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改革开放和城市化是未来十年中国最大的机会。
未来十年，中国最大的机会有两个。
一是中国的开放。今天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十年后可能成为全球第一大。开放还是头等重要的，因为长远的全球格局正在形成。开放带来什么？就是打通12亿发达国家人口和30亿发展中国家人口之间的现代化生活。
发达国家是一个海平面，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是另外一个海平面，这两个海平面差得非常大。中国开放以后，大量资金、技术、商业模式进入中国，改变了原有的经济体制状况和经济水平，然后中国又开始为发达国家做出口，这两者之间的势能现在已经缩小了。但从人均GDP来看，现在中国是5000美元左右，发达国家大概是4万美元，还差8倍，所以可以释放的势能还是很大。不要看劳动力贵了，生产力还是有提升的空间，因为开放让中国人的学习成本下降了，这个效应相信未来十年还会起作用。
新的情况是，中国显然已经不是海平面中最低的那个，后面还有追兵，比如最近一些产业开始向越南转移，还有朝鲜也开始开放了。不用紧张，这是全球产业转移的经验，那里的劳动力、土地比中国便宜，就让它转移出去，因为还有些产品的要素是他们提供不了的。日本那么多产业转移到中国来，可是关键的配件、元件还是要从日本进口。所以，这个机会要看清楚。
虽然这两年外贸数据很差，从30%的增长率变成不到10%，但是里面孕育着未来的变化。在调查中发现，中国可能要进入一个对外投资带动贸易的阶段。三十年前，我们是穷国，发达国家拿了现成的钱来买我们的东西，我们习惯了这样的贸易形态。但是现在有好多国家不是不进口中国的商品，而是他们没那么多基础设施。中国现在的基础建设能力非常强，中国人可以到那边去投资，帮他们修建设施，再负责管理。现在很多对外投资其实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创造需求。
发达国家现在遇到了问题，但它们也有调整的能力，而且我们和发达国家之间还有差距，不仅是人均8倍的收入差距，在技术、管理、商业模式上，还有许多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从未来十年看，中国的企业家，特别是浙商，不能因为这两年出口增长下滑，就忽略开放。我们还要放眼全球，这个基本准则在未来十年不会变。未来第一个大机会还是开放，中国还是要把自己放在全球化过程中寻找机会。
二是城市化。城市化就是空间资源重新配置。原先是农业文明，比较分散，现在的商业则更集聚。城市化就是要让经济相对集聚起来，这样分工程度才能提高，服务业才能发展。如果这个文章做好了，就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既带动投资，又带动消费，还提高生活质量。中国名义上的城镇化率是51%，而发达国家都是70%以上，所以城市化还会释放出巨大的经济能量。
从上海坐火车过来，看路边的景观，城不像城，乡不像乡，东京、伦敦、纽约都不是这样的。这是由我们过去的体制、观念、模式决定的。这么分散，怎么搞服务业？怎么把商品送到你家？浙江的城镇化率已经很高了，但是小城镇多，大城市不够，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现它会变成经济增长的障碍。小城镇多，高端服务业怎么搞得起来？所以这个领域是未来十年的一个大机会。
抓住未来十年的两大机会，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和平。未来十年，能否实现和平，这个至关重要。美国为什么强大？不是年度增长率高，而是它没有受到过战争的创伤，这就是所谓的复利。今年的利息进来又变成明年的本钱，复利的力量很伟大。要想和平，就需要强大的国防，否则很多国家都希望通过对外紧张来摆脱对内的麻烦。
第二个条件就是比较轻的税收。这就需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既能维持税收以保国家的强大，又不滥用权力。适度的低税必须通过深入的财税体制改革，按照“十八大”里讲到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扎扎实实的改革，否则企业就没法好好创业、好好创新。
第三个条件就是要有一个法制的环境。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这个问题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已经严重影响了国民的公平感和幸福感。虽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有任何公民凌驾于法律之上，但超越法制的事情还在发生。
这三件事情决定中国能否抓住两个大机会，“十八大”的意义是对这些根本问题进行了重新明确：中国要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中国要重新拟定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中国要走法制的道路。现在的问题就是把“十八大”提出的纲领、政策落实。
我不大赞成由于近期的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美国的财政悬崖以及国内经济的调整等问题，就有意无意地把增长的前景调下来。未来不是算出来的，不是预测出来的，未来取决于我们今天的选择。
