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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相关统计表明，目前我国城市化进程发展迅速，农民市民化进程呈现规模大、速度快的特征。伴随着农民市民化的高速发展，许多问题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暴露出来。包括农民工、失业失地农民等群体的市民化现象，以及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差和社会权利难以保障的问题，失地农民人群的当前权利与未来前途无法保证、社会风险过大的问题，还有市民化进程中国家权威与控制力削弱、干群关系紧张等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但相对于城市化的研究，国内对于农民市民化的研究较晚也较少。通过cnki相关因子（农民市民化）的搜索，本文绘制了1989年-2012年，国内农民市民化相关研究的数量趋势图。（（其纵轴代表文章数量/篇；横轴代表年份/年）。
一、概念界定：
通过整理，我们发现目前学术界对农民市民化概念的界定，可概括为两大类：一类是在一般意义上进行的概念界定，另一类则是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进行的概念厘析。
在一般意义上界定农民市民化的概念，主要包括两种定义：一是以人口转移和职业转换为切入点来界定， 认为农民市民化是指农民离开土地和农业生产，向城市转移并在城市非农产业就业，其身份、地位、价值观念、社会心理、工作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交际方式，以及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向城市居民转换的经济社会过程（姜作培，2002；路小昆，2009；等）；。二是以素质和能力的发展为落脚点来界定概念，认为市民化是指作为职业的"农民"和作为社会身份的"农民"在向"市民"转变的进程中，发展出相应的能力，学习并获得市民的基本资格、适应城市并且具备城市市民基本素质的过程（郑杭生，2005；王正中，2006；等）。
陈映芳（2003）则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来界定农民市民化的概念。狭义的"市民化"可以是指农民、外来移民等获得作为城市居民的身份和权利（市民权citizenship）的过程，如居留权、选举权、受教育权、社会福利保障等，在中国，它首先涉及到的是所在地的城市户口。这些可以被认为是与国家、政府相关联的技术层面上的市民化过程。而广义的"市民化"还应包含市民意识的普及以及居民成为城市权利主体的过程。黄泰岩（2004）也是持类似观点，他认为农民市民化既包括形式上的转变，也包括内在素质的转变。许峰（2004）则更简练的总结认为，农民市民化包括农民内在素质市民化和农民外在资格市民化两个方面。
关于农民市民化的内涵，虽然各个学者对涵义的界定说法不一，但观点却较为一致。学界普遍认为农民市民化是农民转变为市民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不仅简单地概括身份、地位、职业或者户籍的外在转变，更重要的是还要完成农民市民化后思想、行为、自身素质、生活方式等全方而的转变。
二、农民市民化研究视角
在农民市民化研究问题上，经济学、地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纷纷都利用自己的话语体系与学术优长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长时段的关注与解析。具体而言，研究涉及的主要研究视角与内容有：
1.心理学视角。有些学者从心理学的视角系统阐述了我国被征地农民的社会心理和行为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心理策略和教育对策。（陈传峰《被征地农民的社会心理与市民化》）。李强（1995）通过对城市农民的个案研究发现，农民对市民群体有很大的不满情绪，心理上有受歧视感，并认为其与市民的冲突起因常在于市民对他们的歧视，责任在市民一方。朱考金（2003）指出，农民的过客心理使其对城市缺少归属感和责任感，不愿意积极主动介入城市社会，不愿意主动吸纳城市文明，加剧了短期行为和越轨行为的发生。这种过客心理阻碍了进城农民的现代化和城市化。郑月琴（2005）从农民市民化的心理心态和困境及农民市民化的社会文化环境两方面，分析了农民市民化的障碍，指出虽然制度性问题是根本性的，但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的社會文化因素和农民自身存在的矛盾心态也是不容忽视的关键问题。
2.经济学视角。有些学者对农民市民化的成本和收益进行分析，认为农民对转移决策的考虑都是建立在对转移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的基础上。（胡渝清《重庆市农民市民化的成本-收益分析》）王桂芳（2008）则在根据发展经济学经典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提出，要将"农民非农化理论+ 农民工市民化理论"的"两步转移理论"取代传统的"农村人口城市化"或"农民市民化"的"一步转移理论"，从而解决目前我国在城市农民工到产业工人和市民的职业和身份变化过程中存在的困难。
