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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去安庆找诗人余怒之前，我和他见过两次面。第一次是去年6月在巴东县的大面山上，第二次是去年11月在武汉403国际艺术中心举办的武汉和重庆诗歌双城会上。
第一次见面，在大面山上眺望完长江巫峡口的落日，折返回来的山道上他说看过我写的一篇文章《汉奸的诗学与史学》，说写得好，很有文字和历史功底；第二次见面，他说我的诗歌写得干净，当天活动做完之后晚上喝酒，他又在酒桌上跟我说起写诗，说写诗和写文章不一样，要反陈词滥调，要反因果和反逻辑，要有你自己的生存状态。
低调，内敛，言辞不多，很少笑，有傲气，也或面冷心热，有着多年皮肤病的面庞上交替着一种冷静和倔强的表情，而笑起来时五官又不免夸张，这是余怒给我的印象。
第二次见面时，跟他约好等他从澳门回来之后我去安庆。到了年底，我先去庐山牯岭小住了几日，在从九江辗转彭泽到达安庆的第二天，余怒和他的同事马俊坚持要带我去明堂山玩几天，再去看彩虹瀑布，然后去岳西县城——他负责的一家水电站的驻地。
去明堂山的路上聊起诗歌，他说自己更喜欢“写得乱”的诗人，他自己也会“乱”写。在一个高速路服务区抽烟之际，余怒说起来他最喜欢的纽约派诗人，写得即兴而混乱，反理性、反文雅、反高贵，但他一时想不起这个诗人的名字，于是连忙打电话给夫人吴橘，“对，弗兰克·奥哈拉，还有和他完全相反的约翰·阿什贝利”，他连忙跟我说。
对余怒来说，吴橘不但是夫人，还是主要交流对象以及最重要的生活和写作助理，“我原来手机装了微信，老是想翻翻看，后来就卸载了，下载在家里的平板电脑上，偶尔看看，简单的事情就让老婆回复一下，复杂的再转给我；开诗会时要建临时微信群，我就让老婆帮着下载一个，开完会后再让她卸载掉”。而做这样的事吴橘也毫无怨言。
头天晚上吃饭时，我第一次见到了比他年轻很多的夫人吴橘，安静，文气。作为他的第二任妻子，余怒很满意同样也是诗人的吴橘。他跟我说起两个人结婚的细节，“我们去领结婚证时很搞笑，当时是问路，第一个人跟我说往前走多少厘米，第二个人跟我说往前走多少公里，事实上往前走几百米就到了”，提起这段逸事他忍不住哈哈大笑。
位于皖西南大别山腹地的明堂山，自多枝尖山脉蜿蜒而来突起三峰形成，相传因2100多年前汉武帝刘彻封禅古南岳——天柱山时，曾设祭拜之“明堂”于此山而得名。现在的明堂山已辟为旅游景区，不过隆冬时节属于淡季，游人稀少。坐缆车上山，快到山顶时团团雾气即开始弥漫，十米外几乎难见人影，远眺是不可能了。好在山道上多有松树，此时天气清冷、水雾凝结，树枝上结下层层叠叠的雾凇，也是难得一见的好景致。
第二天天气放晴，阳光大好，一扫昨天的阴冷和雾气。我们来到彩虹瀑布，飞流的人工瀑布从山顶倾泻而下，翻滚汹涌的水汽扑面而来，但这条以彩虹闻名的瀑布并未如想象那样呈现出七彩之光，“夏天在太阳下有彩虹”，这让余怒多少有点失落。我们沿着山路往里走，在布满乱石堆的干涸河床中，他跟我说起小时候捉过的一种鱼，“那种鱼很小，平时就藏在石头下面”，明知此地没有这种鱼，他还是翻开一块石头察看。
彩虹瀑布景区外不远处的纱帽水电站，以上游水库中的来水发电，是余怒管理的三座水电站之一，规模并不大，也不需要他具体运营，但防汛安全是他的最大职责。因为地势较低，汛期水电站的高墙外就是漫灌的洪水，“水就悬在头顶上，人就在站里，去年特大洪水，我们有个水电站就被淹了，损失了几百万”。别人或很向往的这份工作，余怒却一直想退下来，因为这会影响他写诗，“我恨不得用上所有时间来看书写作”。