对于2013年，要对高位下行有足够的认识。高位下行有其固有的特点，一个就是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价格指数也高，货币供应量偏松，市场主体对未来的看法体现到资产价格的预期当中就是高，只要这个预期高，负债的需求就会增加，谁负债谁就能用债形成资产。但是这种增长类型遇到经济速度下调的时候，资产价格一下来，CPI也下来了。物价指数高的时候，借的钱名义利率是正的，实际利率是负的；等到物价一下来，实际利率是正的，从负转正，它会极大地提升企业的营运成本。这就是块石头，水不落看不到，现在是水落石出了。在欧洲方面，高管们认为，在19项政策之中，只有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可以提升他们的竞争优势；不过也只有三项政策被欧洲企业领袖视为明显造成他们竞争劣势，分别是劳工政策、移民政策以及导致政府干预企业经营及所有权的政策。
在中国，受访的高管认为，鼓励或直接自主科技投资、员工教育、基础建设发展，以及安全卫生规范和可持续性政策，都有助于竞争优势的提升；而中国企业领导人认为有碍竞争力的政策包括：反垄断法规、政策财政干预经营或所有权、外国直接投资政策、移民政策与企业税政策。
范式将面临调整
2013年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报告再次证实：21世纪的全球制造业正处于一种范式转移的过程之中——透过高度复杂、统合又变化多端的资源网络，整合全球多元的理念，产品与服务。
快速演化的全球制造业生态体系已经不为人所知，甚至看似过多的不确定性与危机，二者都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健全。总体而言，这些变化的速度和绝对幅度，对企业领袖与政策制定者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不过与此同时，这也大幅提升国家制造业的动力，进而像引擎一样带动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传统思维一直都认为高效能的制造业一定要有高度智能与技能的人才，这样才能有效并持续地运用最新科技、系统性思想、智能型服务于制造、优质的供应链。
有一点我们必须了解，制造业对国家经济发展及其民众繁荣福祉非常重要。从表面看来，不论世界如何动荡，制造业始终都是为中产阶层创造就业机会的驱动力；而那些具备重大的先进制造能力的国家，制造业对整体经济活动也有诱人的乘数效应。21世纪的制造业，的确是一种“核心竞争力”，如果所有的生产都转移到国外，国家的优势与影响力就会受到侵蚀，进而危害到他们的长期经济健全。
总之，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高素质人才的供应永远都会在竞争力驱动因素的排行榜上居高不下。经年累月后，可能会有新的国家在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榜上崛起，而其他国家则持续下滑。但唯一能够肯定的是，新的常态出现——追求制造业最高地位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而且一个国家在制造业的实力一定至关重要。
未来十年，中国最大的机会有两个。
一是中国的开放。今天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十年后可能成为全球第一大。开放还是头等重要的，因为长远的全球格局正在形成。开放带来什么？就是打通12亿发达国家人口和30亿发展中国家人口之间的现代化生活。
发达国家是一个海平面，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是另外一个海平面，这两个海平面差得非常大。中国开放以后，大量资金、技术、商业模式进入中国，改变了原有的经济体制状况和经济水平，然后中国又开始为发达国家做出口，这两者之间的势能现在已经缩小了。但从人均GDP来看，现在中国是5000美元左右，发达国家大概是4万美元，还差8倍，所以可以释放的势能还是很大。不要看劳动力贵了，生产力还是有提升的空间，因为开放让中国人的学习成本下降了，这个效应相信未来十年还会起作用。
新的情况是，中国显然已经不是海平面中最低的那个，后面还有追兵，比如最近一些产业开始向越南转移，还有朝鲜也开始开放了。不用紧张，这是全球产业转移的经验，那里的劳动力、土地比中国便宜，就让它转移出去，因为还有些产品的要素是他们提供不了的。日本那么多产业转移到中国来，可是关键的配件、元件还是要从日本进口。所以，这个机会要看清楚。
虽然这两年外贸数据很差，从30%的增长率变成不到10%，但是里面孕育着未来的变化。在调查中发现，中国可能要进入一个对外投资带动贸易的阶段。三十年前，我们是穷国，发达国家拿了现成的钱来买我们的东西，我们习惯了这样的贸易形态。但是现在有好多国家不是不进口中国的商品，而是他们没那么多基础设施。中国现在的基础建设能力非常强，中国人可以到那边去投资，帮他们修建设施，再负责管理。现在很多对外投资其实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创造需求。
发达国家现在遇到了问题，但它们也有调整的能力，而且我们和发达国家之间还有差距，不仅是人均8倍的收入差距，在技术、管理、商业模式上，还有许多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从未来十年看，中国的企业家，特别是浙商，不能因为这两年出口增长下滑，就忽略开放。我们还要放眼全球，这个基本准则在未来十年不会变。未来第一个大机会还是开放，中国还是要把自己放在全球化过程中寻找机会。
二是城市化。城市化就是空间资源重新配置。原先是农业文明，比较分散，现在的商业则更集聚。城市化就是要让经济相对集聚起来，这样分工程度才能提高，服务业才能发展。如果这个文章做好了，就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既带动投资，又带动消费，还提高生活质量。中国名义上的城镇化率是51%，而发达国家都是70%以上，所以城市化还会释放出巨大的经济能量。
