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应警惕“资本深化过度”的危险，一个有严重资源错配问题的经济，迟早会出事。无论从什么角度看，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就业增长都偏低。如果只看第二、第三产业，中国单位GDP增长所带来的就业增长率（简称就业弹性）只有越南的一半。
不错，中国比越南更富，劳动工资更高，因而企业更倾向于使用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技术，经济增长创造的就业相对更少。但即使与人均GDP更高的巴西、马来西亚和墨西哥相比，中国每单位非农业产业GDP增长所带来的就业增长率也要低一大截。更令人担忧的是，已经相对较低的就业弹性还在下降，这似乎表明中国经济正滑向“资本深化过度”的境地。
奇怪的是，如果看数据，这种资本深化的趋势在中国内地更为明显。自2003年以来，与沿海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经历了更快的工业增长，企业平均规模与资本劳动比都出现了更快的上升势头，而且这种趋势在这一轮金融危机期间更加明显。
一般来说，经济增长模式取决于资源禀赋，包括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对中西部地区而言，目前这种工业加速发展且资本加速深化的局面符合中西部地区的资源禀赋吗？恐怕没人会点头。
资本密集探源
那么到底是什么地方不对劲？通常情况下，企业在生产中更多使用资本还是劳动，取决于两者的相对价格。
但在中国，这种生产决策并不完全是企业说了算，因为地方企业的行为总是受到地方政府行为的约束。这意味着成天忙着招商引资的地方政府官员是比企业老总更大的“老总”。
企业老总要的是利润，而地方政府要的则是税收。与劳动密集型企业相比，资本密集型的企业通常能贡献更多的企业所得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与劳动密集型企业相比，资本密集型企业的计税工资相对较少，而固定资产投入则仅按照直线法计算折旧，并在企业收入总额中扣除。
因此，资本密集型企业有更高的所得税应税额。在中国的财政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从资本密集型企业收得更多的所得税，也就相应地能从上级政府获得更多的所得税税收返还。
在中国，收税是政府下达给税务部门的任务，“应征即征”只是个规定而已。向小企业征税费时费力，相比之下，税务部门更愿意去大企业收税。
在一些中小城市，税务部门会将大企业缴纳的税收作为完成任务的基础，甚至把税收任务分解，直接向大企业摊派。因此在地方政府看来，如果当地有大企业，税收更有保障，这就难怪地方政府偏爱大企业，而大企业往往也是资本密集度相对更高的企业。
征税冲动由来
不能不说，地方政府税收最大化的动机与上世纪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有关。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政府将财权上收，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模式却基本保持稳定。钱少了，做的事基本没变，地方政府需要为本级政府的支出融资，且融资的主要来源是本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地方政府除了问上面要钱，就只能向企业收税。
地方官员都知道，他们的上级主要看两个指标：招商引资和财政税收。本质上，两个都和经济增长有关。在三次产业中，产业链较长，能带来快速经济增长的主要是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地方政府当然就要激励发展工业，特别喜欢资本密集型的大企业。而创造就业较多的服务业收税困难，看上去对地方经济没什么直接带动力，通常不受重视。
不要小看了地方政府这只“扭曲之手”。在追求GDP增长的动机驱使下，地方政府往往压低土地价格，加上税收和服务等各种优惠，使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上升，从而导致资本替代劳动。更干脆的做法是，直接在招商引资时设置规模准入标准。
我们曾以“招商引资优惠政策”为关键词进行网站搜索，在前100个结果里，明确规定优惠政策与企业投资规模挂钩的就有86个。地方政府还会制定重点产业目录，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作为优先的招商引资对象。
“扭曲之手”
地方政府作为一方经济的“老总”，不仅插手地方经济的结构，而且在其直接控制的支出中，生产性的基本建设支出也往往投向资本密集型的部门，其中大量是基础设施建设，这些也吸纳不了多少就业。
若要问地方政府为什么热衷于基础设施建设，从好的方面说，是因为地方政府以此来改善招商引资的环境，推动经济增长；从不好的方面说，中饱私囊的需求也一直存在。看看地方政府的腐败官员有多少出自交通和基建部门，再看看屡屡曝光的豆腐渣工程就明白了。
