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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我说，“这真把我搞糊涂了。我想弄个明白，可是怎么也弄不明白。”
“弄明白什么？”艾达笑容可掬地问道。
“弄明白这一切，亲爱的，”我说，“杰利比太太为当地的土著谋求福利，竟费了这许多心血去搞一套计划，她的心肠当然很好——可是——啤啤和这个家！”
——《荒凉山庄》
在查尔斯·狄更斯的长篇巨著《荒凉山庄》（Bleak House）中，杰利比太太是个慈善家，热心于改善非洲伯里奥布拉格部落人的生活，但她的家里却是一团糟。
杰利比太太从事着所谓的“望远镜里的慈善事业”。她从不关心当地的社会改良，却为非洲土著民的教育与全面进步操心劳神。她为此投入了大量精力，不仅冷落了家人，家务活也懒得去做。
杰利比太太几乎忘记了年幼孩子们的存在（上文提到的啤啤就是一个）。孩子们时常身处险境，小说对此浓墨重彩，提醒我们杰利比太太是个极不称职的母亲。狄更斯写道：
孩子们里里外外地乱跑乱跳，在大腿上留下的许多伤痕简直成了闯祸的一览表了。啤啤丢失了有一个多钟头，这时才由警察从新门市场送回来。对于啤啤失踪以及他后来回家团聚，杰利比太太当时竟能声色不变，这使我们大大感到意外。
如果你读过狄更斯的小说，就会发现，像杰利比太太这样的女性角色绝非个例。在他的作品中，坏母亲的形象司空见惯。
《尼古拉斯·尼克贝》（Nicholas Nickleby）中，尼克贝太太，一般认为她是狄更斯母亲的写照，既无能又愚蠢，严峻的家庭境况让她的性格无所遁形。《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中，大衛·科波菲尔的母亲安静温和，不过儿子遭受丈夫身体虐待时，她却无能为力。《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中，匹普是个孤儿，在姐姐乔·葛吉瑞太太的恶语中伤下长大。当然还有恶名昭彰的郝薇香小姐，她离群索居，生活在老旧不堪的宅院里。她哀悼被抛弃的爱情，无休无止。为了报复天下的男人，她收养了艾丝黛拉，把倒霉的匹普玩弄于股掌之间，成了养女试验的战利品。
源于童年创伤
在查尔斯·狄更斯的诸多小说中，坏母亲的形象时常可见。而这，与他对母亲伊丽莎白心怀怨恨有关。
伊丽莎白和丈夫约翰·狄更斯都不善于打理个人财产。1824年，他们最终债台高筑。约翰在马歇尔希债务监狱服刑，除狄更斯之外，全家人随他住进了监狱——如果一家之主在此关押，这是惯例。那时候狄更斯12岁，被送到沃伦黑鞋油作坊当学徒，以便补贴全家的微薄收入。
作坊的艰苦劳作对他伤害极大。大约一年后，父亲获释出狱，家里极端的经济困境似乎慢慢出现转机。此时，狄更斯希望放弃作坊里的工作，回到学校继续求学。事实上，他在沃伦鞋油作坊的雇佣期已满。不过伊丽莎白不愿意他就此停止，坚持要他继续工作。这一刻让狄更斯刻骨铭心，多次在他的小说中回响，他对此缄默多年。最终，他告诉密友约翰·福斯特，这是严重的母性背叛，给他带来了沉重打击：
父亲说我不应该再回黑鞋油作坊工作了，应该去上学。我写作时没有心存仇恨，也不愤怒：因为我知道正是这些苦难经历，才共同成就了现在的我。不过，母亲甘心让我回去工作，这件事我从未忘记，永远不会忘记，也永远不能忘记。
在沃伦鞋油作坊做学徒的岁月，狄更斯始终记忆犹新，挥之不去，沉闷的劳动只是一方面原因，似乎父母对他漠不关心、不闻不问才是主因。他的幸福，青年人格——按照狄更斯的说法——与他的实际效用相比无足轻重。“我想不明白，我何以能在那样的年纪那么容易地被打发出来，”狄更斯在给福斯特的信中说，“没有谁真心地怜悯我——一个能力非凡的孩子，心怀渴望，身体柔弱，很快身心俱伤——这表明我也许还有潜力没发挥出来。”
后来，约翰·狄更斯感觉这样做有失道义，于是设法挽回自己的形象。最终，他决定让儿子回学校上学：学校是适合孩子们心智的安全港。
狄更斯的女性观
