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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冲击。其间，科学与公众的互动曾掀起过一场场舆论风暴，它们也构成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应急科普的生动案例。
应急科普的目的在于应急，而提升应急科普的能力却在日常。反思这次疫情中的科普表现，可以帮助我们在未来促进公众理解科学，更好地应对重大风险与挑战。
张文宏“出圈”
2020年，穿着白大褂、讲着大白话的感染科专家张文宏“红了”，网友们称他为“硬核主任”“科普鬼才”“医界段子手”。
张文宏的走红让科普圈极其欣慰。因为对于绝大多数专家学者来说，新冠疫情爆发时，面对一天一变的复杂形势，面对充满了恐惧和忧虑的公众，对话和沟通实在太具有挑战性了。
北京大学科学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朱效民说，英国皇家学会曾经在对2000多位科学家和工程师进行调查时，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如果就科学研究前沿知识本身进行科普，75%的科学家认为自己能够与公众进行沟通对话;但如果自己的科研工作涉及伦理、宗教、法律等社会议题时，只有不到50%的科学家认为自己能够与公众进行有效的交流。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科学家在进行科普时的压力不言而喻。
可是，张文宏不仅有着过硬的医学专业知识，还具备了超强的沟通技巧和共情能力。
不久前，在中国科普作家协会2020年会现场，张文宏作了一场题为《从新冠疫情应对看科普》的视频报告。报告中，他复盘了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他的团队做科普的过程。
事实上，他已经不再是个单纯的内容输出者，他在思考更多问题，例如，科学家应该抓住什么样的时机进行科普、科普内容应该如何组合、科普和新闻之间是什么关系等等，这是一种专业化思维。
在国际上，对于公共卫生事件的危机应对已经有了一个共识。对公众来说，卫生专家的可信度通常要高得多，他们应该把通过媒体与公众沟通视为危机期间的首要任务，而不是次要任务。
问题在于，国内的专家学者普遍长期缺乏积极展现自己的形象或者帮助公众更好地理解科学的能力和动力，他们很难在一夜之间变身为具备专业素养的传播者。
“唯有建立一种机制、环境，关键是评价体系的改变，真正能够鼓励、认可一部分对科普感兴趣、有热情的人，把传播作为一项职业能力，主动去训练和提升。”朱效民说道。
应急机制尚需整合、协调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应急科普是疫情防控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部门以及专业组织在及时向公众提供权威科普知识、解读疫情防控措施、保障疫情防控工作的有序开展和科学应对方面，做出了不小的努力。
在政府层面，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疫情联防联控机制通过新闻发布会、答记者问、科普专题网站、编写印发防控指南（手册）等形式，及时向公众传播疫情防控科学知识。
国家和地方各级卫健委及其直属或联系单位构成的国家卫生健康系统，则负责组织和指导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防控制和医疗卫生应急，主要推进疫情信息公开和科学知识宣教。
作为科普工作的主要社会力量，中国科协迅速统筹资源，通过微信公众号、APP、网站，以文字、图片、视频、动画等多种表现形式，与众多媒体合作，普及科学防疫与心理健康知识，科学辟谣。
这些有组织的应急科普对于消除公众疑虑、增强公众对疫情的科学认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作为一种应急机制，中国科普研究所科普政策研究室主任郑念指出，其在整合、协调方面需要改进。
他解释，首先，在内容资源方面，由于缺乏集成性、权威性的线上应急科普资源网站建设，目前各类科普内容分散在各大网站，科普资源看似实现了开放普及化，但是，不少优质的应急科普资源受限于公众的检索能力而出现闲置或浪费，无法得到有效传播。“想要形成有效的运行机制，就要打造国家级的权威科普平台。”
其次，在不同的科普主体之间，政府与媒体、科学家开展应急科普的协同机制不完善。在很多应急状态下，科学家“有科难普”和媒介“能普缺科”的脱节问题表现突出，特别在“人人都是记者”的自媒体时代，这个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政府对媒体和科学家群体的合作缺乏有效组织，导致应急科普的内容生产与大众传播两个重要环节无法实现有效对接，有时甚至会出现媒体与科普工作者“内讧”事件，引起更大的社会质疑和恐慌。
所以，郑念认为，应该加强应急科普的内外联动和跨领域合作，不仅需要政府内部启动积极有效的应急科普工作，同时，还需要做好与社会科普组织、媒体的协同工作，共同回应社会关切。比如，通过政府应急科普管理部门的工作委员会和科普专家顾问团，建立与社会各类科普主体、媒介的联席会议制度，在突发事件或热点舆情演化的各个阶段，保证各类传播主体能够行动一致，形成科普合力。
科普为什么事与愿违
在互联网信息爆炸的时代，面对突发性事件的不确定性，大量不实信息的传播引起公众心理焦虑、群体认知失衡，甚至出现“围殴”科学家等舆情现象，这为应急科普带来了很大的障碍。
早在20世纪末，英国国会科技办公室针对英国社会在疯牛病与转基因食品问题上爆发的舆论危机所做的研究就发现，当科学或与科学相关的议题成为新闻焦点时，事态的发展可能会非常迅速——而且并非总是朝着科学家预期的方向发展。
有组织的科普有时会事与愿违，科学话语未必有助于安抚民众情绪。直到今天，这依然是一个令人深思的议题。
朱效民认为，破解问题的关键在于，需要重新思考当今科学与公众的关系。
英国当代知名媒介研究专家斯图尔特·艾伦在《媒介、风险与科学》一书中介绍，20世纪80年代起，西方政府、科学共同体认为，科学的大众化过程，应该是一个单向的、线性的传播过程。只要有适当的信息渠道，人们就会沿着“康庄大道”阔步走向科学意识的殿堂。
“可实际上，科学技术与公众的关系已经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改变。”朱效民解释，现代科技在给公众带来越来越多好处的同时，也带来一些或明显或潜在的不确定性、风险甚至危害。“相对于科技本身，今天的公众可能更关心科技给自己带来的影响、风险等，这也导致他们不断增强防范警惕、自我保护和共同参与的意识。”
在艾伦看来，“当今时代是一个有着复杂的技术风险的时代，这些风险无法从科学上完全弄清楚，也难以采用‘家长式’的辦法自上而下地加以控制”。
因此，处理科学技术与社会公众的关系就需要一种新的定位和协调机制。
朱效民认为，当涉及诸如文化、伦理、宗教、环境影响等方面的议题时，公众往往有着自己不同的感受和见解，科普工作也越来越要求，科学家从传统单向的科学知识普及转向与公众在有效沟通基础上的相互理解、共识、信任，以及对不同观点的宽容和接纳。
“不要害怕争议，允许科学议题的讨论是有弹性的。当科学面临苛刻的质问时，可能意味着科学家没有意识到公众的关注角度、思考方式、所处背景等不一样。”朱效民坦言，“让公众下场去讨论、去亲历、去感受，确保在有关科学的公共对话中人们可以充分接触到不同的声音，从而学会判断和选择。”
今天，我们务必要从基本理念入手来反思应急科普，这在朱效民看来是最为重要的。未来，科普的定位能建立起以公众为中心的科普服务意识;科学家能够真诚、平等地与公众进行更为直接的互动交流;科普内容建设的重点不再是要求公众没完没了地掌握无穷无尽的科学知识，而是建立起高效的反馈响应机制，让公众可以随时找到自己所需的信息及咨询渠道，公众与科学的关系才能趋于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