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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26年6月，上海出版的《新月》第一卷第四期发表了一首题为《西窗（In imitation of T.S.Eliot）》的诗，作者署名仙鹤。这只仙鹤正是《新月》的核心人物徐志摩。他在自己创办的这份刊物上，文章、诗和译作，数量甚多，要么署徐志摩，要么署志摩，偏偏这首诗用了这么陌生的一个名字。我们无法还原诗人当时微妙的心理活动，但不妨做一个有趣——当然，一定也有人认为是无聊——的猜想：署名和诗题之间，或许存在一种“反向”的关系。诗题引人瞩目，关注点在特意的英文标示，“仿T.S.艾略特”;署名遮掩，不让读者一眼就看到是大名鼎鼎的“诗哲”所为。
有意思的还有，徐志摩1931年由新月书店出版《猛虎集》，编入《西窗》，却删掉了“In imitation of T.S.Eliot”。至少从我们正在谈论的话题而言，被删掉的正是最有说头的部分。
《西窗》不是徐志摩流行风格的作品，它的异样归功或归咎于诗人有意识的“模仿”。诗的最后三行：
这是谁说的：“拿手擦擦你的嘴，
这人间世在洪荒中不住的转，
像老妇人在空地里捡可以当柴烧的材料。”
如果熟悉T.S.艾略特的诗，你会知道“这是谁说的”。1917年的《序曲》（Preludes），最后一段是：
Wipe your hand across your mouth， and laugh;
The words revolve like ancient woman
Gathering fuel in vacant lots.
我们可以从后来的穆旦那里，读到更准确的翻译：
用手抹一抹嘴巴而大笑吧;
众多世界旋转着好似老妇人
在空旷的荒地捡拾煤渣。①
比起徐志摩诸多名篇的风靡，《西窗》实在是受冷落的。不过，至少有一个将来的重要诗人——卞之琳——关注了它，而且关注点也正是徐志摩的“模仿”实验。很多年之后，卞之琳还多次提及此事，虽然在他看来，这个实验是失败的。他说，“一点也不像”②;因为徐志摩“始终没有脱出十九世纪英国的浪漫派”，“实际上他的sensibility不是艾略特的modern sensibility，写得很不一样”③。
“浪漫”的徐志摩不够“现代”，也许正因为这个一般的、普及的印象，他对现代主义文学的敏感和涉猎才让人惊讶，倘若注意到诗人被忽略的这一面的话。徐志摩还向他的好朋友胡适推荐T.S.艾略特，以及詹姆斯·乔伊斯、E.E.卡明斯。这位中国新诗建立初期“最大的功臣”，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也许我们有这样的好奇心。碰巧这样的好奇心能得到满足，因为胡适自己生动记录了两个人之间的分歧式“互动”。
1931年3月5日，胡适日记：
晚上与志摩谈。他拿T.S.Eliot的一本诗集给我读，我读了几首，如The Hollow Men等，丝毫不懂得，并且不觉得是诗。志摩又拿Joyce等人的东西给我看，我更不懂。又看了E.E.Cummings的is 5，连志摩也承认不很懂得了。……
志摩说，这些新诗人有些经验是我们没有的，所以我们不能用平常标准来评判他们的作品。我想，他们也许有他们的特殊经验，到底他们不曾把他们的经验写出来。
志摩历举现代名人之推许T.S.Eliot，终不能叫我心服。我对他说：“不要忘了，小脚可以受一千年的人们的赞美，八股可以笼罩五百年的士大夫的心思！”
孔二先生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是不可磨灭的格言，可以防身。④
