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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丽是著名电影导演凌子风的女儿，16岁就长到1.77米。因为个子高，1965年初中刚毕业就被选入北京青年女子排球队，成为一名职业运动员。
10年的运动生涯，凌丽与队友夺得过全国女排冠、亚军的荣誉。退役后的凌丽当了教练员（郎平等就是她任教的队员之一）、政工干部等，业余时间开始学习声乐，至今68岁的她还活跃在声乐道路上。
凌丽一生只从事过两个行业，体育事业和歌唱事业，干一行专一行。她说这都是来源于父母对她的教导和得益于运动队伍的锻炼。从小父母就教育她：“我们的路是自己走，你们的路也要自己走。”
凌家家史：不愿做高高在上的满族人
凌丽的父亲凌子风是新中国电影的奠基人之一，他导演的《中华女儿》《红旗谱》《骆驼祥子》《边城》《春桃》等经典影片已家喻户晓。母亲石联星1932年参加了红军，是当年红军中“三大赤色明星”之一。新中国电影第一次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就是她父亲凌子风导演的《中华女儿》和母亲石联星主演的《赵一曼》。从红军到八路军、新四军，从瑞金到延安、晋察冀，凌子风一家人演绎了一幕幕红色故事，至今为后人自豪。
凌丽住的房子很小，家具简单朴素，但装饰布置却清雅温馨。柜子上摆着她与父母相依相偎的全家福，她身着军装神采飞扬的指挥照，还有她母亲主演的电影《赵一曼》的剧照。
“我们家是老北京人。”凌丽说，“祖上几代都在朝廷里做官，无论武官还是文官，他们都有共同的特点，就是为官清廉。”
清朝一亡，凌丽的祖父凌望超就把辫子剪了，特立独行的他，不愿意做高高在上的满族人，就把户籍从北京迁到他一个四川同学的家乡合江县落了户，连姓也一并改姓凌。
凌丽的祖上原来姓景，是满族正蓝旗。爷爷凌望超毕业于京师大学堂，会8国文字，靠翻译工作谋生，当时中国人学法语用的教材都是他编写的。
在家里，凌望超的5个孩子早早就学起了各种外文。他教大女儿凌成竹学英文，长大后她学习画画，是画家李苦禅的第一位夫人，解放后在天津美院当老师;二女儿凌颂瑢（后改名江峥）学日文，长大后参加了新四军，解放后在重庆市政府做行政工作;老三凌子风学法文，解放后从事电影导演工作;老四凌宣学英文，解放后在西安电影制片厂做摄影师，凌宣的孙子凌霄肃是当今的一名演员;老五凌靖当时还小，一直跟父母生活，解放后在北京林学院当教授。
父亲雕刻了解放区第一枚毛主席像章
有良好家风的凌氏五姐弟，赶上了日本侵华战争年代。大姐凌成竹参加全国妇女救国联合会，还去过延安。凌丽说：“我大姑妈与李苦禅一同拜大画家齐白石为师学画，相识并结婚。我父亲17岁时，参加了共产党外围文化团体，被国民党误判送进苏州反省院。10个月后出狱，大姑妈对父亲说：‘你学的画画、雕塑、舞美，到延安才能真正展示这些才华。’这样在大姑妈的影响下父亲去延安参加了八路军，二姑妈去盐城参加了新四军。”
凌家人积极参加抗战，在北京的家就成了共产党的红色交通站。给前线买药、买枪的联系人都在凌家落脚。有人问这些是什么人？凌奶奶就说是儿子的同事，来看病的。
1938年，凌子风在去延安的路上，直接参加了西北战地服务团，在陕甘宁、晋察冀地区，边打仗边宣传抗日。1945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前，西北战地服务团已经解散，合并到鲁迅艺术学院。凌子风在学院戏剧系教书，当时，鲁艺师生决定刻毛主席像章为大会主席团献礼，这个任务就交给了凌子风。
凌丽说：“父亲一夜没睡觉，在一块砚台上凭印象刻出了解放区的第一枚毛主席像章。像章被复制后，送给主席团成员一人一枚。周恩来副主席看了很喜欢，就向父亲要像章的原版。周副主席说：‘这比翻铸的还要好，肯送给我么？’父亲就把它送给了周副主席。”
由于战争，第一枚毛主席像章的原作已不知去向。陈毅将军把他保存的那一枚，在去世前交给了儿子陈昊苏，陈昊苏又捐给了中国历史博物馆，成了国家一级保护文物。
妈妈是我们家的“政委”
凌丽的母亲，是当年与李伯钊、刘月华一起被苏区红军称为“三大赤色明星”之一的石联星。
说起母亲，凌丽特别骄傲，她说：“1950年母亲主演电影《赵一曼》，成为中国第一位在国际电影节获奖的女演员。”著名艺术家于蓝曾对凌丽说：“你妈妈当年演的赵一曼，塑造的抗联时代的女英雄形象，既亲切又朴实，很成功。你妈妈有红军经历，表演非常有时代感，所以我们都很敬佩她。”
