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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没想到，下岗失业会突然落到自己头上。
2014年5月22日，某电力公司下属工程公司的李全博和工友们接到通知：厂里要破产，准备召开职代会讨论解除劳动合同等事宜。“好好的厂子咋就黄了？电力公司为啥不出面安置咱们？”他们要求厂里给出解释，却一直没有得到合理答复。
一场情感与法律、历史与现实的对峙就此展开，至今已经持续了6个月有余。
原本是一家
如果仔细梳理就会发现，电力公司下属工程公司的历史，恰好是国企改革发展的历史。而它所遭遇的问题，也正是国企市场化不充分弊端的后遗症。
李全博告诉记者，工程公司是集体企业，从建厂之日起就是为电厂服务的。“1981年因为建电厂占了3000亩土地，政府要求安置失地农民，咱厂子就是这么来的。”
省政府曾为此印发文件，要求电厂和承建电厂的企业安置350名失地农民就业。“咱们电厂安置了250人。”多年后工人们才知道，当年文件要求把他们吸收为全民或集体所有制工人。但因渠道闭塞、政令不通，他们全都是以集体工的身份入厂。
党宝文是最初的250名集体工之一。“大家都开玩笑叫咱们二百五。”跟当时所有集体企业一样，工程公司主要是在电厂的辅助岗位服务。“清理车间、卸煤，去拉煤的火车道口看道闸。”
这些工作大多是与电厂工人一起完成的。党宝文回忆说当年虽然身份有别，但工程公司
集体工和电厂全民工都是混岗作业的。
工程公司还有一项主要业务是建房。“电厂的一些厂房、家属楼，都是咱们盖的。”家属楼建成后，其日常的物业维修等也一度由工程公司负责。
工作业务扩展带来工人数量的递增。电厂和工程公司一些职工的家属或子女，开始以各种名义进厂工作。李全博的母亲就是以家属的身份被调到厂里，而他本人则于2000年底被分配入厂。
彼时，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界线混沌不清，工人也天然认为跟电厂是一家人。“咱经理、中层干部都是电厂任命的，不是一家人谁允许他这么干？”
一笔糊涂账
电厂和工程公司的亲密关系第一次被打破，是在1997年。
时年6月，一家香港企业注资，电厂变为合资企业，自此后电厂更名为合资电力公司。不过，工程公司似乎没有搭上这次改制的顺风车。
“我们和多种经营公司都没合进去。”李全博告诉记者，多种经营公司成立晚于工程公司，也曾是电厂下属集体企业。1997年合资时多种经营公司工人找到省里主管部门，要求将他们一起合并。“人家闹完就进去了，据说把我们拉下了。”
之所以没有跟着闹，党宝文说那时工人们认为合不合并都无所谓。“对我们来说有班上有钱挣，不都一样嘛！”
表面看似乎变化不大。合资电力公司成立后，工程公司人事权依然归其掌控。“我们经理上任，必须电力公司同意才算过关。”李全博向记者出示了一份2007年11月的文件，内容为工程公司经理的任职通知书，“报请（电力）公司经营者集团，总经理同意聘任。”
工人依旧为合资电力公司服务，他们工资少得可怜。“我2000年上班，一个月才开300多元，后来涨到了五六百元。”李全博说，他的工资乘了1.5倍系数，有些工人收入更低。
其实按法律规定，如果工程公司被合并，工人首先要与原集体企业解除劳动关系，获得相应经济补偿后再与合资企业签订新的劳动合同。而原来的集体企业不复存在，工程公司变为合资企业的子公司。
不知何故，合资电力公司未接收工人的劳动关系，却保留了与工程公司的隶属关系。这笔糊涂账为日后的对峙埋下了隐患。
2007年下半年，某大型国企旗下的电力公司出手，购买了合资电力公司港资部分的全部权益。电厂二次易主，更名为目前的辽西某电力公司。
工程公司工人认为，自己的劳动关系就包含在被收购的权益内。“你来了是重新开始，我们应该与电力公司职工享受一样的待遇。”不过，2008年后电力公司职工重新签订了合同。这之后李全博和工友也签过，但他们签订对象还是工程公司。