而旅行更不是余怒的爱好，他素不喜欢游山玩水，即使管理着岳西的水电站，但此地的风景他从未主动去过，偶有的几次也是陪朋友去玩。说实话，我的确有点为他花掉几天的时间陪我游山玩水而感到不安，然而同时也明白这又是他慷慨待友的一种方式。
二
余怒，这个名字我第一次听到是14年前在安徽淮北读大一时。在朋友的一家打字复印店，高我两届的师兄胡伟有一次念余怒的诗给我听，末了说他的诗在诗坛独树一帜。
事实上，在独树一帜之前的余怒也曾经是林中一木，并非一开始就“木秀于林”。
在安庆五中读高中时，余怒喜欢的是古典诗歌，严格按照格律填词；在上海电力学院读大学时，因为出板报需要诗歌作为点缀，又没人写，他就写了一首三段排比式的《我的心像大海》，而对于新诗，“之前我看诗都是跳过去的，觉得不好玩，没意思”。在这首为出墙报写的诗得到同学们赞赏后，余怒找来一些诗，像当时很多人一样读起朦胧诗。
“我最先写的算是朦胧诗，因为当时的杂志都充斥着他们的东西，我也受到影响。”不过从1988年开始，已经深受卡夫卡、贝克特等现代小说家以及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野兽派、抽象主义、立体主义等画派影响的余怒，就开始反省自己的抒情诗，《毁灭》这首长诗总结了之前四年的抒情诗，“它是一个句号，标志着个人抒情时代的终结”。从1988年即開始毁少作的他，到1992年就彻底毁掉了旧作，“从抒情诗的视角看那些诗还算不坏，即使现在也不属于娱乐作品，但那些都不是我的，只不过是对人家的模仿”。
余怒把朦胧诗和其他古老抒情方式合流的这种趣味，称为“官刊风格”，他拒绝再写这种诗，而是按照自己的规则写，也不再考虑发表与否。当时他写了一组诗，取笔名为“余怒”，以隐蔽真名的方式投稿给《诗歌月刊》，其实该刊的编辑多为他的朋友。一个月之后，其中一位编辑给他回信说：“余怒同志你好，你的诗歌我看了，觉得很好，但是不适合在我们刊物上发表。”但余怒觉得无所谓，开始写自己的东西，不再发表了。
从深层意义上说，诗歌写作的这种改变源于其语言观，他觉得语言难以完全表达我们的想法，充满了表达的无效性。人类在语言模式下思考，视觉、听觉、感觉以及观念等都是被语言塑造的，但事实上语言很难说清楚世界，而且即使存在客观世界也不能看到，语言不能有效表达我们的感觉，甚至遮蔽了原初的感觉。“每个人的感觉都独一无二，但面对客观事物或一种心灵感受就是无法用语言表述，一表述就错，一落实到文字就无法说出来，个人感觉被语言遮蔽，被同一化，你说出的都是他人和前人说出的。” 不相信语言的余怒，还是要使用语言写诗，但他要颠覆语言的表意规则。正如荣光启在评论他时所说：“他采取的策略首先是以反常的语言（歧义、误义、强指、随机义等多种语言方式）来中断文化中正常的能指—所指链条，使语言变形，使意义产生危机，从而使阅读产生难度与再生产（意义）的可能，（而不是被动地接受），从而使复杂的‘身体’在这样的写作中得到释放。”这一点，比较接近于罗兰巴特所说的“可写性文本”。
