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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一代长征影片，无论是拍摄者，还是观众，都经历战争年代或者与战争年代离得很近，普遍怀有心理上的巨大共鸣。新一代的长征影片将以什么征服“新新人类”，这是一个问题。
战争题材或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有很多：《拯救大兵瑞恩》《野战排》《太平洋幽灵》《地心营救》……
这些影片中所展现的挑战极限、艰苦卓绝、义无反顾，为了信仰或家人的幸福而做出的牺牲，在“长征”这一发生在80年前的红色武装迁徙事件中，有过之而无不及。
用八一电影制片厂国家一级导演翟俊杰的话说，长征是人类求生存本能的体现和对人类体能极限的一次重大的考验。要经受来自恶劣的大自然环境的残酷折磨， 要和强大的围追堵截的敌人进行搏斗，要内部还有政治路线的复杂斗争。这对任何一个创作者而言，都是一个超级“艺术富矿”。
但正如《长征》一书的作者王树增曾经对我所言：“遗憾的是，这些年多是外国青年在行走长征路。而我们一提起长征就是‘遵义会议放光芒’，爬雪山、过草地、吃皮带。”
历史认知是否可以如此概念化？纪念长征对今日今时的意义在哪里？
这其实不仅是给“长征”题材写作振聋发聩的一问，也是长征题材电影所必须面对的时代之问。
从依靠财政到走向市场
从上海电影制片厂1950年拍摄《翠岗红旗》至今，长征电影已经走过了65个年头。几乎与共和国同龄，几乎平均每年都有作品面世，素有“说不尽的长征，拍不完的长征”之说。
这么多部作品，以一种什么样的脉络在发展？学术界对此尚未有共识。
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文学史论教研室主任谷海慧看来，长征电影大体可分为4种叙事视角。
其一为“重述长征历程”。除1996年的《长征》外，这一视角的电影主要产生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如《万水千山》《突破乌江》《金沙江畔》等。《万水千山》再现了‘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攻占天险腊子口’‘到达吴起镇’等著名的历史事件。因为主要以史实为叙事线索，影片兼具了文献片性质。
其二为“再现军事思想”。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作品中，这一视角使用较多，如《大渡河》《四渡赤水》即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集中表现。
其三为“重塑领袖形象”。这是20世纪90年代较为流行的叙事理路。如《金沙水拍》《彝海结盟》，都是在精神重负与意见分歧中，探究领袖心灵世界的丰饶与博大。
其四则是“展现个体特殊经历”。进入21世纪之后，《心动岁月》《我的长征》《革命到底》等影片有效开拓了叙事的空间和视野。《我的长征》在主人公接连失去亲人的过程中，展现了“湘江血战”的惨烈与悲壮。《革命到底》则以真实的故事为蓝本，将爱情与革命的故事讲述得摇曳多姿。
他认为：“与这4种叙事视角大体对应，长征电影也形成了阶段性的风格化特征。20世纪80年代以前，偏重政治化;20世纪80年代开始，有了重大突破，转向人性化;20世纪90年代，追求史诗化;21世纪初年则走向了多元化。”
但电影评论人马庆云认为，长征题材的电影在指导思想和内容创作上始终统一，并无阶段可分。“根据《电影法》等法律和总局规章制度要求，重大历史题材必须领导审批，拍摄也集中在八一等制片厂，这就保障了长征戏的‘从始至终’：在指导思想上，坚持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在内容创作上，一直是红军英勇无敌和高度的人文关怀意识，尤其重点强调军民关系的‘不是亲人胜似亲人’这一点。”
“从拍摄技术角度，则可以划分为新千年之前和新千年之后两个阶段。新千年之前，八一制片厂等制作单位，喜欢用大规模的人海战术的拍摄方法，地方部队配合完成，场面戏多集中在急行军和大范围攻击战上。在其拍摄手法上，更平稳，镜头调度少，但敢于给大调度场景。
新千年之后，商业片时代到来。长征戏也开始从依靠财政，慢慢向走一点市场的原则转变。这样一来，走商业路线，拍摄画风略有转变，调度更密集，更商业化一些。随着地方军队尽量不参与战争影片拍摄的要求落实，大场面的人海调度，基本上看不到了。但是美国和韩国等现代热武器的拍摄经验和团队进驻，开始能够拍摄热火力场面，武器带来的震撼感更强烈了。在这个阶段，武器的震撼感是最大的亮点。” 马庆云告诉记者。
壮，还是悲？
