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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军指着“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的牌子说，这象征着政府、企业和公众之间良性的互动关系，环保需要多方合力。
初见马军，温文尔雅，语气温和。他的办公地点坐落在北京广渠门幸福大街一个商住两用居民楼的6层，三室一厅算不上宽敞。周围高楼林立，街坊们并不知晓，被称为“环保斗士”的马军和他创办的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IPE）就在他们身边。
走进办公室，马军正在整理桌上的数据资料，抬头看到记者来访，他抱歉地说：“公司现在正搬家，一会儿还要赶去参加阿拉善绿色评审活动，时间上有些紧张。”致力于推动环境信息公开和污染防治的马军，根本停不下来匆忙的脚步。
在过去7年里，马军和他的公众与环境信息研究中心，已披露9万多条违规排放致大气、水污染的信息，不仅涉及大量知名企业，包括为数不少的跨国公司，还有 900家知名IT企业和重金属污染紧密联系在一起。
与“水”结缘
毕业于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新闻系的马军，曾经担任香港《南华早报》网站北京站记者近十年。
据马军回忆，做记者时，他跑遍了大江南北。1998年的洪灾深深触动了他。当时他曾亲历现场采访，不断接触到各种环境恶化事件，亲眼目睹各地水污染的状况。
“每天都蹲守在抗洪一线，与河水对搏，做着惊心动魄的报道。那一年的洪水水量不是最大的，但造成的损失是最大的。”马军告诉《民生周刊》记者。
长江究竟是怎么了？马军开始反思，不断寻求答案，并利用出差机会，走访各地进行实地采访，搜集素材做研究，这些都为《中国水危机》一书提供了重要的素材。
2002年，一次偶然的机会，马军转到一家环境咨询公司工作，就这样与环境保护结下了不解之缘。对于这次转行，马军认为，“我只是在做媒体的过程中坚持了自己想做点什么的理想，而不断地接触到环境方面的事件，让我找到了做事的方向。”
渐渐地，他已经不满足于发现水的问题并分析其成因，而是希望能在这一领域走得更深更远。面对各地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现状，马军认为，“应该成立一个专门的NGO来寻求解决以水危机为代表的环境问题。”
2004年，马军受美国耶鲁大学的邀请，前往耶鲁交流学习，利用这次机会，他用两个学期的时间进行了中美两国在环境保护工作方面的对比研究。
回国后，2006年5月，马军在北京创立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并迅速推出中国首个水污染公益数据库──“中国水污染地图”。
一朝成名
如今，身为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的创建者和负责人的马军，对聚光灯早已不陌生。
马军第一次走入公众的视野是在2006年，当时他与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以及台湾导演李安等一同入选美国《时代周刊》“2006年全球最具影响的100人”；2008年，英国《卫报》将他列入“可以拯救地球的50人”；2009年，他获得有“亚洲诺贝尔奖”之称的麦格塞塞奖。
面对奖项，马军说：“我从未想过得奖，只因对中国环境和资源状况做跟踪研究而完成《中国水危机》一书，开发出中国第一个水污染公益数据库，在发布‘中国水污染地图’后就被众人所知。”
马军告诉《民生周刊》记者，他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收邮件、接电话、写报告、给研究中心的官方网站输入数据，以及用Googleearth定位污染企业的位置，并把这些截图贴到网上。
若想知道全国31个省份中有哪些企业在近年曾违反环保法规，公众只需点击鼠标就能知道。这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马军兴致勃勃地指着“中国水污染地图”说：“一些污染较重的地方，用Googleearth的地图就可以宏观地看到污染情况。这个工作带给我很多乐趣。”
“在过去十年里，中国投入了巨大的资金和技术力量治理污染，没能取得显著效果。”马军认为，目前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缺乏治理动力与环境信息公开。“只有公众广泛参与，用他们的消费权利对企业形成压力，才有可能使污染得到有效治理。”
知难而进
自2010年4月开始，马军的团队和其他34家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开始陆续发布《IT品牌供应链重金属污染调研报告》，涉及的调研对象是29家国内外知名IT品牌，其中就包括苹果公司。
“这些国际品牌傲人的销售业绩背后，是沿着其供应链蔓延的污染和毒害。”马军坦言，与这些大公司的对话过程充满曲折。当对方的人力与财力发挥作用时，作为民间公益组织的马军及他的团队往往无力还击。有些被披露的污染企业只有在各界的压力下才会前去与民间组织沟通或进行整改，而有的企业则对污染信息发布持无所谓的态度。
国内企业为何如此漠然？马军告诉《民生周刊》记者，地方政府对当地的龙头企业往往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有的甚至找上门来报复打击我们。有一次，某企业上到污染名单上以后，由于客户对企业施加压力，当地的环保部门就找到我们，说该企业是当地的支柱产业，强行要求我们不要将该企业加入名单中。”
但马军和他的团队没有退缩，依然坚持将信息公之于众，并表示除非企业提供能证明其无污染的政府部门的证明书或第三方的审核证，否则绝不从“中国水污染地图”上撤下。
“这样的事多发生在地方。”马军说，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自成立以来在资金、人力、能力、资源等方面都存在不足，加上外来的“隐形”阻力，使他们开展工作十分艰难。“我希望各地的环保组织能够进行本地考察，将污染企业定位，这也是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体现。”马军说。
“目前，我们网站上的数据都是来自环保系统和其他政府部门，每一条数据后都标注着详细的出处。有了这些数据之后， NGO组织就可以从绿色供应链入手，向企业施加基于金融杠杆的压力。”马军指着“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的牌子说，这象征着政府、企业和公众之间良性的互动关系，环保需要多方合力。