3.政治学视角。学者们从政治学的视角出发对农民市民化问题的研究，主要侧重在对农村城市化过程中的国家、地方政府相关政策、制度的分析。目前，学者们主要从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土地补偿制度等方面分析农民市民化中存在的问题，并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如：陈世伟，陈金圣（2008）认为：作为"户改"的第一步，首先应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放宽户口迁移限制，引导人口的合理有序流动；然后营造农民工可转化为稳定的城市产业工人和市民的制度环境，这其中既包括要保障进入城市务工经商的外来人口的劳动及相关权益，又包含与就业高度相关的受教育权利，农民工子女应该享有公平的受教育权。
4.社会学视角。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研究可以说是当前学术界关于农民市民化问题研究的主流，许多学者纷纷从社会学的相关理论视角来展开对农民市民化问题的思考，目前，学者们关于农民市民化问题的社会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问题：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的角色转换问题、社会工作介入农民市民化的问题、以及农民市民化中的农民的继续社会化问题等。如：文军（2004）认为农民市民化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它不仅仅是农民社会身份和职业的一种转变（非农化），也不仅仅是农民居住空间的地域转移（城市化），而是一系列角色意识、思想观念、社会权利、行为模式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是农民角色群体向市民角色群体的整体转型过程（市民化）。
此外还有学者们专门从教育学的视角来系统研究农民市民化的文章不多，多是散见于学者们解决有关农民角色转换面临的障碍的策略中，呼吁有关部门给予加大对农民的就业培训、文化教育提高农民的素质。 三、农民市民化对象研究
针对农民市民化对象的研究，主耍分为两类：农民工市民化和失地农民市民化。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社会经济的加速转型、城市化进程的积极推进， 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农民工的方式向城市大规模转移， 正在成为中华民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走向和谐社会征程中一个庞大的新移民群体，但农民工因为无法市民化而面临生存状态边缘化，是存在着许多问题的社会弱势群体。目前许多学者从代际差异特征研究农民工群体城市融入问题，一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二是新生代的农民工。尤其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日后城市发展的主要流动人群，对其的研究日益增多。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主要从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口学特征、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征、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经济状况研究（唐有财，2007；刘传江，2010）、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变迁研究（黄丽云，2010；长子中，2009；吴春梅，肖帅，2011；张宗法，2008等）、一些研究还集中关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精神需求（牛丽宇，2011等）和犯罪问题（林彭，余飞，张东霞，2008；李晓临，2010）。
我国关于失地农民的研究开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在本世纪初开始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特别是近几年，随着城市建设的加速扩张，失地农民群体规模不断壮大，对农民市民化问题的研究视角也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归纳而言，失地农民问题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三部分：一部分主要分析农民失地的原因和途径，描述失地农民的生存现状，探讨失地农民的补偿安置措施，估计失地农民的规模等；第二部分主要研究城市发展与失地农民的利益冲突、农村土地制度、土地征收征用制度、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等。第三部分则是对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失地农民城市融入的问题。其中，对于失地农民土地权益和社会保障相关问题研究较多。而对市民化过程中角色认同，身份转换，社会认知和社会态度以及城市融入等问题近年来虽日益被提及，并成为研究农民市民化的一个重要角度，但较之于前两个方面的研究仍然较少。