虽然数量众多，但如今的“长征题材”电影，并不太受年轻观众的待见。根据人民网的统计，2015年，中国电影继续在“速度与激情”中狂飙突进，全年票房纪录突破400亿元大关，至少有8部影片票房加入了“10亿俱乐部”，分别为《捉妖记》《港囧》《寻龙诀》《夏洛特烦恼》《煎饼侠》《西游降魔篇》《心花路放》《大闹天宫》，其中没有一部跟长征或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有关。
而在40多年前，“长征题材电影”却能独领电影市场的风骚，经典台词更是脍炙人口，代代相传，比如42年前的长征戏《闪闪的红星》。
这部戏的导演、编剧均属上乘，虽然正值“文革”期间，“政治”必须前所未有地正确，但他们出于对艺术的追求，拍出了一部迥异于样板戏的故事片。不仅冒着“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风险，将影片拍得诗意盎然，还塑造了一系列鲜活的人物形象，跟当时银幕上常见的英雄、反派形象形成了巨大反差，让老百姓耳目一新。在那个娱乐匮乏的时代，影片一经上映，便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观众们纷纷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喜爱之情。在北京市菜市口电影院首映时，闻讯赶来的观众一拥而进，都快把墙挤倒了。组织者怕出事，最后不得不宣布改期放映。在这点上，“10亿俱乐部”无一部可匹敌。不仅是人气，影片的经济效益也非常可观。投资80万，全国上映以后，不仅回了本儿，还赚得翻了番。
翟俊杰已经三拍长征。基于“不能因循守旧，总要有所突破”的理念，他在三部长征戏中，都进行了创新探索。用他自己的话总结，拍《金沙水拍》，将毛泽东变成普通人。片中的毛泽东形象，不再是高高在上的领袖形象，而成为普通的丈夫、父亲、兄长、战友。翟俊杰甚至还在贺子珍为掩护战友受了重伤、大难不死之后，空前地为毛泽东设计了一场吻戏。
二拍《长征》， 首次全景式展现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历程。但他认为如果把其拍成一部以长征为题材的影片的集大成者，必败无疑。基于这一思考，他将影片的主线确定为鲜为人知、错综复杂的内部路线斗争，对艺术处理定位在史与诗上。在“诗”上，画面是红军与敌人肉搏战的惨烈景象， 声音却是《十送红军》这样优美而深情的江西民歌，他用声画的对立来强化影片的感染力。
三拍《我的长征》，让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人物退居配角，一个不谙世事的红军小战士瑞伢子成为主角。他坦言这种从普通人出发、折射历史事件的视角，是受到国外同类型影片《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伊万的童年》的启示。
试水“商业大片”
不仅是拍摄立意、视角，长征题材电影进行了自我的反思和嬗变。10月14日上映的《勇士》，大胆启用了聂远和“果郡王”李东学来拍摄“飞夺泸定桥”。2016年华表奖有一句评价称：“这也是一部极具商业大片气质的战争题材作品。”
《勇士》的导演宁海强说，他希望在创作方式上的改变，使这部主旋律电影更接地气且深入人心，同时能带给观众精神的洗礼。放映现场，他更放出豪言：“电影不好看可以找我退双倍票钱！”
有位看了电影《勇士》的影评人说：“现在的战争片都在场面上做足了功夫，而且还加入了动作设计，完全是商业大片的套路，看着战斗场面很燃。这一次影片的配乐不错，很激昂。简单来说，这是一部和以往不同的长征题材电影，更加激烈和热血。”
宁海强详细分析了该片的三大创新之处：“第一，我们在合作模式上发生了变化，按照商业电影的合作模式进行了对主旋律影片的拍摄，做到了与一些商业电影发行好的公司进行合作。借鉴他们的创作理念，为了能使现在的年轻人进入电影院。如我们选择了一批年轻帅气的演员（其实当年红军长征时期所有的战士都很年轻很帅气），用他们帅气的外表和进入剧情的真实的表演相结合吸引观众。
“第二，创作模式上的改变，从长征这个重要的事件节点，强渡大渡河和飞夺泸定桥，从人性的角度不断地去宣泄他们在长征中那种人性的光芒。真实地去对每一个细节进行表述。
“我们往往把长征从大战略、大格局上来讲述。很少有影视作品更细化的从人物入手，去表现长征中那些有代表性的人物。表现长征中某些具体的阶段。而恰恰这些红军中普普通通的士兵，那种人性的宣泄、人情的抒发，铸成了长征创造的人类奇迹。
“第三，用现代的电影制作手段对飞夺泸定桥进行大工业制作，使整个的影片有了现代战争动作片全面的展示。”
马庆云说，以商业大片的形式拍长征电影的探索，实际就是最近几年。《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算是领路人，票房成绩也不错。后来又有成龙等人拍摄的《辛亥革命》，都是现代战争戏，大伙看到了盈利点。“盈利点有了之后，民间资本也开始涉足长征大片。包括最近的《勇士》，它的重要投资方是‘和和影业’。长征戏与商业大片进行结合，我认为，才刚刚开始。”
