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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主要以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四个时期：“比较音乐学”时期、“民间音乐”研究时期、“民族音乐理论”时期和“民族音乐学”时期分别进行了概说。
[关键词]民族音乐学；比较音乐学；民间音乐；民族音乐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2233（2016）09-0076-03
[作者简介]刘 伟（1990- ），男，河北唐山人，东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长春 130024） 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作为一门专门学科发展至今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从1980年首次在南京艺术学院召开的“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算起），然而，1980年之前在中国是否有民族音乐学仍是当今讨论的热点话题，各位学者、专家对此也展开过争鸣。不可否认很多学者、专家把19世纪20年代王光祈先生引入中国的“比较音乐学”作为中国民族音乐学开端。而沈洽先生也把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发展分成四个时期，分别是：“比较音乐学”时期、“民间音乐”研究（民族民间音乐学理论研究）时期、“民族音乐理论”时期和“民族音乐学”时期。但是杜亚雄先生认为“民间音乐”研究时期和“民族音乐理论”时期并不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一种阶段。杜亚雄先生认为“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在研究对象上虽有近似之处，但是两者在方法、研究目的有很多的差别。然而作为首届“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的发起人高厚永先生认为“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理论”所研究的领域皆属于民族音乐学范畴。吕骥先生在“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曾讲道：“只要是研究民族音乐的学问都属于民族音乐学，都应该包括在内。”由此可见上述专家、学者的观点不一，但是沈洽先生、高厚永先生、吕骥先生都认为“民间音乐”时期和“民族音乐理论”时期是中国民族音乐学发展的一个阶段，其研究属于中国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畴，然而杜亚雄先生的观点则与之恰恰相反。
依照我的观点，“民间音乐”研究时期和“民族音乐理论”时期皆属于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发展阶段，民族音乐学在我国并非横空出世，近些年来，民族音乐学在我国生根发芽，并且发展速度较快，学术队伍不断壮大、学术成果不断增多，“民间音乐”研究时期和“民族音乐理论”时期都为民族音乐学在我国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我们更不应该运用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各项标准来衡量我国的民族音乐学，按照西方民族音乐学的方法与标准全盘否定中国民族音乐学，毕竟西方民族音乐学从引入到发展，也会经历发展变迁，而我国的民族音乐学更不能一味地照搬西方民族音乐学，我国的民族音乐学应顺应其在我国的发展而建立有我国特色并适应我国学术道路的理论体系。当然，为中国民族音乐学健康壮大与发展，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很多理论体系与方法我们是可以借鉴的，了解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历史发展脉络与理论体系、学科前沿问题对我国民族音乐学的发展是有很大帮助的。我国民族音乐学的历史脉络及发展，要从四个分期看。
一、“比较音乐学”时期（1924—1939）
我国开始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开始的，这个时期被称作为“比较音乐学”时期。将“比较音乐学”引入中国的第一人的王光祈先生，他在1920年开始在德国柏林留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后转学音乐，受埃利斯、施通普夫、霍恩博斯特尔、萨克斯等人影响，投入到这门“比较音乐学”新兴学科的研究当中。并在1924年和1925年分别完成了《东方乐制之比较》和《东方民族之音乐》两部著作。《东方乐制之比较》可谓是我国第一部运用比较研究而研究中西乐制、调式和乐谱的著作，并且注重乐律和音阶方面的研究。在王光祈先生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王先生相信“进化”论和“传播”论的影响，但是“进化”论是解释人类音乐文化发展变迁最基本的法则。在其著作中我还可以发现王先生比较关注“国乐”的命运，企图通过对西学“进化”的研究来振兴民族音乐，使其达到振兴中华的目的。