对余怒这种诗歌的反应呈两极化，绝大多数人乃至于诗人会觉得很怪，读不懂，但也不乏有人把他作为“中国诗坛极端的先锋派”而称道——于坚甚至盛赞其是“中国的卡夫卡”。不过无论是不是赞，余怒都是中国当代诗坛绕不过去的诗人，他的这种诗歌写作也被称为“九十年代的一个诗歌现象”。然而“现象”一词，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描述而非置可或置否，行为意义大于文本意义，但如果深入其诗歌的内涵或意义而言，很多诗人和评论家都是望而却步的，因为余怒所反对的可能正是他们所擅长并坚守的。
十四年前，余怒年轻的同乡、还在首都师范大学读文学博士的荣光启所写的一篇《解开身体的死结——论诗人余怒的写作》，被余怒十分赞赏和认可，并将其作为自印的《余怒诗选集》的代序置于书首。疾病和身体，是荣光启论评余怒诗歌内容的核心词语，他把余怒称为“身体”得自由的语言炼金术士：“皮肤病围困了余怒的身体，身体的自由在此受到严重的束缚。与皮肤病的斗争可能牵引出余怒的诗学：其实就是毫无瑕疵的身体，也同样在肢解和束缚之中——那就是这个板结的意义世界及其陈腐的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语言是本体也是皮肤，它患的病更为严重。诗歌的任务就是解放人的身体。”
事实上，余怒“解放”的不只是自我的“身体”，还有被语言—意义束缚着的每个个体，他们也许尚未意识到自身被塑造、被遮蔽和被自我遗忘的某种真实状态，“在他看来，荒谬性、分裂感是世界的真实性，语言要能表现个体生存的瞬间的真实状态，能够‘呈现’那些荒谬、分裂等生存内心的感受与刻骨的真实”。即使这样的做法不被理解，被误解甚至被诟病，但余怒的态度异常坚决，“我写下来，读者该怎么读就怎么读，想把你的意思传达给读者是不行的，也不能完全传达，与其这样还不如完全交给读者”。
反陈词滥调，反音乐性，反逻辑，反朗朗上口，以“牺牲语言的常态和意义的流畅”而换来真实，这可能才正是余怒在中国诗坛先锋性的所在。虽然在生活中，余怒是一个自认为传统的人，他怀旧、恋家、义气、慷慨，喜欢喝茶和收集石头，但这并不妨碍他在诗歌中的先锋。迷信或者附会一点说，一个人的名字或许能透露出某种玄机，余怒的本名“余敬锋”，在某种意义上似乎跟他极为先锋的诗歌和诗学有一种隐秘的契合。在纱帽水电站外侧的出水口，我和他翻找那些被流水冲刷经年的石头，余怒捡到一块图案像“5”的椭圆形石头，看着阳光下和诗歌中完全不一样的另一个真实的他，我不禁这样想。
三
从岳西回到安庆，第二天下午我和余怒去了一趟他的——准确说是他祖父的——故乡余湾，因为自他祖父那一代就把家搬到了安庆。这个距市区不足半小时车程的小村子，现属宜秀区，原辖于桐城，以柑橘和桃子而闻名，同时连排结户的农家乐也风生水起。
对于余湾村，事实上余怒的印象也比较模糊，他没有在这里长居过，只是小时候跟祖父来走过几次亲戚，而现在此地也已没有他家的祖屋了。“原先这里的院子5万一座，现在50万也不一定能买到了”，他跟我这样介绍。像很多城市的郊区一样，余湾因为毗邻市区也颇受益于近年的城市化扩张，已经成为安庆城里人周末出游休闲的常去之处。
出租车将我们拉过村前的马路，停在一个上山的路口。时已深冬，通往山上的路边几乎都是落叶的树木和枯萎的荒草，偶见到一两块油绿的菜地倒显得很不协调。余怒健步如飞，领着我爬到山脚下的一处坡地，“我祖父祖母的墓就在上面，太远了也看不见哪个是的”，他指着山上跟我说。这座名为大龙山的山坡上，高高低低地错落着很多墓碑，“以后我也会埋在这里”，在一个按辈分是余怒曾祖辈的本家墓碑前，他望着远处说。