战争题材或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有很多：《拯救大兵瑞恩》《野战排》《太平洋幽灵》《地心营救》……
这些影片中所展现的挑战极限、艰苦卓绝、义无反顾，为了信仰或家人的幸福而做出的牺牲，在“长征”这一发生在80年前的红色武装迁徙事件中，有过之而无不及。
用八一电影制片厂国家一级导演翟俊杰的话说，长征是人类求生存本能的体现和对人类体能极限的一次重大的考验。要经受来自恶劣的大自然环境的残酷折磨， 要和强大的围追堵截的敌人进行搏斗，要内部还有政治路线的复杂斗争。这对任何一个创作者而言，都是一个超级“艺术富矿”。
但正如《长征》一书的作者王树增曾经对我所言：“遗憾的是，这些年多是外国青年在行走长征路。而我们一提起长征就是‘遵义会议放光芒’，爬雪山、过草地、吃皮带。”
历史认知是否可以如此概念化？纪念长征对今日今时的意义在哪里？
这其实不仅是给“长征”题材写作振聋发聩的一问，也是长征题材电影所必须面对的时代之问。
从依靠财政到走向市场
从上海电影制片厂1950年拍摄《翠岗红旗》至今，长征电影已经走过了65个年头。几乎与共和国同龄，几乎平均每年都有作品面世，素有“说不尽的长征，拍不完的长征”之说。
这么多部作品，以一种什么样的脉络在发展？学术界对此尚未有共识。
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文学史论教研室主任谷海慧看来，长征电影大体可分为4种叙事视角。
其一为“重述长征历程”。除1996年的《长征》外，这一视角的电影主要产生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如《万水千山》《突破乌江》《金沙江畔》等。《万水千山》再现了‘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攻占天险腊子口’‘到达吴起镇’等著名的历史事件。因为主要以史实为叙事线索，影片兼具了文献片性质。
其二为“再现军事思想”。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作品中，这一视角使用较多，如《大渡河》《四渡赤水》即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集中表现。
其三为“重塑领袖形象”。这是20世纪90年代较为流行的叙事理路。如《金沙水拍》《彝海结盟》，都是在精神重负与意见分歧中，探究领袖心灵世界的丰饶与博大。
其四则是“展现个体特殊经历”。进入21世纪之后，《心动岁月》《我的长征》《革命到底》等影片有效开拓了叙事的空间和视野。《我的长征》在主人公接连失去亲人的过程中，展现了“湘江血战”的惨烈与悲壮。《革命到底》则以真实的故事为蓝本，将爱情与革命的故事讲述得摇曳多姿。
他认为：“与这4种叙事视角大体对应，长征电影也形成了阶段性的风格化特征。20世纪80年代以前，偏重政治化;20世纪80年代开始，有了重大突破，转向人性化;20世纪90年代，追求史诗化;21世纪初年则走向了多元化。”
但电影评论人马庆云认为，长征题材的电影在指导思想和内容创作上始终统一，并无阶段可分。“根据《电影法》等法律和总局规章制度要求，重大历史题材必须领导审批，拍摄也集中在八一等制片厂，这就保障了长征戏的‘从始至终’：在指导思想上，坚持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在内容创作上，一直是红军英勇无敌和高度的人文关怀意识，尤其重点强调军民关系的‘不是亲人胜似亲人’这一点。”
“从拍摄技术角度，则可以划分为新千年之前和新千年之后两个阶段。新千年之前，八一制片厂等制作单位，喜欢用大规模的人海战术的拍摄方法，地方部队配合完成，场面戏多集中在急行军和大范围攻击战上。在其拍摄手法上，更平稳，镜头调度少，但敢于给大调度场景。
新千年之后，商业片时代到来。长征戏也开始从依靠财政，慢慢向走一点市场的原则转变。这样一来，走商业路线，拍摄画风略有转变，调度更密集，更商业化一些。随着地方军队尽量不参与战争影片拍摄的要求落实，大场面的人海调度，基本上看不到了。但是美国和韩国等现代热武器的拍摄经验和团队进驻，开始能够拍摄热火力场面，武器带来的震撼感更强烈了。在这个阶段，武器的震撼感是最大的亮点。” 马庆云告诉记者。
壮，还是悲？
虽然数量众多，但如今的“长征题材”电影，并不太受年轻观众的待见。根据人民网的统计，2015年，中国电影继续在“速度与激情”中狂飙突进，全年票房纪录突破400亿元大关，至少有8部影片票房加入了“10亿俱乐部”，分别为《捉妖记》《港囧》《寻龙诀》《夏洛特烦恼》《煎饼侠》《西游降魔篇》《心花路放》《大闹天宫》，其中没有一部跟长征或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有关。