从上海坐火车过来，看路边的景观，城不像城，乡不像乡，东京、伦敦、纽约都不是这样的。这是由我们过去的体制、观念、模式决定的。这么分散，怎么搞服务业？怎么把商品送到你家？浙江的城镇化率已经很高了，但是小城镇多，大城市不够，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现它会变成经济增长的障碍。小城镇多，高端服务业怎么搞得起来？所以这个领域是未来十年的一个大机会。
抓住未来十年的两大机会，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和平。未来十年，能否实现和平，这个至关重要。美国为什么强大？不是年度增长率高，而是它没有受到过战争的创伤，这就是所谓的复利。今年的利息进来又变成明年的本钱，复利的力量很伟大。要想和平，就需要强大的国防，否则很多国家都希望通过对外紧张来摆脱对内的麻烦。
第二个条件就是比较轻的税收。这就需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既能维持税收以保国家的强大，又不滥用权力。适度的低税必须通过深入的财税体制改革，按照“十八大”里讲到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扎扎实实的改革，否则企业就没法好好创业、好好创新。
第三个条件就是要有一个法制的环境。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这个问题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已经严重影响了国民的公平感和幸福感。虽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有任何公民凌驾于法律之上，但超越法制的事情还在发生。
这三件事情决定中国能否抓住两个大机会，“十八大”的意义是对这些根本问题进行了重新明确：中国要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中国要重新拟定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中国要走法制的道路。现在的问题就是把“十八大”提出的纲领、政策落实。
我不大赞成由于近期的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美国的财政悬崖以及国内经济的调整等问题，就有意无意地把增长的前景调下来。未来不是算出来的，不是预测出来的，未来取决于我们今天的选择。
对于2013年，要对高位下行有足够的认识。高位下行有其固有的特点，一个就是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价格指数也高，货币供应量偏松，市场主体对未来的看法体现到资产价格的预期当中就是高，只要这个预期高，负债的需求就会增加，谁负债谁就能用债形成资产。但是这种增长类型遇到经济速度下调的时候，资产价格一下来，CPI也下来了。物价指数高的时候，借的钱名义利率是正的，实际利率是负的；等到物价一下来，实际利率是正的，从负转正，它会极大地提升企业的营运成本。这就是块石头，水不落看不到，现在是水落石出了。在欧洲方面，高管们认为，在19项政策之中，只有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可以提升他们的竞争优势；不过也只有三项政策被欧洲企业领袖视为明显造成他们竞争劣势，分别是劳工政策、移民政策以及导致政府干预企业经营及所有权的政策。
在中国，受访的高管认为，鼓励或直接自主科技投资、员工教育、基础建设发展，以及安全卫生规范和可持续性政策，都有助于竞争优势的提升；而中国企业领导人认为有碍竞争力的政策包括：反垄断法规、政策财政干预经营或所有权、外国直接投资政策、移民政策与企业税政策。
范式将面临调整
2013年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报告再次证实：21世纪的全球制造业正处于一种范式转移的过程之中——透过高度复杂、统合又变化多端的资源网络，整合全球多元的理念，产品与服务。
快速演化的全球制造业生态体系已经不为人所知，甚至看似过多的不确定性与危机，二者都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健全。总体而言，这些变化的速度和绝对幅度，对企业领袖与政策制定者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不过与此同时，这也大幅提升国家制造业的动力，进而像引擎一样带动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传统思维一直都认为高效能的制造业一定要有高度智能与技能的人才，这样才能有效并持续地运用最新科技、系统性思想、智能型服务于制造、优质的供应链。
有一点我们必须了解，制造业对国家经济发展及其民众繁荣福祉非常重要。从表面看来，不论世界如何动荡，制造业始终都是为中产阶层创造就业机会的驱动力；而那些具备重大的先进制造能力的国家，制造业对整体经济活动也有诱人的乘数效应。21世纪的制造业，的确是一种“核心竞争力”，如果所有的生产都转移到国外，国家的优势与影响力就会受到侵蚀，进而危害到他们的长期经济健全。
总之，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高素质人才的供应永远都会在竞争力驱动因素的排行榜上居高不下。经年累月后，可能会有新的国家在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榜上崛起，而其他国家则持续下滑。但唯一能够肯定的是，新的常态出现——追求制造业最高地位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而且一个国家在制造业的实力一定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