞开着。这几个月腹中胎儿越来越大，前排的扣子已经系不上了。
加里搀扶着贝丝慢慢走到他们的车旁，帮助她上了车，然后用衣袖拂去汽车挡风玻璃上的浮雪，这才钻进驾驶室。夫妻俩茫然看着窗外，风雪中的云像邪恶的精灵在天空飘过。
成田医生告诉他们结果时，夫妻俩都没什么反应，只是呆坐在那儿，脸上挂着难以置信的神情。成田医生说，贝丝的肿瘤属于恶性胶质瘤，特别顽固特别难治的那种，而且肿瘤所处位置极深，长得太快，做手术的风险极大。
他们询问了贝丝病情的前景，成田医生提供了一些统计数据。情况非常严峻，但他们必须面对现实。被诊断患有恶性胶质瘤的病人一般还能再活8个月到12个月。不治疗的8个月，治疗的12个月。只有极少数幸运者的生存期更长。
加里坐在车里，两眼直直地盯着前方，与成田医生的谈话言犹在耳。他不觉缓缓摇头，自言自语道：“这不是真的。”说这话时，他的声音像是来自体外。
他的手越过驾驶座扶手，放在贝丝腿上。贝丝转向他，张了张嘴，但一句话也没说出来，泪水夺眶而出。她用双手捂住脸，然后干脆身体前倾，哭得浑身颤抖。
加里搂着她，让她将脸埋在他的肩膀上哭个痛快。她的哭泣爆发得突然而且剧烈，像是食物中毒后的突发症状。加里肩头被她的泪水浸湿了，车里只听到贝丝阵阵低沉的啜泣声。
结婚这么多年，加里从没见贝丝这么放开哭过，他甚至记不清上次她流泪是什么时候了。六个月前，发现自己怀孕了时，她哭了，但那是幸福的泪水；五年前，在父母三个月内相继去世时，她哭了，但也不像这次。她今天的痛哭犹如山崩地裂，是彻底的绝望。
贝丝倒头伏在加里肩上，泪水像决堤的洪水。听成田医生告诉他们这个结果时，她好像很勇敢，但现在泪水的闸门已打开。加里想安慰她，但实在无法开口，他眼里也噙满泪水，索性同她一起痛哭起来。
他们在停车场待了很久——没有说话，只是哭泣。
加里将贝丝揽入怀中，看着她纤细的脖颈和脑部柔和的曲线。他不懂，在这么小巧的头骨里怎就长出了个要夺去他爱人生命的东西呢。
定时炸弹上的秒针在嘀嘀嗒嗒地走着。
第三章
加里夫妇的住宅是一座单层房屋。两间小卧室，厨房更小，客厅里堆满各种购物赠品，或是从克雷格网店淘来的便宜货。14年前，他们买这座房子时，房产经纪人说这房就是起步房，先住上几年，等有钱了，再把它卖了，全家人换套大房子。
十几年了，他们还住在这座起步房里。
从医院回来后的第二天早上，加里夫妇坐在餐桌旁。贝丝把椅子往后拖了点，她高高隆起的肚子已与桌面齐平。加里面前印有底特律老虎棒球队队标的杯子里是咖啡，贝丝面前是一杯橙汁，他们面前还各自摆着一碗麦片，但谁也没胃口。
“10点开车送我一趟吧，”贝丝说，“我要去瑜伽馆。”
加里不禁抬头问：“瑜伽馆？” “嗯，”贝丝说，“不是去上课。我想等下课后，告诉姐妹们我得了脑瘤。”
“你准备好了？”
“是的，我想了一晚，觉得该说了。”
昨天，他们就想把这事告诉几个最好的朋友，但最后还是选择回家再想想，先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俩哭完后，开始在网上搜寻相关信息：恶性胶质瘤治疗方法、脑瘤治疗方法、恶性胶质瘤患者存活年限。但他们查到的信息都印证了成田医生说过的话。这种癌细胞扩散非常快，85%被诊断患有这种病的人活不过一年，能活上五年就是奇迹了。
但是，也不是没有一丝希望。
他们在一个博客上发现有人被诊断出恶性胶质瘤后活了20年，还有活上10年的例子。网上有很多这种病的新疗法的文章，医生们也有信心。
“可我不知道如何跟瑜伽馆的朋友说起这事，”贝丝说，“你和朋友会怎么说起这种事？”
“就老老实实说吧。正面，直接。”
“我想也是，总得找个时间跟大家说，或许就是现在。”
吃完麦片后，贝丝走向水槽，把碗洗了。透过厨房的小窗户，她望向前院。
“还是出去走走吧，”她说，“在家里坐着只会更难过，只会胡思乱想，什么也干不了。”
在离典当行几个街区外的一家小餐馆里，奥托正在吃晚餐。餐馆破旧不堪，开裂的塑料桌椅上横一条竖一条地绑着长胶带。柜台后面的黑板上用粉笔写着当日特色菜：开放式火鸡三明治、科布沙拉、快餐牛排土豆泥。
店里除了操作间的厨师和柜台后看书的女招待，只有奥托一个顾客。他面前摆着一杯冒着热气的咖啡。好几次，他端起咖啡，欲饮又止，最后把杯子推到一旁，溅得咖啡到处都是。他太紧张了，真他妈的太紧张了。
奥托等了五分钟后，一个人走进店里。女招待放下书，问他需要什么，这人二话不说，直奔奥托。
奥托看着他走过来。这人身高6.5英尺以上，灰色T恤紧紧裹住宽厚的胸膛，让人感觉像是穿了防弹衣。两条粗壮的胳膊就像两门大炮，在身体两侧晃来晃去。留着光头，鼻子歪斜扁塌。
那人在奥托对面坐下，奥托冲他点了点头。
“钱普，谢谢你能来。”奥托说。
对方也点了点头。他叫罗伯特·史密斯，原本是个重量级拳击手，退役后干起了违法的交易。当拳击手时，他也赚了些小钱，但没参加过一场像样的比赛，更别说当锦标赛冠军了。他有一身蛮力气，但缺乏机智灵活，拳击这一行走不远。尽管从未赢过一场像样的比赛，但他要别人称他钱普（Champ，英文即冠军的意思。——译注）。像这么一个大块头，他要你做的事，你照着做就是了。
