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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Alex Kapranos召集了一次紧急队内会议：他想解散乐队。而现在，他们已经创作出迄今为止最强的一张专辑。Q专程前往纽约一探究竟。
周一下午，我们置身于肃穆而有些破落的纽约Ed Sullivan剧院，这里是美国脱口秀节目“David Letterman晚间秀”的大本营。英国乐队Franz Ferdinand将从这里开始，展开为期一周的闪电式宣传，推广他们的第四张专辑《Right Thoughts， Right Words， Right Action》。除了万年不变的帅气衬衫和瘦窄裤子，主唱Alex Kapranos、吉他手Nick McCarthy、贝斯手Bob Hardy与鼓手Paul Thomson实在称不上今晚最耀眼的嘉宾。女影星凯特·布兰切特走过，优雅娴静得不可思议，简直就像人类与白天鹅的完美结合。“她是《泰坦尼克号》里那个吗？”Kapranos看走眼了。
这已经是Franz Ferdinand第四次上Letterman的节目了。“还记得第一次来时，Letterman跑到我们跟前说：‘欢迎来到我们的国家。’”Kapranos回忆道，“好像他在跟火星人说话似的。他用手指捅了捅天花板上的一块瓷砖，几年前他们在那后面藏了个“时间胶囊”。可惜后来所有瓷砖都被固定住了，那个属于乐队旧时光的碎片就这样一去不复返。
那是2004年，Franz Ferdinand还是那个人们心目中多年来最犀利最有才的英国乐队：他们继承Roxy Music、Orange Juice、Pulp之衣钵，比The Strokes更有智慧，而且兼具艺术摇滚的脑袋和迪斯科的电臀。他们的首张同名专辑在世界范围内卖出360万张，荣获当年水星奖。Britpop乐队在美国栽跟头的地方，他们都赢下了。那首突破传统的“Take Me Out”打败Jay-Z和Usher登上了权威杂志《村声（Village Voice）》的年度评论榜首位。
这样漂亮的开局对一支新乐队来说再完美不过了，但完美的东西也是最难维持的。
FF的第二张专辑《You Could Have It So Much Better》在18个月后便问世了，而缺乏说服力的第三张《Tonight： Franz Ferdinand》却拖到了2009年。曾经由他们引领的英国吉他摇滚风潮其时已日渐式微。表面上看这是逆流而上，但Q发现，那时候他们其实已经快淹死了。
新专辑的名字是“正确的想法、正确的话语、正确的行动”，这种决断的口吻似乎预示着乐队的一种回归：他们要找回过去那个专注而一针见血的自我。Kapranos对这个标题的出处有些支支吾吾，但这似乎正是将佛教中所谓“通往涅槃的八圣道”浓缩成了简明的三个步骤。这个参考还真不赖。
第二天上午盘腿坐在纽约下东区酒店套房沙发上的Alex Kapranos是礼貌而又充满戒心的。这意味着他不断地回避问题，同时又忙不迭地为自己的闪烁其词抱歉。已经41岁的Kapranos依旧苗条而又时髦得惊人，上电视时派头十足的他现在却成了紧张兮兮的被访者。他一次次地紧闭双眼，揉自己的头发，把脸埋进手掌。“我在台上挺得瑟的，但在日常生活中正相反。”他说，“我不是那种喜欢吸引别人注意的人。”
然而他也觉得，自己的含蓄在上两张专辑中对创作产生了破坏性影响。“那些其实非常私人化的歌词被加上了各种分散注意力的掩饰和晦涩指代，再没比这更不给力的自白了。”因此他开始尝试违背自己的本能，变得坦率起来。当他开始解释，这张专辑始于两年前的夏天，与贝斯手Bob Hardy的一次苏格兰Orkney小岛会面时，Q觉察出他的话里有所保留。他是否曾对自己的乐队失去过信心？
他的脸纠结了一下，随即紧张地笑了笑。“我该耍点手段，还是老实交代？”