四、农民市民化障碍研究
农民市民化的实现过程必然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其不得不面对一些制约性因素和障碍，目前学术界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方面是从市民化的主体性制约因素与障碍出发研究农民市民化的障碍问题。从农民自身的主体角度来看，首先农民自身在观念上比较陈旧，"小农意识"根深蒂固（裘涵等，2004）。其次，农民自身素质的制约，这主要表现在：文化素质不高，自身知识贫乏（张世友，2004）、文化知识不高（严晓霖，2004）；技能素质不高，缺乏劳动技能和工作技能等；能力素质不高，包括就业能力、自我发展能力和转轨适应力、学习能力等。市民对农民的观念存在一种传统的偏见，陌生的城市文化的排斥，使本来就不太适应城市生活的农民产生强烈的自卑感与反市民化的倾向（杨巍等，2005），表现出"文化抗拒"（胡泽勇，2007）。缺乏对城市生活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裘涵等，2004），农民厌恶城市，产生怀旧心理（李生校等，2004）。
另一方面则是市民化过程中的制度性制约因素与障碍出发进行研究。从制度的角度来看，农民市民化也面临着制度性障碍和制约。而首要的则是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现行的户籍制度将城乡人口划分为彼此分割、不平等，且很难逾越的两大社会阶层（姜作培，2003），使农民，包括进程务工农民无法享有与市民平等的权利（杨巍等，2005），农民进城仍受到许多限制，进城的成本仍然偏高（姜雅莉，2005）。与户籍制度相关而设置包括就业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也存在着种种制约因素和障碍。此外，与土地相关的制度在市民化过程中也表现出消极的影响。一是我国现行的土地制度。二是我国现行的征地补偿制度。现行的征地补偿标准并没有考虑失地农民转为市民的身份转变，没有考虑到就业的市场化，没有考虑到其生活基础已经城镇化，面临的已经不再是农业风险，没有考虑到创业资本和社会保障，更没有考虑到失地农民如何分享城镇化的成果（李生校等，2004；张春龙，2006）。①
此外，从心理学角度和社会学角度出发，许多学者通过实地调查发现失地农民虽然在户籍身份上转变为了城市人，但其中绝大多数人在心理认同中仍倾向于农民身份，即使有部分人由于体制性标定而认同自己的市民身份，但在角色层面（生活方式、处事习惯等）仍然觉得自己是农民，这就形成了身份认同本身在两层含义间的矛盾，即自我身份认同的非同一性。这是失地农民在市民化过程实现身份人体最突出的问题（2000；甘满堂，2001；周明宝，2002；朱力，2002；孙立平，2002；张海波、童星，2005；郁晓晖、张海波，2006；尹小妹，2006；许传新，2007）。
五、农民市民化实现路径和形式
对于农民市民化的实现路径和形式，国内学术界主要从农民的主观意愿，主体是否发生转移，市民化实现的环节和阶段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根据农民的主观意愿，市民化大体上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实现，即主动市民化和被动市民化。主动市民化包括"通过社会流动的教育机制实现代际间的农民市民化"和"通过各种社会流动的方式自觉地实现向城市的迁移"两种形式，而被动市民化则包括"通过政府征地的方式促使农民成为市民化的被动接受者"和"通过集体土地的集中使用促进农民整体向市民的转变"两种形式②。
根据主体是否发生转移，农民可以通过两条路径转化为市民，即异地转型和就地转型。异地转型主要是指进程务工的农民群体。而就地转型则是指"在自然村落逐步向城镇聚合或转变的过程中，在区域内以各类企业职工的身份在家乡过上市民生活"。而就具体农民市民化的时间进程来看， 可以分三个时期有序进行，即从农民工身份市民化，到传统农民职工化，再到行为心理市民化③。
从市民化实现的环节和阶段的角度来看，目前学界大体存在"两阶段论"和"三阶段论"的两种看法。"两阶段论"认为，农民市民化包括两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是农民逐步转化为从事相关产业工作、具有市民权的公民；第二阶段则在此基础上实现农民思想意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本质变化[14]④。"三阶段论"探讨则较多，其中一种观点认为，农民市民化需要经历職业转变、地域转移和角色转型三个环节，而农民市民化最终是要实现农民向市民的角色转变，角色的转化则需要经过认知、移情、行为三个阶段（上海市普陀区宣传部课题组，2006）。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农民市民化进程需要经历农村退出、城市进入以及城市融合三个环节，需要经历生存职业市民化、社会身份市民化、自身素质市民化和意识行为市民化三个阶段⑤。 本课题研究的农业转移人口从主观上来看是被动市民化的群体，从主体转移角度上看，则是就地转移型。
六、总结与讨论
1.从研究的方法上看，学者们的研究绝大部分是文献性的理论思辨性研究，从宏观上进行理论性的构建，缺少微观分析和理论基础上的实证性的调查研究。