“想谈点事？”钱普问，声音低沉却响亮。
“嗯，是的。”
“说吧。”
“有件事想要你帮个忙。”奥托说。
“事情不小吧？”
“就他媽的一件烂事。”
“对我来说都是大事。我不闹着玩。”
越过钱普的肩膀，奥托看到店堂里空荡荡的，柜台后面的女招待正看书看得入迷。
“没什么大不了的，”钱普说，“你就有什么说什么吧。”
“好，好，但得事先说清楚了，这事就你知我知。”
“我不会和别人说的。”
“好，那就开门见山吧。有人让我活不下去，我想要他死。”
钱普浑浊的眼睛盯着奥托。他俩有过生意往来，主要是奥托雇他去吓唬吓唬那些欠债人。通常那些家伙只要见到钱普就吓得屁滚尿流，然后问题就解决了。但也有把事情搞砸的时候。有一次，一个家伙被他打得昏迷了半个月。还有一次，钱普用棒球棍把人家打得粉碎性骨折。
“杀人？”钱普说，“那价格低不了。”
“我准备好钱了。”
“杀谁？”
奥托一把抓过桌上的马尼拉信封，从里面抽出一张8英寸×11英寸的纸，从桌面滑向钱普。一张密歇根州的驾照复印件。
“德文·彼得森，”钱普念出纸上的名字，“和这家伙结下什么怨了？”
“你没必要知道。我要他死。你去干掉他就行了。”
“德文·彼得森，这名字很熟悉，”突然，钱普浑浊的眼睛亮了，“等等，这他妈的不是——”
“是的，”奥托说，“就是他。”
“你怎么和他干上了？”
“说来话长。能帮这个忙吗？”
钱普把纸滑了回去，“这活我不接。”
“不接？真的不接？”
柜台后面的女招待抬起头，朝他们看过来，奥托这才意识到自己嗓门太大了。他抬起手，向她示意没事。她看了他们片刻，又低头继续看书。
“你什么意思？不干？”奥托压低声音说。
“这人我他妈的动不了。”钱普说。
“突然变成个孬种了？你以前可不这样。”
“这次不同。”
“怎么不同？”
“风险太大。”
“没多大风险，和你以前帮我干的差不多。”
“你知道你这是在胡说。”
“有关他的一切我都能提供。我知道他住在哪儿，每晚什么时候到家。我还知道——”
“别废话，我不干。”
奥托怒从心头起，又臭又硬的脾气上来了。他从满是油腻味的空气中深吸了一口气。
“你得帮我，要不我就完蛋了。”
“不行。”
“听着，我——”
钱普挥挥粗大的手，打断了奥托，“这么说吧，伙计，如果一个底层毒贩子死在这座城市的一个鸟地方，警察不会在意，查不过几天，就转移到下一起凶杀案。但如果这家伙——”他敲敲驾照复印件上的照片，“这家伙要是死了，警察不会放过的。他们会追查到底。这么危险的活，谁要我干我都不干。劝我干这活，没门儿。”钱普笨重地站起身来，“放心，我的嘴严，”他说，“这事我会保密，但我不想和这事沾边。” 说完，他离开了餐馆。钱普走后，奥托盯着驾照复印件上的照片看了好久才离开。
加里把贝丝送到瑜伽馆，回家途中穿过河瀑市区。经过工人聚居区那一栋栋不起眼的房子时，他觉得用“不起眼”这词描述这个城市太合适不过了。河瀑市曾制造业发达，高架桥纵横，交通便利，但近50年来人口逐年减少，工厂倒闭。目前该市有20多万居民，虽然商场、机场和主流连锁餐馆一应俱全，但商场顾客寥寥，机场一天起飞航班不超过10架，至于像点样的新餐馆开张好像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
很快，加里到达了市中心，沿途经过邮局、消防站、水厂等具有地标意义的单位。又开了半英里后，他路过了贝丝曾任职过的初级中学。贝丝在这所初中一直干到本学年初，后因席卷全区的财政紧缩，她被裁员了，当起了代课教师，一个月只工作几天。
最后，他终于到达一幢住宅区的小红砖楼前，他和弟弟罗德开的阿森松户外服装店就在这楼里。在车里待了好一会儿，他才下车，不知该如何跟弟弟提起贝丝的病情。太难开口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罗德是他人生中最亲近的人，贝丝也要排在其后。
从小，罗德和加里就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加里总觉得正是由于性格迥异才让他俩格外亲近。罗德性情冲动、无拘无束，而加里却相反。十多年前罗德从大学肄业后，在社会上瞎打误撞了一段时间，干过很多种工作，游荡过好几个城市，但没找到人生目标。他在科罗拉多州的一个滑雪场干过，在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州给人漆过房子，在拉斯维加斯的赌场当过调酒师，曾经一度他还想去洛杉矶当演员。
在加里看来，他和罗德的关系更像父子而不是兄弟。罗德是个吵闹任性、长不大的孩子，而加里则像个古板的父亲，总是担心和照顾罗德，极尽兄长之责。
加里下了车，但仍然不知如何跟罗德开口。坦率，诚实，直接——就像他给贝丝建议的那样。
他从前门走进阿森松户外服装店。这是一个安静精致的小店，货架间的狭窄通道里塞满了各种户外装备和服装——亚克力货架上摆满了凉鞋、防水靴；旋转衣架上挂着冲锋衣、紧身夹克；墙壁上的白条板货架上整齐地码放着背包和许多其他物品。
“来啦？”空无一人的店铺里传来罗德的声音。
“嘿，罗德。”
