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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彭真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同时一直兼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从1951年起兼任北京市市长，直至1966年5月。主政北京的17年中，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坚持一切工作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目的，统筹北京的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和繁荣，注重北京的城市建设和民生改善，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为首都的科学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定要把北京的社会治安搞得像玻璃板、水晶石一样”
在和平接管北京的过程中，彭真牢记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三大法宝，善于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依靠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团结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和其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北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荡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建立了新的社会秩序，实现了翻天覆地的社会历史变革。
北平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华北的大本营，社会情况十分复杂，既有清朝遗老、下野的军阀、失意的政客，又有蛰伏的汉奸、官僚资本家、逃亡地主、封建把头、恶霸、惯匪、惯窃以及地痞流氓等，工作任务非常艰巨，不得有任何的掉以轻心，因为任何粗心大意都可能会给党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
为此，彭真针对首都社会治安工作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战斗口号：“一定要把北京的社会治安和政治情况搞得像玻璃板、水晶石一样”，清清楚楚，了如指掌。他要求公安保卫部门在各级党委领导下，在做好各项基础工作的同时，加强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把各种可能危害社会治安的因素和正在进行的各种犯罪活动都掌握起来，做到对社会治安隐患能及时发现和排除，对已出现的违法犯罪活动能迅速查清、破案。 从而，把首都的社会治安情况搞得清清楚楚，像玻璃板、水晶石一样，里面有什么气泡、杂质，都可以一目了然。
“玻璃板，水晶石”这个既符合当时北京的社会治安要求，又顺应民心的战斗口号，一经传达到基层，很快就为全市人民所接受，并迅速形成了巨大的治安力量。广大公安民警、保卫干部和治保积极分子，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力地推动了首都的公安保卫工作向纵深发展。在整个公安保卫战线，调查研究蔚然成风，情况的掌握日益广泛深入，各项业务工作由于情况更明晰，措施更得力，都突飞猛进，做得越来越主动。
由于彭真高度重视建国后北京的政权建设和社会治安建设，到“文革”前夕，首都的社会治安状况果然创造了历史上最好的水平。群众开始拍手称赞出现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现象，国际友人也赞扬北京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北京的政治生态环境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根本改善，这不仅为中央国家机关工作的正常运行和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首都北京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石，而且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和谐，充分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今后北京市委领导北京开展全面的科学发展提供了可靠的政治和组织保障。
“第一是生产,第二是生产,第三还是生产”的提出
刚解放的北京，是个长期民生凋敝、到处满目疮痍的消费城市，彭真作为北京市委书记，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迅速恢复和发展北京经济。在围城期间和在进城以后，他多次跟全市的干部讲：“革命就是为了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北京这样一个200万人的城市，我们不抓生产，不恢复国民经济，我们就站不住脚。”