2.从研究的视角上看，大多数的文献是从社会学、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农民角色转换中存在的问题，然后从宏观政治学的视角来提对策，学者们只注重了农民市民化中，政府的政策和制度性的障碍，如社会保障制度、征地政策、户籍制度等。却忽视农民的主体性障碍，即农民的自身整体素质的高低将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农民向市民的角色轉变。
3.从研究的地域上看，目前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上海、浙江一带，即华南一带偏多。而对于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主要城市--天津的研究则更少，且对于农民市民化问题的研究相当缺乏。
4.从研究的预先假设上看。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农民市民化问题的研究存在着农民市民化的主动性和意义被夸大了的问题，多数学者以城市人的视角想当然地认为从农民到市民是农民的理想追求。文军（2004）认为，实际上在我们以往的理论研究中，我们对诸如农村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农民市民化等议题讨论的背后隐藏着"二元论"的理论预设和价值判断，即认为： 城市比农村更文明、工业比农业更发达、市民比农民更幸福。正是这种理论预设和价值预判，让我们在研究的最初就忽略了农民对于身份转变的主动性问题的探讨，忽略了被动市民化的群体的转变意愿研究，导致目前国内学术界存在夸大农民市民化主动性的问题。
而这影响了学术界对于农民融入城市的主动性方面的研究和分析。
农民市民化的过程包括外在转变和内在转变两个方面。而内在转变方面包括身份意识的转变、行为的调适、生活习惯的转换、自身素质的提升等等。行为是心理的外显形式，无论是农民在市民化过程中的哪些问题哪些适应都需要农民行为做出调适。少数关注到此问题的学者大都认为身份意识的缺失影响了农民行为的调适，是影响农民实现角色转变，主动融入城市的重要原因。但是这一结论多是从理论出发推理而来，而且仅仅是略有提及，缺乏实证研究。
本文认为，对于市民身份意识的缺失是否是影响农民的行为做出调试，主动融入城市的重要因素的问题的探讨，对我们认知和引导农民的行为，进一步推动农民转变自身角色，提升自身素质和能力，主动融入城市有重要意义。
注释：
①此部分参照陈彧：《农民市民化问题研究：一个文献综述》[J]，重庆社会科学，2011（6）.
②文军：《论农民市民化的动因及其支持系统-以上海市郊区为例》[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6）.
③田珍：《农民市民化的路径选择与逻辑次序---基于农民群体分化的视角》[J]，农村经济，2010 （6）.
④田珍：《农民群体分化与农民工市民化》[J]，宁夏社会科学，2009 （5）.
⑤刘传江，徐建玲：《中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244～267。
但相对于城市化的研究，国内对于农民市民化的研究较晚也较少。通过cnki相关因子（农民市民化）的搜索，本文绘制了1989年-2012年，国内农民市民化相关研究的数量趋势图。（（其纵轴代表文章数量/篇；横轴代表年份/年）。
一、概念界定：
通过整理，我们发现目前学术界对农民市民化概念的界定，可概括为两大类：一类是在一般意义上进行的概念界定，另一类则是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进行的概念厘析。
在一般意义上界定农民市民化的概念，主要包括两种定义：一是以人口转移和职业转换为切入点来界定， 认为农民市民化是指农民离开土地和农业生产，向城市转移并在城市非农产业就业，其身份、地位、价值观念、社会心理、工作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交际方式，以及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向城市居民转换的经济社会过程（姜作培，2002；路小昆，2009；等）；。二是以素质和能力的发展为落脚点来界定概念，认为市民化是指作为职业的"农民"和作为社会身份的"农民"在向"市民"转变的进程中，发展出相应的能力，学习并获得市民的基本资格、适应城市并且具备城市市民基本素质的过程（郑杭生，2005；王正中，2006；等）。
陈映芳（2003）则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来界定农民市民化的概念。狭义的"市民化"可以是指农民、外来移民等获得作为城市居民的身份和权利（市民权citizenship）的过程，如居留权、选举权、受教育权、社会福利保障等，在中国，它首先涉及到的是所在地的城市户口。这些可以被认为是与国家、政府相关联的技术层面上的市民化过程。而广义的"市民化"还应包含市民意识的普及以及居民成为城市权利主体的过程。黄泰岩（2004）也是持类似观点，他认为农民市民化既包括形式上的转变，也包括内在素质的转变。许峰（2004）则更简练的总结认为，农民市民化包括农民内在素质市民化和农民外在资格市民化两个方面。
关于农民市民化的内涵，虽然各个学者对涵义的界定说法不一，但观点却较为一致。学界普遍认为农民市民化是农民转变为市民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不仅简单地概括身份、地位、职业或者户籍的外在转变，更重要的是还要完成农民市民化后思想、行为、自身素质、生活方式等全方而的转变。