同一时期，在比较音乐学上做出贡献的还有萧友梅、刘天华、童斐等人。早在1920年，萧友梅先生就提出了“音乐的比较研究法”，其观点体现在《中西音乐的比较研究》和《古今中西音乐概述》两篇文章当中得以体现。并且萧友梅先生在文章中提到，如果想要了解某个民族的音乐，要从曲目入手。想要了解其曲调组织，要研究其所运用的音阶，将古今中西音乐所用的音阶浅白解说，通过列表比较，可以用最少的时间来了解各种音阶的历史与组织。刘天华先生在19世纪20年代在民族音乐学上的贡献也功不可没，在他编辑的《音乐杂志》中提倡对有关民族音乐学范围的理论研究，并成立了“国乐改进社”，提倡在其社内建立研究部，并且希望政府也能设立民族音乐研究机构。而童斐在民族音乐学方面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中乐寻源》这部著作中，就连远在德国的王光祈先生也为其研究成果赞赏有加。
二、“民间音乐”研究时期（1939—1950）
在此时期，中国可谓是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特殊时期，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音乐上大多体现出“民族救亡”的旋律。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在此时期并未停止，其研究重心可以从延安鲁艺和重庆国立音乐院看起。
1939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成立了“民歌研究会”，并得到了系主任冼星海先生的支持。“民歌研究会”分别在1940年和1941年两次更名，分别为“中国民歌研究会”和“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而沈洽先生认为“民间音乐”时期的出处也是从“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而来，此会致力于本国、本土音乐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成果颇为明显。该会在1942年创办了自己的会刊《民间音乐研究》，在此时期还编印了多种音乐资料丛刊，例：《秧歌曲选》、《秧歌锣鼓点》、《陕甘宁边区民歌》、《河北民歌集》、《眉户道情集》等。此时期发表的论文也颇具学术性和学术价值，其论文有安波的《秦腔音乐概述》、马可的《陕北土地革命时期的农民歌咏》、张鲁的《怎么采集民间音乐》、冼星海的《民歌与中国新音乐》和吕骥的《民歌中的节拍形式》、《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 1946年，重庆国立音乐院理论作曲组四七届学生郭乃安、潘石挥、王震亚、朱石林、谢功成、伍雍谊、严良堃、伦宝珊、张文纲等人成立了“山歌社”，该社提出其宗旨是：以集体学习方式来收集及整理民间音乐，介绍西洋进步音乐（包括技术及批评的理论），普及音乐教育，提高音乐水准，以达到建立民族音乐为目的”。在其研究成果和收集、整理民歌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该社主要成果有：配有钢琴伴奏谱的五线谱本《中国民歌选》、王震亚的《无声音阶及其和声》，并创办刊物《山歌通讯》等。
民族音乐学的奠基人之一杨荫浏先生当时也在国立音乐院执教，在其学术研究上也颇有造诣，其成果主要有《国乐前途及其研究》和1944年的专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纲》。
三、“民族音乐理论”时期（1950—1980）
此时期，是以1950年中央音乐学院成立的“民族音乐研究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院的前身）为开端，其后以“民族音乐”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机构全国各地相继建立，例：1949东北鲁迅文艺学院成立的“民族音乐研究室”和1952年上海音乐学院成立的“民族音乐研究室”，1964年中国音乐学院高等音乐学府的成立（以保存、研究和发展中国传统音乐为宗旨）。
1956年，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沈知白先生提出了“民族音乐理论”术语，并且开设了“民族音乐理论专业”，其后于会泳提出了“民族音乐理论专业”学科框架。1959年沈知白先生为了领域的拓宽还修习了“东方音乐”的课程，中国音乐学院在1964年还开设了“亚非拉音乐”专业。
实地考察工作在此时期也进行了开展，1953年杨荫浏先生带领中国艺术研究所对山西河曲地区民间歌曲进行了调查，1956年杨荫浏先生带领中国艺术研究所对湖南民间音乐进行了普查。1958年，部分音乐工作者还参加了由中央民族事物委员会组织的“全国少数民族普查”，方暨申还对侗族音乐文化进行了深度调查。
期间，民族音乐理论学术成果颇多，例如，中国艺术研究所编的《河曲民歌采集》、《民族音乐研究论文集》、《湖南民间音乐普查报告》，赵宋光的《论五度相生调式体系》、于会泳的《单弦牌子曲分析》、夏野的《戏曲音乐研究》，还有中国艺术研究所所编的谱集《十二木卡姆》和《中国民歌》等。1964年中国艺术研究所还出版了《民族音乐概论》一书，此书的出版标志着“民族音乐理论”作为研究领域在学术上得以定型和推广。
四、 “民族音乐学”时期（1980—至今）