请老实交待，谢谢。
“我到岛上是去和Bob说，我想解散乐队。”
Franz Ferdinand组乐队前的那个时代，组乐队还是件很光鲜的事。2000年Kapranos和Hardy在苏格兰Fort William的一家餐厅后厨打工时，经常一起吐槽广播里放的音乐，下班后则讨论他们最喜欢的唱片还有希望看到的乐队：一支能够直视观众的目光，表达强烈的情感，结合流行触觉和实验神韵的乐队，而且还要打扮得特别酷炫。“我们还没做专辑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胡扯这些了，”Kapranos说，“乐队要如何如何才能伟大什么的。其实不就是几个小子玩玩音乐嘛。”
那时28岁的Kapranos自叹也许起步已晚。在格拉斯哥长大的他从小迷恋那些不幸早逝的天才们，比如美国音乐神童Buddy Holly和英国战争诗人Rupert Brooke。“记得我过完21岁生日之后有好几个星期情绪都特别糟，心想自己都21了还一事无成！”回顾往昔他也不由发笑。1997年，他的第一支正儿八经的乐队The Karelia出了一张不尽人意的专辑后遭Roadrunner厂牌抛弃—Kapranos坚信自己唯一的机会就这样告吹了。“到了27岁，我觉得真的是错过了。”他说，“都这岁数了，要成功早该成功了。因此我决定换个活法。我们组Franz Ferdinand的目的就是要自个儿开心，没有要出名的想法。单曲么卖个500张就行了，因为别的乐队就是这样的。”Paul Thomson回忆说：“我们的经纪人还说那曲子有Pulp或者The Stone Roses的潜力呢。我去！”
2002年，这支名叫Franz Ferdinand的乐队以一种不那么正统的面貌降生于世。唯一土生土长的苏格兰人Thomson是个一心想当吉他手的鼓手，McCarthy（和Thomson一样也是Kapranos在派对上勾搭的）在慕尼黑音乐学院学过钢琴和低音提琴但从没弹过吉他，根本不懂音乐的Hardy被逼无奈同意开始学贝斯。“我就这么凭着感觉混了两年，”Hardy做了个鬼脸，“简直傻透了。我连那些音符叫什么都不知道，一不留神跟不上就得完蛋。” Hardy以为自己有的是学习的时间，但乐队走红的速度太快太炫目。他们惊讶地发现，自己居然就是人们一直在期待的乐队。Kapranos记得最初的那种欣喜：“每样东西都是那么对头，因为每样东西我们都亲力亲为。每一首曲子，每个封面设计，每个MV的点子。后来事情就变得越发艰难了。”
喜悦很快变成了沮丧，因为压力太大而写新歌的时间太少。内心备受困扰的Kapranos和McCarthy甚至还在2004年巴黎的一场演出后大打出手。“记得当时我心想：‘去你妈的，我要赶快把这张（2005年）专辑弄出来。’”Kapranos解释说，“我才不在乎自己多么精疲力竭。The Smiths、The Beatles和David Bowie不都是这么做的嘛！不过The Smiths可没有在美国巡演整整9周。这对乐队的作品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我们需要创作，而不仅仅是演演演。”Thomson将那张专辑形容为“胆战心惊之作”，“生怕走开了一会儿别人就会忘记我们”。
与此同时，Kapranos意识到自己根本不想做名人。作为自Jarvis Cocker以来最有学问、最受BBC广播4台（注：因主打严肃的新闻类谈话节目被认为是英国定位较高的广播电台）青睐的摇滚明星，各种诱人的机会都在干扰他。他开始为《卫报》撰写美食专栏，后来又因陆续接到美食类电视节目的主持邀约而搁笔。与美国女歌手Eleanor Friedberger那段夭折于2009年的的恋情Kapranos也不想再提起—当时有个仰慕者的骚扰让他吃了不少苦头，他变得越发戒备起来。
