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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五四时期的中国，救亡图存成了时代的主旋律，在面对改革与革命相继失败的现实，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开始积极探索思想与文化的变革，被推到了历史的舞台上，本文以胡适与鲁迅为例，分析五四先驱知识分子不同的文化性格与思想主张，感受五四先驱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
关键词：新文化运动;胡适;鲁迅;文化性格
五四时期的中国处于新旧交替的社会巨大变革之中，自古以来，政治在中国传统的统治秩序中一直处于中心地位的现象，决定了历代知识分子无可争辩的对国家政治现实抱有高度的热情，特别在近代国势日衰的情况下，救亡图存成为压倒一切的时代主旋律，人们更是把富国强兵的希望都寄托在政治变迁上。然而近代中国的政治改革并没有给处于危机之中的中国带来希望，在一次次的政治革命失败之后，面对政治与经济上的巨大危机，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积极探索思想与文化上的变革，历史的洪流将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再次推上了社会历史的舞台，在这个极具变革气质的大时代中，他们以先驱者与启蒙者的形象出现，结成联盟，共同为处于危亡中的国家寻求新的出路，作为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仅在历史上大放异彩，其独具特色的人格魅力与文化性格仍然深深影响着后来者们。
五四时期被誉为“十项全能冠军”的胡适，引领了新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新诗革命和新学术革命，功勋和地位仅次于陈独秀，堪称为新文化运动副帅。1917年1月2卷5号上的《文学改良当议》是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首篇力作，也是这位风度翩翩的学者从美国留学归来之后，在中国文化界开始崭露头角的首秀。在《文学改良当议》中胡适提出作文的精髓为“八事”，即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語，由此拉开了白话文运动的序幕，他首先向古文发难，主张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创造一流的国语与一流的中国文学，在《五十年之中国文学中》、《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章中，他认为，古文不利于思想的传播与普及，之前的文学改革之所以没有成功的原因，就在于语言，他意识到文言与白话的根本对立就在于他们身份的不平等，是知识分子与普通大众之间存在“我们”与“他们”之间的不平等，他想要以语言形式的革新“文言合一”来消弭“我们”与“他们”之间的距离，用语言形式的变革来达到思想变革的目的，胡适仍然在思想上延续了梁启超的“新民”主张，文学承担着救亡的责任，通过文学来达到“新民”的目的，然而从思想到语言的转向，胡适相较于梁启超迈出了更为重要的一步。对于白话文的倡导，胡适可以说是身体力行，他带头用白话文写作，发表了大量的白话文、白话诗，其中不少为开山之作。为推动白话文学革命作出了实际的贡献。他对于白话文的倡导，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我们同样看到他妄图用语言的革新来达到思想的革新，从而消除“我们”与“他们”之间的不平等，最终达到文学启迪国民，创造“新民”的目的，是很不切合实际的。但是，自始至终，胡适对于自己的文学革命主张是报有极大的信心的，与更具革命家气质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的经历相比，胡适的生活似乎要更为顺遂一些，早年便声名鹊起，回国之后就成为“持文坛牛耳”的文化偶像，所以他的自信并非是无来由的，同时，由于他在美国留学期间深受西方自由、民主、平等等思想的影响，胡适是一个坚定、自信而乐观的启蒙主义者，相对与陈独秀来讲，其实他缺乏对于中国现实国情的深刻体验，所以他并没有陈独秀身上那种激进而革命的气质，相反的，他始终认为以美国的模式来改造中国是最为理想的方案，以一种更为温和与渐进的形式来实现文明的再造与新生，虽然他对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极为推崇，但事实上，传统文化仍然是潜移默化的影响了他的治学观念与为人处世的态度，与极具革命者气质的陈独秀相比，胡适则是将传统知识分子的主流精神与西方自由主义完美融合的学者典范。
五四时期的鲁迅相对于声名鹊起的陈独秀与胡适来讲，则显得要沉寂很多。或者说与他们相比，鲁迅并不是五四精神的典型代表，“五四运动的真正代表其实是胡适。” 而鲁迅“体现着新与旧的冲突，同时也体现着另一些超越历史的更深刻的冲突。他从不曾得到他的同时代人胡适和周作人所曾享有的那种宁静的心境，但他却是比他们中间任何一个都更其伟大的天才。”①早在1907年，鲁迅就开始写作了《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摩罗诗力说》等一系列颇能代表其早期思想的著名文章，与延续梁启超的“新民”思想，迫切想要用西方文明来改造中国的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来讲，鲁迅已经开始了对于现代文明的深刻反思，他用总览世界的眼光，将东西方文明置于平等的位置，反思西方文明“矫往事而生偏至”的文明观，他认为西方文明本身也是存在弊病的，尤其是“物质也，众数也，19世纪末叶文明之一面或在兹，而论者不以为有当。”②鲁迅认为，19世纪物质文明的发展和多数对于个人的压抑，其流弊日益明显，照搬西方存在“偏至”的文明，是否真正能对我们的国家带来积极的影响，他始终是存在怀疑的态度，在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们，开始追求以民主与科学为主的现代性时，鲁迅已经开始深刻的反思现代性，反思民主与科学。