说来有意思，反对新文学的人反倒不像胡适这么“防身”：《学衡》派的吴宓，对T.S.艾略特，颇有亲近之处。比胡适这则日记略早一个多月，吴宓短暂欧游期间，在伦敦拜访了这位哈佛校友，1931年1月20日日记：“1—3 访T.S.Eliot（仍见其女书记，伤其美而作工，未嫁），邀宓步至附近之Cosmo Hotel午餐，谈。Eliot君自言与白璧德师主张相去较近，而与G.K.Chesterton较远。但以公布发表之文章观之，则似若适得其反云。又为书名片，介绍宓见英、法文士多人，不赘记。”⑤
1936年到1937年，吴宓在清华大学外文系和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开设《文学与人生》课，保存下来的讲义提纲里，多处出现T.S.Eliot。在讲“文学与人生之关系”时，有一组例子，列的是“From Sterne， to Marcel Proust， James Joyce， Virginia Woolf， Gertrude Stein， T.S.Eliot”——如果單独看这份名单，普鲁斯特，乔伊斯，伍尔夫，斯泰因，艾略特，你也许会恍惚，吴宓是在讲现代主义文学吗？这可与安在他身上的保守印象，相去甚远。在这册讲义提纲的附录部分，还有一处列T.S.艾略特的批评文集The Sacred Wood（《圣木》），特别摘引了《传统与个人才能》和《但丁》两篇文章。⑥
二
倘若你以为那个年代“幼稚”的汉语新诗，一定不会出现T.S.艾略特式的创作，那就是一般推论了;实际情况的发生，时常并不理会一般推论。1930年间，孙大雨在纽约、俄亥俄的科伦布和回到中国初期的日子里，雄心勃勃地写出将近四百行长诗《自己的写照》，三个部分，分别发表于上海新月书店发行的《诗刊》1931年4月第二期、10月第三期和1935年11月8日的天津《大公报·文艺》。虽然没有完成原计划的一千余行，但已经非同凡响。徐志摩、陈梦家、梁宗岱等几位诗人很是激动，徐志摩在《诗刊》第二期的《前言》里说：“第一他的概念先就阔大，用整个纽约的城的风光形态来托出一个现代人的错综的意识……单看这起势，作者的笔力的雄浑与气魄的莽苍已足使我们浅尝者惊讶。”陈梦家编《新月诗选》，1931年9月新月书店出版，《序言》中论及《自己的写照》，几乎重复了徐志摩的赞叹，称它是“精心结构的惊人的长诗，是最近新诗中一件可以纪念的创造。他有阔大的概念从整个的纽约城的严密深切的观感中，托出一个现代人错综的意识。新的词藻、新的想像与那雄浑的气魄，都是给人惊讶的”。 惊讶的另一面，也即意味着这首诗出现得突然，徐志摩和陈梦家尚且如此感受，对于1930年代初的中国诗坛而言，还没有充分准备好接受和理解这样令人不知所措的创作，也无足深怪。奇异的是此后，有漫长的时间，有层出不穷的文学史叙述，这首诗却鲜被提及，差不多可以说是湮没了。
1999年，我的老师李振声撰文《孙大雨〈自己的写照〉钩沉》——“钩沉”，针对的就是长久无闻的命运：“长诗的真正主角，便是现代文明的巨子，庞杂而畸形的纽约城。下坠的堕落与向上的活力、罪孽与救度、排斥与迷惑，各种相异的力量，在诗中神奇地彼此缠绕。……它那赋予混乱的世界以一种秩序的气度，以及笼络、驾驭、吞吐、消化现代都市的雄健精力，这方面能与之相匹俦者，却是至今依然罕见其人。”长诗第一部分描述纽约日常情景，“抒写者似乎在力图暗示，现代世界真正的奇异和神秘不在别处，而就深藏活跃在日常情景之中。……诗行的推进，是对飞驰在黑暗中的地铁节奏的模拟……‘大站到了，大站到了’的地铁催促声，不由使人联想起艾略特《荒原》中的‘时间到了，请赶快/时间到了，请赶快’，二者异曲同工，泄露出川流不息的知觉所意识到的现代时间带给生命的压抑和紧张。在这个疯狂运转的都市里，人的地位已被悬置。”⑦