如果说Franz Ferdinand的第二张专辑是操之过急，那2009年《Tonight： Franz Ferdinand》的问题就恰恰相反。整个过程漫长而又不愉快，一个个错误的开头，一次次地在录音棚耗上整整14个小时。“不堪回首啊。”Hardy说，“我们总是脑袋空空地跑进录音棚，赶鸭子上架似的随便弹起来，我最讨厌这样了。”那次经历加深了入行以后一直伴随着他的恐惧感。“我不想坐在房间里听Alex和Nick讨论什么大调小调和鬼才懂的那些东西。这就好像所有人都在说另一种语言，而你只会扯两句洋泾浜。”
不过与2010年4月才在南美结束的巡演相比，录音过程简直就像度假。“在舞台上如果能感受到敌意有时也是件好事。那也算个火花，一个契机。”乐观的McCarthy说，“但直到那一路快走到头，我站在台上，面对下面的人头攒动，还是什么都感觉不到。那轮演下来我们都觉得很空虚，好像一无所获。那真叫一落千丈，有那么半年我们就像中年危机一样，懒懒地赖在床上什么也不做。”“我们互相之间连话也不说了。”Hardy把这一切部分归咎于过量饮酒，“简直是乱透了。”
看不到未来的乐队分开了整整一年。Hardy又拿起了画笔，从南美带回了关节炎和面部囊肿的Thomson当起了DJ，加入了闲散的艺术摇滚乐队Correcto，并且承担起奶爸职责。“第一张专辑之后我们就像被绑在了跑步机上下不下来。”正就着一杯血腥玛丽吃汉堡的他说，“我格拉斯哥的朋友都拿着不高的工资、住一间卧室的公寓，而我却在玩什么摇滚。我开始觉得做摇滚明星是很尴尬的事。有那么一阵子我都下定决心要放弃一切，去找份正经工作了。我想过开家店什么的，但我对钱的事真是一窍不通。”
闲下来的Kapranos给伦敦乐队Citizens！和苏格兰吉他手RM Hubbert当起了制作人，重拾一些被他冷落的昔日友情，还在苏格兰Dumfriesshire的家里学会了酿苹果酒：“我摆脱沉迷的方法似乎总是学会它的做法。”McCarthy 结了婚生了子，和澳洲妻子Manuela Gernedel一起组了一支前卫迪斯科乐队Box Codax。不过到头来他才明白自己多想念Franz Ferdinand。“自己做做音乐是也不错啦，但我意识到Franz Ferdinand是有些特别的东西的。这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Kapranos的心情并没有因为休息而得到改善，因此他打算请Hardy前往“中立领土”Orkney做个了断。临行前他和Diane Martel通了电话，这位知名的布鲁克林女导演曾执导了FF歌曲“Do You Want To”以及Robin Thicke那首“Blurred Lines”的MV。“Diane说：‘哦，别开玩笑了！你们都太他妈不成熟了吧！’她一点也没错。如果不是Diane，我也许不会拥有珍惜这些友情的勇气，而那正是支持这支乐队成功的一切。这个犀利的布鲁克林女人是我们的催化剂。Bob和我找Diane交流的时候比我们队内之间都多。”他叹了口气，“Bob不愿跟媒体提这些，也许他是对的。以后我大概会后悔把刚才那些话说出来吧。”
Hardy对采访避之不及，但他也许是FF里最有趣的一位成员了：审美上的完美主义者，从没打算过加入乐队的艺术生，至今却仍是乐队存活下来的关键。上Letterman节目时他穿着一件T恤，上书：“无噪音安静生活。”佛祖不就教诲信众“应摈弃无意义无深度的空谈”吗？佛祖一定会喜欢Hardy的。
他有去Orkney挽留Kapranos吗？
“哦不，老天，我才懒得呢！我没打算拯救乐队。我是去挽回我们的友情的。我最不乐意做的事情就是说服大家去做一张不愿意做的专辑。”
如果Franz Ferdinand解散，Hardy会回归视觉艺术。他甚至打算过把贝斯改造成一张茶几，作为一种象征性的表示。Kapranos没想过自己会干什么。“有时我觉得一个人搞音乐也太寂寞了。”他若有所思地说，“还是一伙人一起比较来劲。”