加里从前面的收银台走向鞋区。罗德正站在那边，旁边是一堆鞋。罗德34岁，比加里小几岁，但看上去就像个20岁出头的大男孩，一头蓬松的金发从没梳理过，杂乱地打着卷儿。两只大眼睛极富表现力，散发着青春的光芒。他上身套了件宽松的黑色保罗衫，下穿一条卡其色裤子。
“天哪！”罗德一见加里就大喊，“你跑哪儿去了？”
“有些事要处理。”
“就这么玩消失啦？几天没来店里了？我不来还没事，缺你哪行？你可是负责人啊！”
罗德笑着从地上抓起一只鞋朝加里扔過去，加里一把接住。
“我可一直在好好干，”罗德说，“没什么要你操心的。现在有时间给我搭把手吗？”
“罗德，我想跟你说件事。”加里走过去，把手中的鞋放在旁边半空的货架上，然后深吸一口气，站到罗德面前。“你看，我都不知怎么开口了，”加里说，“还记得那天我匆匆离开时接的那个电话吗？医院打来的。那天贝丝在外面晕倒了。她被紧急送去医院，最后诊断为得了脑瘤。”
罗德一脸茫然地看着他，“脑瘤？”
加里点点头。
“天哪！能治好吧？”
“她得的脑瘤很顽固，比较难治疗。目前情况不大好。”加里清了清嗓子，“但她会挺过去的，我想她会的。”
“孩子……”
“孩子没事。”
接下来是沉默，罗德眼里闪着泪光。
“我不相信。”他说。
“是很糟糕，”加里说，“但事实就是这样。”
“贝丝能坚持住吧？”罗德用衣袖擦了擦眼角。
“她很坚强。要是我得知自己得了脑瘤，肯定不如她坚强。”
“那你呢？你能承受得住吗？”
“说实话，很难。我21岁遇到贝丝，现在39岁了。我都不记得生活中没有贝丝时我是怎么度过的。要是失去贝丝……”他停顿了一下，“要是失去贝丝，我该怎么办？过去的幸福日子再也不会有了。”
罗德上前一步，紧紧抱住加里。在紧紧相拥中，加里能感觉到罗德那种发自内心的最自然的情感流露。
“这么说吧，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松开拥抱后，罗德直视着加里，“不论你需要什么，是需要有人陪伴贝丝，或是需要人帮忙跑跑腿，我都能随叫随到。要是医生说可以大脑移植，我愿意打开我的脑袋，把我的脑子移植给贝丝。”
听着这话，加里嘴角浮现出一丝笑容。
“说真的，”罗德说，“我这一切都是你俩给的。这些年，你俩为我付出太多。那些年，我在科罗拉多州的一家滑雪场干活，是谁每次开车送我？是你和贝丝。后来，我在洛杉矶想当演员，是谁源源不断给我经济资助？是你和贝丝。回到河瀑市，我已30岁了，身无分文，前途未卜，是谁让我搬来同住？还是你和贝丝。一次次，我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塌糊涂，可你和贝丝总是及时伸出援手。要不是贝丝，我也不可能遇上萨拉，而遇上萨拉是我一生最大的幸事。”
萨拉是罗德的妻子。可不论罗德多少次提到他妻子，加里始终不能适应罗德已经结婚的事实。萨拉开了个瑜伽馆，贝丝曾在那儿上过课。一年半前，贝丝把萨拉介绍给罗德。也就是介绍他俩认识一下而已，别无其他想法，毕竟萨拉成熟、精明，和罗德完全不是一类人。出乎意料的是，他俩的关系以罗德式的风格迅速发展。交往了一年后，也就是六个月前，他俩竟然结婚了。
自从遇到萨拉后，罗德不再像以前那么爱喝酒了，也不再和那些狐朋狗友鬼混到凌晨才回家，而是全身心投入阿森松户外服装店的经营中，每天工作12小时。罗德甚至读了些关于网上开店的书——加里头一回见他读书——然后在易贝购物网站上开了个网店，还通过其他一些网上渠道进行销售。 罗德变了，或许是因为结婚，或许是因为投入生意，或许是两者兼而有之。看着罗德这些年一点一点地改变，加里由衷感到骄傲，就像父亲终于盼到不成器的儿子走上了正道。
“不论你有何需求，加里，”罗德说，“一定要告诉我。”
“我可能会有点忙，不能常来店里了。”
“店里的事由我来负责，你尽管忙你的去吧。”罗德说完，再次紧紧拥抱加里，“事情一定会有转机。你和贝丝都是那么好的人，老天没有理由不给你们一个好结局。”
第四章
四周过去了。在这28天，672个小时里，好像每时每刻都有事情发生。
随着贝丝生病的消息不胫而走，前来探望的朋友络绎不绝，每天都是各种询问、眼泪、施援的誓言、更多的眼泪。贝丝瑜伽班的一群姐妹们甚至集体穿上印有贝丝卡通图像，写着“贝丝团队”的粉红衬衫集体亮相。见到她们，贝丝的泪水夺眶而出。
跑不完的医院，探讨不尽的治疗方案，咨询不完的各种专家——肿瘤科专家、新生儿科专家、产科专家。最后结论是，胎儿已经发育成熟了，贝丝可以接受治疗。
治疗开始了，定向放疗辅以每周化疗。
有时，贝丝的状况很糟糕——疲劳、恶心、呕吐；有时状态不错，没有任何不良反应，有几天她甚至还去代课了。
这一个月里，加里感到前所未有的劳累。但是，这天晚上10点，和贝丝面对面坐在客厅地板上，他竟然不觉得累了。他穿着晚上沐浴后常穿的那套家居服——蓝色格子睡裤和一件褪色的汗衫，那还是10年前他和贝丝去听珍珠果酱乐队演奏会时乐队赠送的。他的目光停留在放在他俩之间的拼字游戏盘上。
“jump，”贝丝摆好四个字母片，“我有8、9、12、15分了。”