1949年4月16日，彭真根据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起草了市委关于中心工作的决定。这个决定指出，恢复和发展经济是全北京市的中心任务，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任务，他要求动员全市人民同心合力，迅速发展生产力。当天他就和叶剑英主持国营企业领导干部、国营企业职工和私营企业代表、私营企业职工代表的会议，动员他们积极行动起来，让他们发挥积极性，全力投入新北京的经济建设中。1950年2月，他又在北京市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这样的口号：“我们的中心任务，第一是生产，第二是生产，第三还是生产！”他率领市委市政府全体干部为北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做了大量的脚踏实地的工作。 首先，他深入调查研究，积极探索新的管理方法，依靠工人阶级，加强对国营企业的科学管理。 彭真在《关于恢复发展生产的一些问题》中，强调要加强经济的计划和统筹。同时要求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集中企业老干部和全市有管理经验的专家和工人，共同领导企业的经济生产。彭真要求各厂制定阶段生产计划，进行成本核算，很快克服了生产的盲目性。并建立各种民主制度，广泛吸收工人意见，调动和发挥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些重要举措，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北京国营企业得到很快发展。到了1952年，国营企业总产值达到4.5亿元。其次，他积极组织领导全市人民大力发展私营工商业。他说：“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任务在于解放生产力，使城市为农民服务，城市农村互相交换物资。”他讲，北京的私营工商业户数多、雇工多，他们的产品和出售货品的商店与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在这个时候应该像发展国营企业一样地重视它，坚决执行中央确定的“四方八面”的政策，就是实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特别是对私营企业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彭真要求市委市政府发动私营企业的工人也组织工会，同时领导工会和企业主签订生产合同，这样把私营企业也都动员起来。所以私营企业发展也很快。特别是具有传统特色的19类手工业生产，如地毯、象牙业等，为北京市的出口创汇做出了贡献。到1952年，私营企业总产值达到3.7亿元。
经过几年的发展，到1952年，北京市的主要经济指标和1949年相比，固定资产增加100多倍，国民经济全面恢复，其领导地位得到确立。地方财政收入增加了10倍。从实际效果看，北京经济增长质量较好，经济的发展速度比较平稳，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所有制结构是在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经济运行机制是市场经济加计划指导；各个产业之间比例比较协调，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
1961年，彭真领导北京市委、市人委，认真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大力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和规模，调整农村政策，恢复流通渠道，理顺经济管理体制，调整科技、文化和教育，使北京经济走上恢复和发展的道路。到1965年，北京市的工业总产值、农村粮食总产量、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分别比1957年增长180%、52%、14.8%，北京的国民经济已经走出困境，开始走上协调、健康发展道路。 在北京的经济建设中，彭真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积极探索经济发展规律，始终立足当时北京的社会发展实际，适应新阶段的发展要求，提出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北京中心工作的第一要务，坚持把它作为推进社会变革、谋划科学发展的根本依据。正是由于他能够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积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才使北京的各项经济指标屡创历史新高，北京的经济总量实现了历史跨越，也为新北京的各项社会事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以“要给后人留下发展余地”的科学规划建设新北京
1949年5月，新中国诞生前夕，彭真就主持成立了北京都市建设委员会，召集了许多建筑学家对北平进行整体规划设计。1950年，彭真撰文《庆祝北京解放一周年》，提出了北京城市建设的指导方针：“服务于人民大众，服务于生产，服务于中央政府。”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1953年，彭真开始正式编制城市建设的总体规划，并亲自兼任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主任。在他主持下，北京市的城市规划工作是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主张保留旧城，而当时另有一部分专家则主张对旧城加以改造，之后请来的苏联专家也主张旧城改建。两者矛盾很大，特别是在拆除几个重要的古建筑物和拆除城墙的问题上分歧尤甚。彭真根据人民群众的需要，立足北京的现实状况，结合专家们的各种意见和建议，最后决定既尊重历史，保护历史，又兼顾现实的经济条件和政治因素，统筹规划，科学地建设新北京。