很多人倾向把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中国的成功经验，但清醒地看，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是否过度，需要非常谨慎的评估。可能有人会说，中国的资本形成还处在较低水平，投资高一些也没关系。
可是判断中国是否投资过度的参照系不应是美国。短期的投资数量太多，就可能造成资本的回报下降，如果大量投资是由银行贷款支持的，那么投资回报低，可能造成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给经济的健康运行带来潜在风险。
更重要的是，由于地方政府对于经济结构的扭曲，还带来一系列的连带后果。“资本深化过度”是经济增长的面子工程，虽然能创造税收和政绩，也能带来较多的资本收益，相对减少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而对大多数老百姓来说，就业和劳动收入的增长才能实实在在地增进他们的福利。
工业化带来的就业主要集中在城市，工业的“资本深化过度”使得城市就业增长受限，必然使城市化进程受阻，而服务业的发展又特别依赖于城市化，于是服务业的发展又间接受到制约。
另一方面，如果高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并无足够的国内需求来消化，那么持续增长的出口就必然是个结果，接下来就是贸易盈余不断增加。
只要地方官员持续面临着经济增长上的激烈竞争，或地方政府肩上的财政压力不断增加，地方政府的“扭曲之手”就不会收回来。从趋势上看，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加剧了政府规模的膨胀，政府支出与GDP的比值已回到改革开放之初的水平。
也就是说，经过3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却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变得越来越像计划经济了。如果回头看历史，“资本深化过度”一直是计划经济的显著特征。而这条路带来的是大量的资源错配以及经济增长与人民福利的脱节。
直到最近，国际上仍然有研究指出，如果中国的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出都达到美国的水平，那么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可增加30％－50％。一个有严重资源错配问题的经济，迟早要出事。
作者为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经济学教授
不错，中国比越南更富，劳动工资更高，因而企业更倾向于使用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技术，经济增长创造的就业相对更少。但即使与人均GDP更高的巴西、马来西亚和墨西哥相比，中国每单位非农业产业GDP增长所带来的就业增长率也要低一大截。更令人担忧的是，已经相对较低的就业弹性还在下降，这似乎表明中国经济正滑向“资本深化过度”的境地。
奇怪的是，如果看数据，这种资本深化的趋势在中国内地更为明显。自2003年以来，与沿海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经历了更快的工业增长，企业平均规模与资本劳动比都出现了更快的上升势头，而且这种趋势在这一轮金融危机期间更加明显。
一般来说，经济增长模式取决于资源禀赋，包括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对中西部地区而言，目前这种工业加速发展且资本加速深化的局面符合中西部地区的资源禀赋吗？恐怕没人会点头。
资本密集探源
那么到底是什么地方不对劲？通常情况下，企业在生产中更多使用资本还是劳动，取决于两者的相对价格。
但在中国，这种生产决策并不完全是企业说了算，因为地方企业的行为总是受到地方政府行为的约束。这意味着成天忙着招商引资的地方政府官员是比企业老总更大的“老总”。
企业老总要的是利润，而地方政府要的则是税收。与劳动密集型企业相比，资本密集型的企业通常能贡献更多的企业所得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与劳动密集型企业相比，资本密集型企业的计税工资相对较少，而固定资产投入则仅按照直线法计算折旧，并在企业收入总额中扣除。
因此，资本密集型企业有更高的所得税应税额。在中国的财政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从资本密集型企业收得更多的所得税，也就相应地能从上级政府获得更多的所得税税收返还。
在中国，收税是政府下达给税务部门的任务，“应征即征”只是个规定而已。向小企业征税费时费力，相比之下，税务部门更愿意去大企业收税。
在一些中小城市，税务部门会将大企业缴纳的税收作为完成任务的基础，甚至把税收任务分解，直接向大企业摊派。因此在地方政府看来，如果当地有大企业，税收更有保障，这就难怪地方政府偏爱大企业，而大企业往往也是资本密集度相对更高的企业。
