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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黎称得上诗歌的“专职伴侣”。她的可贵不在“科研”，在晃悠，在诗歌的内部晃晃悠悠。她走得进去，也能晃得出来。
那天在上海的咖啡馆枯坐，周边有人在闲聊，某帅哥说“没编消息”，我以为是某报社的编辑在夸耀自己当日的悠闲呢。当天晚上我就知道我错了。小帅哥所说的“没编消息”原来是潘向黎的一本新书，叫《梅边消息》。
后来看到了新闻，《梅边消息》“收录了著名作家潘向黎近年来潜心研读、品鉴中国古典诗词的散文新作”云。这句话我不能同意，以我对向黎的了解，她断没有“近年来”才“研读”就仓促拿笔的道理；还有一点就更重要了，向黎与诗共生，她在诗歌上无论花费怎样的时间，统统与“潜心研读”无关。
回到南京，用了两天的时间读完向黎的新书，两个字：佩服。我想说的是，这样的书，“近年来”潜心“研读”的人真写不出。
还是先说说我和向黎的关系吧。我有些夸张，把我和潘向黎的关系命名为“血缘关系”。
向黎的父亲是潘旭澜先生，福建泉州人。而我的老师曾华鹏也是福建泉州人。他们俩在泉州的培元中学就相识了，然后成了复旦中文系的上下级同学。他们论学在一起、出游在一起，连双方的女朋友都要让对方“过过目、把把关”，后来他们干脆一起写起了评论。潘旭澜、曾华鹏是一辈子的至交，两家自然是通家之好。1986年，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开了一门课，课的名字直接就叫“鲁迅”。我估计，在当年的学术背景底下，有条件开这门课的中文系并不多。但是，我们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有，因为我们有曾华鹏。我的“鲁迅”是曾华鹏老师手把手教出来的，这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怎么评价都不为过。我就是从曾华鹏那里知道潘旭澜的。
后来，在南京，我终于见到了潘旭澜老师，并陪他喝酒。我叫他“潘先生”。事实上，我是没有资格这样叫的。然而，“我的朋友”王彬彬是潘老师的博士生，潘老师来南京了，王博士专门给我打了电话，让我来陪他的导师“喝素酒”，“喝素酒”这个词是我生造的，就是光喝不吃。在潘老师面前，王博士用什么称呼，我自然也就用什么称呼，我就是这样叫起了“潘先生”的。
因为曾华鹏教授和王彬彬教授的缘故，我和向黎一见面就成了至交。我们一两年见上一两次，偶尔也通个电话。就这么的，我也四十出头的人了。突然有那么一天，我的脑子里头起了一个念头，写小说也写了这么久了，到南京大学混一个博士去吧。为此，我特地拜访了丁帆教授。我很想当然，以为自己是所谓的“特殊人才”，南京大学也许可以在外语上头放我一马。
我的想当然不限于此，有一天晚上，在展望了读博生涯的美好未来之后，我给向黎打了个电话，我告訴她，丁帆教授这里还有一个名额，“你过来，做我的师妹”。向黎说：“好的。”哪里想到南京大学规规矩矩的，在外语考试这个问题上，一点也不肯通融，到现在也还是这样——这是我格外尊敬南京大学的地方。那好吧，那我就放弃了。
一年之后，我正在家里写作，向黎给我打来了电话。我说你哪儿呢？那头说在南京呢。我说这么大热的天你来南京干啥呀？那头说，报到呀。我说你到哪儿报到啊？那头说南大呀。我说你来南大报什么到？那头说博士生开学了呀。我说你好好的读什么博士呢？那头说不是你让我过来做你师妹的么。
我的脑袋当场就大了。
我像赵本山那样闭上了眼睛，附带着把巴掌伸向了脑袋的上方，我要“捋捋”。是的，我“捋”出头绪来了，有这么一回事。可我就奇了怪了——她是怎么对付外语的呢？那头说，考试呀。——然后呢？——通过了呀。
哦，是这么回事，人家是喊我“报到”去的。我又能说什么呢？我只是想在南京大学“混”一个博士——谁说要“考”了？我没说要“考”。可不管怎么说，我放了向黎的鸽子。
电话里头安静下来了，这安静的味道不对，很不对。