二、农民市民化研究视角
在农民市民化研究问题上，经济学、地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纷纷都利用自己的话语体系与学术优长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长时段的关注与解析。具体而言，研究涉及的主要研究视角与内容有：
1.心理学视角。有些学者从心理学的视角系统阐述了我国被征地农民的社会心理和行为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心理策略和教育对策。（陈传峰《被征地农民的社会心理与市民化》）。李强（1995）通过对城市农民的个案研究发现，农民对市民群体有很大的不满情绪，心理上有受歧视感，并认为其与市民的冲突起因常在于市民对他们的歧视，责任在市民一方。朱考金（2003）指出，农民的过客心理使其对城市缺少归属感和责任感，不愿意积极主动介入城市社会，不愿意主动吸纳城市文明，加剧了短期行为和越轨行为的发生。这种过客心理阻碍了进城农民的现代化和城市化。郑月琴（2005）从农民市民化的心理心态和困境及农民市民化的社会文化环境两方面，分析了农民市民化的障碍，指出虽然制度性问题是根本性的，但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的社會文化因素和农民自身存在的矛盾心态也是不容忽视的关键问题。
2.经济学视角。有些学者对农民市民化的成本和收益进行分析，认为农民对转移决策的考虑都是建立在对转移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的基础上。（胡渝清《重庆市农民市民化的成本-收益分析》）王桂芳（2008）则在根据发展经济学经典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提出，要将"农民非农化理论+ 农民工市民化理论"的"两步转移理论"取代传统的"农村人口城市化"或"农民市民化"的"一步转移理论"，从而解决目前我国在城市农民工到产业工人和市民的职业和身份变化过程中存在的困难。
3.政治学视角。学者们从政治学的视角出发对农民市民化问题的研究，主要侧重在对农村城市化过程中的国家、地方政府相关政策、制度的分析。目前，学者们主要从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土地补偿制度等方面分析农民市民化中存在的问题，并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如：陈世伟，陈金圣（2008）认为：作为"户改"的第一步，首先应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放宽户口迁移限制，引导人口的合理有序流动；然后营造农民工可转化为稳定的城市产业工人和市民的制度环境，这其中既包括要保障进入城市务工经商的外来人口的劳动及相关权益，又包含与就业高度相关的受教育权利，农民工子女应该享有公平的受教育权。
4.社会学视角。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研究可以说是当前学术界关于农民市民化问题研究的主流，许多学者纷纷从社会学的相关理论视角来展开对农民市民化问题的思考，目前，学者们关于农民市民化问题的社会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问题：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的角色转换问题、社会工作介入农民市民化的问题、以及农民市民化中的农民的继续社会化问题等。如：文军（2004）认为农民市民化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它不仅仅是农民社会身份和职业的一种转变（非农化），也不仅仅是农民居住空间的地域转移（城市化），而是一系列角色意识、思想观念、社会权利、行为模式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是农民角色群体向市民角色群体的整体转型过程（市民化）。
此外还有学者们专门从教育学的视角来系统研究农民市民化的文章不多，多是散见于学者们解决有关农民角色转换面临的障碍的策略中，呼吁有关部门给予加大对农民的就业培训、文化教育提高农民的素质。 三、农民市民化对象研究
针对农民市民化对象的研究，主耍分为两类：农民工市民化和失地农民市民化。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社会经济的加速转型、城市化进程的积极推进， 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农民工的方式向城市大规模转移， 正在成为中华民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走向和谐社会征程中一个庞大的新移民群体，但农民工因为无法市民化而面临生存状态边缘化，是存在着许多问题的社会弱势群体。目前许多学者从代际差异特征研究农民工群体城市融入问题，一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二是新生代的农民工。尤其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日后城市发展的主要流动人群，对其的研究日益增多。