加里记下分数。他俩一有空就玩拼字游戏，这些年玩过成千上万局了。这能给他们带来简单的快乐。这就是他们的夫妻关系——充满着简单的快乐、由无数个小瞬间定义的夫妻关系。就餐不用去五星级餐馆，点个外卖就行；晚间娱乐不用去剧院，在网飞上看看电影就行；休假也不求异域情调，来个底特律一日游也挺好。
“grazed，”加里在游戏盘上摆上几个字母片，“17分。”
“不错。”
“还好，我不像往常那样卡在Z上了。”
贝丝看看自己的字母片，又看看加里的，再回过来看看自己的。这几周，她的脸有些肿胀，脸色有些苍白，但总的来说，治疗还没导致她外形太大改变，只在脑袋一侧的辐射区有一小片头发脱落。她最大的变化是肚子更大了。现在是怀孕第34周。这几个月，她做了几次超声波，医生说一切正常。
“queen，14分。”
“wan和cow。wan是在双字组上拼出来的，可双倍得分。共20分。”
游戏还在继续，来来回回，平稳得像钟摆，但加里很难集中精力，满脑子想的都是明天的事。
明天，他们将去见医生，到时会知道，经过这段治疗肿瘤是变小了还是在继续增长。一个月来，他们一直盼着这一天。他俩不愿呆坐着兀自烦恼，所以还是玩玩拼字游戏分散一下注意力吧。这已经是第三局了。
“加里，该你了。”
“哦，不好意思。”加里说，直直地盯着他的字母片。
“在想明天的事？”贝丝问。
“是啊。”
“我也是。”她微微一笑，没有别的意思。
加里推开字母片，向贝丝靠过去，伸手搂住她，贝丝依偎在他怀里，手指摩挲着加里胸前珍珠果酱乐队的标志。
“事情会好起来的，贝丝，”他说，“我有信心。”加里吻了吻贝丝的额头，把她紧紧抱在怀里，好一会儿才松开，然后两人继续玩拼字游戏。
第二天上午，加里开车送贝丝去医院。一路上，他握着贝丝的手，緊张不安——既期待，又恐惧。
他们来到医院。等待。进入一个房间。再等待。和一个护士说了几句话。继续等待。
漫长的等待后，接下来的事似乎转瞬间就发生了。
有人敲门，加里胸口发紧。
成田医生进来了，从他的表情看不出什么。
他们相互打了声招呼，又寒暄了几句。
成田医生停顿片刻，随即吐出两个字：“抱歉。”这两个字已说明了一切。
成田医生说，肿瘤还在继续生长，治疗没有效果。听到这个消息，加里和贝丝都没有哭。这个消息不像刚得知贝丝患癌症时那样让人猝不及防，现在他俩已了解事实，知道接下来他们将面临一连串打击。
“既然常规治疗方案失败了，那我们采用更强劲的疗法吧。”成田医生说，“目前有几种选择。多种化疗药物治疗，可以减缓肿瘤生长。或是放射治疗——一次性的高剂量放射——有可能延长预期寿命。”
加里琢磨着成田医生的用词：“减缓肿瘤生长”“延长预期寿命”。
没说可以消除肿瘤。
没说可以挽救她的生命。
成田医生也建议贝丝参加临床试验。他说，一些生物科技制药公司为了测试药物的功效，会尝试未经验证的新疗法。
“有一种新方法，我和其他人谈到过，也在网上看到过，现在想和你们探讨一下。”
他打开文件夹，从里面取出几页纸，散开，铺在桌上。
“就是这种方法，”成田医生说，“看上去不错。”
第五章
第二天凌晨，离天亮还有几个小时，加里和贝丝就已经在茶几上打开了笔记本电脑。屏幕上显示视频通话请求，点击接通后，出现一个金发中年女性。她说她是托宾博士，在一家叫哥斯卡的德国生物科技公司就职。她打电话是为了介绍该公司目前正在研发的一种新疗法。
“肿瘤的种类繁多，都是由不同的蛋白质和变异细胞组成。它们有的能辨别，有的不能，”她的英语纯正，只带有一点点口音，“在贝丝的案例中，我们发现有一种蛋白质很罕见，只存在于极少数的癌细胞中。我们最近正在试验的一种疗法就是专门针对这种蛋白质的。” 加里点点头。昨天，成田医生说过类似的话。一开始，成田医生介绍了几种美国的临床试验，然后重点提到哥斯卡公司进行的这项试验，他认为这项临床试验最有希望治疗贝丝的病。为了让他们了解更多情况，成田医生帮他们预约了该公司的网络视频通话。由于时差，加里夫妇凌晨3点起床接听托宾博士提前上班给他们打来的电话。
“目前，你们的试验结果如何？”贝丝一边问，一边在便笺本上记下托宾博士的话。
“结果很不错。我们对50个病人进行了测试，其中25人有你那种罕见蛋白，25人没有。这种治疗对没有那种蛋白的病人影响甚微，但在40%带有那种罕见蛋白的受试者身上，它让肿瘤的代谢活动明显减缓。有些案例中，肿瘤甚至停止生长，开始变小。还有4个受试者的肿瘤竟然消失了。我们现在想扩大第二轮试验，正在招募受试者。”
“你觉得这个疗法适合我吗？”贝丝问。
“在第一轮试验中，我们证实了这种疗法对你这种带有特殊基因的病人有效果。因此，我想对你应该适合。当然，不能保证。如果这种疗法奏效，你延长的生命将以年计算，而不是以月计算。”
加里的心跳加速了。贝丝放下笔，紧紧抓住加里的手，把加里的手都抓痛了。
“我可以接受这种治疗吗？”贝丝问，“我们不在德国。”
“你得先提交申请。我觉得你符合申请条件。你的主治医生把你的病历发给我们了。要参加这个试验，请务必停止其他一切治疗，包括药物和放射。其他治疗会干预试验效果，让我们难以测定这种疗法的有效性。”
“治疗前要做些什么准备？”贝丝问。
“你怀孕了，是吧？”
“是的，已经34周了。”
“那得等你分娩后才能开始治疗。可能唯一的问题就是钱。你的医保应该不包括国外自选的试验性治疗项目，你得自掏腰包。”