当年，石联星是红军八一剧团的主要成员，《共产儿童团歌》的歌词：“准备好了么，时刻准备着，我们都是共产儿童团……” 就是她编写的。
凌丽说：“妈妈的经历和赵一曼很像，她18岁就到上海参加救亡演剧队，搞过工人运动。她带着女工们为苏区绣制的两大箱红旗，冒着生命危险带到了江西瑞金。在苏区，敌人来犯时，她和战士并肩作战;空闲时，她教战士认字;在红军剧团她编剧本、任导演、当演员，用一出出话剧、歌舞来激励战士的斗志。那时候，每周一开表演会，毛泽东、朱德、陈毅等许多将领都和战士们一起来观看他们的演出。解放初期，是周总理亲自推荐我母亲来担任电影《赵一曼》的主演。” 由于战争年代四处奔波，石联星身体不是很好。解放后不能再演电影，就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担任导演。这也是为了支持丈夫的电影事业，拿出更多的时间来照顾家。凌子风一生拍了18部电影，有15部都是妻子石联星在背后默默支持下拍摄的。凌丽说：“爸爸常年在外拍戏，回到家，妈妈总是给他准备了一大摞简报帮他分析政治形势，确定艺术方向，供他参考、学习。爸爸常笑称，你妈妈是我们家的政委。”
石联星是全国政协第五、第六届委员，1984年70岁病逝。凌丽说：“妈妈在临终前对我们姐弟留下了这样的遗言：‘你爸爸以后如果要结婚，你们要理解他，不要干扰他。’我们懂得妈妈对爸爸的爱有多深。”
不嫉妒，不羡慕，不眼馋，不比高低
凌子风石联星夫妇，既为革命者，又是艺术家，自内而外的高洁气质自然而然地传给了下一代。
凌丽说：“父母整天忙于拍片、教学，我从幼儿园就开始住校，小学、初中再到运动队，都是一个礼拜回家一次，跟父母接触很少。但从小生活在集体中，培养了我的独立能力。其实我从父母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他们是用行动教育我们，要勤奋地工作、学习和生活，对人真诚坦然，认真做人做事。”
1945年石联星带着6岁的女儿梅子来到延安，和凌子风结的婚。梅子虽不是凌子风亲生，但这个爸爸对她特别好。凌丽说：“梅子姐姐身上穿的棉袄都是父亲用大人的棉衣一针一线改成的。当年军队辗转行军，驴背上有两个筐，一边是毛主席的女儿李讷，一边就是梅子姐姐。”
凌子风曾经说过：“我不嫉妒，不羡慕，不眼馋，不比高低，不记仇，不自卑也不泄气。”这些品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子女。凌丽至今在北京没有自己的房子，住着35平方米的公租房，生活得很安逸。由于当运动员时高强度的训练，如今的她伤病累累，走路还需拄着拐杖，但这些一点儿不影响她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凌丽告诉记者：“爸爸常对我说，我们的路是自己走的，你们的路也要自己走。我们姐弟3人一直是这样做的。”
凌子风很少表扬自己的儿女。在凌丽的记忆里父亲只对她做的两件事表示过赞许。一次是1970年，她在北京女排当队员时，与来访的日本女排比赛。凌丽说：“那时，日本女排在国际排坛上很强。尽管当时我不是主力，但爸爸妈妈都去看了比赛。一开始日本队员喊声震天，又是跺脚又是拍手又是满场跑，我们哪儿见过这样的阵势，很快就以0∶15和1∶15的大比分连败两局。我急了，多次请战，到了第三局，教练终于对我说：‘凌丽，你嗓门大，你上场！’我上场后，打一球就大喊一声‘嘿！’真是有效，第三局虽然13∶15输了，但这是日本女排此次中国之行输球最多的一局。比赛一下来，爸爸就对我说：‘你可给中国人出了一口气。’”
这场比赛之后，凌丽站到了主力的位置，直到1975年从球队退役。
退役后的凌丽，一边当教练一边开始了声乐的学习。当学到第17个年头的时候，1991年，国家体委举办了中国优秀运动员歌唱比赛，凌丽获得全国冠军组第一的好成绩。她笑着说：“爸爸特地来看我比赛，因为评委都是他的老朋友，他不愿意因自己影响比赛的公正，就坐到了观众席上。当宣布比赛结果，我获得了第一名时，爸爸站在看台上对我的声乐老师深深鞠了三个90度大躬。见此情景，我热泪盈眶，能得到爸爸的肯定真是太不容易了。”
（编辑·麻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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