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主要从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口学特征、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征、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经济状况研究（唐有财，2007；刘传江，2010）、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变迁研究（黄丽云，2010；长子中，2009；吴春梅，肖帅，2011；张宗法，2008等）、一些研究还集中关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精神需求（牛丽宇，2011等）和犯罪问题（林彭，余飞，张东霞，2008；李晓临，2010）。
我国关于失地农民的研究开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在本世纪初开始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特别是近几年，随着城市建设的加速扩张，失地农民群体规模不断壮大，对农民市民化问题的研究视角也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归纳而言，失地农民问题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三部分：一部分主要分析农民失地的原因和途径，描述失地农民的生存现状，探讨失地农民的补偿安置措施，估计失地农民的规模等；第二部分主要研究城市发展与失地农民的利益冲突、农村土地制度、土地征收征用制度、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等。第三部分则是对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失地农民城市融入的问题。其中，对于失地农民土地权益和社会保障相关问题研究较多。而对市民化过程中角色认同，身份转换，社会认知和社会态度以及城市融入等问题近年来虽日益被提及，并成为研究农民市民化的一个重要角度，但较之于前两个方面的研究仍然较少。
四、农民市民化障碍研究
农民市民化的实现过程必然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其不得不面对一些制约性因素和障碍，目前学术界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方面是从市民化的主体性制约因素与障碍出发研究农民市民化的障碍问题。从农民自身的主体角度来看，首先农民自身在观念上比较陈旧，"小农意识"根深蒂固（裘涵等，2004）。其次，农民自身素质的制约，这主要表现在：文化素质不高，自身知识贫乏（张世友，2004）、文化知识不高（严晓霖，2004）；技能素质不高，缺乏劳动技能和工作技能等；能力素质不高，包括就业能力、自我发展能力和转轨适应力、学习能力等。市民对农民的观念存在一种传统的偏见，陌生的城市文化的排斥，使本来就不太适应城市生活的农民产生强烈的自卑感与反市民化的倾向（杨巍等，2005），表现出"文化抗拒"（胡泽勇，2007）。缺乏对城市生活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裘涵等，2004），农民厌恶城市，产生怀旧心理（李生校等，2004）。
另一方面则是市民化过程中的制度性制约因素与障碍出发进行研究。从制度的角度来看，农民市民化也面临着制度性障碍和制约。而首要的则是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现行的户籍制度将城乡人口划分为彼此分割、不平等，且很难逾越的两大社会阶层（姜作培，2003），使农民，包括进程务工农民无法享有与市民平等的权利（杨巍等，2005），农民进城仍受到许多限制，进城的成本仍然偏高（姜雅莉，2005）。与户籍制度相关而设置包括就业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也存在着种种制约因素和障碍。此外，与土地相关的制度在市民化过程中也表现出消极的影响。一是我国现行的土地制度。二是我国现行的征地补偿制度。现行的征地补偿标准并没有考虑失地农民转为市民的身份转变，没有考虑到就业的市场化，没有考虑到其生活基础已经城镇化，面临的已经不再是农业风险，没有考虑到创业资本和社会保障，更没有考虑到失地农民如何分享城镇化的成果（李生校等，2004；张春龙，2006）。①
此外，从心理学角度和社会学角度出发，许多学者通过实地调查发现失地农民虽然在户籍身份上转变为了城市人，但其中绝大多数人在心理认同中仍倾向于农民身份，即使有部分人由于体制性标定而认同自己的市民身份，但在角色层面（生活方式、处事习惯等）仍然觉得自己是农民，这就形成了身份认同本身在两层含义间的矛盾，即自我身份认同的非同一性。这是失地农民在市民化过程实现身份人体最突出的问题（2000；甘满堂，2001；周明宝，2002；朱力，2002；孙立平，2002；张海波、童星，2005；郁晓晖、张海波，2006；尹小妹，2006；许传新，2007）。
五、农民市民化实现路径和形式