此时期是以1980年首次在南京艺术学院召开的“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为开端，此次会议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口号，同时西方民族音乐学向国内引入，而使西方民族音乐学与中国的民族音乐研究并非易事，但是中国对西方民族音乐学著作进行了翻译，并且对其理论研究得以借鉴，为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近些年我国的一些专家翻译了多部著作，例如：山口修的《出自淤泥的水中——以贝劳音乐文化为实例的音乐学新论》、恩克蒂亚的《非洲音乐》、德丸吉彦的《民族音乐学》、埃利斯的《论各种民族的音阶》、巴托克的《匈牙利民歌》等诸多著作。而我国的民族音乐学学者在近些年来也写了很多民族音乐学的著作，例如：伍国栋的《民族音乐学概论》、杜亚雄的《民族音乐概论》、陈铭道的《西方民族音乐学十讲——历史、文献与写作》等。
在此时期，随着西方民族音乐学的流入，我国不断吸收和借鉴，民族音乐学在我国发展速度较快，全国各大高校陆续开设此课程，我国的民族音乐学学者也不断进行实地考察，增长经验，提高方法，使得民族音乐志的撰写也更加客观化，例如，伍国栋的《白族音乐志》、张兴荣、沈洽、李薇的《云南乐器考察记》等。我国在文化地理学的研究、文化史性质的研究、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国以外的传统音乐研究、民族音乐学的教学上也都有了较大的进步与发展。因其内容众多，在此就不再一一举例。
结 语
中国在1980以前是否有民族音乐学？“民间音乐”研究时期、“民族音乐理论”时期是否属于中国民族音乐学的一个发展阶段？依照我的观点，在西方民族音乐学引入之前，中国依然存在着中国的民族音乐学，并且一直进行着研究和发展，而西方民族音乐学引入之后，我国的民族音乐研究同西方民族音乐学进行了借鉴和交融，使得民族音乐学在我国有了较快的发展。
[参 考 文 献]
[1]高厚永. 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形成和发展[J]. 音乐研究，1980（04）：9-26.
[2]沈 洽. 民族音乐学在中国[J]. 中国音乐学，1996（03）：5-22.
[3]杜亚雄. 20世纪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发展（上）[J].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2000（03）：26-29.
[4]杜亚雄. 20世纪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发展（下）[J]. 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2000（04）：16-20.
[5]沈 恰.中国民族音乐学发展评介（1950-2000）[J].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05（01）：1-14.
（责任编辑：章若艺）
[关键词]民族音乐学；比较音乐学；民间音乐；民族音乐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2233（2016）09-0076-03
[作者简介]刘 伟（1990- ），男，河北唐山人，东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长春 130024） 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作为一门专门学科发展至今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从1980年首次在南京艺术学院召开的“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算起），然而，1980年之前在中国是否有民族音乐学仍是当今讨论的热点话题，各位学者、专家对此也展开过争鸣。不可否认很多学者、专家把19世纪20年代王光祈先生引入中国的“比较音乐学”作为中国民族音乐学开端。而沈洽先生也把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发展分成四个时期，分别是：“比较音乐学”时期、“民间音乐”研究（民族民间音乐学理论研究）时期、“民族音乐理论”时期和“民族音乐学”时期。但是杜亚雄先生认为“民间音乐”研究时期和“民族音乐理论”时期并不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一种阶段。杜亚雄先生认为“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在研究对象上虽有近似之处，但是两者在方法、研究目的有很多的差别。然而作为首届“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的发起人高厚永先生认为“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理论”所研究的领域皆属于民族音乐学范畴。吕骥先生在“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曾讲道：“只要是研究民族音乐的学问都属于民族音乐学，都应该包括在内。”由此可见上述专家、学者的观点不一，但是沈洽先生、高厚永先生、吕骥先生都认为“民间音乐”时期和“民族音乐理论”时期是中国民族音乐学发展的一个阶段，其研究属于中国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畴，然而杜亚雄先生的观点则与之恰恰相反。