“要多少钱？”
“整个试验过程中，需要对你进行密切关注，你需经常过来检查，必要时你得住在我们公司附近。算上交通费、住宿费和治疗费，保守估计总共需要20万美元。”
加里对这个数字没什么反应。现在不是钱的问题。就算托宾博士在这数字后面再加个零，他也不会有什么反应。
他们盼望奇迹，现在奇迹出现了，这才是最重要的。
结束视频通话后，加里冲贝丝笑了。
“就这么定了，贝丝。”他说。
贝丝点点头，“我不想希望过高，但这听起来确实不错。”
“40%的成功率，将近一半呢！”
“可是——”
“钱。”
“是啊，20万美元，加里。那么多钱，而且也不是百分百保证。我都不敢想。”
“我们会有办法的。”
尽管这么说，去哪儿弄这么多钱？加里一筹莫展。变卖家产？即便他们把所有家产都变卖，也拿不到多少钱。对他俩而言，所有就是一無所有。
把房子卖了？不行。一年前，他和罗德开阿森松户外服装店时已把房产二次抵押了，这房子还没付完房贷。
去银行贷款？他几乎每周都去银行，央求别撤回他开店贷的款。银行200美元都不会再贷给他，别说20万了。
但无论如何，他们也得搞到这笔钱。无论如何，他们都会搞到这笔钱的。加里有信心。
他们需要第二个奇迹。
第六章
奥托伫立在幽暗的胡同里，初升的太阳远远地洒下几缕光线，让他勉强能看清眼前这个人——胡子拉碴，一口黑牙，满脸油腻，穿件破旧的法兰绒上衣，扣子扣得颠三倒四，肥大的牛仔裤脏得泛着黑光。
奥托不知道他的名字，称呼他“流浪汉”。这无所谓，流浪汉有求于他，他没必要知道他的名字。
“你遇到倒霉事了？”流浪汉说话含混不清，“我半道上听说了。”
“我有你要的白粉，”奥托说，“一会儿完事后就给你。”
“好吧。这次悠着点哦。上次你他妈的把我打惨了。”
奥托前后看了看，胡同幽深昏暗，空无一人。他从夹克口袋里掏出一副乳胶手套，把手指上的三叶草戒指摘下来，放进口袋，戴上手套，往流浪汉走近一步。现在他俩近在咫尺。
奥托毫不犹豫地挥出一拳，击中流浪汉的右脸，流浪汉一个踉跄，应声倒下。
“他妈的，”流浪汉喘息着，“他妈的，打吧！”
奥托站在那儿，喘着粗气，感觉热血沸腾。拳头落到流浪汉脸上时，奥托油然而生一种满足感。奥托20年前吸过毒，这种感觉与他记忆中吸毒后神魂颠倒的感觉一模一样——感觉自己像超人一样飞翔，飞得比摩天大楼还高。
他和流浪汉之间达成的协议很简单：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一拳换一包海洛因。只要心情沮丧，想要发泄，他就会叫来流浪汉，修理修理这家伙的臭脸。这就是他释放压力的方式，跟别人练习瑜伽或冥想一样。
“还以为你这次会下手轻一点呢。”流浪汉蜷缩在地上，脸被打红了，开始发肿，但没出血。
“我需要放松。第二拳不会这么重了。”
“混蛋，还有第二拳？”
奥托点点头。
“好吧，”流浪汉同意了，“只是……他妈的，这次别那么狠啦。”
看着流浪汉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奥托满脑子想的都是他遇到的那摊破烂事。几个月来，情形越发不好了。上次被钱普那头蠢驴拒绝过后，这几周他都在附近打听是不是还有其他有过重案前科的人可以帮忙摆平这事。他前后找过五个人，可他们都知道德文·彼得森是何许人也，都不敢接这活儿，还直言干掉德文是不可能的。
时间一天天溜走，希望越来越渺茫。再过两周，卡洛斯就会过来收钱了。
昨晚，奥托有了新发现。
反正他翻来覆去睡不着，凌晨时分他上网看到了一篇文章，说一位女性得了脑瘤。这篇文章让他灵感一现，或许这灵感能帮他摆脱困境。这个想法很疯狂，但他就是个疯狂的人。 这种疯狂的感觉也让他很恼火，感觉压力巨大，这就是他这次见流浪汉的原因——释放压力。
流浪汉踉跄着朝他走过来，奥托往后退一步，积聚全身力量，一拳打在流浪汉的鼻子上。出拳太重，他感觉一阵疼痛从手指蔓延到胳膊。
“该死！”流浪汉瘫倒在地，哀号着，摸摸从鼻孔汩汩流出的鲜血。
奥托站在一旁，把手指关节捏得咯吱作响。他心跳加速，呼吸急促。一般来说，以往一两拳足以释放情绪，但今天不同，这两拳还不够。
奥托慢慢走过去，骑在流浪汉身上，膝盖压住他瘦削的胳膊，左右开弓，每一拳都落在流浪汉的脸上。流浪汉被揍得嗷嗷大叫，但四拳过后，就悄无声息了。奥托的拳头雨点般落在流浪汉身上，好像他就是整件事的始作俑者，他需要受到严厉惩罚。
突然，奥托回过神来，从流浪汉身上站起来，往后退了几步，只见流浪汉脸上血肉模糊，法兰绒上衣的衣领、凌乱的胡须上都是血。他咕哝着什么，蜷缩成一团，吐出了几口血。
天哪！他完全失控了。这种事从没发生过。以前，总是几拳解决了问题，什么事也没有。但这次……这次他好像快把流浪汉打死了。
奥托从夹克口袋里抓出一把小袋装的海洛因，丢在流浪汉身边，海洛因上沾满了他手套上沥下的鲜血。然后，他把手套扔进了垃圾桶。他得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
回去的路上，奥托逐渐从迷乱兴奋的状态中平静下来。刚才那种失控说明他是多么绝望，多么无助。接下来他要做的，要么是傻事，要么是智举。或者，二者皆是。