我们在山坡上抽烟，透过荒草枯树眺望不远处的余湾村和更远处影影绰绰的石塘湖，目光落在很多人家已经建起的气派的两层小楼上。从这个方位望过去，这座位于一个U形山谷中的小村庄，正好被两座犹如巨臂般的山体拢在怀抱中。但对余怒来说，不一定有归乡的感觉，这里既是故乡也不是故乡，“我父亲还修家谱，我对这些不感兴趣”。
从余湾村出来，余怒带我赶往当地走出的大人物陈独秀的墓园。在中国诗坛，曾经有人将余怒戏比为“诗坛陈独秀”，事实上在开玩笑的成分之外，或许也不是找不出两者在性格和气质上的相近之处。历史上，皖人中常有性直脾气大者，安庆和桐城一带尤甚，余怒和陈独秀虽然相隔几十年，但是同为安庆老乡，同为诗人和文人，都性格鲜明、喜怒形于色、绝不屈从，火气、骨气、傲气与才气并存，而在倔强、刚烈甚至是固执之外，他们又都有着柔情的一面——陈独秀的“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妇人哭”和余怒的疼惜年轻夫人吴橘和女儿余小鹿，也都是潜藏在万丈豪气角落的一角柔气。
1904年，陈独秀在家乡创办了《安徽俗话报》，这份报纸凸显出他一以贯之的启蒙思想，“要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演出来”，这与后来的《新青年》提倡白话文一起，可以算作陈独秀的“语言革命”。而对余怒来说，他在诗歌和诗学上一样是反陈词滥调、反音乐性、反逻辑、反朗朗上口，跟绝大多数诗人相比，他除了诗人身份，其实也接近于一个诗歌的“语言革命家”，在这一点上两者的理路也颇有相近处。
重新翻修过的偌大一座墓园里十分冷清，只有我和余怒两个人。在西斜的夕阳中，远远就能望见陈独秀的全身铜像，我给他在陈独秀像前留影，先拍了一张，他又往左边挪了挪，“不能被他騎于胯下”，余怒笑一笑说。我们绕墓一周，似乎有很多话可以说，又似乎什么话都不必说，连一点凭人吊古的感慨也没有，就迎着落日又出来了。
在去安庆找诗人余怒之前，我和他见过两次面。第一次是去年6月在巴东县的大面山上，第二次是去年11月在武汉403国际艺术中心举办的武汉和重庆诗歌双城会上。
第一次见面，在大面山上眺望完长江巫峡口的落日，折返回来的山道上他说看过我写的一篇文章《汉奸的诗学与史学》，说写得好，很有文字和历史功底；第二次见面，他说我的诗歌写得干净，当天活动做完之后晚上喝酒，他又在酒桌上跟我说起写诗，说写诗和写文章不一样，要反陈词滥调，要反因果和反逻辑，要有你自己的生存状态。
低调，内敛，言辞不多，很少笑，有傲气，也或面冷心热，有着多年皮肤病的面庞上交替着一种冷静和倔强的表情，而笑起来时五官又不免夸张，这是余怒给我的印象。
第二次见面时，跟他约好等他从澳门回来之后我去安庆。到了年底，我先去庐山牯岭小住了几日，在从九江辗转彭泽到达安庆的第二天，余怒和他的同事马俊坚持要带我去明堂山玩几天，再去看彩虹瀑布，然后去岳西县城——他负责的一家水电站的驻地。
去明堂山的路上聊起诗歌，他说自己更喜欢“写得乱”的诗人，他自己也会“乱”写。在一个高速路服务区抽烟之际，余怒说起来他最喜欢的纽约派诗人，写得即兴而混乱，反理性、反文雅、反高贵，但他一时想不起这个诗人的名字，于是连忙打电话给夫人吴橘，“对，弗兰克·奥哈拉，还有和他完全相反的约翰·阿什贝利”，他连忙跟我说。
对余怒来说，吴橘不但是夫人，还是主要交流对象以及最重要的生活和写作助理，“我原来手机装了微信，老是想翻翻看，后来就卸载了，下载在家里的平板电脑上，偶尔看看，简单的事情就让老婆回复一下，复杂的再转给我；开诗会时要建临时微信群，我就让老婆帮着下载一个，开完会后再让她卸载掉”。而做这样的事吴橘也毫无怨言。