周二晚的布鲁克林有些潮湿。宣传里说今晚是DJ表演和专辑放送，可专辑的歌刚一放完，Franz Ferdinand就在房间一角摆开架势，真刀真枪地演了整整13首歌。以Kaparnos为中心紧密团结在一起的Franz Ferdinand，看起来又像“一伙儿”了。结束后在后台，光着膀子直流汗的主唱看起来心情极好。“某种角度来说，我更喜欢这种类型的演出。”他说，“音乐节是好玩，但有种脱节的感觉。我喜欢跟队友们离得近些。”
做这张新专辑，是为了给他们自己一个避免前两张的错误的机会。“我们回到了最初还籍籍无名时的那种状态。”Thomson说。写歌的工作都事先进行，歌曲拿到现场演出试炼之后，再一鼓作气地在几位制作人—Hot Chip的Alexis Taylor、Joe Goddard，加上Peter， Bjorn & John的Bj?rn Yttlin—共同努力下录制完成。这次的成果如此灵动有力，你也许意识不到它们背后的创作者经历了怎样的恐慌、自我质疑和悔恨。在充满忏悔之意的舞曲“Stand On The Horizon”中Kapranos唱道：“我是你认识的最残酷的人。”而“Fresh Strawberries”则狡黠地用Big Star乐队式的合声掩藏着它的悲观主义：“我们很快就会腐烂，我们很快就会被遗忘。”
Franz Ferdinand所犯的一些错误无疑曾险些断送乐队的前程，Kapranos对承认这一点似乎颇感尴尬。他的阅历其实足够丰富，本该明白，任何一支乐队都不应该一点也不休息地长期巡演，不应该没有准备地进录音棚，也不应该放弃对话—但这些Franz Ferdinand不幸都做过。“英国男人怎么就这么不会沟通呢？”他说，“这挺滑稽的，因为乐队的本质其实就是交流思想和情绪啊。也许正因为我们无法在日常生活环境下沟通，所以才会一起做乐队吧。”
Q提醒Kapranos，去年有个粉丝在推特上问他有什么关于组乐队的建议，他的回复是：“永远不要翻唱Oasis。永远不要忘记朋友。记得保持心情愉悦。”“我那么说一定是因为有那么几次，这几条都被我遗忘了。”Kapranos可怜地说，“啊，也不是，Oasis我真没翻过。”
周一下午，我们置身于肃穆而有些破落的纽约Ed Sullivan剧院，这里是美国脱口秀节目“David Letterman晚间秀”的大本营。英国乐队Franz Ferdinand将从这里开始，展开为期一周的闪电式宣传，推广他们的第四张专辑《Right Thoughts， Right Words， Right Action》。除了万年不变的帅气衬衫和瘦窄裤子，主唱Alex Kapranos、吉他手Nick McCarthy、贝斯手Bob Hardy与鼓手Paul Thomson实在称不上今晚最耀眼的嘉宾。女影星凯特·布兰切特走过，优雅娴静得不可思议，简直就像人类与白天鹅的完美结合。“她是《泰坦尼克号》里那个吗？”Kapranos看走眼了。
这已经是Franz Ferdinand第四次上Letterman的节目了。“还记得第一次来时，Letterman跑到我们跟前说：‘欢迎来到我们的国家。’”Kapranos回忆道，“好像他在跟火星人说话似的。他用手指捅了捅天花板上的一块瓷砖，几年前他们在那后面藏了个“时间胶囊”。可惜后来所有瓷砖都被固定住了，那个属于乐队旧时光的碎片就这样一去不复返。
那是2004年，Franz Ferdinand还是那个人们心目中多年来最犀利最有才的英国乐队：他们继承Roxy Music、Orange Juice、Pulp之衣钵，比The Strokes更有智慧，而且兼具艺术摇滚的脑袋和迪斯科的电臀。他们的首张同名专辑在世界范围内卖出360万张，荣获当年水星奖。Britpop乐队在美国栽跟头的地方，他们都赢下了。那首突破传统的“Take Me Out”打败Jay-Z和Usher登上了权威杂志《村声（Village Voice）》的年度评论榜首位。
这样漂亮的开局对一支新乐队来说再完美不过了，但完美的东西也是最难维持的。