回到典当行，奥托掏出手机，拨了个号码。
加里坐在次卧的办公椅上，端着早晨必备的咖啡，两眼盯着笔记本电脑上的《河瀑市快报》（这个城市唯一的报纸）网站上的一篇文章，标题是《孕妇与病魔的抗争》，配图是加里和贝丝的一张合影。照片上他俩微笑着，加里穿件浅蓝色衬衫，领口扣子扣得一丝不苟，系着一条黄色领带；贝丝的蓝色连衣裙比加里的蓝衬衫深几个色度。这是半年前，他们参加罗德婚礼时拍的照片。
加里已把这篇文章读了五遍，但现在他又读了一遍。昨天，和哥斯卡公司通过电话后，他们见了贝丝一位在《河瀑市快报》工作的朋友。那朋友同意帮他们写篇文章，发在报纸的网站上。文章不长，也就一则简讯，短短几段，但足以描述截至目前发生的一切——肿瘤突发，化疗失败，有望成功的国外治疗，巨额医疗费的困境。文末附有他们昨晚才定下的捐款地址，希望大家通过该网站伸出援助之手。
加里打算把这篇文章打印出来贴到各个社区的布告栏上。按下打印键，等待那台灰色喷墨打印机吐出打印纸时，加里将身子往椅背上一靠，开始打量这间卧室。他们最近才将这间次卧改成育婴室，房间里散落着各种婴儿用品：纸箱里是有待组装的婴儿床、几桶还没开盖的蓝色涂料、网购的二手婴儿车。墙上挂着维尼熊和跳跳虎的彩印画。朋友捐赠的婴儿服整整齐齐地码放在——
这时手机響了，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来电显示为“未知号码”。
“喂？”加里接通电话。
“加里·福斯特吗？”
一个男子的声音，粗暴而刺耳。
“对，我是加里。”
“我看到了那篇关于你妻子的报道，”那人说，“她得了肿瘤。我想我能帮你们。”
加里从椅子上挺直了身子。
“谢谢！”他说，“怎么帮我们呢？”
“电话里不方便说。一小时后见面，你有空吗？9点？”
“有空。”
“你知道柳树公园吧？”
“知道。”
“我们在那儿见面。你去就是了，我能认出你。”
“谢谢。我和我妻子盼望——”
“不要带你妻子。”
“不好意思，你是说……”
“你一个人来。就你我两人。一小时后见。”
电话挂断了。
加里本想叫醒贝丝，告诉她刚接到的电话，但随即打消了这念头。这个电话让人感觉有点……怎么说呢……那人坚持只能单独见面，不能在电话里透露细节，还有那刺耳的声音，都让他感觉不安。加里都没来得及询问对方的姓名，也不知那人是从哪儿得到他的电话号码的。他想只有了解更多的情况才能点燃他和贝丝的希望。
他给贝丝留了张便条——“去店里了。回来吃午饭。”——放在餐桌上，便出门了。
离公园见面的时间还早，加里决定像他给贝丝留言上写的那样，去店里转转。他把车停在店门口，进去后发现只有罗德一人。
“没想到你今天会来。”罗德说。
“原本没打算来，和一个人约好在柳树公园见面，正好路过这儿。昨天店里有什么新动态？”
“昨天在易贝网上接了几个订单，几件夹克和几双靴子，一共500多美元。另有几个顾客进店逛了逛。”
“不错！”
“嗯，不过，也有坏消息。”
“好像总有坏消息，这回是什么？”
“接到埃尔罗经销商代表的电话，他们不允许我们赊账了。”
“哦，怎么啦？埃尔罗不让我们赊账了？”加里问。埃尔罗经销商是一家批发经销公司，他们的货就是从这家公司进的。
“是的。我们欠他们1万美元货款。他们说不允许我们继续赊购，除非我们马上付清欠款。”
“可他们知道这是新开的店，还没站稳脚跟呢，有些问题在所难免，”加里说，“而且，我们又不是一点都没还，不是尽量在慢慢还吗？”
“还是不行。在我们还清巨额欠款之前，不能从他们那儿进货了。”
加里叹了口气。尽管最近厄运不断，这消息仍无异于一个巨大打击。
“巨额，”加里说，“确实是巨额。”
“很抱歉告诉你这些，”罗德说，“我知道你现在有很多事要忙，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或许你能给个建议。”
“让我想想。” “算了。我能想法渡过难关的。我去求他们延长还款期限。”
加里点点头，心急如焚。主供应商就这样切断他们货源，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无疑是个灾难。他原本寄希望于这店或许能帮忙解决一点贝丝医疗费的问题，哪怕是一点点，但是如果供应商切断货源，要求还清所有欠款，那这店能不能继续开下去都成问题。
加里向店内扫视一圈，看了看过道和货架上陈列的商品，最后目光落在墙上一个相框上，这是阿森松户外服装店开张那天，加里和罗德照的一张合影。那天，他们打开大门，在入口处挂上一条粗粗的蓝绸带，贝丝早在几个小时前就到店了，在兄弟俩剪彩的那一刻，她按下快门抓拍到了相框中的这张照片——只见照片上的加里高举着剪下的绸带，罗德兴奋地挥舞着剪刀，两人笑开了花。
这张照片是10个月前拍的，现在看了竟有恍若隔世之感。
开店是罗德的主意。罗德一直就是个梦想家。这些年来，加里听这个不着调的弟弟说过好多疯狂的点子。他曾信誓旦旦要开酒吧；也说过要买下城边那块地开个越野摩托车赛车场；还想过开个汽车保养店，兼卖复古车。