依照我的观点，“民间音乐”研究时期和“民族音乐理论”时期皆属于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发展阶段，民族音乐学在我国并非横空出世，近些年来，民族音乐学在我国生根发芽，并且发展速度较快，学术队伍不断壮大、学术成果不断增多，“民间音乐”研究时期和“民族音乐理论”时期都为民族音乐学在我国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我们更不应该运用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各项标准来衡量我国的民族音乐学，按照西方民族音乐学的方法与标准全盘否定中国民族音乐学，毕竟西方民族音乐学从引入到发展，也会经历发展变迁，而我国的民族音乐学更不能一味地照搬西方民族音乐学，我国的民族音乐学应顺应其在我国的发展而建立有我国特色并适应我国学术道路的理论体系。当然，为中国民族音乐学健康壮大与发展，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很多理论体系与方法我们是可以借鉴的，了解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历史发展脉络与理论体系、学科前沿问题对我国民族音乐学的发展是有很大帮助的。我国民族音乐学的历史脉络及发展，要从四个分期看。
一、“比较音乐学”时期（1924—1939）
我国开始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开始的，这个时期被称作为“比较音乐学”时期。将“比较音乐学”引入中国的第一人的王光祈先生，他在1920年开始在德国柏林留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后转学音乐，受埃利斯、施通普夫、霍恩博斯特尔、萨克斯等人影响，投入到这门“比较音乐学”新兴学科的研究当中。并在1924年和1925年分别完成了《东方乐制之比较》和《东方民族之音乐》两部著作。《东方乐制之比较》可谓是我国第一部运用比较研究而研究中西乐制、调式和乐谱的著作，并且注重乐律和音阶方面的研究。在王光祈先生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王先生相信“进化”论和“传播”论的影响，但是“进化”论是解释人类音乐文化发展变迁最基本的法则。在其著作中我还可以发现王先生比较关注“国乐”的命运，企图通过对西学“进化”的研究来振兴民族音乐，使其达到振兴中华的目的。
同一时期，在比较音乐学上做出贡献的还有萧友梅、刘天华、童斐等人。早在1920年，萧友梅先生就提出了“音乐的比较研究法”，其观点体现在《中西音乐的比较研究》和《古今中西音乐概述》两篇文章当中得以体现。并且萧友梅先生在文章中提到，如果想要了解某个民族的音乐，要从曲目入手。想要了解其曲调组织，要研究其所运用的音阶，将古今中西音乐所用的音阶浅白解说，通过列表比较，可以用最少的时间来了解各种音阶的历史与组织。刘天华先生在19世纪20年代在民族音乐学上的贡献也功不可没，在他编辑的《音乐杂志》中提倡对有关民族音乐学范围的理论研究，并成立了“国乐改进社”，提倡在其社内建立研究部，并且希望政府也能设立民族音乐研究机构。而童斐在民族音乐学方面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中乐寻源》这部著作中，就连远在德国的王光祈先生也为其研究成果赞赏有加。
二、“民间音乐”研究时期（1939—1950）
在此时期，中国可谓是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特殊时期，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音乐上大多体现出“民族救亡”的旋律。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在此时期并未停止，其研究重心可以从延安鲁艺和重庆国立音乐院看起。
1939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成立了“民歌研究会”，并得到了系主任冼星海先生的支持。“民歌研究会”分别在1940年和1941年两次更名，分别为“中国民歌研究会”和“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而沈洽先生认为“民间音乐”时期的出处也是从“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而来，此会致力于本国、本土音乐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成果颇为明显。该会在1942年创办了自己的会刊《民间音乐研究》，在此时期还编印了多种音乐资料丛刊，例：《秧歌曲选》、《秧歌锣鼓点》、《陕甘宁边区民歌》、《河北民歌集》、《眉户道情集》等。此时期发表的论文也颇具学术性和学术价值，其论文有安波的《秦腔音乐概述》、马可的《陕北土地革命时期的农民歌咏》、张鲁的《怎么采集民间音乐》、冼星海的《民歌与中国新音乐》和吕骥的《民歌中的节拍形式》、《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 1946年，重庆国立音乐院理论作曲组四七届学生郭乃安、潘石挥、王震亚、朱石林、谢功成、伍雍谊、严良堃、伦宝珊、张文纲等人成立了“山歌社”，该社提出其宗旨是：以集体学习方式来收集及整理民间音乐，介绍西洋进步音乐（包括技术及批评的理论），普及音乐教育，提高音乐水准，以达到建立民族音乐为目的”。在其研究成果和收集、整理民歌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该社主要成果有：配有钢琴伴奏谱的五线谱本《中国民歌选》、王震亚的《无声音阶及其和声》，并创办刊物《山歌通讯》等。