对于未来，马军充满信心：“中国有需求，也不乏技术和资金，因此环保是有可能取得突破的，但是非常需要一些有能力的人来和我们一起继续做这个工作。”
初见马军，温文尔雅，语气温和。他的办公地点坐落在北京广渠门幸福大街一个商住两用居民楼的6层，三室一厅算不上宽敞。周围高楼林立，街坊们并不知晓，被称为“环保斗士”的马军和他创办的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IPE）就在他们身边。
走进办公室，马军正在整理桌上的数据资料，抬头看到记者来访，他抱歉地说：“公司现在正搬家，一会儿还要赶去参加阿拉善绿色评审活动，时间上有些紧张。”致力于推动环境信息公开和污染防治的马军，根本停不下来匆忙的脚步。
在过去7年里，马军和他的公众与环境信息研究中心，已披露9万多条违规排放致大气、水污染的信息，不仅涉及大量知名企业，包括为数不少的跨国公司，还有 900家知名IT企业和重金属污染紧密联系在一起。
与“水”结缘
毕业于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新闻系的马军，曾经担任香港《南华早报》网站北京站记者近十年。
据马军回忆，做记者时，他跑遍了大江南北。1998年的洪灾深深触动了他。当时他曾亲历现场采访，不断接触到各种环境恶化事件，亲眼目睹各地水污染的状况。
“每天都蹲守在抗洪一线，与河水对搏，做着惊心动魄的报道。那一年的洪水水量不是最大的，但造成的损失是最大的。”马军告诉《民生周刊》记者。
长江究竟是怎么了？马军开始反思，不断寻求答案，并利用出差机会，走访各地进行实地采访，搜集素材做研究，这些都为《中国水危机》一书提供了重要的素材。
2002年，一次偶然的机会，马军转到一家环境咨询公司工作，就这样与环境保护结下了不解之缘。对于这次转行，马军认为，“我只是在做媒体的过程中坚持了自己想做点什么的理想，而不断地接触到环境方面的事件，让我找到了做事的方向。”
渐渐地，他已经不满足于发现水的问题并分析其成因，而是希望能在这一领域走得更深更远。面对各地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现状，马军认为，“应该成立一个专门的NGO来寻求解决以水危机为代表的环境问题。”
2004年，马军受美国耶鲁大学的邀请，前往耶鲁交流学习，利用这次机会，他用两个学期的时间进行了中美两国在环境保护工作方面的对比研究。
回国后，2006年5月，马军在北京创立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并迅速推出中国首个水污染公益数据库──“中国水污染地图”。
一朝成名
如今，身为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的创建者和负责人的马军，对聚光灯早已不陌生。
马军第一次走入公众的视野是在2006年，当时他与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以及台湾导演李安等一同入选美国《时代周刊》“2006年全球最具影响的100人”；2008年，英国《卫报》将他列入“可以拯救地球的50人”；2009年，他获得有“亚洲诺贝尔奖”之称的麦格塞塞奖。
面对奖项，马军说：“我从未想过得奖，只因对中国环境和资源状况做跟踪研究而完成《中国水危机》一书，开发出中国第一个水污染公益数据库，在发布‘中国水污染地图’后就被众人所知。”
马军告诉《民生周刊》记者，他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收邮件、接电话、写报告、给研究中心的官方网站输入数据，以及用Googleearth定位污染企业的位置，并把这些截图贴到网上。
若想知道全国31个省份中有哪些企业在近年曾违反环保法规，公众只需点击鼠标就能知道。这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马军兴致勃勃地指着“中国水污染地图”说：“一些污染较重的地方，用Googleearth的地图就可以宏观地看到污染情况。这个工作带给我很多乐趣。”
“在过去十年里，中国投入了巨大的资金和技术力量治理污染，没能取得显著效果。”马军认为，目前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缺乏治理动力与环境信息公开。“只有公众广泛参与，用他们的消费权利对企业形成压力，才有可能使污染得到有效治理。”
知难而进
自2010年4月开始，马军的团队和其他34家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开始陆续发布《IT品牌供应链重金属污染调研报告》，涉及的调研对象是29家国内外知名IT品牌，其中就包括苹果公司。
“这些国际品牌傲人的销售业绩背后，是沿着其供应链蔓延的污染和毒害。”马军坦言，与这些大公司的对话过程充满曲折。当对方的人力与财力发挥作用时，作为民间公益组织的马军及他的团队往往无力还击。有些被披露的污染企业只有在各界的压力下才会前去与民间组织沟通或进行整改，而有的企业则对污染信息发布持无所谓的态度。
国内企业为何如此漠然？马军告诉《民生周刊》记者，地方政府对当地的龙头企业往往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有的甚至找上门来报复打击我们。有一次，某企业上到污染名单上以后，由于客户对企业施加压力，当地的环保部门就找到我们，说该企业是当地的支柱产业，强行要求我们不要将该企业加入名单中。”
但马军和他的团队没有退缩，依然坚持将信息公之于众，并表示除非企业提供能证明其无污染的政府部门的证明书或第三方的审核证，否则绝不从“中国水污染地图”上撤下。
“这样的事多发生在地方。”马军说，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自成立以来在资金、人力、能力、资源等方面都存在不足，加上外来的“隐形”阻力，使他们开展工作十分艰难。“我希望各地的环保组织能够进行本地考察，将污染企业定位，这也是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体现。”马军说。
“目前，我们网站上的数据都是来自环保系统和其他政府部门，每一条数据后都标注着详细的出处。有了这些数据之后， NGO组织就可以从绿色供应链入手，向企业施加基于金融杠杆的压力。”马军指着“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的牌子说，这象征着政府、企业和公众之间良性的互动关系，环保需要多方合力。
对于未来，马军充满信心：“中国有需求，也不乏技术和资金，因此环保是有可能取得突破的，但是非常需要一些有能力的人来和我们一起继续做这个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