头天晚上吃饭时，我第一次见到了比他年轻很多的夫人吴橘，安静，文气。作为他的第二任妻子，余怒很满意同样也是诗人的吴橘。他跟我说起两个人结婚的细节，“我们去领结婚证时很搞笑，当时是问路，第一个人跟我说往前走多少厘米，第二个人跟我说往前走多少公里，事实上往前走几百米就到了”，提起这段逸事他忍不住哈哈大笑。
位于皖西南大别山腹地的明堂山，自多枝尖山脉蜿蜒而来突起三峰形成，相传因2100多年前汉武帝刘彻封禅古南岳——天柱山时，曾设祭拜之“明堂”于此山而得名。现在的明堂山已辟为旅游景区，不过隆冬时节属于淡季，游人稀少。坐缆车上山，快到山顶时团团雾气即开始弥漫，十米外几乎难见人影，远眺是不可能了。好在山道上多有松树，此时天气清冷、水雾凝结，树枝上结下层层叠叠的雾凇，也是难得一见的好景致。
第二天天气放晴，阳光大好，一扫昨天的阴冷和雾气。我们来到彩虹瀑布，飞流的人工瀑布从山顶倾泻而下，翻滚汹涌的水汽扑面而来，但这条以彩虹闻名的瀑布并未如想象那样呈现出七彩之光，“夏天在太阳下有彩虹”，这让余怒多少有点失落。我们沿着山路往里走，在布满乱石堆的干涸河床中，他跟我说起小时候捉过的一种鱼，“那种鱼很小，平时就藏在石头下面”，明知此地没有这种鱼，他还是翻开一块石头察看。
彩虹瀑布景区外不远处的纱帽水电站，以上游水库中的来水发电，是余怒管理的三座水电站之一，规模并不大，也不需要他具体运营，但防汛安全是他的最大职责。因为地势较低，汛期水电站的高墙外就是漫灌的洪水，“水就悬在头顶上，人就在站里，去年特大洪水，我们有个水电站就被淹了，损失了几百万”。别人或很向往的这份工作，余怒却一直想退下来，因为这会影响他写诗，“我恨不得用上所有时间来看书写作”。
而旅行更不是余怒的爱好，他素不喜欢游山玩水，即使管理着岳西的水电站，但此地的风景他从未主动去过，偶有的几次也是陪朋友去玩。说实话，我的确有点为他花掉几天的时间陪我游山玩水而感到不安，然而同时也明白这又是他慷慨待友的一种方式。
二
余怒，这个名字我第一次听到是14年前在安徽淮北读大一时。在朋友的一家打字复印店，高我两届的师兄胡伟有一次念余怒的诗给我听，末了说他的诗在诗坛独树一帜。
事实上，在独树一帜之前的余怒也曾经是林中一木，并非一开始就“木秀于林”。
在安庆五中读高中时，余怒喜欢的是古典诗歌，严格按照格律填词；在上海电力学院读大学时，因为出板报需要诗歌作为点缀，又没人写，他就写了一首三段排比式的《我的心像大海》，而对于新诗，“之前我看诗都是跳过去的，觉得不好玩，没意思”。在这首为出墙报写的诗得到同学们赞赏后，余怒找来一些诗，像当时很多人一样读起朦胧诗。
“我最先写的算是朦胧诗，因为当时的杂志都充斥着他们的东西，我也受到影响。”不过从1988年开始，已经深受卡夫卡、贝克特等现代小说家以及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野兽派、抽象主义、立体主义等画派影响的余怒，就开始反省自己的抒情诗，《毁灭》这首长诗总结了之前四年的抒情诗，“它是一个句号，标志着个人抒情时代的终结”。从1988年即開始毁少作的他，到1992年就彻底毁掉了旧作，“从抒情诗的视角看那些诗还算不坏，即使现在也不属于娱乐作品，但那些都不是我的，只不过是对人家的模仿”。