民族音乐学的奠基人之一杨荫浏先生当时也在国立音乐院执教，在其学术研究上也颇有造诣，其成果主要有《国乐前途及其研究》和1944年的专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纲》。
三、“民族音乐理论”时期（1950—1980）
此时期，是以1950年中央音乐学院成立的“民族音乐研究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院的前身）为开端，其后以“民族音乐”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机构全国各地相继建立，例：1949东北鲁迅文艺学院成立的“民族音乐研究室”和1952年上海音乐学院成立的“民族音乐研究室”，1964年中国音乐学院高等音乐学府的成立（以保存、研究和发展中国传统音乐为宗旨）。
1956年，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沈知白先生提出了“民族音乐理论”术语，并且开设了“民族音乐理论专业”，其后于会泳提出了“民族音乐理论专业”学科框架。1959年沈知白先生为了领域的拓宽还修习了“东方音乐”的课程，中国音乐学院在1964年还开设了“亚非拉音乐”专业。
实地考察工作在此时期也进行了开展，1953年杨荫浏先生带领中国艺术研究所对山西河曲地区民间歌曲进行了调查，1956年杨荫浏先生带领中国艺术研究所对湖南民间音乐进行了普查。1958年，部分音乐工作者还参加了由中央民族事物委员会组织的“全国少数民族普查”，方暨申还对侗族音乐文化进行了深度调查。
期间，民族音乐理论学术成果颇多，例如，中国艺术研究所编的《河曲民歌采集》、《民族音乐研究论文集》、《湖南民间音乐普查报告》，赵宋光的《论五度相生调式体系》、于会泳的《单弦牌子曲分析》、夏野的《戏曲音乐研究》，还有中国艺术研究所所编的谱集《十二木卡姆》和《中国民歌》等。1964年中国艺术研究所还出版了《民族音乐概论》一书，此书的出版标志着“民族音乐理论”作为研究领域在学术上得以定型和推广。
四、 “民族音乐学”时期（1980—至今）
此时期是以1980年首次在南京艺术学院召开的“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为开端，此次会议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口号，同时西方民族音乐学向国内引入，而使西方民族音乐学与中国的民族音乐研究并非易事，但是中国对西方民族音乐学著作进行了翻译，并且对其理论研究得以借鉴，为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近些年我国的一些专家翻译了多部著作，例如：山口修的《出自淤泥的水中——以贝劳音乐文化为实例的音乐学新论》、恩克蒂亚的《非洲音乐》、德丸吉彦的《民族音乐学》、埃利斯的《论各种民族的音阶》、巴托克的《匈牙利民歌》等诸多著作。而我国的民族音乐学学者在近些年来也写了很多民族音乐学的著作，例如：伍国栋的《民族音乐学概论》、杜亚雄的《民族音乐概论》、陈铭道的《西方民族音乐学十讲——历史、文献与写作》等。
在此时期，随着西方民族音乐学的流入，我国不断吸收和借鉴，民族音乐学在我国发展速度较快，全国各大高校陆续开设此课程，我国的民族音乐学学者也不断进行实地考察，增长经验，提高方法，使得民族音乐志的撰写也更加客观化，例如，伍国栋的《白族音乐志》、张兴荣、沈洽、李薇的《云南乐器考察记》等。我国在文化地理学的研究、文化史性质的研究、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国以外的传统音乐研究、民族音乐学的教学上也都有了较大的进步与发展。因其内容众多，在此就不再一一举例。
结 语
中国在1980以前是否有民族音乐学？“民间音乐”研究时期、“民族音乐理论”时期是否属于中国民族音乐学的一个发展阶段？依照我的观点，在西方民族音乐学引入之前，中国依然存在着中国的民族音乐学，并且一直进行着研究和发展，而西方民族音乐学引入之后，我国的民族音乐研究同西方民族音乐学进行了借鉴和交融，使得民族音乐学在我国有了较快的发展。
[参 考 文 献]
[1]高厚永. 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形成和发展[J]. 音乐研究，1980（04）：9-26.
[2]沈 洽. 民族音乐学在中国[J]. 中国音乐学，1996（03）：5-22.
[3]杜亚雄. 20世纪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发展（上）[J].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2000（03）：26-29.
[4]杜亚雄. 20世纪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发展（下）[J]. 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2000（04）：16-20.
[5]沈 恰.中国民族音乐学发展评介（1950-2000）[J].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05（01）：1-14.
（责任编辑：章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