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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辞赋“诗源观”的确立经历了在“讽谏”功能上比附于《诗》到用论《诗》的标准评论辞赋，再到“赋者，古诗之流也”的提出这样一个历程。究其原因，首先是汉代从帝王到士人的好赋风气需要寻求一个舍符儒家思想的理由；其次，汉代政治思想的大一统，儒家正统思想的确立为辞赋提供了《诗》之“讽谏”论；最后，作赋者身份由言语侍从向儒家学者的转变也使辞赋“诗源观”的确立具有一种自觉性。在“诗源观”确立的同时，更符合辞赋自身特点的娱情说也依然存在。然而从辞赋发展史来看，“诗源观”并非客观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