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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教育部发布报告称，2016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学历教育在校生2.65亿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连续5年保持在4%以上。其中，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3699万人，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第一大国。
有评论指出，中国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第一大国是人口规模使然，教育经费占GDP比例保持在4%也只是世界平均水平。但无可否认，在过去5年中，中国的教育投入力度和教育普及程度取得了里程碑意义的进步。
其实，人们不必纠结于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是否达到4%，抑或中国是否已经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第一大国，我们真正应该关心的是，教育经费是否满足了国家发展的需要和是否实现了社会公平。
教育如何提升国家竞争力，如何实现社会公平，无非要考虑以下三方面问题。
第一，占GDP比重4%的教育经费够不够用呢？改革开放以来，尤其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大幅度增加了教育投入，推动了国民教育的快速发展。但应该看到，投入不足，投入水平较低，仍然是制约我国教育的瓶颈。要解决这些问题，亟须增加财政性教育投入，建立完善的教育投入保障机制。其中一个重要任务是必须尽快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4%的目标。
经济学家厉以宁曾指出，当人均GDP达到800美元到1000美元时，公共教育支出占GDP比重要达到4.07%～4.25%，才能实现教育与经济的良性发展。4%的投入指标只是世界衡量教育水平的基础线，与国际先进国家相比，比如丹麦达到了8.6%，瑞典7.7%，英国5.8%，美国4.9%，中国仍有差距。
所以，中国要进一步保障公共教育支出水平，每年至少要达到GDP比重的4%，并建立规范的政府间的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尤其应加大省级财政对教育投入的责任和力度。应严格按照《预算法》的规定，强化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财政预算和教育财政预算的决策权和监督权，防止教育经费被挪用、滥用，防止拖欠教师工资包括民办教师补助的现象发生。
第二，教育经费是如何被使用的，是否实现了社会公平？众所周知，重点学校资源过于集中，在一线城市催生所谓“天价学区房”现象，而在其他地区，“超级中学”也都位于省会和大城市，极少有省重点中学位于县级行政单位的。重点学校目前扮演着“抽水机”的角色，将基层优秀教师源源不断地抽调上来，形成教育资源上的“马太效应”。
另外，我们必须面对贫困地区教育资源严重不足的问题。按经济学家罗斯高团队的研究，63%的贫困地区孩子没有上过高中，除了农村父母教育意识低、学费负担和留守儿童等原因外，城乡之间教育资源的严重不均是主要原因。
在解决教育资源不均难题上，日本的经验可资借鉴。日本公立学校的教师一律轮岗，无论城乡哪个地区，教师待遇一致，学校教育设施一致，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教育资源集中到大城市的问题。
有个口号叫做“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坦率地说，这应该是国家的责任。政府必须对教育事业大量投入，保证教育资源分配的均衡性和公平性，才能使得孩子们不会输在起跑线上。
第三，教育经费的使用效果如何，能否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按教育部发布的数据，2016年，中国高等教育共为社会输送1193万毕业生，另有中等职业教育533.6万人，成为新增劳动力的主力军，中国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超过13.3年，相当于大学一年级水平。无疑，中国的基础教育为以往中国经济的崛起提供了人才保障，但这不能保障能适应未来的挑战。
教育经费的使用要“好钢用在刀刃上”。未来中国的人口素质如何应对科技发展的挑战，如何让中国经济的人口红利过渡到人口素质红利，这是教育改革必须面对的课题，那么，教育经费的投入方式和投入方向就必须随之改革。
必须看到，应试教育的“题海战术”，学校以升学率为唯一考核指标的作法不合时宜了。中国必须在教學方向上、师资力量配比上向素质教育倾斜，向最新科技发展倾斜，以适应新形势下的挑战。中国须从教育大国迈向教育强国，只靠各级财政的经费办教育显然是不够，还需要市场化的力量、民间的力量加入，需要扩大教育投入的资本渠道，需要加大各类教育机构间的竞争。
有评论指出，中国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第一大国是人口规模使然，教育经费占GDP比例保持在4%也只是世界平均水平。但无可否认，在过去5年中，中国的教育投入力度和教育普及程度取得了里程碑意义的进步。
其实，人们不必纠结于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是否达到4%，抑或中国是否已经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第一大国，我们真正应该关心的是，教育经费是否满足了国家发展的需要和是否实现了社会公平。
教育如何提升国家竞争力，如何实现社会公平，无非要考虑以下三方面问题。
第一，占GDP比重4%的教育经费够不够用呢？改革开放以来，尤其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大幅度增加了教育投入，推动了国民教育的快速发展。但应该看到，投入不足，投入水平较低，仍然是制约我国教育的瓶颈。要解决这些问题，亟须增加财政性教育投入，建立完善的教育投入保障机制。其中一个重要任务是必须尽快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4%的目标。
经济学家厉以宁曾指出，当人均GDP达到800美元到1000美元时，公共教育支出占GDP比重要达到4.07%～4.25%，才能实现教育与经济的良性发展。4%的投入指标只是世界衡量教育水平的基础线，与国际先进国家相比，比如丹麦达到了8.6%，瑞典7.7%，英国5.8%，美国4.9%，中国仍有差距。
所以，中国要进一步保障公共教育支出水平，每年至少要达到GDP比重的4%，并建立规范的政府间的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尤其应加大省级财政对教育投入的责任和力度。应严格按照《预算法》的规定，强化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财政预算和教育财政预算的决策权和监督权，防止教育经费被挪用、滥用，防止拖欠教师工资包括民办教师补助的现象发生。
第二，教育经费是如何被使用的，是否实现了社会公平？众所周知，重点学校资源过于集中，在一线城市催生所谓“天价学区房”现象，而在其他地区，“超级中学”也都位于省会和大城市，极少有省重点中学位于县级行政单位的。重点学校目前扮演着“抽水机”的角色，将基层优秀教师源源不断地抽调上来，形成教育资源上的“马太效应”。
另外，我们必须面对贫困地区教育资源严重不足的问题。按经济学家罗斯高团队的研究，63%的贫困地区孩子没有上过高中，除了农村父母教育意识低、学费负担和留守儿童等原因外，城乡之间教育资源的严重不均是主要原因。
在解决教育资源不均难题上，日本的经验可资借鉴。日本公立学校的教师一律轮岗，无论城乡哪个地区，教师待遇一致，学校教育设施一致，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教育资源集中到大城市的问题。
有个口号叫做“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坦率地说，这应该是国家的责任。政府必须对教育事业大量投入，保证教育资源分配的均衡性和公平性，才能使得孩子们不会输在起跑线上。
第三，教育经费的使用效果如何，能否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按教育部发布的数据，2016年，中国高等教育共为社会输送1193万毕业生，另有中等职业教育533.6万人，成为新增劳动力的主力军，中国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超过13.3年，相当于大学一年级水平。无疑，中国的基础教育为以往中国经济的崛起提供了人才保障，但这不能保障能适应未来的挑战。
教育经费的使用要“好钢用在刀刃上”。未来中国的人口素质如何应对科技发展的挑战，如何让中国经济的人口红利过渡到人口素质红利，这是教育改革必须面对的课题，那么，教育经费的投入方式和投入方向就必须随之改革。
必须看到，应试教育的“题海战术”，学校以升学率为唯一考核指标的作法不合时宜了。中国必须在教學方向上、师资力量配比上向素质教育倾斜，向最新科技发展倾斜，以适应新形势下的挑战。中国须从教育大国迈向教育强国，只靠各级财政的经费办教育显然是不够，还需要市场化的力量、民间的力量加入，需要扩大教育投入的资本渠道，需要加大各类教育机构间的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