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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儒学
这套体系，是从内心的追问开始的。
“文革”一结束，汤一介就开始思考：“从此以后我应该听谁的？因为我们以前都是听毛主席的话，如果我的思想跟毛主席不一致的话，那一定是我的不对。那毛泽东去世之后我听谁的？”
这一年（1980年）的夏天，汤一介在北京大学哲学系率先开设了《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课程。
“这门课很受学生欢迎，三易教室，最后还是因为来听课的学生太多，而用发听课证的办法才得以解决。最让我感动的是，比我年长15岁的周一良教授自始至终听完这门课。“他说过去在燕大也听过邓之诚先生讲‘魏晋玄学’，不知到底它讲什么，这回总算知道什么是‘魏晋玄学’了。”
在吊唁现场碰到的研究生小丁告诉记者，她本身学习汉语言文学，因为对魏晋时期感兴趣，查有哪些学者，从而“发现”了汤一介这个名字。为此她从图书馆借阅了一个学期《郭象与魏晋玄学》，并做了一本笔记。 “这本书很深，我并没能读完。但能看出书里虽然没有大胆的假设，但考究很细，行文严谨。比如其中有摘出佛经的段落，有对很多僧人生平的考据。能看出汤先生他实地考察了不少相关的地方……”
汤一介崇尚思想自由。他说写作《郭象与魏晋玄学》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破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军对垒的模式。之后，他又出版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等多本著作。
“经过‘文革’的磨难，1980年，汤一介先生53岁，他的生命追问再次起步。这一次的主题，是儒学，而且是一种开放的儒学。”苏小和在《汤一介的哲学解释能力》一文中写道。
1983 年之前专心研究佛与道的汤一介，那年去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与杜维明的交流让他对新儒学产生了兴趣，并读了牟宗三的书。“不必要求中国传统文化开出科学与民主来，但它仍有价值。那时我也是受西方的影响，考虑如果从真善美的角度来建构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体系或许更有意义，即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
针对90年代兴起的“国学热”、“东方中心论”，汤一介第一个发表文章批评“文明冲突论”，指出文化可以不同，但可以和谐相处。而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问题范式，又推动汤一介去思考“儒家伦理与现代企业家精神”。苏小和指出，更有深度的思考，乃是汤一介立足于雅斯贝尔斯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提出“人类必需追求新轴心时代”的观点，将古老的哲学问题意识与现代知识系统的解释方法整合在一起。
“讲国学底子、材料，汤一介不如父亲。但他身上有种开放的气质。提出儒家价值观和真善美对接，很富有独创性。他还创立了解释学，提供了一个思考中国问题的开放的方法。”
苏小和认为，像吴敬琏也是20年代出生（实为1930年），受过几十年荒诞的学术训练，突然到了自由经济的范式里，成为公共市场经济竞争和法治的代言人，其实是过去的知识结构打下的底子，才能完成这个转型。汤一介同样如此。
“回归儒学，其实儒学就是乡愁吧，好像告老还乡，传统的、民族的，更符合他内心的需要吧。”
人民大学教授、奥地利人雷立柏，大概是汤一介招收过的惟一的外籍博士。“他很平等，渊博。平静之中有内容。我记得96、97年，他给我们博士生做过一个小型演讲，当时题目是《基督教的本地化》。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人很有意思，思想很独立。”