狄更斯在小说中明确提出了母性概念，认为母亲有与生俱来的慈爱倾向。对于缺少冲动，不愿抱紧孩子的女人，不同叙述者横眉怒目，深恶痛绝。杰利比太太之流的女人，违背了广为遵守的异性恋主流文化价值观，其情感表现与身体本能并不匹配。诚然，在狄更斯看来，她们有违人性。杰利比太太挑战了维多利亚时代普遍的思想倾向：母性情感与生俱来，全能的造物主所赐，会在女性的内心滋长绽放。在《荒凉山庄》中，小说的女主人公埃丝特·萨默森这样评价杰利比太太：“我忽然觉得，如果杰利比太太当初尽到她那贤妻良母的职责，而不去用望远镜在天涯海角追求别的职责的话，她就能对自己做出荒唐事这一点有所戒备了。”
BBC根据狄更斯的《荒凉山庄》拍摄了15集同名电视剧
多年来，不少文学评论家指出，狄更斯笔下的失职母亲形象，表达了他对伊丽莎白的积怨。然而，他批评杰利比太太变本加厉：她不仅是失败的母亲，还是执迷不悟、徒劳无益的慈善家。这两种失败相互交织，错综关联，清楚地表达了狄更斯更加深广的批评：英国女人应该竭力服务家庭，还要竭力报效祖国。狄更斯所谓的“望远镜里的慈善家”，缩小了她的视野，将她的同情心局限在远方，没有注意身边所需的慈善工作。
评论家布鲁斯·罗宾逊解释说：“杰利比太太的讽刺性在于……非洲成了消遣，成了无益的他处。不让儿女从家里的楼梯上跌落，保证他们有饭吃，这是文明人应该做的，而不是到尼日尔河左岸去建一家生产钢琴腿的工厂。”对现代读者而言，非洲作为“无益的他处”，或许在狄更斯的批评中最令人不安。陌生感和种族成了贬低的根基，盎格鲁-撒克逊的白人特征成了拯救的标准。
或许，在狄更斯看来，本质上讲，女性慈善与母性都是身体上的：需要接触或触碰时，身体不能犹豫不决；面对伦敦的黑暗残破角落，或者可能死亡的风险，身体不能畏葸不前。在杰利比太太恣意的内心深处，她是个利己主义者——因为丈夫备受压制，孩子们衣衫褴褛，他们的幸福安宁她漠不关心，还因为她不愿冒任何危险。
假如时代对女性更宽容，杰利比太太或许会选择不生育。不管怎样，她有权如此选择。不过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容不下寻求完全自主的女性。在相对宽松而非幽闭的环境中，杰利比太太能否过得更好，狄更斯不愿因此多费笔墨。她不过是一个令人生厌的母亲，只会按字面意思履行妇道，却毫无情感。因为对女慈善家而言，生育一群儿女也好，带头发起写信运动也好，参加重要会议也好，无论她多么乐善好施，如果没有把身体献给家庭，献给英格兰，那么她根本就不是慈善家。
“弄明白什么？”艾达笑容可掬地问道。
“弄明白这一切，亲爱的，”我说，“杰利比太太为当地的土著谋求福利，竟费了这许多心血去搞一套计划，她的心肠当然很好——可是——啤啤和这个家！”
——《荒凉山庄》
在查尔斯·狄更斯的长篇巨著《荒凉山庄》（Bleak House）中，杰利比太太是个慈善家，热心于改善非洲伯里奥布拉格部落人的生活，但她的家里却是一团糟。
杰利比太太从事着所谓的“望远镜里的慈善事业”。她从不关心当地的社会改良，却为非洲土著民的教育与全面进步操心劳神。她为此投入了大量精力，不仅冷落了家人，家务活也懒得去做。
杰利比太太几乎忘记了年幼孩子们的存在（上文提到的啤啤就是一个）。孩子们时常身处险境，小说对此浓墨重彩，提醒我们杰利比太太是个极不称职的母亲。狄更斯写道：
孩子们里里外外地乱跑乱跳，在大腿上留下的许多伤痕简直成了闯祸的一览表了。啤啤丢失了有一个多钟头，这时才由警察从新门市场送回来。对于啤啤失踪以及他后来回家团聚，杰利比太太当时竟能声色不变，这使我们大大感到意外。
如果你读过狄更斯的小说，就会发现，像杰利比太太这样的女性角色绝非个例。在他的作品中，坏母亲的形象司空见惯。
《尼古拉斯·尼克贝》（Nicholas Nickleby）中，尼克贝太太，一般认为她是狄更斯母亲的写照，既无能又愚蠢，严峻的家庭境况让她的性格无所遁形。《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中，大衛·科波菲尔的母亲安静温和，不过儿子遭受丈夫身体虐待时，她却无能为力。《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中，匹普是个孤儿，在姐姐乔·葛吉瑞太太的恶语中伤下长大。当然还有恶名昭彰的郝薇香小姐，她离群索居，生活在老旧不堪的宅院里。她哀悼被抛弃的爱情，无休无止。为了报复天下的男人，她收养了艾丝黛拉，把倒霉的匹普玩弄于股掌之间，成了养女试验的战利品。
源于童年创伤
