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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历
生于1963年，名字是母親从邻村一位有学识的人提供的很多个名字里挑选的。
出生地，按当时的称呼，是福建省泉州市罗溪公社钟山大队晏田生产队。晏田是一个高山里的村子，四面环山，只有16户人家。小时候已能感到生活在半空中，后来回忆起来就更是如此：也即，外面的世界意味着下面的世界。
就读五里外的邻村大路脚小学，每天来回四趟。就读十里外小镇上的罗溪中学，寄宿。
1978年尚在高中二年级时，与两位姐姐一同移居香港。在制衣厂当工人。1982年利用工余时间进夜校学英文。1984年春到广州华侨学生补习学校补习三个月。
1984年秋人读暨南大学新闻系。认识当时已毕业但仍在等待毕业分配的上海诗人沈宏菲，并由他介绍加人他创办的红土诗社，开始写诗。诗作于秋天发表在黄震平主编的《红土诗抄》第二期。1985年接手红土诗社和接办《红土诗抄》。认识广州诗人和小说家李苇，受其教益；与中文系诗人陈寅交往频密，切磋诗艺。1985年自印了第一本油印诗集《今大没有诗》，其中一些诗发表于西藏《拉萨晚报》和香港《大拇指》等。1987年出版油印诗集《某种预兆》，里边的诗后来发表于北京《十月》和香港《八方》等杂志。1988年大学毕业，自印诗集《总结生活》（手抄复印）。1989年自印八行诗集《诗六十首》（手抄复印）；写一批十四行诗；译聂鲁达《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手抄复印），后来刊登于《南方诗志》。1990年译首批卡瓦菲斯诗，后来发表于陈东东等人主编的《倾向》诗刊；同年任职香港《大公报》国际新闻翻译至今，工作生活二十年如一日。
诗歌
我私底下写的诗是很多的，但主要收录在诗选集《游泳池畔的冥想》和新出版的《我的灵魂》。前者收录1987年至1997年的诗，一个特点是某种渐变，包括语言和形式；另一个特点是既注重内心感受，又探索语言形式，有时两者分离，有时两者混杂，总趋势是追求复杂和深度，但似乎是在寻找一个更准确的声音。即使是现在，我也无法确切判断自己的成绩，但有一个感觉却是明显的，即有些诗是自己感到吃惊并知道再也写不出来的，它们都是在某种极佳的“状态”中写的，这极佳有时是指极痛苦或极哀伤或极忧烦；另一些诗，尤其是其中一些字句，则是连看一眼也不敢。不管怎样，长远而言，也即就最终找到那个更准确的声音而言，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我的灵魂》主要收录1998年至2005年的作品。这是一个较成熟也较稳定的时期，也是无论我自己、朋友或读者都较重视的时期，可以说已找到那个更准确的，同时也更宽的声音。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情绪性、即兴性、语言挥霍和炫耀被清除出去，转而倾向于客观性和距离感，早期的朴实亦被重新肯定，但这朴实已因阅历和一直以来的语言磨炼而得到加厚和深化。内心感受成为主导，但这内心感受是个人与人人相通的结果，他人即自己，自己即他人。道德、美学、世界观都能够较清晰地表达出来，尽管从后来《奇迹集》更率直的角度看，这表达有时仍是谨慎的，迂回的。但即使从后来《奇迹集》更率直、更无顾忌、更自由、更随意，更自信的角度看，我仍对这个时期的节俭、内敛、克制怀着敬意，不是因为我自我恭维，而是因为这其中包含着一个诗人——也是一切诗人，推而广之，一切人——的含辛茹苦和谦虚诚实。
