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空间意识与现代主体的危机——创造社新诗再议

来源 :郭沫若学刊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chenxiaoyi1988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世纪20年代以郭沫若为中心的创造社新诗创作,形成了宇宙空域书写的普遍化.郭沫若基于死生经验所获得的宇宙意识,由于与其生命经验密切相关而成为了他贯穿始终的生死观和人生行动的指南,体现出个人同一性.新诗的空间意识扩大化除了受郭沫若的影响力之外,还有着深刻的社会思想动机.“五四”以来对科学精神的崇奉与自我主体地位的确立,使得20年代的新诗创作与郭沫若提倡“大力活用”的强烈生命意志相应和;新诗人激进地摆脱传统的束缚而将感情表达的强度投射在阔大的时空调度之中.社会现实的剧变造成现代主体创生过程中的自我矛盾与危机意识.创造社作家群则以政治意识的转变与明晰化来对这一危机进行缓释,在新诗文本创作方面则表现为由“宇宙”到“大地”所代表的空间意识转换.
其他文献
新发展阶段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期刊的高质量发展,对于筑牢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阵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培养优秀学术人才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分析马克思主义理论期刊的现实境况发现,近年来虽然马克思主义理论期刊发展取得显著成绩,但仍存在学术引领力有待提升、交流合作不足、同质化现象较普遍、传播力建设有待加强等内在短板.鉴于此,新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理论期刊应找准着力点,突破内在短板,从加强刊物内容建设、深入交流合作、促进特色化办刊、提升传播力建设能力、强化期刊自身建设等方面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期刊的高质量发展
《女神》作为五四时期多重时代浪潮之下产生的“肖子”,其文学史地位、意义与价值不言自明.但纵观百年来对《女神》及郭沫若的研究,大部分学者都注重探索其浪漫主义或时代精神的内核,而无可避免地忽略了本身的文学表达,没有回归到文学本质上来.诗歌是语言的艺术,在当时新旧时代交替的多元语境之下,《女神》纷繁复杂的话语系统是建构文学框架、承载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重要修辞工具,其中最为经典的无疑是《女神》的开篇之作《女神之再生》.《女神》中的话语系统几乎可以说是无限多的,无法一一展开剖析,所以本文将选取《女神之再生》的话语系统
提要: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历史意义十分重大.但是,之前也有人提出不同认知,贬低辛亥革命的意义.有些人之所以对辛亥革命的意义认识不清,除了否定革命的个人意图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未能将辛亥革命与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进行有效的比较.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笔下的1848年的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就是可以进行有效比较的参照物.普鲁士国王亲手中止了自己的变法,德国资产阶级亲手中止了自己和人民群众一起发动的革命.如果说,德国人民“至少是真正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那么中国人民在辛亥革命中,不仅“真正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而
《女神》作为一部诗集,是否有它的独特性?它又为什么命名为女神?从它的第一辑、第二辑和第三辑间,可以隐约看到某种内在的联系.第一辑是它的一个总纲,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女神”形象;第二辑以充满激情的诗篇为主,突出了“女神”形象的创造之神性;第三辑则将这种激情变换为不同的情感形式而更加复杂、平和,显出了一个更为丰满的“女神”形象,是充满女性性别特征的神的形象.第一、二、三辑又是“女神”形象的一个综合,同时共存.其再生在今天是否有可能?
建设服务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是党的十八大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为新时期党建工作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和新目标.服务是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核心和精髓所在.服务好群众、做好群众工作是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主要任务.社会工作是一种专业的、科学的助人服务活动,具有专业性和政治性,与党的群众工作的目标、任务和要求有共通之处,其本质上都是“服务人的工作”.传统科层化、行政化的党群服务体系和例行化、活动化的工作习惯,难以有效提升基层群众对基层党建工作的参与性、获得感和满意度.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对社会工作的理念和方法有现实需求
《女神》是郭沫若开一代诗风的代表作,其艺术魅力不仅来源于新意象、新风格的开辟,更来源于它在多维度建构起来的“重生”意象系统.《女神》诗篇结构上的“重生”是由隐性的意象、多种具体物象组合构成的,“重生”的外显是具象化的意象,而经历与背景是这种“重生”的内在原因,这些因素从多方面综合支撑起了《女神》的“重生”意象系统.这种多层面的协奏和交响,赋予了《女神》强烈的音乐性和情绪消涨,使之成为和谐壮美的一曲大乐章.
郭沫若在1921年发表诗集《女神》,其中自由体诗在现代诗歌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本文试以《天狗》为例,从诗歌本体出发,分析诗歌内形式及其“飞动性”特质,“飞动性”源于诗人对生命的体认与再塑,是诗歌内形式建构的核心,在大内形式、小内形式上均有具体的体现,并与外形式的自由体式相适合,是使《天狗》爆发诗美的内核.这种内形式建构源于东西方思维的汇流,引导了新的审美取向产生,使读者获得了飞动的生命体验.
先秦社会形态问题是郭沫若古史研究的核心内容.强调中国社会的一般性则是他划分先秦社会形态的重要依据.自从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宣称“中国与西方社会没有什么不同”,他便将其贯穿于古史分期研究之中,虽然具体观点多次变更,但这一原则却从未改变.究其原因,这与郭沫若的中西文化观、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途径、对马克思主义宗旨的理解等密切相关.鉴于此,他按照“五种生产方式理论”划分先秦社会形态,甚至认为“中国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最好标本”,成为强调人类历史发展一般性的典型代表.郭沫若坚守“中国社会应与他国无异”曾在20
职能相近的党政机关合并设立或者合署办公后,党的机构进行实质行政行为就可能面临以下问题,是否需要遵循行政行为的程序要求,可否被提起复议、诉讼,当党内规范和国家法律都可适用时,如何选择等.党政合设合署情形下,就对外发生法律效果的行为,前端程序控制和后端司法审查中都需要弥补解释链条的缺失,借用法律上的推定,完成对实质行政行为的法律控制.在党法、国法两套规则并行的情形下,需要嫁接机制、冲突解决机制、区别机制辅助用于规则选择.
红船精神是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实践中形成的,是伟大建党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党的初心和使命.今年是建党百年,也是红船精神的百年.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船精神,赓续红色血脉,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立志千秋伟业的中国共产党面对新的百年,仍要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大力弘扬与传承伟大建党精神与红船精神,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