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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北雄安新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对外发布。《指导意见》亮点纷呈，很多内容超乎预期，不仅提出要“逐步赋予雄安新区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 还提出“支持在京国有企业总部及分支机构向雄安新区转移”，更有 “引导和支持在京高校等通过整体搬迁、办分校、联合办学等多种方式向雄安新区疏解转移”等要求。未来的雄安新区要建成什么样？还要出台哪些具体支持政策使在京部分国有企业总部和高校搬迁转移雄安？ 近日，《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首都经贸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教授杨开忠予以解读。
雄安是新时代改革开放的另一个深圳
《中国经济周刊》：《指导意见》提出打造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全国样板，赋予雄安新区更大的改革自主权。如何理解“全国样板”和“改革自主权”？
杨开忠：《指导意见》提出要发挥雄安新区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我认为，这是党中央国务院赋予雄安新区的一个新的目标定位，即在新时代我国改革开放布局中的定位;这意味着雄安新区不仅是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全国样板，也是新时代改革开放的全国样板，不仅要打造“雄安质量”，也要打造“雄安体制”“雄安制度”“雄安机制”。从这个意义来看，雄安新区在新时代改革开放中的定位类似于改革开放之初赋予深圳特区在改革开放中的定位，可以讲，雄安是新时代改革开放的另一个深圳。
怎样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指导意见》提出要“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赋予雄安新区更大的改革自主权”。我认为，考虑到雄安新区要发挥新时代改革开放示范引领带动作用的定位，这个要求和方向既是针对雄安新区改革开放的，也是对新时代全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可以预见，在未来新一轮改革开放中，中央会赋予地方更大的改革自主权。
《中国经济周刊》：《指导意见》从9方面入手部署了重点任务，提出了35条措施。如何理解和把握其中的逻辑关系？
杨开忠：改革开放为的是发展。《指导意见》要求雄安新区各方面先行先试、率先突破，任务和措施是紧扣高质量发展展开的。我想强调以下三点：一是创新驱动发展是高质量发展之路，因而如何建立健全激发创新活力的体制机制，是新时代改革开放最核心的任务之一。《指导意见》把“强化创新驱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第一个任务。二是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这意味着，激发创新活力，必须解放人才，让人才能够充分焕发积极性、创造性。《指导意见》特别强调创新选人用人机制，提出建立健全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人才制度，确保雄安新区成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才集聚区。三是人才更加偏好卓越的“地方品质”。要在全球范围内吸引集聚人才，必须具备卓越的地方品质。《指导意见》特别强调决定雄安地方品质方面的改革，特别是其中的教育等公共服务、生态文明和智慧城市的改革。
雄安新区或将实施省级、县（市）级、乡镇三级管理体制
《中国经济周刊》：《指导意见》里有一句很重要的话，“逐步赋予雄安新區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这是一个空前的授权，《指导意见》还说，“推动雄安新区逐步从新区管理体制过渡到城市管理体制”，怎么理解这个权限的意义？
杨开忠：《指导意见》指出“逐步赋予雄安新区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这个权限是高于深圳和浦东的。浦东新区是副省级新区;深圳市是副省级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在经济上享有“省级管理权限”，但并不包括“省级社会管理权限”。因此，赋予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雄安是独一无二的。这对把雄安新区打造成为京津冀城市群新的一极具有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指导意见》还提出“推动雄安新区逐步从新区管理体制过渡到城市管理体制”，这可能意味着将来雄安新区会设为“市”。综合以上两方面来看，可能预示着未来雄安新区的行政区划地位高于深圳市。
