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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重大方针、政策，其中第五条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得到积极响应，成为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发展史上一个重要历史界标。
今天，西柏坡纪念馆荣誉馆员、河北省收藏家协会副会长王律，结合他所收藏的各大解放区老报纸所刊载的报道，以及对有关当事人和著名民主人士家属的访谈等珍贵史料，与我们一同重温“五一口号”与民主人士的故事……
1948年春，人民解放战争已朝有利于我方的形势发展。解放军大军南下，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全国政治、军事形势一片大好。
4月11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及党中央机关来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30日，中共中央在城南庄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
“五一口号”最重要的一条，即毛泽东亲自增补的第五条：“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首先刊登“五一口号”的是 《晋察冀日报》。中共中央从延安转移到晋察冀后，因在延安的 《解放日报》 停刊，党中央发布的重大消息都由《晋察冀日报》 刊登。“五一口号”被安排在5月1日的《晋察冀日报》 头版头条发布，文前标的是“新华社陕北三十日电”。
当时，新华社已经随中央到达晋察冀解放区，这样做完全是因为战争期间对党中央毛主席驻地 （阜平城南庄） 保密的需要。与此同时，晋察冀电台用延安的呼号将“五一口号”向全国进行了广播，各地报纸随后也陆续刊登了这个重大新闻，“五一口号”迅速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广泛传播开来，引起巨大反响。
在香港的各民主人士看到“五一口号”后，首先给予积极响应。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等12位在港民主人士联合致电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先生，并转解放区全体同胞鉴：
南京独裁者窃权卖国，史无先例。近复与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欲以伪装民主，欺蒙世界。人民雖未可欺，名器不可假借。当此解放军队所至，浆食集于道途，国土重光，大计亟宜早定。同人等盱衡中外，正欲主张，乃读贵党五一劳动节口号第五项：“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曷胜钦企。除通电国内外各界暨海外侨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外，特此奉达，即希赐教。
一石激起千层浪！12位民主党派领导人联名通电一经发出，各民主党派一呼百应，纷纷以各种方式发表声明、宣言、告全国同胞书，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口号”，积极推进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
笔者珍藏的一本1949 年新政协筹备会秘书处编印的 《中共中央一九四八年五一口号发布以后各民主党派团体与民主人士响应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文献》，其中记载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人民团体以及海外华人华侨响应“五一口号”的通电。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前有关“五一口号”的重要文献汇集，因系当年政协会议印发的会议文件，没有公开发行，故存世量极少。
1948年8月1日，毛泽东复电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关于召集此项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项，希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研讨，并以卓见见示。”毛泽东的复电，在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中又一次引起强烈震动，更加热烈地展开了关于新政协的讨论，并盼望能够早日参加到新政协的准备工作中去。
笔者还收藏了一张1948年8月6日的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即刊登了上述香港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致电毛主席拥护中共五一时局主张、毛主席复电邀请共商具体步骤的重要报道和来往电文，成为今天我们了解“五一口号”重大意义最直接的历史见证。
在我党的周密安排下，爱国民主人士自1948年秋开始，陆续从全国各地和海外奔赴东北解放区和河北平山，与中国共产党共商建国方略，形成“众星拱北、万水朝东”之势。
抵达中央统战部李家庄的民主人士中，有五人先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中共中央统战部所在地李家庄，是距离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只有5华里的一个小村庄，村里住着几十户人家。1948年秋民主人士到达李家庄后，这个村开始沸腾，一下子热闹起来。
