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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奥巴马执政八年的美国对华外交和中美关系，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种日渐清晰的竞合关系，它不像一些人幻想得那么好，但也不像某些人贬低得那么坏。中国和美国分别作为上升大国和守成大国，均在主观意志上拒绝对抗冲突的“宿命”，但也对对方深怀疑虑。美方并不确信，中国在亚洲的行为是扩张性谋霸战略，还是防御性和平崛起；中方也不确信，美国在中国周边的行为是进攻性包围战略，还是防御性遏制战略。
奥巴马眼中的中国始终是个复杂的矛盾综合体，其对华政策也是复杂的矛盾综合体。他以显著的热度推动中美在全球性问题上的合作，但也不断发泄着对中国不能给予其所希望的配合的不满。他把中国树为重新激发美国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的靶子，试图把中国装入“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支持美军加强有朝一日与中国作战的准备，但又坚决反对把中美关系推向直接对抗与冲突的深渊。
这是站在战略“十字路口”的美国面对中国崛起的本能反应，奥巴马只不过是被历史赋予了领衔角色的那个人。他不能超越“美国例外主义”的影响，其对华外交除了具备更加突出的两面性特征之外没有新的突破。不过，奥巴马为美国开启了一个进程，那就是，把中国真正当作一个不同于前苏联的战略竞争对手加以审视，把对华政策真正放到全球框架下加以调整。这种改变当然是从美国自身战略利益出发的，但又何尝没有对中国进行真正意义的全球战略规划和强国战略升级形成倒逼？
过去八年，中美关系好像穿越了一个又一个“十字路口”，然而实力对比这一塑造中美关系的关键因素还在动态的变化和结构的流动中，真正的“十字路口”还在前头。2009年奥巴马首次访华时，美国的GDP是中国的3.2倍，日本的GDP则比中国多15%。2014年奥巴马再次访华时，中国的GDP已相当于美国的一半、日本的2倍，中国也已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奥巴马卸任时，中国的GDP达到了美国的60%、日本的4倍多。再过4年，中国的GDP将会相当于美国的将近80%。短短八年发生这样巨大的变化，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历史交叉点”正加速逼近现实。
美国战略学界意识到，如何应对一个更加强大、自信的中国已然成为美国面临的一个根本性的战略问题。这一认识所引起的美国对华政策调整不会随奥巴马卸任就一并终结，而是将在他的继任者那里有更为鲜明、具体的表现。在这个特殊时期，坐视“进攻性现实主义”主导双方的决策思维和行为范式，任由某些集群以私利裹挟、操控两个全球性大国对对方的战略政策，将是极其愚蠢和危险的。
在结束本文前，还是回到“老朋友”杰弗里·贝德那里吧。这位奥巴马首任大半时间里的对华政策首席顾问在他的回忆录结尾处留下忠告：“未来的美国总统需要在对华政策中寻求正确的平衡，以保持美国的力道和警觉，但不应陷入传统意义上的安全困境——在那种安全困境中，美中双方都相信实力的增长必然导致敌对的意图，并且最终使敌意成为现实的响应。
奥巴马眼中的中国始终是个复杂的矛盾综合体，其对华政策也是复杂的矛盾综合体。他以显著的热度推动中美在全球性问题上的合作，但也不断发泄着对中国不能给予其所希望的配合的不满。他把中国树为重新激发美国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的靶子，试图把中国装入“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支持美军加强有朝一日与中国作战的准备，但又坚决反对把中美关系推向直接对抗与冲突的深渊。
这是站在战略“十字路口”的美国面对中国崛起的本能反应，奥巴马只不过是被历史赋予了领衔角色的那个人。他不能超越“美国例外主义”的影响，其对华外交除了具备更加突出的两面性特征之外没有新的突破。不过，奥巴马为美国开启了一个进程，那就是，把中国真正当作一个不同于前苏联的战略竞争对手加以审视，把对华政策真正放到全球框架下加以调整。这种改变当然是从美国自身战略利益出发的，但又何尝没有对中国进行真正意义的全球战略规划和强国战略升级形成倒逼？
过去八年，中美关系好像穿越了一个又一个“十字路口”，然而实力对比这一塑造中美关系的关键因素还在动态的变化和结构的流动中，真正的“十字路口”还在前头。2009年奥巴马首次访华时，美国的GDP是中国的3.2倍，日本的GDP则比中国多15%。2014年奥巴马再次访华时，中国的GDP已相当于美国的一半、日本的2倍，中国也已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奥巴马卸任时，中国的GDP达到了美国的60%、日本的4倍多。再过4年，中国的GDP将会相当于美国的将近80%。短短八年发生这样巨大的变化，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历史交叉点”正加速逼近现实。
美国战略学界意识到，如何应对一个更加强大、自信的中国已然成为美国面临的一个根本性的战略问题。这一认识所引起的美国对华政策调整不会随奥巴马卸任就一并终结，而是将在他的继任者那里有更为鲜明、具体的表现。在这个特殊时期，坐视“进攻性现实主义”主导双方的决策思维和行为范式，任由某些集群以私利裹挟、操控两个全球性大国对对方的战略政策，将是极其愚蠢和危险的。
在结束本文前，还是回到“老朋友”杰弗里·贝德那里吧。这位奥巴马首任大半时间里的对华政策首席顾问在他的回忆录结尾处留下忠告：“未来的美国总统需要在对华政策中寻求正确的平衡，以保持美国的力道和警觉，但不应陷入传统意义上的安全困境——在那种安全困境中，美中双方都相信实力的增长必然导致敌对的意图，并且最终使敌意成为现实的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