彭真主持市委常委会确定改造旧城的原则是：“从历史形成的城市基础出发，既要保留和发展合乎人民需要的风格和优点，又要打破旧格局的限制和束缚，改造和拆除那些妨碍城市发展和不适于人民需要的部分。使首都成为适应集体主义生活方式的社会主义城市。”后来扩建了天安门广场，把长安街东延到通州、西延到石景山。这条新的东西向中轴线与原有的南北中轴线在天安门广场交叉，形成了新的城市框架，北京城因此有了今天的宏伟气魄。通过改造，拓宽了旧有的棋盘式道路，适应了首都现代化的发展需要。同时，在改造中也注重保持古都风貌的优点，一大批国家重点文物被坚决保留下来。
1956年彭真提出“城市规划要有长远考虑，要看到社会主义的远景，要给后人留下发展的余地”的指导方针。当年10月，他召集市委常委会议，进一步研究城市规划工作。他在会上表明了自己的想法：北京城市建设要考虑到人口近期发展目标是500万、将来要发展到1000万，汽车要发展至百万辆的需要，城市道路太窄，最宽的按100米至110米进行规划；要特别重视在城市内和城市郊区造林绿化，不仅要保留和发展已有的公园绿地，而且还要建造新的绿地……他还对交通、煤气化、用水等一系列城市建设的重大问题提出了精辟的意见。其中有些意见尽管在当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理解，但几十年后的实践证明，彭真的许多想法是具有远见卓识的。
在中央的关心和彭真的亲自领导下,北京市于1957年拿出了《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对城市布局，提出了分散集团式的布局形式，明确了以全市的中心区作为中央首脑机关所在地等6条指导原则；对城市规模，提出了控制市区规模、发展远郊卫星城镇的设想；对建筑风格和建筑形式，提出了应大胆地吸收中国民族建筑的精华，既反对世界主义，也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开放式态度，对苏联式建筑、英美式建筑和中国旧式建筑，都要采取批判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等。这份《初步方案》获得通过后,首都北京的城市建设纳入了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建设、统一管理的轨道，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为建设好北京城，彭真曾对全市各级干部提出要以可能达到的最高标准去要求自己的工作。多年来，在他的直接领导下，首都的规划和建设“从系统的调查研究入手，从北京和我国的具体情况出发，把长远的发展战略和当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把保留历史名城的特色和现代化建设结合起来”，既继承了北京古城独特的传统格局，又考虑了发展的需要，融继承与发展于一体，使北京城市建设总体布局形成一个有中心、有层次的有机整体。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今天既富有中国气派、又体现世界潮流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以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为标准”改善人民生活环境
新中国诞生之初，北京城市凋敝，百业待举。城市房屋破旧，频临倒塌，街道狭窄，污水横流，臭气熏天。作为共产党和人民的政府，北京市委首先要解决的是200万人民的民生问题，尽快整治存在于市内多年、危害人民生命和健康的垃圾山、臭水沟和大粪厂。在资金很不充分的时候，彭真说：为了给北京市人民上班、工作、生产和生活有一个好的环境，我们要大力整顿北京旧的设施。
于是，北京组织人力物力，紧锣密鼓地拉开了城市整治与兴建的序幕。新中国成立头五年，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他率领大家大力整治脏、乱、差。首先在全市开展清扫垃圾运动，共清除积存的垃圾60余万吨。搬迁城区全部粪场，整治旧下水道，全部由明沟改为暗沟，使千万户居民告别了长期受害的臭水沟。其次是掏挖什刹海、中海、南海、北海，疏通修理河道，开凿机井，补充水源，整修旧道路，修建新道路，使全市人民吃上了自来水，用上了电灯，坐上了公交车。此外，1949年至1957年，市政建设进展加快，大量修建房屋，而且大多是楼房，新建住房2100万平方米，等于新建了一个北京城。
彭真非常重视城市绿化，主张各区都修建公园，市内先后整修了陶然亭、龙潭湖、紫竹园等；还最早重视缺水问题，主张要早日引水入北京。1958年到1965年修建的十三陵水库、怀柔、密云水库和几十个中小型水库相继建成，并完成了永定河和潮白河引水工程和水利设施，不仅为解决当时城市人民的饮水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至今都保证着首都2000万人的生产和生活用水，这证明当时的决策很英明，很有远见。
彭真一再强调，市政建设必须满足首都人民工作、居住、文娱游戏三个主要活动的需要。在1953年12月30日召开的会议上，彭真总结发言指出， 把市政建设归结到“要以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为标准，使大家在精神上感觉愉快，在物质上感觉便利”这个终极目的。这个规划提出了“城市必须是一个紧凑的、有机的、有中心的整体”，以及城市人口平均分布，逐步调节密度，控制城市建设用地，在城市外围大建防护林带等一系列今天看来仍然值得重视的思想。
彭真在担任北京市委书记的17年间，紧紧抓住了经济建设、发展生产这个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首都的社会生产力，注重调查研究，倡导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勇于破解发展难题，不仅使北京率先实现了工业化和初步的现代化，而且注重统筹兼顾社会政治稳定、文化繁荣、教育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促进了北京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他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首位，非常重视民生，全力推进城市建设，积极改善人民生活。他领导和开创的各项工作，为北京后来的科学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他在工作实践中形成的一系列科学理念、方法，彰显了他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实践精神、为民情怀和远见卓识。