跟当年合资时类似，工程公司与电力公司的关系依旧暧昧。李全博说，每周电力公司领导班子会议，工程公司经理都列席参会。而十一节的职工活动，两家也一同召开，“活动服都是电力公司发的。”
突然破了产
两家企业的蜜月期很快就结束了。
2009年前后，电力公司领导希望工程公司与多种经营公司合并，“想让咱归多种经营管。”工程公司拒绝了。
此后，工程公司经理不再列席电力公司的领导会议，双方也开始签订正式的劳务合同。“咱们以前给电力公司卸煤，干多少直接拨钱，后来就是一年一签合同。”
国家节能减排政策将二者关系彻底逼上了死角。电力公司所使用的发电机组能耗高、污染重，为配合国家“上大压小”的政策（建设大容量、低消耗、少排放机组的同时，关停一部分小火电机组），2013年8月底其发电机组全部停机。
服务对象停工，工程公司也陷入没活可干的境地。“从2013年8月到现在一直在休息。”李全博说，工人们等着下一步的工作安排。
电力公司工人先闹了起来：电力公司出台退养分流方案，大部分工人将被退养回家，另一部分则被安排到外地进行检修工作。因感觉退养待遇过低，职工们多次上访维权。
工程公司的工人们等着搭顺风车。“经理告诉咱们，等他们闹完了，肯定会妥善安排咱们。”很快，电力公司工人被迫接受了退养分流方案，工程公司这边却迟迟没动静。
2014年3月，公司突然发不出钱了。“经理说连1月和2月开工资的钱都是从电力公司借的。”就这样，断饷两个多月后李全博和工友们接到通知，公司濒临破产，准备召开职代会讨论解除劳动合同等事宜。
职代会上工人们疑虑重重。“厂子怎么就黄了，为什么不公布财务信息？电力公司工人都可以退养分流，为什么不能安置我们？”公司经理避而不谈，只是要求大家投票表决，是否同意解除劳动合同。“你不答疑，我们怎么表决？”双方不欢而散。
这次会上，电力公司老总带着律师出席。面对工人的质疑，他回答工程公司是独立法人，“从法律上讲跟咱们没有关系，我只是来旁听的。”
生死难测
工人们第一次知道自己是独立的。“那咱经理为啥要参加你们的班子会？为啥两家节日一起搞活动？”电力公司领导说，那是历史遗留问题，现在要讲法律。
这个法律指的是《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厂办大集体改革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1〕18号文）。文件规定，“对不具备重组改制条件或亏损严重、资不抵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厂办大集体，可实施关闭或依法破产。”
工人们却有不同理解。“不具备条件的要破产，咱们不一样。”李全博说，退一万步工程公司也是电力公司下属集体企业，电力公司拆了旧机组后会上新的，那就不该关闭工程公司。
而且国办发〔2011〕18号文规定，对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再就业有困难的集体职工可实行企业内部退。李全博认为电力公司并未依法办事，“为啥一刀切要让所有人都下岗？”
为促使工人尽快解除劳动合同，在法定的经济补偿外，工程公司提出每人可以多得48个月的工资，当年被占地职工另加3万元。工人们依旧不愿退步，“最多得10万元，少的才六七万，以后连社保都缴不起！”
李全博和工友们多次到政府主管部门和电力公司上级机构反映情况，却一直没得到满意答复。对峙中，公司欠发的工资补了两个月，又停发了。没了生活来源，工人们连采暖费都缴不起。“好多老弱病残的，这不是断咱活路吗？”
李全博说，其实合资时公司的集体性质就变了，因为历史欠账才导致工人日后不能与电力公司职工享受同等待遇。“你跟它（电力公司）讲历史，它跟你讲法律;你跟他讲法律，它又跟你谈现实。说不清楚。”