抢在电话线的那一头失火之前，我得在电话线的这一头先灭火。我也不写了，就说：“你等着，我就来，我给你当书童，我送你进学堂。”
放下电话，我匆匆赶到南京大学，一手接过向黎的背包，一手拿过向黎的水壶，说：“哥送你报到去。”我把向黎一直送到丁帆教授的办公室。就在丁帆教授的办公室门口，文学院的姚松书记突然发现了我，“咦”了一声，说：“你怎么有空过来？”丁帆教授欲言又止，对着我笑。“嗨，一样的，向黎来了也一样。”我说。
我觉得，这一路算下来，我把和向黎的关系定义为“血缘关系”，也不算夸张。
回过头来再说《梅边消息》。
首先我想说量，阅读量的量。一个小说家，一定要说有才华，老实说，我也没有那么佩服。能把小说写到一定的层面，才华必不可少。可我想说，才华是上天给予的，那是一个定数。阅读则不同，它完全靠自己去挣。挣得多和挣得少都是自己的事。我对有能力靠自己多挣的人总是喜爱。换句话说，我尊敬素养好的作家。再怎么说，才华是你的，它少不了，更丢不了。才华消失的唯一路径是一个作家对自己的放弃。如果你不想放弃，那你的阅读就需要量。量很重要，某种程度上说，阅读的量就是一个作家的体积，或者说，一个作家的质量。
我想说，有关中国古典诗歌，向黎的关切不只是量，还有不同的面。一部分在诗歌本身，另外的一个部分却在诗论。说起中国的诗论，我想它是特殊的，中国的诗论固然是理，却也是文，也是诗。我惊讶于向黎对中国古代诗论的熟稔程度，我等实在不可比拟。
我还想说早。成名要趁早的早，理论上说，一个人要读书，任何时候都不晚，然而，读书早和读书晚的区别是巨大的。我是一个乒乓球的发烧友，童年时代就开始打球了。几十年来，伴随着乒乓技术的革新，我的技术也在革新。但是，我发现，在要紧的比分和要紧的关头，我的得分手段几乎都是童年时代的“老技术”。这个由不得我，几乎就是生理的选择。为什么？对我来说，新技术仅仅是知识，它存在于我的智力范围里头，它们很难沁入我的机体，变成我的动态与行为。
在我阅读《梅边消息》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事情，那就是向黎对某一首诗的“切入”。通常，向黎都是在路途、店铺、饮酒、喝茶、会客——充分参与日常生活的时分联想起某一首诗的。
那天在上海的咖啡馆枯坐，周边有人在闲聊，某帅哥说“没编消息”，我以为是某报社的编辑在夸耀自己当日的悠闲呢。当天晚上我就知道我错了。小帅哥所说的“没编消息”原来是潘向黎的一本新书，叫《梅边消息》。
后来看到了新闻，《梅边消息》“收录了著名作家潘向黎近年来潜心研读、品鉴中国古典诗词的散文新作”云。这句话我不能同意，以我对向黎的了解，她断没有“近年来”才“研读”就仓促拿笔的道理；还有一点就更重要了，向黎与诗共生，她在诗歌上无论花费怎样的时间，统统与“潜心研读”无关。
回到南京，用了两天的时间读完向黎的新书，两个字：佩服。我想说的是，这样的书，“近年来”潜心“研读”的人真写不出。
还是先说说我和向黎的关系吧。我有些夸张，把我和潘向黎的关系命名为“血缘关系”。
向黎的父亲是潘旭澜先生，福建泉州人。而我的老师曾华鹏也是福建泉州人。他们俩在泉州的培元中学就相识了，然后成了复旦中文系的上下级同学。他们论学在一起、出游在一起，连双方的女朋友都要让对方“过过目、把把关”，后来他们干脆一起写起了评论。潘旭澜、曾华鹏是一辈子的至交，两家自然是通家之好。1986年，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开了一门课，课的名字直接就叫“鲁迅”。我估计，在当年的学术背景底下，有条件开这门课的中文系并不多。但是，我们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有，因为我们有曾华鹏。我的“鲁迅”是曾华鹏老师手把手教出来的，这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怎么评价都不为过。我就是从曾华鹏那里知道潘旭澜的。