汤一介并非不问世事。1985年，他和其他几位学者在深圳开了一个“文化协调会议”，同时也请了杜维明和汉学家魏斐德参加。会后发表的纪要认为，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是不够的，还必须政治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才是一个完整的现代化。
对“梁效”历史的忏悔
思想独立，身体和行为却很难全由自己控制。
近日，汤一介的去世引发了对于“梁效”的再争议。一些年轻人甚至是由此才得知了那段“御用文人”历史。
在一篇回忆文章里，汤一介曾专门谈及此事：
（1973年，）毛泽东提出要调一批北大教授去编“批林批孔”的材料，这些教授包括冯友兰、周一良、张世英等人。我很愿意去，正好可以让我逃过反右回潮的灾难。
于是我们每天编材料，写大批判的文章，还到各处去讲解“林彪与孔孟之道”。比如：林彪说克己复礼，我们就说他的意思是想复辟资本主义。也是在那一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江青找我们去给帛书做注解，编大字本给毛泽东看。
1974年底的时候，江青到北大来，安排我给他讲老子。我心里很紧张，生怕说错话。可是我还没讲几句，江青就开始发言了，那个会上基本上是我们在听她讲老子。
还有一次，我们陪同江青去天津视察，更让我见识了她的可怕，她的手下都是她让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
吃饭的时候，我不小心提到斯大林，她就大发脾气说：“不要提斯大林！”可等到“文革”结束江青垮台后我们就麻烦了，说我们听江青的话，把我们隔离审查了一年。其实我们对她根本不了解，传达给我们的都是毛主席的话。虽然我们是受人差遣，但我听命于他们的错误我都认账。
我觉悟到，要是听别人的话你犯错误，到底应该谁负责就很难说。还是只能听自己的话，当然也可能犯错误。
在1983年开始的整党中，“梁效”成员受到各种处分。对汤一介、胡经之等组长一级成员的定性是“犯一般性错误”。
汤一介曾告诉媒体，“当年因为是毛主席找的我们，我们都觉得特别骄傲。”他说，不管是“四人帮”垮台后他被没完没了地审查时，还是直到后来，他都是真心实意地说这句话。
2006年，78岁的他在接受某报采访时，用颤抖的手，执意在文稿上补充写下了一句：“我错了，我要深刻反省。”
弟弟汤一玄说，哥哥从来没在他们面前提过这段历史。“这也是他心中的一个痛吧。历史是每个人写的，不是强加给谁的。那个时代，没有很多的选择。后来人们有看法很自然，事情已经发生了，躲是躲不开的。这是他的一个遗憾，只是这个遗憾稍微比别人大了一点。”
温润如玉的性格
9月11日，北大朗润园湖边的汤一介家花园，挂着的小西红柿透着橙亮的光，鲜红的月季尚未凋谢。
一位身着黑衣的中年女士走出门来扫地，那是在汤家工作了22年的阿姨刘美珍。
“请原谅，乐老师这几天太累，我也没有心情，抱歉。”说完，她便转身进屋。
乐老师即汤一介的夫人、北大中文系教授乐黛云。早年，她拿了一本伏契克的《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汤一介读后感到，“精神境界有一个升华，我应做个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人。”这本特殊年代的精神之作成了两人的“定情物”。 反右中，乐黛云成为右派，汤一介认为是北大中文系完全弄错了。她被下放到农村去劳动，汤一介写信给她都是写“乐黛云同志”。后来人家告状说汤一介和她划不清界限，狠狠批评了他一顿，给了严重警告处分。“划不清界限就划不清界限吧，我还是继续这样写。”
“我们在困难时候都是相互关怀和信任的，五十多年来非常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我在25岁最重要的事件就是结婚。”汤一介多次说。
在乐黛云眼中，汤一介看上去羞涩，内心很柔软，连表达都很哲学化。“一次在农场劳动之后，他拔下地上的小草放入我的口袋，说就把我放入你的口袋里。他很自然地表达这一切……他是个很重感情的人，也很喜欢你们年轻人，但他不是很会表现出来。和他聊久了，他会把掏心窝的话都说出来。”
两人的性格被称为“儒道互补”：一个总为《儒藏》编纂工作忧心忡忡，另一个却对屡经催稿仍不能按期交出的《比较文学一百年》书稿“处之泰然”。
在9月15日的遗体告别仪式上，不少来客泣不成声。乐黛云却从轮椅上主动拥抱他们，安慰对方道，“我自己都不哭，你也不要哭。”
这位生性爽朗、率真的女子深深理解自己的丈夫，就像她在挽联上署名“你的小黛”，提出把吊唁灵堂的哀乐换成舒缓的西方古典乐——“那才是他想要的。”