（责编 孟红）
“一定要把北京的社会治安搞得像玻璃板、水晶石一样”
在和平接管北京的过程中，彭真牢记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三大法宝，善于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依靠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团结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和其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北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荡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建立了新的社会秩序，实现了翻天覆地的社会历史变革。
北平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华北的大本营，社会情况十分复杂，既有清朝遗老、下野的军阀、失意的政客，又有蛰伏的汉奸、官僚资本家、逃亡地主、封建把头、恶霸、惯匪、惯窃以及地痞流氓等，工作任务非常艰巨，不得有任何的掉以轻心，因为任何粗心大意都可能会给党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
为此，彭真针对首都社会治安工作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战斗口号：“一定要把北京的社会治安和政治情况搞得像玻璃板、水晶石一样”，清清楚楚，了如指掌。他要求公安保卫部门在各级党委领导下，在做好各项基础工作的同时，加强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把各种可能危害社会治安的因素和正在进行的各种犯罪活动都掌握起来，做到对社会治安隐患能及时发现和排除，对已出现的违法犯罪活动能迅速查清、破案。 从而，把首都的社会治安情况搞得清清楚楚，像玻璃板、水晶石一样，里面有什么气泡、杂质，都可以一目了然。
“玻璃板，水晶石”这个既符合当时北京的社会治安要求，又顺应民心的战斗口号，一经传达到基层，很快就为全市人民所接受，并迅速形成了巨大的治安力量。广大公安民警、保卫干部和治保积极分子，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力地推动了首都的公安保卫工作向纵深发展。在整个公安保卫战线，调查研究蔚然成风，情况的掌握日益广泛深入，各项业务工作由于情况更明晰，措施更得力，都突飞猛进，做得越来越主动。
由于彭真高度重视建国后北京的政权建设和社会治安建设，到“文革”前夕，首都的社会治安状况果然创造了历史上最好的水平。群众开始拍手称赞出现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现象，国际友人也赞扬北京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北京的政治生态环境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根本改善，这不仅为中央国家机关工作的正常运行和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首都北京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石，而且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和谐，充分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今后北京市委领导北京开展全面的科学发展提供了可靠的政治和组织保障。
“第一是生产,第二是生产,第三还是生产”的提出
刚解放的北京，是个长期民生凋敝、到处满目疮痍的消费城市，彭真作为北京市委书记，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迅速恢复和发展北京经济。在围城期间和在进城以后，他多次跟全市的干部讲：“革命就是为了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北京这样一个200万人的城市，我们不抓生产，不恢复国民经济，我们就站不住脚。”
1949年4月16日，彭真根据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起草了市委关于中心工作的决定。这个决定指出，恢复和发展经济是全北京市的中心任务，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任务，他要求动员全市人民同心合力，迅速发展生产力。当天他就和叶剑英主持国营企业领导干部、国营企业职工和私营企业代表、私营企业职工代表的会议，动员他们积极行动起来，让他们发挥积极性，全力投入新北京的经济建设中。1950年2月，他又在北京市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这样的口号：“我们的中心任务，第一是生产，第二是生产，第三还是生产！”他率领市委市政府全体干部为北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做了大量的脚踏实地的工作。 首先，他深入调查研究，积极探索新的管理方法，依靠工人阶级，加强对国营企业的科学管理。 