对于农民市民化的实现路径和形式，国内学术界主要从农民的主观意愿，主体是否发生转移，市民化实现的环节和阶段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根据农民的主观意愿，市民化大体上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实现，即主动市民化和被动市民化。主动市民化包括"通过社会流动的教育机制实现代际间的农民市民化"和"通过各种社会流动的方式自觉地实现向城市的迁移"两种形式，而被动市民化则包括"通过政府征地的方式促使农民成为市民化的被动接受者"和"通过集体土地的集中使用促进农民整体向市民的转变"两种形式②。
根据主体是否发生转移，农民可以通过两条路径转化为市民，即异地转型和就地转型。异地转型主要是指进程务工的农民群体。而就地转型则是指"在自然村落逐步向城镇聚合或转变的过程中，在区域内以各类企业职工的身份在家乡过上市民生活"。而就具体农民市民化的时间进程来看， 可以分三个时期有序进行，即从农民工身份市民化，到传统农民职工化，再到行为心理市民化③。
从市民化实现的环节和阶段的角度来看，目前学界大体存在"两阶段论"和"三阶段论"的两种看法。"两阶段论"认为，农民市民化包括两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是农民逐步转化为从事相关产业工作、具有市民权的公民；第二阶段则在此基础上实现农民思想意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本质变化[14]④。"三阶段论"探讨则较多，其中一种观点认为，农民市民化需要经历職业转变、地域转移和角色转型三个环节，而农民市民化最终是要实现农民向市民的角色转变，角色的转化则需要经过认知、移情、行为三个阶段（上海市普陀区宣传部课题组，2006）。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农民市民化进程需要经历农村退出、城市进入以及城市融合三个环节，需要经历生存职业市民化、社会身份市民化、自身素质市民化和意识行为市民化三个阶段⑤。 本课题研究的农业转移人口从主观上来看是被动市民化的群体，从主体转移角度上看，则是就地转移型。
六、总结与讨论
1.从研究的方法上看，学者们的研究绝大部分是文献性的理论思辨性研究，从宏观上进行理论性的构建，缺少微观分析和理论基础上的实证性的调查研究。
2.从研究的视角上看，大多数的文献是从社会学、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农民角色转换中存在的问题，然后从宏观政治学的视角来提对策，学者们只注重了农民市民化中，政府的政策和制度性的障碍，如社会保障制度、征地政策、户籍制度等。却忽视农民的主体性障碍，即农民的自身整体素质的高低将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农民向市民的角色轉变。
3.从研究的地域上看，目前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上海、浙江一带，即华南一带偏多。而对于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主要城市--天津的研究则更少，且对于农民市民化问题的研究相当缺乏。
4.从研究的预先假设上看。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农民市民化问题的研究存在着农民市民化的主动性和意义被夸大了的问题，多数学者以城市人的视角想当然地认为从农民到市民是农民的理想追求。文军（2004）认为，实际上在我们以往的理论研究中，我们对诸如农村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农民市民化等议题讨论的背后隐藏着"二元论"的理论预设和价值判断，即认为： 城市比农村更文明、工业比农业更发达、市民比农民更幸福。正是这种理论预设和价值预判，让我们在研究的最初就忽略了农民对于身份转变的主动性问题的探讨，忽略了被动市民化的群体的转变意愿研究，导致目前国内学术界存在夸大农民市民化主动性的问题。
而这影响了学术界对于农民融入城市的主动性方面的研究和分析。
农民市民化的过程包括外在转变和内在转变两个方面。而内在转变方面包括身份意识的转变、行为的调适、生活习惯的转换、自身素质的提升等等。行为是心理的外显形式，无论是农民在市民化过程中的哪些问题哪些适应都需要农民行为做出调适。少数关注到此问题的学者大都认为身份意识的缺失影响了农民行为的调适，是影响农民实现角色转变，主动融入城市的重要原因。但是这一结论多是从理论出发推理而来，而且仅仅是略有提及，缺乏实证研究。
本文认为，对于市民身份意识的缺失是否是影响农民的行为做出调试，主动融入城市的重要因素的问题的探讨，对我们认知和引导农民的行为，进一步推动农民转变自身角色，提升自身素质和能力，主动融入城市有重要意义。
注释：
①此部分参照陈彧：《农民市民化问题研究：一个文献综述》[J]，重庆社会科学，2011（6）.
②文军：《论农民市民化的动因及其支持系统-以上海市郊区为例》[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6）.
③田珍：《农民市民化的路径选择与逻辑次序---基于农民群体分化的视角》[J]，农村经济，2010 （6）.
④田珍：《农民群体分化与农民工市民化》[J]，宁夏社会科学，2009 （5）.
⑤刘传江，徐建玲：《中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244～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