据当时担任统战部副秘书长的童小鹏回忆，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曾前往李家庄看望已经到达那里的民主人士，在统战部长李维汉的主持下，周恩来还给民主人士作了当前形势报告，在报告中说一定要把革命进行到底。
晚上，在会议室举行了跳舞晚会，周恩来和大家一起扭起了秧歌。民主人士从来没有扭过秧歌，也高兴地跟着大家一起扭起来。
在笔者珍藏的一张 《冀鲁豫日报》上，还记录了1949年1月20日中共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在李家庄举行的盛大欢迎会，欢迎来自各地的民主人士和上海工人代表。华北局第二书记薄一波、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参加了欢迎会。
根据中央指示，统战部还邀请了一些负责同志在李家庄给民主党派人士作专题报告：胡乔木报告文化政策，邓颖超报告解放区的妇女工作，安子文报告干部政策。这些报告不仅增强了民主人士对党的有关政策的理解，而且激发了他们商讨召开新政协的热情。
当年冲破重重险阻从北平、上海等地到达李家庄的民主人士有20多位，他们是：符定一、吴晗、刘清扬、周建人、韩兆鄂、何惧、翦伯赞、楚图南、田汉、胡愈之、费孝通、张东荪、雷洁琼、严景耀、沈兹九、王蕴和、严信民、杨刚、袁震、张曼筠、安娥、周颖、宦乡。其中费孝通、雷洁琼、周建人、楚图南、胡愈之五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笔者多年前曾写信给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主席的雷洁琼，因她是当时最后一位仍健在的曾到平山的民主人士，请她回忆当年在西柏坡与毛泽东会晤的情况。时隔不久，年近百岁的雷洁琼就让秘书提供了有关回忆录：
1948年冬，我们接到了人民解放军四野先遣部队负责人刘道生同志的通知，邀请我们访问华北解放区，同行的有民盟成员费孝通和张东荪。
在西柏坡，我幸福地会见了毛泽东以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中共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毛泽东神采奕奕、容光焕发、平易近人，他与我们每个人一一握手问好。晚饭时，毛泽东谈笑风生，气氛十分活跃，我们初次见到毛泽东同志的拘谨心情一下子消失了。
晚餐后，我们围坐在毛泽东同志的办公室亲切交谈。他讲话的主要内容是如何把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知识分子的问题、对民主党派的要求以及新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他生动而又形象地以蛇和农夫的寓言作比喻，说明绝不能怜悯恶人，要求民主党派人士选择自己应走的道路。
他说，革命胜利后，要召开新的政协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希望民主党派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和中共采取一致的步调，真诚合作，不要半途拆伙，更不要建立“反对派”和走“中间路线”。
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使我受到极大的启发和深刻的教育，认识了民主党派的政治方向，更加坚定了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续参加爱国民主运动的决心。
最后，毛泽东还谈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和科学、教育、文化事业发展问题及改善人民生活问题，使我看到新中国的美好前景。这次畅谈，一直到深夜，使我受到一次毕生难忘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
1948年，毛泽东主持中央“九月会议”，估计“五年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 （从1946年7月算起）”。
但到了11月14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起草的评论 《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 中说：“现在看来，只需从现在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为何仅短短两个月时间，毛泽东对战局形势的预计就产生了如此之大的变化？
当然，通常认为是毛泽东根据大决战进程加速而对胜利时间做出修改。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胡愈之的判断也影响了毛泽东的胜利时间表。
已经去世的新闻界老前辈于友先生早年曾协助胡愈之创办 《光明日报》，他在其所著 《胡愈之传》 中披露：为了响应“五一口号”，远在南洋的胡愈之、沈兹九夫妇从新加坡辗转乘船投奔解放区。
在途中，他第一次收听到新华广播电台对战局的预测，就觉得夺取全国胜利用不了毛泽东说的两年。胡愈之认为，国民党不仅军事崩溃，而且经济崩溃、人心崩溃，现在，国统区的人民希望解放军胜利都等不及了！
不久，胡愈之到達河北平山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驻地李家庄。11月，新华社的社论就将夺取全国胜利的时间修改了。
显然，这是毛泽东同志吸收了胡愈之的意见，又根据自己掌握的敌我双方的态势分析，把胜利的时间大大缩短。与胡愈之相交甚深的老友李一氓认为，1948年对于革命进程的判断，是胡愈之平生很大的贡献。
笔者所收藏的一张1948年11月的 《张家口日报》，载有胡愈之所写的 《人民自己的国家》 一文，真实记录了他进入平山解放区的观感，盛赞共产党的英明领导。
该文写道：“第一次进入解放区，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这里绝不感到物资缺乏，却很少看到外国货物……我见到行政机关和军队里，干部人员都有一架手摇纺纱机，在公余的时间，从事劳动生产。”