后来，在南京，我终于见到了潘旭澜老师，并陪他喝酒。我叫他“潘先生”。事实上，我是没有资格这样叫的。然而，“我的朋友”王彬彬是潘老师的博士生，潘老师来南京了，王博士专门给我打了电话，让我来陪他的导师“喝素酒”，“喝素酒”这个词是我生造的，就是光喝不吃。在潘老师面前，王博士用什么称呼，我自然也就用什么称呼，我就是这样叫起了“潘先生”的。
因为曾华鹏教授和王彬彬教授的缘故，我和向黎一见面就成了至交。我们一两年见上一两次，偶尔也通个电话。就这么的，我也四十出头的人了。突然有那么一天，我的脑子里头起了一个念头，写小说也写了这么久了，到南京大学混一个博士去吧。为此，我特地拜访了丁帆教授。我很想当然，以为自己是所谓的“特殊人才”，南京大学也许可以在外语上头放我一马。
我的想当然不限于此，有一天晚上，在展望了读博生涯的美好未来之后，我给向黎打了个电话，我告訴她，丁帆教授这里还有一个名额，“你过来，做我的师妹”。向黎说：“好的。”哪里想到南京大学规规矩矩的，在外语考试这个问题上，一点也不肯通融，到现在也还是这样——这是我格外尊敬南京大学的地方。那好吧，那我就放弃了。
一年之后，我正在家里写作，向黎给我打来了电话。我说你哪儿呢？那头说在南京呢。我说这么大热的天你来南京干啥呀？那头说，报到呀。我说你到哪儿报到啊？那头说南大呀。我说你来南大报什么到？那头说博士生开学了呀。我说你好好的读什么博士呢？那头说不是你让我过来做你师妹的么。
我的脑袋当场就大了。
我像赵本山那样闭上了眼睛，附带着把巴掌伸向了脑袋的上方，我要“捋捋”。是的，我“捋”出头绪来了，有这么一回事。可我就奇了怪了——她是怎么对付外语的呢？那头说，考试呀。——然后呢？——通过了呀。
哦，是这么回事，人家是喊我“报到”去的。我又能说什么呢？我只是想在南京大学“混”一个博士——谁说要“考”了？我没说要“考”。可不管怎么说，我放了向黎的鸽子。
电话里头安静下来了，这安静的味道不对，很不对。
抢在电话线的那一头失火之前，我得在电话线的这一头先灭火。我也不写了，就说：“你等着，我就来，我给你当书童，我送你进学堂。”
放下电话，我匆匆赶到南京大学，一手接过向黎的背包，一手拿过向黎的水壶，说：“哥送你报到去。”我把向黎一直送到丁帆教授的办公室。就在丁帆教授的办公室门口，文学院的姚松书记突然发现了我，“咦”了一声，说：“你怎么有空过来？”丁帆教授欲言又止，对着我笑。“嗨，一样的，向黎来了也一样。”我说。
我觉得，这一路算下来，我把和向黎的关系定义为“血缘关系”，也不算夸张。
回过头来再说《梅边消息》。
首先我想说量，阅读量的量。一个小说家，一定要说有才华，老实说，我也没有那么佩服。能把小说写到一定的层面，才华必不可少。可我想说，才华是上天给予的，那是一个定数。阅读则不同，它完全靠自己去挣。挣得多和挣得少都是自己的事。我对有能力靠自己多挣的人总是喜爱。换句话说，我尊敬素养好的作家。再怎么说，才华是你的，它少不了，更丢不了。才华消失的唯一路径是一个作家对自己的放弃。如果你不想放弃，那你的阅读就需要量。量很重要，某种程度上说，阅读的量就是一个作家的体积，或者说，一个作家的质量。
我想说，有关中国古典诗歌，向黎的关切不只是量，还有不同的面。一部分在诗歌本身，另外的一个部分却在诗论。说起中国的诗论，我想它是特殊的，中国的诗论固然是理，却也是文，也是诗。我惊讶于向黎对中国古代诗论的熟稔程度，我等实在不可比拟。
我还想说早。成名要趁早的早，理论上说，一个人要读书，任何时候都不晚，然而，读书早和读书晚的区别是巨大的。我是一个乒乓球的发烧友，童年时代就开始打球了。几十年来，伴随着乒乓技术的革新，我的技术也在革新。但是，我发现，在要紧的比分和要紧的关头，我的得分手段几乎都是童年时代的“老技术”。这个由不得我，几乎就是生理的选择。为什么？对我来说，新技术仅仅是知识，它存在于我的智力范围里头，它们很难沁入我的机体，变成我的动态与行为。
在我阅读《梅边消息》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事情，那就是向黎对某一首诗的“切入”。通常，向黎都是在路途、店铺、饮酒、喝茶、会客——充分参与日常生活的时分联想起某一首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