可实际上，对于这些梦想，罗德从没认真坚持过。他是个梦想家，而不是实干家。每当罗德大谈宏图，加里就像在听一个孩子说将来要成为宇航员。“一切皆有可能。谁知道，或许哪天就实现了呢。”罗德总是这样说。
但18个月前，罗德说要开个户外服装店时，加里却认真了。他马上对这个主意产生了浓厚兴趣。尽管河瀑市现在风光不再，却仍有近25万人口，且周围都是度假营地、森林和徒步小道，整个城市实质上就是个户外活动胜地。一年前，购物广场那个运动用品店倒闭后，这座城市还没有一家户外服装专营店。
和贝丝认真谈过后（贝丝那时还没怀孕，否则或许也不至于做这个决定），加里辞去了商业地产公司那份没前途的工作，开始和罗德创业。兄弟俩都倾其所有投入生意——加里拿出了他全部积蓄的40.1万美元，罗德则从朋友们那里借了些钱。兄弟俩还把几年前父亲去世时留给他们的遗产凑在一起。经过前期大量准备和策划，10个月前他们的阿森松户外服装店终于开张了。
一开始，开个小店好像是件很浪漫的事——自己当老板，一步步做起来，想想浑身都是干劲。
可事实却是，日子索然无味，顾客寥寥无几。开店至今，阿森松户外服装店好不容易渡过了财务难关，艰难地生存下来。但加里担心，如果这次主要供应商切断货源，对他们将是个致命的打击。还不到一年，阿森松户外服装店可能就——
加里马上止住这种想法。他这是在干什么？魂不守舍了吗？现在，阿森松户外服装店不能成为他思考的焦点，把一切交给罗德吧，但愿罗德能和埃尔罗经销商那边说说好话，宽限些日子。或者，实在不行的话，换个供应商。
加里看了看表，8点45分。
“我得走了。”他说，从柜台后面走出来。
“听着，加里，不要担心这边，”罗德说，“你尽管去忙自己的事。”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罗德。我们一定会渡过难关。”
还有几分钟就到9点了，加里把车开进了柳树公园旁的停车场。
这公园没什么好观赏的——一块方圆不足半英里的平地，草色枯黄，残雪消融，树木凋敝。一条沥青跑道穿过公园，路面裂缝中艰难地冒出几根枯草。
加里熄了火，下了车。放眼望去，只见几个十多岁的孩子在公园尽头打篮球。在约45华氏度的低温下，他们戴着帽子，穿着外套，裹得严严实实。四周寂寥，只听到从远处隐隐传来的拍球声，或是孩子们偶尔的叫喊声。
加里比对方先到，除非一小时前给他打电话的人是这些孩子们中的一个——显然不可能。靠近停车场的那边有条长木椅，加里走过去坐下，很快就感觉到潮湿的木椅透过牛仔裤把臀部都浸湿了。
等了五分钟，加里朝跑道的起点望去，大约四分之一英里远的地方，有一个人朝他走来。一开始，因为远看不真切，走近后，才渐渐看得清楚。那人上穿黑色的宽松外套，下穿肥大的牛仔裤，步子不是很平稳，每走一步左腿都往前倾。他留着光头，年纪大概和加里差不多——三四十岁的样子，手里提着个黑色筒状帆布包。
那人朝公园长椅这边走过来，在离加里几英尺的地方停下，低头看着他。加里抬头，把对方仔细打量了一番——只见他一双圆溜溜的小眼睛里透着一股急切，脸上有几道伤疤和一些麻坑，嘴角往下耷拉，神情虽不至于懊恼，但也绝不愉悦。
这是一张饱经生活艰辛的脸。
“你就是给我打电话的人吧？”加里问。
那人点点头，在加里旁边坐下，把帆布包放在地上。
“不好意思……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加里说。
那人一言不发，朝篮球场那边望过去，又回头看看停车场——整个停车场只停着加里的丰田卡罗拉，环顾了一下四周。
“叫我沙姆罗克（Shamrock，在英文中的意思为三叶草。——译注）吧。”他开口道，声音比电话中的更粗糙、更刺耳。
“沙姆罗克？”
“嗯——爱尔兰的幸运草。”他伸出脏兮兮的、磨破了的食指，上面戴著枚三叶草戒指，三片绿叶镶着金边。
“闲话少说，”沙姆罗克说，“我看了那篇关于你妻子的文章。我能帮你们。20万美元，对吧？”
“对不起，你的意思是……？”
“你们不就是急需20万美元吗？”
“是的。”
“我能给你们这笔钱。”沙姆罗克说。
加里不解地看着对方。在公园那头，一个打篮球的孩子大喊了句什么，惹得其他孩子哈哈大笑起来。
“我不明白。”加里说。
“整笔钱，”沙姆罗克说，“20万美元现金，一分不少我都给你。不需要还。”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仿佛过了好些年，又仿佛只是一瞬间。加里心乱如麻。
慢慢地，事情变得清晰起来，就像胶卷开始慢慢显影，变成可见的图像。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不是。我是认真的。”
“那钱可以挽救我妻子的生命。”
“我知道。”
加里好像已失去知觉，六神无主了。沙姆罗克——不管他是谁——看上去绝不像有钱人，但加里沉浸在对方的承诺中，并没有去多想。
“我……我不知该说什么好，”加里说，“谢谢你。太谢谢你了！”
沙姆罗克点点头，目光越过加里肩头，再次投向停车场，那儿还是孤零零地停着加里的丰田卡罗拉。
“给你那笔钱，我是需要回报的。”他回过头来，对加里说。
“当然。”