余怒把朦胧诗和其他古老抒情方式合流的这种趣味，称为“官刊风格”，他拒绝再写这种诗，而是按照自己的规则写，也不再考虑发表与否。当时他写了一组诗，取笔名为“余怒”，以隐蔽真名的方式投稿给《诗歌月刊》，其实该刊的编辑多为他的朋友。一个月之后，其中一位编辑给他回信说：“余怒同志你好，你的诗歌我看了，觉得很好，但是不适合在我们刊物上发表。”但余怒觉得无所谓，开始写自己的东西，不再发表了。
从深层意义上说，诗歌写作的这种改变源于其语言观，他觉得语言难以完全表达我们的想法，充满了表达的无效性。人类在语言模式下思考，视觉、听觉、感觉以及观念等都是被语言塑造的，但事实上语言很难说清楚世界，而且即使存在客观世界也不能看到，语言不能有效表达我们的感觉，甚至遮蔽了原初的感觉。“每个人的感觉都独一无二，但面对客观事物或一种心灵感受就是无法用语言表述，一表述就错，一落实到文字就无法说出来，个人感觉被语言遮蔽，被同一化，你说出的都是他人和前人说出的。” 不相信语言的余怒，还是要使用语言写诗，但他要颠覆语言的表意规则。正如荣光启在评论他时所说：“他采取的策略首先是以反常的语言（歧义、误义、强指、随机义等多种语言方式）来中断文化中正常的能指—所指链条，使语言变形，使意义产生危机，从而使阅读产生难度与再生产（意义）的可能，（而不是被动地接受），从而使复杂的‘身体’在这样的写作中得到释放。”这一点，比较接近于罗兰巴特所说的“可写性文本”。
对余怒这种诗歌的反应呈两极化，绝大多数人乃至于诗人会觉得很怪，读不懂，但也不乏有人把他作为“中国诗坛极端的先锋派”而称道——于坚甚至盛赞其是“中国的卡夫卡”。不过无论是不是赞，余怒都是中国当代诗坛绕不过去的诗人，他的这种诗歌写作也被称为“九十年代的一个诗歌现象”。然而“现象”一词，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描述而非置可或置否，行为意义大于文本意义，但如果深入其诗歌的内涵或意义而言，很多诗人和评论家都是望而却步的，因为余怒所反对的可能正是他们所擅长并坚守的。
十四年前，余怒年轻的同乡、还在首都师范大学读文学博士的荣光启所写的一篇《解开身体的死结——论诗人余怒的写作》，被余怒十分赞赏和认可，并将其作为自印的《余怒诗选集》的代序置于书首。疾病和身体，是荣光启论评余怒诗歌内容的核心词语，他把余怒称为“身体”得自由的语言炼金术士：“皮肤病围困了余怒的身体，身体的自由在此受到严重的束缚。与皮肤病的斗争可能牵引出余怒的诗学：其实就是毫无瑕疵的身体，也同样在肢解和束缚之中——那就是这个板结的意义世界及其陈腐的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语言是本体也是皮肤，它患的病更为严重。诗歌的任务就是解放人的身体。”
事实上，余怒“解放”的不只是自我的“身体”，还有被语言—意义束缚着的每个个体，他们也许尚未意识到自身被塑造、被遮蔽和被自我遗忘的某种真实状态，“在他看来，荒谬性、分裂感是世界的真实性，语言要能表现个体生存的瞬间的真实状态，能够‘呈现’那些荒谬、分裂等生存内心的感受与刻骨的真实”。即使这样的做法不被理解，被误解甚至被诟病，但余怒的态度异常坚决，“我写下来，读者该怎么读就怎么读，想把你的意思传达给读者是不行的，也不能完全传达，与其这样还不如完全交给读者”。
反陈词滥调，反音乐性，反逻辑，反朗朗上口，以“牺牲语言的常态和意义的流畅”而换来真实，这可能才正是余怒在中国诗坛先锋性的所在。虽然在生活中，余怒是一个自认为传统的人，他怀旧、恋家、义气、慷慨，喜欢喝茶和收集石头，但这并不妨碍他在诗歌中的先锋。迷信或者附会一点说，一个人的名字或许能透露出某种玄机，余怒的本名“余敬锋”，在某种意义上似乎跟他极为先锋的诗歌和诗学有一种隐秘的契合。在纱帽水电站外侧的出水口，我和他翻找那些被流水冲刷经年的石头，余怒捡到一块图案像“5”的椭圆形石头，看着阳光下和诗歌中完全不一样的另一个真实的他，我不禁这样想。