彭真在《关于恢复发展生产的一些问题》中，强调要加强经济的计划和统筹。同时要求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集中企业老干部和全市有管理经验的专家和工人，共同领导企业的经济生产。彭真要求各厂制定阶段生产计划，进行成本核算，很快克服了生产的盲目性。并建立各种民主制度，广泛吸收工人意见，调动和发挥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些重要举措，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北京国营企业得到很快发展。到了1952年，国营企业总产值达到4.5亿元。其次，他积极组织领导全市人民大力发展私营工商业。他说：“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任务在于解放生产力，使城市为农民服务，城市农村互相交换物资。”他讲，北京的私营工商业户数多、雇工多，他们的产品和出售货品的商店与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在这个时候应该像发展国营企业一样地重视它，坚决执行中央确定的“四方八面”的政策，就是实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特别是对私营企业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彭真要求市委市政府发动私营企业的工人也组织工会，同时领导工会和企业主签订生产合同，这样把私营企业也都动员起来。所以私营企业发展也很快。特别是具有传统特色的19类手工业生产，如地毯、象牙业等，为北京市的出口创汇做出了贡献。到1952年，私营企业总产值达到3.7亿元。
经过几年的发展，到1952年，北京市的主要经济指标和1949年相比，固定资产增加100多倍，国民经济全面恢复，其领导地位得到确立。地方财政收入增加了10倍。从实际效果看，北京经济增长质量较好，经济的发展速度比较平稳，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所有制结构是在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经济运行机制是市场经济加计划指导；各个产业之间比例比较协调，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
1961年，彭真领导北京市委、市人委，认真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大力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和规模，调整农村政策，恢复流通渠道，理顺经济管理体制，调整科技、文化和教育，使北京经济走上恢复和发展的道路。到1965年，北京市的工业总产值、农村粮食总产量、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分别比1957年增长180%、52%、14.8%，北京的国民经济已经走出困境，开始走上协调、健康发展道路。 在北京的经济建设中，彭真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积极探索经济发展规律，始终立足当时北京的社会发展实际，适应新阶段的发展要求，提出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北京中心工作的第一要务，坚持把它作为推进社会变革、谋划科学发展的根本依据。正是由于他能够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积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才使北京的各项经济指标屡创历史新高，北京的经济总量实现了历史跨越，也为新北京的各项社会事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以“要给后人留下发展余地”的科学规划建设新北京
1949年5月，新中国诞生前夕，彭真就主持成立了北京都市建设委员会，召集了许多建筑学家对北平进行整体规划设计。1950年，彭真撰文《庆祝北京解放一周年》，提出了北京城市建设的指导方针：“服务于人民大众，服务于生产，服务于中央政府。”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1953年，彭真开始正式编制城市建设的总体规划，并亲自兼任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主任。在他主持下，北京市的城市规划工作是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主张保留旧城，而当时另有一部分专家则主张对旧城加以改造，之后请来的苏联专家也主张旧城改建。两者矛盾很大，特别是在拆除几个重要的古建筑物和拆除城墙的问题上分歧尤甚。彭真根据人民群众的需要，立足北京的现实状况，结合专家们的各种意见和建议，最后决定既尊重历史，保护历史，又兼顾现实的经济条件和政治因素，统筹规划，科学地建设新北京。
彭真主持市委常委会确定改造旧城的原则是：“从历史形成的城市基础出发，既要保留和发展合乎人民需要的风格和优点，又要打破旧格局的限制和束缚，改造和拆除那些妨碍城市发展和不适于人民需要的部分。使首都成为适应集体主义生活方式的社会主义城市。”后来扩建了天安门广场，把长安街东延到通州、西延到石景山。这条新的东西向中轴线与原有的南北中轴线在天安门广场交叉，形成了新的城市框架，北京城因此有了今天的宏伟气魄。通过改造，拓宽了旧有的棋盘式道路，适应了首都现代化的发展需要。同时，在改造中也注重保持古都风貌的优点，一大批国家重点文物被坚决保留下来。