FF的第二张专辑《You Could Have It So Much Better》在18个月后便问世了，而缺乏说服力的第三张《Tonight： Franz Ferdinand》却拖到了2009年。曾经由他们引领的英国吉他摇滚风潮其时已日渐式微。表面上看这是逆流而上，但Q发现，那时候他们其实已经快淹死了。
新专辑的名字是“正确的想法、正确的话语、正确的行动”，这种决断的口吻似乎预示着乐队的一种回归：他们要找回过去那个专注而一针见血的自我。Kapranos对这个标题的出处有些支支吾吾，但这似乎正是将佛教中所谓“通往涅槃的八圣道”浓缩成了简明的三个步骤。这个参考还真不赖。
第二天上午盘腿坐在纽约下东区酒店套房沙发上的Alex Kapranos是礼貌而又充满戒心的。这意味着他不断地回避问题，同时又忙不迭地为自己的闪烁其词抱歉。已经41岁的Kapranos依旧苗条而又时髦得惊人，上电视时派头十足的他现在却成了紧张兮兮的被访者。他一次次地紧闭双眼，揉自己的头发，把脸埋进手掌。“我在台上挺得瑟的，但在日常生活中正相反。”他说，“我不是那种喜欢吸引别人注意的人。”
然而他也觉得，自己的含蓄在上两张专辑中对创作产生了破坏性影响。“那些其实非常私人化的歌词被加上了各种分散注意力的掩饰和晦涩指代，再没比这更不给力的自白了。”因此他开始尝试违背自己的本能，变得坦率起来。当他开始解释，这张专辑始于两年前的夏天，与贝斯手Bob Hardy的一次苏格兰Orkney小岛会面时，Q觉察出他的话里有所保留。他是否曾对自己的乐队失去过信心？
他的脸纠结了一下，随即紧张地笑了笑。“我该耍点手段，还是老实交代？”
请老实交待，谢谢。
“我到岛上是去和Bob说，我想解散乐队。”
Franz Ferdinand组乐队前的那个时代，组乐队还是件很光鲜的事。2000年Kapranos和Hardy在苏格兰Fort William的一家餐厅后厨打工时，经常一起吐槽广播里放的音乐，下班后则讨论他们最喜欢的唱片还有希望看到的乐队：一支能够直视观众的目光，表达强烈的情感，结合流行触觉和实验神韵的乐队，而且还要打扮得特别酷炫。“我们还没做专辑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胡扯这些了，”Kapranos说，“乐队要如何如何才能伟大什么的。其实不就是几个小子玩玩音乐嘛。”
那时28岁的Kapranos自叹也许起步已晚。在格拉斯哥长大的他从小迷恋那些不幸早逝的天才们，比如美国音乐神童Buddy Holly和英国战争诗人Rupert Brooke。“记得我过完21岁生日之后有好几个星期情绪都特别糟，心想自己都21了还一事无成！”回顾往昔他也不由发笑。1997年，他的第一支正儿八经的乐队The Karelia出了一张不尽人意的专辑后遭Roadrunner厂牌抛弃—Kapranos坚信自己唯一的机会就这样告吹了。“到了27岁，我觉得真的是错过了。”他说，“都这岁数了，要成功早该成功了。因此我决定换个活法。我们组Franz Ferdinand的目的就是要自个儿开心，没有要出名的想法。单曲么卖个500张就行了，因为别的乐队就是这样的。”Paul Thomson回忆说：“我们的经纪人还说那曲子有Pulp或者The Stone Roses的潜力呢。我去！”
2002年，这支名叫Franz Ferdinand的乐队以一种不那么正统的面貌降生于世。唯一土生土长的苏格兰人Thomson是个一心想当吉他手的鼓手，McCarthy（和Thomson一样也是Kapranos在派对上勾搭的）在慕尼黑音乐学院学过钢琴和低音提琴但从没弹过吉他，根本不懂音乐的Hardy被逼无奈同意开始学贝斯。“我就这么凭着感觉混了两年，”Hardy做了个鬼脸，“简直傻透了。我连那些音符叫什么都不知道，一不留神跟不上就得完蛋。” Hardy以为自己有的是学习的时间，但乐队走红的速度太快太炫目。他们惊讶地发现，自己居然就是人们一直在期待的乐队。Kapranos记得最初的那种欣喜：“每样东西都是那么对头，因为每样东西我们都亲力亲为。每一首曲子，每个封面设计，每个MV的点子。后来事情就变得越发艰难了。”