笔者在自己收藏的1949年第8期 《中国青年》 杂志上，见到了著名民主人士吴晗的一篇文章——
今天，西柏坡纪念馆荣誉馆员、河北省收藏家协会副会长王律，结合他所收藏的各大解放区老报纸所刊载的报道，以及对有关当事人和著名民主人士家属的访谈等珍贵史料，与我们一同重温“五一口号”与民主人士的故事……
中共中央发表“五一口号”，各民主党派热烈响应
1948年春，人民解放战争已朝有利于我方的形势发展。解放军大军南下，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全国政治、军事形势一片大好。
4月11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及党中央机关来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30日，中共中央在城南庄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
“五一口号”最重要的一条，即毛泽东亲自增补的第五条：“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首先刊登“五一口号”的是 《晋察冀日报》。中共中央从延安转移到晋察冀后，因在延安的 《解放日报》 停刊，党中央发布的重大消息都由《晋察冀日报》 刊登。“五一口号”被安排在5月1日的《晋察冀日报》 头版头条发布，文前标的是“新华社陕北三十日电”。
当时，新华社已经随中央到达晋察冀解放区，这样做完全是因为战争期间对党中央毛主席驻地 （阜平城南庄） 保密的需要。与此同时，晋察冀电台用延安的呼号将“五一口号”向全国进行了广播，各地报纸随后也陆续刊登了这个重大新闻，“五一口号”迅速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广泛传播开来，引起巨大反响。
在香港的各民主人士看到“五一口号”后，首先给予积极响应。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等12位在港民主人士联合致电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先生，并转解放区全体同胞鉴：
南京独裁者窃权卖国，史无先例。近复与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欲以伪装民主，欺蒙世界。人民雖未可欺，名器不可假借。当此解放军队所至，浆食集于道途，国土重光，大计亟宜早定。同人等盱衡中外，正欲主张，乃读贵党五一劳动节口号第五项：“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曷胜钦企。除通电国内外各界暨海外侨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外，特此奉达，即希赐教。
一石激起千层浪！12位民主党派领导人联名通电一经发出，各民主党派一呼百应，纷纷以各种方式发表声明、宣言、告全国同胞书，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口号”，积极推进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
笔者珍藏的一本1949 年新政协筹备会秘书处编印的 《中共中央一九四八年五一口号发布以后各民主党派团体与民主人士响应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文献》，其中记载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人民团体以及海外华人华侨响应“五一口号”的通电。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前有关“五一口号”的重要文献汇集，因系当年政协会议印发的会议文件，没有公开发行，故存世量极少。
1948年8月1日，毛泽东复电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关于召集此项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项，希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研讨，并以卓见见示。”毛泽东的复电，在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中又一次引起强烈震动，更加热烈地展开了关于新政协的讨论，并盼望能够早日参加到新政协的准备工作中去。
笔者还收藏了一张1948年8月6日的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即刊登了上述香港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致电毛主席拥护中共五一时局主张、毛主席复电邀请共商具体步骤的重要报道和来往电文，成为今天我们了解“五一口号”重大意义最直接的历史见证。
在我党的周密安排下，爱国民主人士自1948年秋开始，陆续从全国各地和海外奔赴东北解放区和河北平山，与中国共产党共商建国方略，形成“众星拱北、万水朝东”之势。
抵达中央统战部李家庄的民主人士中，有五人先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中共中央统战部所在地李家庄，是距离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只有5华里的一个小村庄，村里住着几十户人家。1948年秋民主人士到达李家庄后，这个村开始沸腾，一下子热闹起来。
据当时担任统战部副秘书长的童小鹏回忆，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曾前往李家庄看望已经到达那里的民主人士，在统战部长李维汉的主持下，周恩来还给民主人士作了当前形势报告，在报告中说一定要把革命进行到底。
晚上，在会议室举行了跳舞晚会，周恩来和大家一起扭起了秧歌。民主人士从来没有扭过秧歌，也高兴地跟着大家一起扭起来。