而在40多年前，“长征题材电影”却能独领电影市场的风骚，经典台词更是脍炙人口，代代相传，比如42年前的长征戏《闪闪的红星》。
这部戏的导演、编剧均属上乘，虽然正值“文革”期间，“政治”必须前所未有地正确，但他们出于对艺术的追求，拍出了一部迥异于样板戏的故事片。不仅冒着“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风险，将影片拍得诗意盎然，还塑造了一系列鲜活的人物形象，跟当时银幕上常见的英雄、反派形象形成了巨大反差，让老百姓耳目一新。在那个娱乐匮乏的时代，影片一经上映，便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观众们纷纷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喜爱之情。在北京市菜市口电影院首映时，闻讯赶来的观众一拥而进，都快把墙挤倒了。组织者怕出事，最后不得不宣布改期放映。在这点上，“10亿俱乐部”无一部可匹敌。不仅是人气，影片的经济效益也非常可观。投资80万，全国上映以后，不仅回了本儿，还赚得翻了番。
翟俊杰已经三拍长征。基于“不能因循守旧，总要有所突破”的理念，他在三部长征戏中，都进行了创新探索。用他自己的话总结，拍《金沙水拍》，将毛泽东变成普通人。片中的毛泽东形象，不再是高高在上的领袖形象，而成为普通的丈夫、父亲、兄长、战友。翟俊杰甚至还在贺子珍为掩护战友受了重伤、大难不死之后，空前地为毛泽东设计了一场吻戏。
二拍《长征》， 首次全景式展现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历程。但他认为如果把其拍成一部以长征为题材的影片的集大成者，必败无疑。基于这一思考，他将影片的主线确定为鲜为人知、错综复杂的内部路线斗争，对艺术处理定位在史与诗上。在“诗”上，画面是红军与敌人肉搏战的惨烈景象， 声音却是《十送红军》这样优美而深情的江西民歌，他用声画的对立来强化影片的感染力。
三拍《我的长征》，让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人物退居配角，一个不谙世事的红军小战士瑞伢子成为主角。他坦言这种从普通人出发、折射历史事件的视角，是受到国外同类型影片《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伊万的童年》的启示。
试水“商业大片”
不仅是拍摄立意、视角，长征题材电影进行了自我的反思和嬗变。10月14日上映的《勇士》，大胆启用了聂远和“果郡王”李东学来拍摄“飞夺泸定桥”。2016年华表奖有一句评价称：“这也是一部极具商业大片气质的战争题材作品。”
《勇士》的导演宁海强说，他希望在创作方式上的改变，使这部主旋律电影更接地气且深入人心，同时能带给观众精神的洗礼。放映现场，他更放出豪言：“电影不好看可以找我退双倍票钱！”
有位看了电影《勇士》的影评人说：“现在的战争片都在场面上做足了功夫，而且还加入了动作设计，完全是商业大片的套路，看着战斗场面很燃。这一次影片的配乐不错，很激昂。简单来说，这是一部和以往不同的长征题材电影，更加激烈和热血。”
宁海强详细分析了该片的三大创新之处：“第一，我们在合作模式上发生了变化，按照商业电影的合作模式进行了对主旋律影片的拍摄，做到了与一些商业电影发行好的公司进行合作。借鉴他们的创作理念，为了能使现在的年轻人进入电影院。如我们选择了一批年轻帅气的演员（其实当年红军长征时期所有的战士都很年轻很帅气），用他们帅气的外表和进入剧情的真实的表演相结合吸引观众。
“第二，创作模式上的改变，从长征这个重要的事件节点，强渡大渡河和飞夺泸定桥，从人性的角度不断地去宣泄他们在长征中那种人性的光芒。真实地去对每一个细节进行表述。
“我们往往把长征从大战略、大格局上来讲述。很少有影视作品更细化的从人物入手，去表现长征中那些有代表性的人物。表现长征中某些具体的阶段。而恰恰这些红军中普普通通的士兵，那种人性的宣泄、人情的抒发，铸成了长征创造的人类奇迹。
“第三，用现代的电影制作手段对飞夺泸定桥进行大工业制作，使整个的影片有了现代战争动作片全面的展示。”
马庆云说，以商业大片的形式拍长征电影的探索，实际就是最近几年。《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算是领路人，票房成绩也不错。后来又有成龙等人拍摄的《辛亥革命》，都是现代战争戏，大伙看到了盈利点。“盈利点有了之后，民间资本也开始涉足长征大片。包括最近的《勇士》，它的重要投资方是‘和和影业’。长征戏与商业大片进行结合，我认为，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