喜悦很快变成了沮丧，因为压力太大而写新歌的时间太少。内心备受困扰的Kapranos和McCarthy甚至还在2004年巴黎的一场演出后大打出手。“记得当时我心想：‘去你妈的，我要赶快把这张（2005年）专辑弄出来。’”Kapranos解释说，“我才不在乎自己多么精疲力竭。The Smiths、The Beatles和David Bowie不都是这么做的嘛！不过The Smiths可没有在美国巡演整整9周。这对乐队的作品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我们需要创作，而不仅仅是演演演。”Thomson将那张专辑形容为“胆战心惊之作”，“生怕走开了一会儿别人就会忘记我们”。
与此同时，Kapranos意识到自己根本不想做名人。作为自Jarvis Cocker以来最有学问、最受BBC广播4台（注：因主打严肃的新闻类谈话节目被认为是英国定位较高的广播电台）青睐的摇滚明星，各种诱人的机会都在干扰他。他开始为《卫报》撰写美食专栏，后来又因陆续接到美食类电视节目的主持邀约而搁笔。与美国女歌手Eleanor Friedberger那段夭折于2009年的的恋情Kapranos也不想再提起—当时有个仰慕者的骚扰让他吃了不少苦头，他变得越发戒备起来。
如果说Franz Ferdinand的第二张专辑是操之过急，那2009年《Tonight： Franz Ferdinand》的问题就恰恰相反。整个过程漫长而又不愉快，一个个错误的开头，一次次地在录音棚耗上整整14个小时。“不堪回首啊。”Hardy说，“我们总是脑袋空空地跑进录音棚，赶鸭子上架似的随便弹起来，我最讨厌这样了。”那次经历加深了入行以后一直伴随着他的恐惧感。“我不想坐在房间里听Alex和Nick讨论什么大调小调和鬼才懂的那些东西。这就好像所有人都在说另一种语言，而你只会扯两句洋泾浜。”
不过与2010年4月才在南美结束的巡演相比，录音过程简直就像度假。“在舞台上如果能感受到敌意有时也是件好事。那也算个火花，一个契机。”乐观的McCarthy说，“但直到那一路快走到头，我站在台上，面对下面的人头攒动，还是什么都感觉不到。那轮演下来我们都觉得很空虚，好像一无所获。那真叫一落千丈，有那么半年我们就像中年危机一样，懒懒地赖在床上什么也不做。”“我们互相之间连话也不说了。”Hardy把这一切部分归咎于过量饮酒，“简直是乱透了。”
看不到未来的乐队分开了整整一年。Hardy又拿起了画笔，从南美带回了关节炎和面部囊肿的Thomson当起了DJ，加入了闲散的艺术摇滚乐队Correcto，并且承担起奶爸职责。“第一张专辑之后我们就像被绑在了跑步机上下不下来。”正就着一杯血腥玛丽吃汉堡的他说，“我格拉斯哥的朋友都拿着不高的工资、住一间卧室的公寓，而我却在玩什么摇滚。我开始觉得做摇滚明星是很尴尬的事。有那么一阵子我都下定决心要放弃一切，去找份正经工作了。我想过开家店什么的，但我对钱的事真是一窍不通。”
闲下来的Kapranos给伦敦乐队Citizens！和苏格兰吉他手RM Hubbert当起了制作人，重拾一些被他冷落的昔日友情，还在苏格兰Dumfriesshire的家里学会了酿苹果酒：“我摆脱沉迷的方法似乎总是学会它的做法。”McCarthy 结了婚生了子，和澳洲妻子Manuela Gernedel一起组了一支前卫迪斯科乐队Box Codax。不过到头来他才明白自己多想念Franz Ferdinand。“自己做做音乐是也不错啦，但我意识到Franz Ferdinand是有些特别的东西的。