在笔者珍藏的一张 《冀鲁豫日报》上，还记录了1949年1月20日中共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在李家庄举行的盛大欢迎会，欢迎来自各地的民主人士和上海工人代表。华北局第二书记薄一波、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参加了欢迎会。
根据中央指示，统战部还邀请了一些负责同志在李家庄给民主党派人士作专题报告：胡乔木报告文化政策，邓颖超报告解放区的妇女工作，安子文报告干部政策。这些报告不仅增强了民主人士对党的有关政策的理解，而且激发了他们商讨召开新政协的热情。
当年冲破重重险阻从北平、上海等地到达李家庄的民主人士有20多位，他们是：符定一、吴晗、刘清扬、周建人、韩兆鄂、何惧、翦伯赞、楚图南、田汉、胡愈之、费孝通、张东荪、雷洁琼、严景耀、沈兹九、王蕴和、严信民、杨刚、袁震、张曼筠、安娥、周颖、宦乡。其中费孝通、雷洁琼、周建人、楚图南、胡愈之五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雷洁琼与毛泽东深夜畅谈，受到一次毕生难忘的马克思主义教育
笔者多年前曾写信给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主席的雷洁琼，因她是当时最后一位仍健在的曾到平山的民主人士，请她回忆当年在西柏坡与毛泽东会晤的情况。时隔不久，年近百岁的雷洁琼就让秘书提供了有关回忆录：
1948年冬，我们接到了人民解放军四野先遣部队负责人刘道生同志的通知，邀请我们访问华北解放区，同行的有民盟成员费孝通和张东荪。
在西柏坡，我幸福地会见了毛泽东以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中共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毛泽东神采奕奕、容光焕发、平易近人，他与我们每个人一一握手问好。晚饭时，毛泽东谈笑风生，气氛十分活跃，我们初次见到毛泽东同志的拘谨心情一下子消失了。
晚餐后，我们围坐在毛泽东同志的办公室亲切交谈。他讲话的主要内容是如何把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知识分子的问题、对民主党派的要求以及新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他生动而又形象地以蛇和农夫的寓言作比喻，说明绝不能怜悯恶人，要求民主党派人士选择自己应走的道路。
他说，革命胜利后，要召开新的政协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希望民主党派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和中共采取一致的步调，真诚合作，不要半途拆伙，更不要建立“反对派”和走“中间路线”。
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使我受到极大的启发和深刻的教育，认识了民主党派的政治方向，更加坚定了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续参加爱国民主运动的决心。
最后，毛泽东还谈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和科学、教育、文化事业发展问题及改善人民生活问题，使我看到新中国的美好前景。这次畅谈，一直到深夜，使我受到一次毕生难忘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
胡愈之修改毛泽东的战争胜利时间表
1948年，毛泽东主持中央“九月会议”，估计“五年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 （从1946年7月算起）”。
但到了11月14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起草的评论 《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 中说：“现在看来，只需从现在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为何仅短短两个月时间，毛泽东对战局形势的预计就产生了如此之大的变化？
当然，通常认为是毛泽东根据大决战进程加速而对胜利时间做出修改。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胡愈之的判断也影响了毛泽东的胜利时间表。
已经去世的新闻界老前辈于友先生早年曾协助胡愈之创办 《光明日报》，他在其所著 《胡愈之传》 中披露：为了响应“五一口号”，远在南洋的胡愈之、沈兹九夫妇从新加坡辗转乘船投奔解放区。
在途中，他第一次收听到新华广播电台对战局的预测，就觉得夺取全国胜利用不了毛泽东说的两年。胡愈之认为，国民党不仅军事崩溃，而且经济崩溃、人心崩溃，现在，国统区的人民希望解放军胜利都等不及了！
不久，胡愈之到達河北平山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驻地李家庄。11月，新华社的社论就将夺取全国胜利的时间修改了。
显然，这是毛泽东同志吸收了胡愈之的意见，又根据自己掌握的敌我双方的态势分析，把胜利的时间大大缩短。与胡愈之相交甚深的老友李一氓认为，1948年对于革命进程的判断，是胡愈之平生很大的贡献。
笔者所收藏的一张1948年11月的 《张家口日报》，载有胡愈之所写的 《人民自己的国家》 一文，真实记录了他进入平山解放区的观感，盛赞共产党的英明领导。
该文写道：“第一次进入解放区，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这里绝不感到物资缺乏，却很少看到外国货物……我见到行政机关和军队里，干部人员都有一架手摇纺纱机，在公余的时间，从事劳动生产。”
毛泽东致信吴晗，促使他世界观的根本转变
笔者在自己收藏的1949年第8期 《中国青年》 杂志上，见到了著名民主人士吴晗的一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