“如果你不愿意，下面的话就当我没说。你要是把我说的话透露出去，你就惹麻烦了。”
“知道。”
“好。”
沙姆罗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的纸，递给加里。
“看看吧。”他说。
加里把纸打开。这是一张放大的密歇根驾照复印件，照片上的男人留着寸头，满脸横肉，面无表情。
“这是谁？”加里问。
“他叫德文·彼得森。是不是听起来耳熟？”
“没听说过。”
“好。”
沙姆罗克沉默片刻，又把目光投向远处打篮球的孩子们，然后看着加里。
“德文是个混蛋，”他压低声音，仅他们两人能听见，“不仅对我来说是个混蛋，对很多人来说也是。这家伙无恶不作。”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加里问。
“我想要你帮我去除掉他。”
“你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你当然明白，很好懂。我给你急需的钱，作为交换，你帮我处理德文·彼得森这个麻烦，把他杀了。”
加里低头看向驾照复印件上的照片，发现自己的手在发抖。他盯著这张照片看了好一会儿。两人都没说话。
“杀人？”加里最后吐出这两个字。
“是的。”
“你不是开玩笑吧？”
“我是认真的。”
加里只觉耳内一阵嗡嗡声，“为什么……为什么选我？”
“我要选的这个人必须是警察不会怀疑的。而且，他既不认识我，也和德文没有过任何联系。我调查过你，你的履历没有污点，连张违章停车的罚单都没有。你是个老实人，只是最近运气太差。”
加里慌了神，不知说什么来打破两人间突然凝固下来的沉默。他看了一眼驾照上的个人信息：德文·彼得森，6英尺3英寸，220磅，蓝眼睛。从他的出生日期看，两个月前他刚过完37岁生日。他住在河瀑市沃尔顿街517号。
加里把这些信息又读了一遍，再读一遍。时间过去了一分钟。
“我没杀过人，”他说，“甚至连枪都没摸过。”
“干什么都有第一次。”沙姆罗克笑了，露出那口从没洗过的脏牙，像啮齿动物那样的尖牙。
“我不能干这事。”加里说。
“你确定放过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没杀过人。”加里只是重复，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沙姆罗克一把抓起地上的帆布包，放到长椅上，就在两人之间。
“打开看看。”他说。
加里一动不动。
“打开。”
加里拉开拉链，往里一瞧。
钱。满满一包的钱。半英寸一捆，用橙色带子扎着，每捆上写着“1万美元”。
“天哪！”加里低声惊呼。
“这就是你需要的，”沙姆罗克说，“20万美元。就在这儿，你手里拿着的是你妻子的命。”
沙姆罗克猛地伸手拽过帆布包，拉上拉链，从长椅上站起来。
“好好想想吧，”他对加里说，“两天后我给你电话，也就是周三中午。那时给我答复。你要是同意，我会告诉你下一步该怎么做；你要是不同意，我们就一拍两散。永远不要和任何人提起此事。”
加里抬眼看着沙姆罗克那张饱经风霜的阴郁的脸，一时无言以对。
“这是桩公平买卖，”沙姆罗克说，“用德文的命换来你妻子的命。我相信你妻子是个好人，但德文不是。你妻子一定温柔有爱心，德文没有。德文没有家庭——没妻子、没孩子，就是一个恶棍。除掉他，世界会太平不少。”
沙姆罗克说完，转身朝来时的沥青跑道走去。
奥托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在柳树公园的跑道上，心里还在琢磨刚才那场会面。才看到网上那篇文章时，他觉得联系加里·福斯特的念头不可取。哪能随随便便找个人去干这么重要的事？那家伙可能见到血都会尿裤子。这主意太荒唐了。
但可悲的是，其他选择也一样荒唐。这一个月里，他找过六个人，都被拒绝了，包括他的老帮手钱普。如果他再四处找人，很快整个社区都会知道这事。用不了多久，大家都会议论他在找人除掉德文·彼得森。知道的人越多，他越危险。下次哪个坏蛋被警察抓了，想要减轻罪行时，就会把他抖搂出来：德文·彼得森的谋杀案，我知道是谁在幕后操控，是谁在雇人行凶。
不行，他越想越觉得选择这个加里·福斯特并不是最坏的点子。谁也不认识他，他和德文也没打过交道。他没有犯罪前科，不会招致警察怀疑。而且，这人看上去像个做事有条理的人，可能干什么事都计划周全，以保万无一失。
他从没开过枪，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你只需瞄准目标，扣动扳机。就这么简单，又不是造火箭。
当然，这事还是不保险。奥托相信加里肯定会对德文·彼得森进行一番调查，当发现德文的身份后，他可能会改变主意。
船到桥头自然直，到时再说吧。走到跑道尽头，奥托往西拐到公园旁的斯普林街。他还要走好几条街。为了不让加里看到他的车，他把车停在离公园五个街区外的一家麦当劳店前。
奥托往公园投去最后一瞥。远处，加里·福斯特还呆坐在长椅上，苦苦思考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