这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Kapranos的心情并没有因为休息而得到改善，因此他打算请Hardy前往“中立领土”Orkney做个了断。临行前他和Diane Martel通了电话，这位知名的布鲁克林女导演曾执导了FF歌曲“Do You Want To”以及Robin Thicke那首“Blurred Lines”的MV。“Diane说：‘哦，别开玩笑了！你们都太他妈不成熟了吧！’她一点也没错。如果不是Diane，我也许不会拥有珍惜这些友情的勇气，而那正是支持这支乐队成功的一切。这个犀利的布鲁克林女人是我们的催化剂。Bob和我找Diane交流的时候比我们队内之间都多。”他叹了口气，“Bob不愿跟媒体提这些，也许他是对的。以后我大概会后悔把刚才那些话说出来吧。”
Hardy对采访避之不及，但他也许是FF里最有趣的一位成员了：审美上的完美主义者，从没打算过加入乐队的艺术生，至今却仍是乐队存活下来的关键。上Letterman节目时他穿着一件T恤，上书：“无噪音安静生活。”佛祖不就教诲信众“应摈弃无意义无深度的空谈”吗？佛祖一定会喜欢Hardy的。
他有去Orkney挽留Kapranos吗？
“哦不，老天，我才懒得呢！我没打算拯救乐队。我是去挽回我们的友情的。我最不乐意做的事情就是说服大家去做一张不愿意做的专辑。”
如果Franz Ferdinand解散，Hardy会回归视觉艺术。他甚至打算过把贝斯改造成一张茶几，作为一种象征性的表示。Kapranos没想过自己会干什么。“有时我觉得一个人搞音乐也太寂寞了。”他若有所思地说，“还是一伙人一起比较来劲。”
周二晚的布鲁克林有些潮湿。宣传里说今晚是DJ表演和专辑放送，可专辑的歌刚一放完，Franz Ferdinand就在房间一角摆开架势，真刀真枪地演了整整13首歌。以Kaparnos为中心紧密团结在一起的Franz Ferdinand，看起来又像“一伙儿”了。结束后在后台，光着膀子直流汗的主唱看起来心情极好。“某种角度来说，我更喜欢这种类型的演出。”他说，“音乐节是好玩，但有种脱节的感觉。我喜欢跟队友们离得近些。”
做这张新专辑，是为了给他们自己一个避免前两张的错误的机会。“我们回到了最初还籍籍无名时的那种状态。”Thomson说。写歌的工作都事先进行，歌曲拿到现场演出试炼之后，再一鼓作气地在几位制作人—Hot Chip的Alexis Taylor、Joe Goddard，加上Peter， Bjorn & John的Bj?rn Yttlin—共同努力下录制完成。这次的成果如此灵动有力，你也许意识不到它们背后的创作者经历了怎样的恐慌、自我质疑和悔恨。在充满忏悔之意的舞曲“Stand On The Horizon”中Kapranos唱道：“我是你认识的最残酷的人。”而“Fresh Strawberries”则狡黠地用Big Star乐队式的合声掩藏着它的悲观主义：“我们很快就会腐烂，我们很快就会被遗忘。”
Franz Ferdinand所犯的一些错误无疑曾险些断送乐队的前程，Kapranos对承认这一点似乎颇感尴尬。他的阅历其实足够丰富，本该明白，任何一支乐队都不应该一点也不休息地长期巡演，不应该没有准备地进录音棚，也不应该放弃对话—但这些Franz Ferdinand不幸都做过。“英国男人怎么就这么不会沟通呢？”他说，“这挺滑稽的，因为乐队的本质其实就是交流思想和情绪啊。也许正因为我们无法在日常生活环境下沟通，所以才会一起做乐队吧。”
Q提醒Kapranos，去年有个粉丝在推特上问他有什么关于组乐队的建议，他的回复是：“永远不要翻唱Oasis。永远不要忘记朋友。记得保持心情愉悦。”“我那么说一定是因为有那么几次，这几条都被我遗忘了。”Kapranos可怜地说，“啊，也不是，Oasis我真没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