T.S.艾略特后来说他从波德莱尔那里得益，主要在于这样的启发：“他写了当代大都市里诸种卑污的景象，卑污的现实与变化无常的幻境可以合二为一，如实道来与异想天开可以并列。”⑧孙大雨从T.S.艾略特那里得益，差不多也可以这样描述。当然，孙大雨不只是从T.S.艾略特一个人得到启发;我们感受到一个年轻的中国诗人对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的强烈回应，但这么说，我猜想诗人未必高兴，他的野心要大得多。孙大雨晚年，提起这首《自己的写照》，说“它的题目和它所咏的现象之间的哲理方面的关键”，是笛卡尔的一句妙谛：“我思维，故我存在。”“思维的初级阶段是耳闻、目睹的种种感受，即意识，用凝思和想像深入、探微、扩大、张扬而悠远之，便由遐思而变成纵贯古今，念及人生、种族与历史的大壁画和天际的云霞。这样写法我不知西方有哪一位现代诗人曾企图写作过。”话到这种程度，既见抱负，也见性格，从年轻到暮年，未尝改变。而说到这首诗的遭遇，孙大雨更是意气难平：“五十多年前发表它的片段时，能领略以及欣赏它的人恐怕只有三五人。有人因为茫然不懂它，讥之为‘炒杂烩’。我敝帚自珍，惋惜他炒不出这样的杂烩。”⑨
三
1931年徐志摩在北京大学上英诗课，讲浪漫主义，特别是雪莱，底下一个学生卞之琳听的感觉是，天马行空，天花乱坠。徐志摩不幸飞机遇难，代替这门课的叶公超别开生面，大讲现代主义诗歌。卞之琳回忆学诗历程，“是叶师第一个使我重开了新眼界”，“后来他特嘱我为《学文》创刊号专译托·斯·艾略特著名论文《传统与个人的才能》，亲自为我校订，为我译出文前一句拉丁文motto，这不仅多少影响了我自己在三十年代的诗风，而且大致对三四十年代一部分较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新诗篇的产生起过一定的作用。”⑩
卞之琳诗思、诗风的复杂化，见于他自己所划分的前期的中、后两个阶段，即从1933年到1937年抗战前，这一时期的创作代表了他写诗的最高成就。他自己说，“写《荒原》以及其前短作的托·斯·艾略特对于我前期中间阶段的写法不无关系”。（11）简要说来，表现为与当时新诗通常的写作方式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一个方面是，设置“戏剧性处境”，做“非个人化”处理，这正合卞之琳规避和隐藏自我表达的性格，也为他的自我表达提供了路径。他晚年曾向访问者解释，T.S.艾略特的“理论是主张尽量impersonal，就是摆脱个人。我是比较客观的，我也是这样，倾向于精简。虽然我写的诗有一些是关于自己的，但尽可能想摆脱个人。”“我的戏剧性，就是感到的东西，在一种情境中，英文叫situation、dramatic situation，诗里面的我不一定是我。就是设想有一个客观的人，处在某一种境界里边，他在里边不管怎么样，说话、抒情，这个东西是放在一种情境里面的。……尽可能不把自己放在里边去，即使放到里边去，我也把它客观化，比如说，我也是一个剧中人，这样子写，而不是真人真事。”（12）
与此相联的另一方面，是“智性”（intellectuality）、“机智”（wit）的运思。更年轻的诗人穆旦评论《鱼目集》，说：“在二十世紀的英美诗坛上，自从为艾略特（T. S. Eliot）所带来的，一阵十七、十八世纪的风吹掠过以后，仿佛以机智（wit）来写诗的风气就特别盛行起来。”“把同样的种子移植到中国来，第一个值得提起的，自然就是《鱼目集》的作者卞之琳先生。《鱼目集》第一辑和第五辑里的有些诗，无疑地，是给诗运的短短路程上立了一块碑石。自五四以来的抒情成分，到《鱼目集》作者的手下才真正消失了，因为我们所生活着的土地本不是草长花开牧歌飘散的原野，而是：‘灰色的天。灰色的海。灰色的路。’”（13）
赵萝蕤也是在课堂上对T.S.艾略特发生兴趣的。她在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读研究生，听过美籍教授温德（Robe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