他认为“非物质”与“非众数”强调个人的确信与“心声”，才能“致人性于全”，因此，鲁迅始终坚持改造国民性，通过个人的自我觉醒与观念的接受，才能真正实现个人精神的具足，整个民族才能产生“新声”，整个文明才能获得真正的新声，而文学则以“无用之用”成为了改造国民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鲁迅超出于时代的思考，使得他无法完全与新文化运动的同仁们产生深刻的共鸣，同时他一直以来的虚无感与悲观情绪与同仁们张杨的乐观精神也是矛盾的，他对于自己“启蒙者”身份的定位始终充满怀疑与不认同，或者说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真正的启蒙者，在中国，这批接受过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将启蒙定义为，少数清醒的人，对多数迷惘混沌的人用知识与真理将多数人从昏睡中叫醒，而知识分子就被自觉地安在了清醒的少数人也就是启蒙者的位置上，他们描绘了一幅接受启蒙后的光明图景，然而，鲁迅却独有不同，作为“梦醒的人”他敏感而痛苦的感受到这种启蒙背后存在的问题，在《狂人日记》中，狂人作为新的道德价值的承担者愈是清醒，愈是想进行“救救孩子” 的启蒙，就愈不被国民理解，其言行也就愈加疯狂，只有狂人“沉入国民中” 而加入“吃人” 的行列，赴某地去候补，他的疯狂症才愈而成为被国民所理解的常人，于是，当狂人意识到“我未必不在无意之中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吧”，意识到自己未必不是吃人者的时候，他如何还能理直气壮的劝别人不要吃人呢？所以，鲁迅更倾向于通过改造国民性，来实现个人的解放与启蒙，鲁迅与五四时期同时代的陈独秀与胡适相比，似乎走的更远，他们之间有思想上的相互认同，当然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尤其是鲁迅与众不同的文化性格。他埋头于文学创作，用手中的笔来“医人”，与胡适与陈独秀相比，鲁迅在五四时期的影响并不大，但是他却以更为决绝的姿态，孤独的走在时代的前头，“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鲜少有人能真正的理解鲁迅，但是其思想之深刻广博及与众不同的文化性格，是五四时期先驱者中不可忽视的，特立独行的存在。 五四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知识分子，而胡适和鲁迅无疑是其中的翘楚，他们都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与文化性格，但是，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們，他们身上又有很多的相似之处，既具有传统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又有着内省与好学的精神，“别求新声于异邦”。同时他们用尼采式的超人精神，以决绝地姿态“重估一切价值”，尼采曾说：“对一切价值重新估价：那就是我对人类最高的自我肯定活动的公式”。要重新估价的“ 一切”，包括宗教、道德、哲学、科学、文化、艺术等等一切价值观念体系。重新估价实际上就是指出过去一切价值的无价值，力图创造新价值。五四正处在这样一个从旧的价值观念体系到新价值过渡的历史转折点上。胡适曾将当时“新思潮的根本意义” 概括为“一种新态度”，③这一概括也正准确地揭示出一代五四人人格表现上的一种共同的价值取向和思想态度。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在风云变幻的时代，张扬自己的个性与独立的人格，真正作为“人”的意识觉醒的先驱者站在整个时代的风口浪尖之上，他们彰显的是作为独立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
注释：
①夏济安. 鲁迅作品的黑暗面.选自：国外鲁迅研究论集（1960-1981）[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
②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大全集1898-1918[M].湖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
③高克力.启蒙者与爱国者：五四知识分子的认同问题.郑州大学学报.2006（2）.
参考文献：
[1]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84.
[2]胡适.胡适文存二集[M].北京：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13.
[3]乐黛云.国外鲁迅研究论集（1960-1981）[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
[4]鲁迅.鲁迅大全集1898-1918[M].湖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
[5]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M].华东师大出版社，1993.
[6]胡适.胡适留学日记[M].海口：海南人民出版社，1994.
[7]林贤治.五四之魂：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8]汪辉.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8.
[9]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0]鲁迅.呐喊[M].陕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1.