三
从岳西回到安庆，第二天下午我和余怒去了一趟他的——准确说是他祖父的——故乡余湾，因为自他祖父那一代就把家搬到了安庆。这个距市区不足半小时车程的小村子，现属宜秀区，原辖于桐城，以柑橘和桃子而闻名，同时连排结户的农家乐也风生水起。
对于余湾村，事实上余怒的印象也比较模糊，他没有在这里长居过，只是小时候跟祖父来走过几次亲戚，而现在此地也已没有他家的祖屋了。“原先这里的院子5万一座，现在50万也不一定能买到了”，他跟我这样介绍。像很多城市的郊区一样，余湾因为毗邻市区也颇受益于近年的城市化扩张，已经成为安庆城里人周末出游休闲的常去之处。
出租车将我们拉过村前的马路，停在一个上山的路口。时已深冬，通往山上的路边几乎都是落叶的树木和枯萎的荒草，偶见到一两块油绿的菜地倒显得很不协调。余怒健步如飞，领着我爬到山脚下的一处坡地，“我祖父祖母的墓就在上面，太远了也看不见哪个是的”，他指着山上跟我说。这座名为大龙山的山坡上，高高低低地错落着很多墓碑，“以后我也会埋在这里”，在一个按辈分是余怒曾祖辈的本家墓碑前，他望着远处说。
我们在山坡上抽烟，透过荒草枯树眺望不远处的余湾村和更远处影影绰绰的石塘湖，目光落在很多人家已经建起的气派的两层小楼上。从这个方位望过去，这座位于一个U形山谷中的小村庄，正好被两座犹如巨臂般的山体拢在怀抱中。但对余怒来说，不一定有归乡的感觉，这里既是故乡也不是故乡，“我父亲还修家谱，我对这些不感兴趣”。
从余湾村出来，余怒带我赶往当地走出的大人物陈独秀的墓园。在中国诗坛，曾经有人将余怒戏比为“诗坛陈独秀”，事实上在开玩笑的成分之外，或许也不是找不出两者在性格和气质上的相近之处。历史上，皖人中常有性直脾气大者，安庆和桐城一带尤甚，余怒和陈独秀虽然相隔几十年，但是同为安庆老乡，同为诗人和文人，都性格鲜明、喜怒形于色、绝不屈从，火气、骨气、傲气与才气并存，而在倔强、刚烈甚至是固执之外，他们又都有着柔情的一面——陈独秀的“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妇人哭”和余怒的疼惜年轻夫人吴橘和女儿余小鹿，也都是潜藏在万丈豪气角落的一角柔气。
1904年，陈独秀在家乡创办了《安徽俗话报》，这份报纸凸显出他一以贯之的启蒙思想，“要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演出来”，这与后来的《新青年》提倡白话文一起，可以算作陈独秀的“语言革命”。而对余怒来说，他在诗歌和诗学上一样是反陈词滥调、反音乐性、反逻辑、反朗朗上口，跟绝大多数诗人相比，他除了诗人身份，其实也接近于一个诗歌的“语言革命家”，在这一点上两者的理路也颇有相近处。
重新翻修过的偌大一座墓园里十分冷清，只有我和余怒两个人。在西斜的夕阳中，远远就能望见陈独秀的全身铜像，我给他在陈独秀像前留影，先拍了一张，他又往左边挪了挪，“不能被他騎于胯下”，余怒笑一笑说。我们绕墓一周，似乎有很多话可以说，又似乎什么话都不必说，连一点凭人吊古的感慨也没有，就迎着落日又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