在治理体制机制改革方面，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指导意见》提出“实行扁平化管理”。据此，我个人理解，可能未来雄安新区将实施省级、县（市）级、乡镇三级行政管理体制，可能代表了未来全国行政区划体制改革的一个方向。
《中国经济周刊》：《指导意见》提出，“支持在京国有企业总部及分支机构向雄安新区转移”。对此，您怎么看？
杨开忠：雄安新区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集中承载地，不是承载北京疏解的一般性非首都功能，而是高质量的非首都功能。这个高质量的非首都功能，重点包括北京疏解出的行政事业单位、总部企业、金融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高科技企业等。因此， “支持在京国有企业总部及分支机构向雄安新区转移”，是规划建设雄安新区的题中之义。雄安新区要在中央支持下，以国企总部为先导，通过打造世界一流的地方品质，大力吸引集聚企业总部。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京的国有企业总部都会搬迁到雄安新区。北京跟雄安新区吸引总部企业各有优势，可以预见，随着总部企业集聚，未来将会形成京雄国际经济运筹走廊。
《中国经济周刊》：《指导意见》提出“引导和支持在京高校、有创新特色的中等职业学校等通过整体搬迁、办分校、联合办学等多种方式向雄安新区疏解转移”，哪一类高校会搬迁到雄安？
杨开忠：同样，引导和支持在京高校向雄安新区疏解转移也是规划建设雄安新区题中之义。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指导意见》突出了“通过整体搬迁”。这就意味着，部分在京高校、当然是部分在京的部属高校将会整建制搬迁到雄安。具体搬迁哪部分在京高校，将会结合雄安新区定位、有效疏解北京中心城区和有利高校发展统筹进行。在我看来，考虑到新建的雄安大学是综合类的，搬迁至雄安新区的在京高校可能涉及理工科、财经等类院校。
“个人产权住房以共有产权房为主”会在全国全面推广吗？
《中国经济周刊》：关于构建新型住房供给体系，《指导意见》提出针对多层次住房需求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个人产权住房以共有产权房为主。很多人关心，“个人产权住房以共有产权房为主”未来会不会在全国全面推广？
杨开忠：“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是我国住房改革目标。雄安新区在这方面的探索，将对全国发挥示范引领带头作用。共有产权房是新时代城市住房发展的新方向。但各城市住房发展的历史基础和条件不尽相同，共有产权房在住房供应体系中的地位会不尽相同。雄安新区基本是一张白纸，完全可以建立以共有产权房为主的个人产权房体系。北京、上海等既有城市，发展共有产权房无疑是重要方向，但由于住房存量已巨大，在整体上，个人产权房体系是难以转变到以共有产权房为主上来的。因此，雄安新区以共有产权房为主体，并不意味着全国未来都要以共用产权为主体。
《中国经济周刊》：发展金融业也是亮点之一，《指导意见》提出了支持设立雄安银行，筹建雄安股权交易所，支持股权众筹融资等创新业务先行先试等一系列推动金融资源集聚的措施，雄安新区为什么也强调发展金融业？
杨开忠：总的来讲，这是由中央对雄安新区定位所决定的。具体而言，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重点承接北京疏解出来的总部企业、金融机构等北京优质非首都功能的需要。例如，要承接金融机构当然要发展现代金融业。金融是吸引總部企业集聚的决定性区位因素之一，没有发达的现代金融便不可能吸引集聚总部企业，不可能确保总部企业疏解得来、留得下、发展得好。二是现代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配置资源要素的枢纽，是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支柱，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求发展现代金融业。
《中国经济周刊》：在深化人口管理服务制度改革方面，《指导意见》提出“制定有利于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人口迁移政策，建立以居住证为载体的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实行积分落户制度”。您怎么看雄安新区实行积分落户制度的意义？
杨开忠：雄安新区实行积分落户制度的考虑是多方面的，但根本上来讲，这是适应雄安新区发展定位要求的选择。作为一个规划建设的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雄安新区聚焦发展高端高新产业，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知识新城和人才集聚区。未来雄安新区的人口结构要与雄安新区发展定位相适应，根据定位要求有选择性地吸引人才落户，确保雄安新区定位实现。实行积分落户制，有利于有序落实雄安新区的发展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