征税冲动由来
不能不说，地方政府税收最大化的动机与上世纪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有关。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政府将财权上收，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模式却基本保持稳定。钱少了，做的事基本没变，地方政府需要为本级政府的支出融资，且融资的主要来源是本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地方政府除了问上面要钱，就只能向企业收税。
地方官员都知道，他们的上级主要看两个指标：招商引资和财政税收。本质上，两个都和经济增长有关。在三次产业中，产业链较长，能带来快速经济增长的主要是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地方政府当然就要激励发展工业，特别喜欢资本密集型的大企业。而创造就业较多的服务业收税困难，看上去对地方经济没什么直接带动力，通常不受重视。
不要小看了地方政府这只“扭曲之手”。在追求GDP增长的动机驱使下，地方政府往往压低土地价格，加上税收和服务等各种优惠，使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上升，从而导致资本替代劳动。更干脆的做法是，直接在招商引资时设置规模准入标准。
我们曾以“招商引资优惠政策”为关键词进行网站搜索，在前100个结果里，明确规定优惠政策与企业投资规模挂钩的就有86个。地方政府还会制定重点产业目录，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作为优先的招商引资对象。
“扭曲之手”
地方政府作为一方经济的“老总”，不仅插手地方经济的结构，而且在其直接控制的支出中，生产性的基本建设支出也往往投向资本密集型的部门，其中大量是基础设施建设，这些也吸纳不了多少就业。
若要问地方政府为什么热衷于基础设施建设，从好的方面说，是因为地方政府以此来改善招商引资的环境，推动经济增长；从不好的方面说，中饱私囊的需求也一直存在。看看地方政府的腐败官员有多少出自交通和基建部门，再看看屡屡曝光的豆腐渣工程就明白了。
很多人倾向把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中国的成功经验，但清醒地看，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是否过度，需要非常谨慎的评估。可能有人会说，中国的资本形成还处在较低水平，投资高一些也没关系。
可是判断中国是否投资过度的参照系不应是美国。短期的投资数量太多，就可能造成资本的回报下降，如果大量投资是由银行贷款支持的，那么投资回报低，可能造成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给经济的健康运行带来潜在风险。
更重要的是，由于地方政府对于经济结构的扭曲，还带来一系列的连带后果。“资本深化过度”是经济增长的面子工程，虽然能创造税收和政绩，也能带来较多的资本收益，相对减少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而对大多数老百姓来说，就业和劳动收入的增长才能实实在在地增进他们的福利。
工业化带来的就业主要集中在城市，工业的“资本深化过度”使得城市就业增长受限，必然使城市化进程受阻，而服务业的发展又特别依赖于城市化，于是服务业的发展又间接受到制约。
另一方面，如果高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并无足够的国内需求来消化，那么持续增长的出口就必然是个结果，接下来就是贸易盈余不断增加。
只要地方官员持续面临着经济增长上的激烈竞争，或地方政府肩上的财政压力不断增加，地方政府的“扭曲之手”就不会收回来。从趋势上看，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加剧了政府规模的膨胀，政府支出与GDP的比值已回到改革开放之初的水平。
也就是说，经过3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却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变得越来越像计划经济了。如果回头看历史，“资本深化过度”一直是计划经济的显著特征。而这条路带来的是大量的资源错配以及经济增长与人民福利的脱节。
直到最近，国际上仍然有研究指出，如果中国的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出都达到美国的水平，那么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可增加30％－50％。一个有严重资源错配问题的经济，迟早要出事。
作者为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