1956年彭真提出“城市规划要有长远考虑，要看到社会主义的远景，要给后人留下发展的余地”的指导方针。当年10月，他召集市委常委会议，进一步研究城市规划工作。他在会上表明了自己的想法：北京城市建设要考虑到人口近期发展目标是500万、将来要发展到1000万，汽车要发展至百万辆的需要，城市道路太窄，最宽的按100米至110米进行规划；要特别重视在城市内和城市郊区造林绿化，不仅要保留和发展已有的公园绿地，而且还要建造新的绿地……他还对交通、煤气化、用水等一系列城市建设的重大问题提出了精辟的意见。其中有些意见尽管在当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理解，但几十年后的实践证明，彭真的许多想法是具有远见卓识的。
在中央的关心和彭真的亲自领导下,北京市于1957年拿出了《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对城市布局，提出了分散集团式的布局形式，明确了以全市的中心区作为中央首脑机关所在地等6条指导原则；对城市规模，提出了控制市区规模、发展远郊卫星城镇的设想；对建筑风格和建筑形式，提出了应大胆地吸收中国民族建筑的精华，既反对世界主义，也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开放式态度，对苏联式建筑、英美式建筑和中国旧式建筑，都要采取批判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等。这份《初步方案》获得通过后,首都北京的城市建设纳入了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建设、统一管理的轨道，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为建设好北京城，彭真曾对全市各级干部提出要以可能达到的最高标准去要求自己的工作。多年来，在他的直接领导下，首都的规划和建设“从系统的调查研究入手，从北京和我国的具体情况出发，把长远的发展战略和当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把保留历史名城的特色和现代化建设结合起来”，既继承了北京古城独特的传统格局，又考虑了发展的需要，融继承与发展于一体，使北京城市建设总体布局形成一个有中心、有层次的有机整体。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今天既富有中国气派、又体现世界潮流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以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为标准”改善人民生活环境
新中国诞生之初，北京城市凋敝，百业待举。城市房屋破旧，频临倒塌，街道狭窄，污水横流，臭气熏天。作为共产党和人民的政府，北京市委首先要解决的是200万人民的民生问题，尽快整治存在于市内多年、危害人民生命和健康的垃圾山、臭水沟和大粪厂。在资金很不充分的时候，彭真说：为了给北京市人民上班、工作、生产和生活有一个好的环境，我们要大力整顿北京旧的设施。
于是，北京组织人力物力，紧锣密鼓地拉开了城市整治与兴建的序幕。新中国成立头五年，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他率领大家大力整治脏、乱、差。首先在全市开展清扫垃圾运动，共清除积存的垃圾60余万吨。搬迁城区全部粪场，整治旧下水道，全部由明沟改为暗沟，使千万户居民告别了长期受害的臭水沟。其次是掏挖什刹海、中海、南海、北海，疏通修理河道，开凿机井，补充水源，整修旧道路，修建新道路，使全市人民吃上了自来水，用上了电灯，坐上了公交车。此外，1949年至1957年，市政建设进展加快，大量修建房屋，而且大多是楼房，新建住房2100万平方米，等于新建了一个北京城。
彭真非常重视城市绿化，主张各区都修建公园，市内先后整修了陶然亭、龙潭湖、紫竹园等；还最早重视缺水问题，主张要早日引水入北京。1958年到1965年修建的十三陵水库、怀柔、密云水库和几十个中小型水库相继建成，并完成了永定河和潮白河引水工程和水利设施，不仅为解决当时城市人民的饮水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至今都保证着首都2000万人的生产和生活用水，这证明当时的决策很英明，很有远见。
彭真一再强调，市政建设必须满足首都人民工作、居住、文娱游戏三个主要活动的需要。在1953年12月30日召开的会议上，彭真总结发言指出， 把市政建设归结到“要以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为标准，使大家在精神上感觉愉快，在物质上感觉便利”这个终极目的。这个规划提出了“城市必须是一个紧凑的、有机的、有中心的整体”，以及城市人口平均分布，逐步调节密度，控制城市建设用地，在城市外围大建防护林带等一系列今天看来仍然值得重视的思想。
彭真在担任北京市委书记的17年间，紧紧抓住了经济建设、发展生产这个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首都的社会生产力，注重调查研究，倡导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勇于破解发展难题，不仅使北京率先实现了工业化和初步的现代化，而且注重统筹兼顾社会政治稳定、文化繁荣、教育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促进了北京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他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首位，非常重视民生，全力推进城市建设，积极改善人民生活。他领导和开创的各项工作，为北京后来的科学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他在工作实践中形成的一系列科学理念、方法，彰显了他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实践精神、为民情怀和远见卓识。
（责编 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