目前对峙还在继续。对工人来说前景莫测，“我们命运在人家手里捏着，让咱生就生，让咱死就
2014年5月22日，某电力公司下属工程公司的李全博和工友们接到通知：厂里要破产，准备召开职代会讨论解除劳动合同等事宜。“好好的厂子咋就黄了？电力公司为啥不出面安置咱们？”他们要求厂里给出解释，却一直没有得到合理答复。
一场情感与法律、历史与现实的对峙就此展开，至今已经持续了6个月有余。
原本是一家
如果仔细梳理就会发现，电力公司下属工程公司的历史，恰好是国企改革发展的历史。而它所遭遇的问题，也正是国企市场化不充分弊端的后遗症。
李全博告诉记者，工程公司是集体企业，从建厂之日起就是为电厂服务的。“1981年因为建电厂占了3000亩土地，政府要求安置失地农民，咱厂子就是这么来的。”
省政府曾为此印发文件，要求电厂和承建电厂的企业安置350名失地农民就业。“咱们电厂安置了250人。”多年后工人们才知道，当年文件要求把他们吸收为全民或集体所有制工人。但因渠道闭塞、政令不通，他们全都是以集体工的身份入厂。
党宝文是最初的250名集体工之一。“大家都开玩笑叫咱们二百五。”跟当时所有集体企业一样，工程公司主要是在电厂的辅助岗位服务。“清理车间、卸煤，去拉煤的火车道口看道闸。”
这些工作大多是与电厂工人一起完成的。党宝文回忆说当年虽然身份有别，但工程公司
集体工和电厂全民工都是混岗作业的。
工程公司还有一项主要业务是建房。“电厂的一些厂房、家属楼，都是咱们盖的。”家属楼建成后，其日常的物业维修等也一度由工程公司负责。
工作业务扩展带来工人数量的递增。电厂和工程公司一些职工的家属或子女，开始以各种名义进厂工作。李全博的母亲就是以家属的身份被调到厂里，而他本人则于2000年底被分配入厂。
彼时，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界线混沌不清，工人也天然认为跟电厂是一家人。“咱经理、中层干部都是电厂任命的，不是一家人谁允许他这么干？”
一笔糊涂账
电厂和工程公司的亲密关系第一次被打破，是在1997年。
时年6月，一家香港企业注资，电厂变为合资企业，自此后电厂更名为合资电力公司。不过，工程公司似乎没有搭上这次改制的顺风车。
“我们和多种经营公司都没合进去。”李全博告诉记者，多种经营公司成立晚于工程公司，也曾是电厂下属集体企业。1997年合资时多种经营公司工人找到省里主管部门，要求将他们一起合并。“人家闹完就进去了，据说把我们拉下了。”
之所以没有跟着闹，党宝文说那时工人们认为合不合并都无所谓。“对我们来说有班上有钱挣，不都一样嘛！”
表面看似乎变化不大。合资电力公司成立后，工程公司人事权依然归其掌控。“我们经理上任，必须电力公司同意才算过关。”李全博向记者出示了一份2007年11月的文件，内容为工程公司经理的任职通知书，“报请（电力）公司经营者集团，总经理同意聘任。”
工人依旧为合资电力公司服务，他们工资少得可怜。“我2000年上班，一个月才开300多元，后来涨到了五六百元。”李全博说，他的工资乘了1.5倍系数，有些工人收入更低。
其实按法律规定，如果工程公司被合并，工人首先要与原集体企业解除劳动关系，获得相应经济补偿后再与合资企业签订新的劳动合同。而原来的集体企业不复存在，工程公司变为合资企业的子公司。
不知何故，合资电力公司未接收工人的劳动关系，却保留了与工程公司的隶属关系。这笔糊涂账为日后的对峙埋下了隐患。
2007年下半年，某大型国企旗下的电力公司出手，购买了合资电力公司港资部分的全部权益。电厂二次易主，更名为目前的辽西某电力公司。
工程公司工人认为，自己的劳动关系就包含在被收购的权益内。“你来了是重新开始，我们应该与电力公司职工享受一样的待遇。”不过，2008年后电力公司职工重新签订了合同。这之后李全博和工友也签过，但他们签订对象还是工程公司。
跟当年合资时类似，工程公司与电力公司的关系依旧暧昧。李全博说，每周电力公司领导班子会议，工程公司经理都列席参会。而十一节的职工活动，两家也一同召开，“活动服都是电力公司发的。”