刘美珍的故事更像一则传奇。从1990年代进入汤家，除了结婚生子，她从未离开过汤一介夫妇。在这对夫妇看来，“小刘”聪颖、能干，值得信赖。他们教会了她使用电脑、开车，后来刘美珍如同文化书院的助理，完成了很多行政工作。她结婚时，不光汤一介的儿女汤丹、汤双从国外寄来丝巾等礼物，汤家还给了一万元的礼金，视若己出。
“我哥哥说，小刘就是我们家老三，就是我女儿。他们彼此感情很深。我嫂子有时问她将来的打算，她从来不接话。”汤一玄说。
33岁的杨浩因为家境贫寒，没有上过高中，从中专到通过自考读上本科，再到首师大的硕士，2008年更考上汤一介的儒藏博士，并从事博士后研究，出站后留在儒藏中心。他说如果没有汤一介，以自己“很差的学历出身”根本不可能留校任职。
“汤先生看人，不看他的过去和文凭，就看他的现在，他的人品和做事的能力。我非常幸运，汤先生临终前还在奔走，将我留了下来，这个过程中是有些阻力和质疑的。一个自考生，真的不错吗？他顶住了这些声音，非常坚持。”
教授芷言和汤一介相识多年，他印象最深的是汤一介待人接物之谦逊、低调，和现在舆论界的“强势之风、一定要压制对方的风气”不一样。
“现在社会很多个人都很‘强势’。当然，这30年我们确实享受到了崛起的红利，但人生在世，过多的欲望就像黑洞一样。除了CPI这些，当然也需要有另外的东西。今天，我们和汤用彤、汤一介比起来，是缺少了一些风度和文采的。”
“我不是哲学家，更不是国学大师”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去北大考察，行程中的一项重要安排便是拜访汤一介。当晚《新闻联播》的画面里，87岁的汤一介身着长衫，静候于门前，国家元首的脸上写着恭敬。
儒藏中心研究员甘祥满说，这几年，因为生病，汤一介到办公室来得少了。每次见到他，甘祥满也不敢打扰，因为他的社会事务太多。
“我知道，每天上午10点到中午，还有下午4点以后，最好不要去找他。因为他要看书、见人。有太多人找他题词、开会什么的，还好乐先生会帮他推掉一些。”
几乎每个受访者都会提到，这些年，汤一介最投入的工作就是《儒藏》。中国有《大藏经》、《道藏》，就是没有收集儒家主要著作的《儒藏》，他认为这个空白早就应该填补。于是从2004年开始，汤一介担任首席专家，牵头全国各地、日韩和越南等国学者共同编写《儒藏》，点校有关典籍，这套预计10亿字的大全本2020年到2025年完成——这也是“教育部迄今为止最为重大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攻关项目”。
曾有人质疑，《四库全书》中，如果去掉佛、道、韩、墨的内容，其实就是一部《儒藏》。又何须再来耗费巨大人力财力？
汤一介的回复是：“《四库全书》没有标点。现在的人用起来非常不方便，并且能看到的也都是影印本。而我们要做的，不是影印本，而是标点排印本，有校勘记，还可以做成光碟，便于大家检索和普及利用。”
去世前10天，汤一介与北大老同事、老邻居孟昭兰有过一次交谈。
“他很瘦，比习近平那天来拜访他的照片上看起来还要瘦。坐着轮椅在门口。我经过，他叫了我一声，我就停了下来。要搁在四五年前，我不敢问他，《儒藏》怎么样了？那时他太忙了。这一天，我就问了。他说编纂队伍已经有了十几个人，每人都安排好了工作，自己可以不管了。要休养了。虽然身体很弱，脸色发黄，但神情平静，语气柔和，看来对《儒藏》的编纂已经放心了。”孟昭兰说。
说话向来尖锐的芷言告诉记者，在他看来，未来最先进的科技语言不会是中文，最有活力的商业语言也只会是英文。“《儒藏》那只是少部分人用的语言，是和百姓脱钩的。所以，这是汤先生的职业，他对此非常认真和投入。但它只有学术价值，舆论和外界千万不要过分突出它的社会价值。”但他强调，这只代表他个人观点。
虽然很早就有一个成为哲学家的梦想，但汤一介向来不称自己为哲学家，而是“哲学史家”，他也反对人们用“国学大师”称呼他。
晚年，有些人写了相关软实力的书让汤一介作序，他都拒绝了。“我觉得学术就归学术，比较好。儒家，我不主张它意识形态化，最好把它看成一种学术去讨论，讨论到大家都觉得这个不错了，作为一种精神自然就接受了。”
（感谢新华出版社江文军、刘志宏先生对本文的大力帮助。参考资料：李娟娟《汤一介传》，汤一介《自由的思想最重要》，苏小和《汤一介先生的哲学解释能力》，康香阁《汤一介先生访谈录》，中华读书报《汤一介和“梁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