在查尔斯·狄更斯的诸多小说中，坏母亲的形象时常可见。而这，与他对母亲伊丽莎白心怀怨恨有关。
伊丽莎白和丈夫约翰·狄更斯都不善于打理个人财产。1824年，他们最终债台高筑。约翰在马歇尔希债务监狱服刑，除狄更斯之外，全家人随他住进了监狱——如果一家之主在此关押，这是惯例。那时候狄更斯12岁，被送到沃伦黑鞋油作坊当学徒，以便补贴全家的微薄收入。
作坊的艰苦劳作对他伤害极大。大约一年后，父亲获释出狱，家里极端的经济困境似乎慢慢出现转机。此时，狄更斯希望放弃作坊里的工作，回到学校继续求学。事实上，他在沃伦鞋油作坊的雇佣期已满。不过伊丽莎白不愿意他就此停止，坚持要他继续工作。这一刻让狄更斯刻骨铭心，多次在他的小说中回响，他对此缄默多年。最终，他告诉密友约翰·福斯特，这是严重的母性背叛，给他带来了沉重打击：
父亲说我不应该再回黑鞋油作坊工作了，应该去上学。我写作时没有心存仇恨，也不愤怒：因为我知道正是这些苦难经历，才共同成就了现在的我。不过，母亲甘心让我回去工作，这件事我从未忘记，永远不会忘记，也永远不能忘记。
在沃伦鞋油作坊做学徒的岁月，狄更斯始终记忆犹新，挥之不去，沉闷的劳动只是一方面原因，似乎父母对他漠不关心、不闻不问才是主因。他的幸福，青年人格——按照狄更斯的说法——与他的实际效用相比无足轻重。“我想不明白，我何以能在那样的年纪那么容易地被打发出来，”狄更斯在给福斯特的信中说，“没有谁真心地怜悯我——一个能力非凡的孩子，心怀渴望，身体柔弱，很快身心俱伤——这表明我也许还有潜力没发挥出来。”
后来，约翰·狄更斯感觉这样做有失道义，于是设法挽回自己的形象。最终，他决定让儿子回学校上学：学校是适合孩子们心智的安全港。
狄更斯的女性观
狄更斯在小说中明确提出了母性概念，认为母亲有与生俱来的慈爱倾向。对于缺少冲动，不愿抱紧孩子的女人，不同叙述者横眉怒目，深恶痛绝。杰利比太太之流的女人，违背了广为遵守的异性恋主流文化价值观，其情感表现与身体本能并不匹配。诚然，在狄更斯看来，她们有违人性。杰利比太太挑战了维多利亚时代普遍的思想倾向：母性情感与生俱来，全能的造物主所赐，会在女性的内心滋长绽放。在《荒凉山庄》中，小说的女主人公埃丝特·萨默森这样评价杰利比太太：“我忽然觉得，如果杰利比太太当初尽到她那贤妻良母的职责，而不去用望远镜在天涯海角追求别的职责的话，她就能对自己做出荒唐事这一点有所戒备了。”
多年来，不少文学评论家指出，狄更斯笔下的失职母亲形象，表达了他对伊丽莎白的积怨。然而，他批评杰利比太太变本加厉：她不仅是失败的母亲，还是执迷不悟、徒劳无益的慈善家。这两种失败相互交织，错综关联，清楚地表达了狄更斯更加深广的批评：英国女人应该竭力服务家庭，还要竭力报效祖国。狄更斯所谓的“望远镜里的慈善家”，缩小了她的视野，将她的同情心局限在远方，没有注意身边所需的慈善工作。
评论家布鲁斯·罗宾逊解释说：“杰利比太太的讽刺性在于……非洲成了消遣，成了无益的他处。不让儿女从家里的楼梯上跌落，保证他们有饭吃，这是文明人应该做的，而不是到尼日尔河左岸去建一家生产钢琴腿的工厂。”对现代读者而言，非洲作为“无益的他处”，或许在狄更斯的批评中最令人不安。陌生感和种族成了贬低的根基，盎格鲁-撒克逊的白人特征成了拯救的标准。
或许，在狄更斯看来，本质上讲，女性慈善与母性都是身体上的：需要接触或触碰时，身体不能犹豫不决；面对伦敦的黑暗残破角落，或者可能死亡的风险，身体不能畏葸不前。在杰利比太太恣意的内心深处，她是个利己主义者——因为丈夫备受压制，孩子们衣衫褴褛，他们的幸福安宁她漠不关心，还因为她不愿冒任何危险。
假如时代对女性更宽容，杰利比太太或许会选择不生育。不管怎样，她有权如此选择。不过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容不下寻求完全自主的女性。在相对宽松而非幽闭的环境中，杰利比太太能否过得更好，狄更斯不愿因此多费笔墨。她不过是一个令人生厌的母亲，只会按字面意思履行妇道，却毫无情感。因为对女慈善家而言，生育一群儿女也好，带头发起写信运动也好，参加重要会议也好，无论她多么乐善好施，如果没有把身体献给家庭，献给英格兰，那么她根本就不是慈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