[11]高克力.启蒙者与爱国者：五四知识分子的认同问题[J].郑州大学学报，2006（2）.
[12]胡晓.胡适与新文化运动[J].合肥教育学院学报，1999（3）.
关键词：新文化运动;胡适;鲁迅;文化性格
五四时期的中国处于新旧交替的社会巨大变革之中，自古以来，政治在中国传统的统治秩序中一直处于中心地位的现象，决定了历代知识分子无可争辩的对国家政治现实抱有高度的热情，特别在近代国势日衰的情况下，救亡图存成为压倒一切的时代主旋律，人们更是把富国强兵的希望都寄托在政治变迁上。然而近代中国的政治改革并没有给处于危机之中的中国带来希望，在一次次的政治革命失败之后，面对政治与经济上的巨大危机，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积极探索思想与文化上的变革，历史的洪流将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再次推上了社会历史的舞台，在这个极具变革气质的大时代中，他们以先驱者与启蒙者的形象出现，结成联盟，共同为处于危亡中的国家寻求新的出路，作为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仅在历史上大放异彩，其独具特色的人格魅力与文化性格仍然深深影响着后来者们。
五四时期被誉为“十项全能冠军”的胡适，引领了新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新诗革命和新学术革命，功勋和地位仅次于陈独秀，堪称为新文化运动副帅。1917年1月2卷5号上的《文学改良当议》是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首篇力作，也是这位风度翩翩的学者从美国留学归来之后，在中国文化界开始崭露头角的首秀。在《文学改良当议》中胡适提出作文的精髓为“八事”，即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語，由此拉开了白话文运动的序幕，他首先向古文发难，主张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创造一流的国语与一流的中国文学，在《五十年之中国文学中》、《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章中，他认为，古文不利于思想的传播与普及，之前的文学改革之所以没有成功的原因，就在于语言，他意识到文言与白话的根本对立就在于他们身份的不平等，是知识分子与普通大众之间存在“我们”与“他们”之间的不平等，他想要以语言形式的革新“文言合一”来消弭“我们”与“他们”之间的距离，用语言形式的变革来达到思想变革的目的，胡适仍然在思想上延续了梁启超的“新民”主张，文学承担着救亡的责任，通过文学来达到“新民”的目的，然而从思想到语言的转向，胡适相较于梁启超迈出了更为重要的一步。对于白话文的倡导，胡适可以说是身体力行，他带头用白话文写作，发表了大量的白话文、白话诗，其中不少为开山之作。为推动白话文学革命作出了实际的贡献。他对于白话文的倡导，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我们同样看到他妄图用语言的革新来达到思想的革新，从而消除“我们”与“他们”之间的不平等，最终达到文学启迪国民，创造“新民”的目的，是很不切合实际的。但是，自始至终，胡适对于自己的文学革命主张是报有极大的信心的，与更具革命家气质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的经历相比，胡适的生活似乎要更为顺遂一些，早年便声名鹊起，回国之后就成为“持文坛牛耳”的文化偶像，所以他的自信并非是无来由的，同时，由于他在美国留学期间深受西方自由、民主、平等等思想的影响，胡适是一个坚定、自信而乐观的启蒙主义者，相对与陈独秀来讲，其实他缺乏对于中国现实国情的深刻体验，所以他并没有陈独秀身上那种激进而革命的气质，相反的，他始终认为以美国的模式来改造中国是最为理想的方案，以一种更为温和与渐进的形式来实现文明的再造与新生，虽然他对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极为推崇，但事实上，传统文化仍然是潜移默化的影响了他的治学观念与为人处世的态度，与极具革命者气质的陈独秀相比，胡适则是将传统知识分子的主流精神与西方自由主义完美融合的学者典范。
五四时期的鲁迅相对于声名鹊起的陈独秀与胡适来讲，则显得要沉寂很多。或者说与他们相比，鲁迅并不是五四精神的典型代表，“五四运动的真正代表其实是胡适。” 而鲁迅“体现着新与旧的冲突，同时也体现着另一些超越历史的更深刻的冲突。他从不曾得到他的同时代人胡适和周作人所曾享有的那种宁静的心境，但他却是比他们中间任何一个都更其伟大的天才。”①早在1907年，鲁迅就开始写作了《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摩罗诗力说》等一系列颇能代表其早期思想的著名文章，与延续梁启超的“新民”思想，迫切想要用西方文明来改造中国的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来讲，鲁迅已经开始了对于现代文明的深刻反思，他用总览世界的眼光，将东西方文明置于平等的位置，反思西方文明“矫往事而生偏至”的文明观，他认为西方文明本身也是存在弊病的，尤其是“物质也，众数也，19世纪末叶文明之一面或在兹，而论者不以为有当。”②鲁迅认为，19世纪物质文明的发展和多数对于个人的压抑，其流弊日益明显，照搬西方存在“偏至”的文明，是否真正能对我们的国家带来积极的影响，他始终是存在怀疑的态度，在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们，开始追求以民主与科学为主的现代性时，鲁迅已经开始深刻的反思现代性，反思民主与科学。