突然破了产
两家企业的蜜月期很快就结束了。
2009年前后，电力公司领导希望工程公司与多种经营公司合并，“想让咱归多种经营管。”工程公司拒绝了。
此后，工程公司经理不再列席电力公司的领导会议，双方也开始签订正式的劳务合同。“咱们以前给电力公司卸煤，干多少直接拨钱，后来就是一年一签合同。”
国家节能减排政策将二者关系彻底逼上了死角。电力公司所使用的发电机组能耗高、污染重，为配合国家“上大压小”的政策（建设大容量、低消耗、少排放机组的同时，关停一部分小火电机组），2013年8月底其发电机组全部停机。
服务对象停工，工程公司也陷入没活可干的境地。“从2013年8月到现在一直在休息。”李全博说，工人们等着下一步的工作安排。
电力公司工人先闹了起来：电力公司出台退养分流方案，大部分工人将被退养回家，另一部分则被安排到外地进行检修工作。因感觉退养待遇过低，职工们多次上访维权。
工程公司的工人们等着搭顺风车。“经理告诉咱们，等他们闹完了，肯定会妥善安排咱们。”很快，电力公司工人被迫接受了退养分流方案，工程公司这边却迟迟没动静。
2014年3月，公司突然发不出钱了。“经理说连1月和2月开工资的钱都是从电力公司借的。”就这样，断饷两个多月后李全博和工友们接到通知，公司濒临破产，准备召开职代会讨论解除劳动合同等事宜。
职代会上工人们疑虑重重。“厂子怎么就黄了，为什么不公布财务信息？电力公司工人都可以退养分流，为什么不能安置我们？”公司经理避而不谈，只是要求大家投票表决，是否同意解除劳动合同。“你不答疑，我们怎么表决？”双方不欢而散。
这次会上，电力公司老总带着律师出席。面对工人的质疑，他回答工程公司是独立法人，“从法律上讲跟咱们没有关系，我只是来旁听的。”
生死难测
工人们第一次知道自己是独立的。“那咱经理为啥要参加你们的班子会？为啥两家节日一起搞活动？”电力公司领导说，那是历史遗留问题，现在要讲法律。
这个法律指的是《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厂办大集体改革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1〕18号文）。文件规定，“对不具备重组改制条件或亏损严重、资不抵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厂办大集体，可实施关闭或依法破产。”
工人们却有不同理解。“不具备条件的要破产，咱们不一样。”李全博说，退一万步工程公司也是电力公司下属集体企业，电力公司拆了旧机组后会上新的，那就不该关闭工程公司。
而且国办发〔2011〕18号文规定，对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再就业有困难的集体职工可实行企业内部退。李全博认为电力公司并未依法办事，“为啥一刀切要让所有人都下岗？”
为促使工人尽快解除劳动合同，在法定的经济补偿外，工程公司提出每人可以多得48个月的工资，当年被占地职工另加3万元。工人们依旧不愿退步，“最多得10万元，少的才六七万，以后连社保都缴不起！”
李全博和工友们多次到政府主管部门和电力公司上级机构反映情况，却一直没得到满意答复。对峙中，公司欠发的工资补了两个月，又停发了。没了生活来源，工人们连采暖费都缴不起。“好多老弱病残的，这不是断咱活路吗？”
李全博说，其实合资时公司的集体性质就变了，因为历史欠账才导致工人日后不能与电力公司职工享受同等待遇。“你跟它（电力公司）讲历史，它跟你讲法律;你跟他讲法律，它又跟你谈现实。说不清楚。”
目前对峙还在继续。对工人来说前景莫测，“我们命运在人家手里捏着，让咱生就生，让咱死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