他认为“非物质”与“非众数”强调个人的确信与“心声”，才能“致人性于全”，因此，鲁迅始终坚持改造国民性，通过个人的自我觉醒与观念的接受，才能真正实现个人精神的具足，整个民族才能产生“新声”，整个文明才能获得真正的新声，而文学则以“无用之用”成为了改造国民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鲁迅超出于时代的思考，使得他无法完全与新文化运动的同仁们产生深刻的共鸣，同时他一直以来的虚无感与悲观情绪与同仁们张杨的乐观精神也是矛盾的，他对于自己“启蒙者”身份的定位始终充满怀疑与不认同，或者说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真正的启蒙者，在中国，这批接受过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将启蒙定义为，少数清醒的人，对多数迷惘混沌的人用知识与真理将多数人从昏睡中叫醒，而知识分子就被自觉地安在了清醒的少数人也就是启蒙者的位置上，他们描绘了一幅接受启蒙后的光明图景，然而，鲁迅却独有不同，作为“梦醒的人”他敏感而痛苦的感受到这种启蒙背后存在的问题，在《狂人日记》中，狂人作为新的道德价值的承担者愈是清醒，愈是想进行“救救孩子” 的启蒙，就愈不被国民理解，其言行也就愈加疯狂，只有狂人“沉入国民中” 而加入“吃人” 的行列，赴某地去候补，他的疯狂症才愈而成为被国民所理解的常人，于是，当狂人意识到“我未必不在无意之中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吧”，意识到自己未必不是吃人者的时候，他如何还能理直气壮的劝别人不要吃人呢？所以，鲁迅更倾向于通过改造国民性，来实现个人的解放与启蒙，鲁迅与五四时期同时代的陈独秀与胡适相比，似乎走的更远，他们之间有思想上的相互认同，当然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尤其是鲁迅与众不同的文化性格。他埋头于文学创作，用手中的笔来“医人”，与胡适与陈独秀相比，鲁迅在五四时期的影响并不大，但是他却以更为决绝的姿态，孤独的走在时代的前头，“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鲜少有人能真正的理解鲁迅，但是其思想之深刻广博及与众不同的文化性格，是五四时期先驱者中不可忽视的，特立独行的存在。 五四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知识分子，而胡适和鲁迅无疑是其中的翘楚，他们都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与文化性格，但是，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們，他们身上又有很多的相似之处，既具有传统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又有着内省与好学的精神，“别求新声于异邦”。同时他们用尼采式的超人精神，以决绝地姿态“重估一切价值”，尼采曾说：“对一切价值重新估价：那就是我对人类最高的自我肯定活动的公式”。要重新估价的“ 一切”，包括宗教、道德、哲学、科学、文化、艺术等等一切价值观念体系。重新估价实际上就是指出过去一切价值的无价值，力图创造新价值。五四正处在这样一个从旧的价值观念体系到新价值过渡的历史转折点上。胡适曾将当时“新思潮的根本意义” 概括为“一种新态度”，③这一概括也正准确地揭示出一代五四人人格表现上的一种共同的价值取向和思想态度。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在风云变幻的时代，张扬自己的个性与独立的人格，真正作为“人”的意识觉醒的先驱者站在整个时代的风口浪尖之上，他们彰显的是作为独立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
注释：
①夏济安. 鲁迅作品的黑暗面.选自：国外鲁迅研究论集（1960-1981）[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
②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大全集1898-1918[M].湖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
③高克力.启蒙者与爱国者：五四知识分子的认同问题.郑州大学学报.2006（2）.
参考文献：
[1]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84.
[2]胡适.胡适文存二集[M].北京：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13.
[3]乐黛云.国外鲁迅研究论集（1960-1981）[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
[4]鲁迅.鲁迅大全集1898-1918[M].湖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
[5]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M].华东师大出版社，1993.
[6]胡适.胡适留学日记[M].海口：海南人民出版社，1994.
[7]林贤治.五四之魂：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8]汪辉.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8.
[9]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0]鲁迅.呐喊[M].陕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1.
[11]高克力.启蒙者与爱国者：五四知识分子的认同问题[J].郑州大学学报，2006（2）.
[12]胡晓.胡适与新文化运动[J].合肥教育学院学报，19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