然后是《奇迹集》，它对我而言是奇迹。毫无准备，毫无来由，毫无预兆。它把我原来的一切全部漏掉，却又同时再一颗颗、一粒粒重拾起来。如果说，早期诗是“看山是山”，中期诗是“看山不是山”，那么《奇迹集》便是“看山又是山”。在语言上，是出了语言。这并不是说它完美了，它恰恰是不要完美了。这不要完美可能带来完美，也可能带来不完美，但都是附带性的，因为完美不是它的准绳或尺度和目标。实际上这是我写诗以来第一次解除了完美的束缚。我处于无情绪的状态，也可以说是处于“全诗”的状态，如同一湖静水，任何风吹草动，或叶子飘落，或阳光的温暖，或没有阳光的阴凉，都使它起反应，都是诗。我自己对写诗的态度也与此相吻合：以前，总是害怕写不出诗，但《奇迹集》却是诗自己找来。以前是我在写诗，现在是诗在写我。在这里，声音降为语调。
《奇迹集》之后的《发现集》，是2009年至2014年诗作的结集《发现集》是一个随机的书名，当然如果你说它充满发现也无不可。首先，调性、题材、形式和处理手法都比较多样化。最明显的是有一些句子超长的诗，那是我所称的“用散文反对散文”的诗，就是说我对一般叙述性或押韵的诗所表达的音乐感都不满意了，自己内心有一种异乎寻常的音乐感，它不是一般分行诗可以表达的。换句话说，哪怕是押韵诗，从我那种有着异乎寻常的音乐感的状态来看，都只是散文而已，因此我需要用一种表面上像散文的超长句，来表达这种音乐感。其次是一些也许可称为“与神对话”的诗，通过与神的对话，例如与智慧之神、正义之神、谴责之神、死神的对话，来讨论生命问题、善恶问题、因果报应问题等。最后是讨论一些社会问题，包括腐败问题等。还有若干是翻译、改编自外国作家的散文和小说的，例如《桑丘睡眠颂》和《加缪说佛》等。相对来说，《奇迹集》是集中型的，《发现集》是放射型的。我自己觉得《发现集》比《奇迹集》更好，也更多样，一些朋友和读者私底下也这么认为。但这只是就非正式出版的几十首精选的《发现集》而言，完全版虽然已初步整理好，但我自己暂时也无法准确地评估它。
然后是我2014年移居深圳洞背村后写的《洞背集》。我只顾写，它的规模和结构都还在发展中。但有一点似乎比较清楚，就是相对于以前几本诗集都以城市尤其是以香港为背景而言，《洞背集》将是一部以乡村，尤其是变化中的中国乡村为背景的诗集）
翻译
翻译像写作一样也需要一个磨练的过程。我觉得这几年我翻译成熟了，主要是翻译步骤能够做到严密起来，例如反复的校对，而这是需要巨大耐性的，这巨大耐性不是随便能达到的。正因为如此，便发现认真严谨的译者是很少的.于是更感到有责任继续做.而且做得更多.尽管在香港替大陆出版社做翻译，稿费之低只够每天买半包烟，半年严肃翻译的报酬不及一周商业翻译的报酬。这意味着译得愈多就愈穷而我真的愈来愈穷了，跟朋友吃饭时也不太敢跟他们争买单了。我常常思考佛的一些简单事迹和形象，并发现一些深意例如佛觉悟之前与觉悟之后的唯一差别，就是觉悟前他一切都是为自己，觉悟后一切都是为别人。我提到佛，是因为我这个领悟是先从翻译中初步获得的。有一天我觉得活着实在是很累的，不是说我贪图安逸，相反，安逸对我毫无吸引力。但我突然想到，既是这样，那么我何不就多做翻译，把下半生都用来服务别人。这样下了决定，便顿然轻松起来。这种一定程度的无我，反而使我看到世界的光彩，并顺手变成诗——对诗，我也是有一天发现写诗毫无意义，可正是在这毫无意义之中，如果还有能够打动我去写的，那必然是有意义的，于是真诗便来找我了。如果我说我写诗是为别人，会使人觉得狂妄，自己也不太敢相信。但翻译是实实在在需要付出的，实实在在辛苦的，就我而言是实实在在感到是在服务别人的。但同时，如果我没有充沛的精力，又怎样服务别人呢。而这充沛的精力，又——并不奇怪的——恰恰源自翻译本身。我早已学会在翻译中获得平静、专注就繁重的校对而言，最初是可怕的，但现在它反而成为最大的乐趣，是服务别人的最大回报。对我而言，翻译是简单而有效的修持，是一种活跃的静坐；甚至，它也为我写诗提供最佳条件——我所谓无情绪，如同一湖静水，正是翻译带来的。完成一个翻译任务，离开一会儿翻译，便风吹草动，叶子飘落…… 译诗对我而言，是像創作那样，有所感而译。我译的是打动我的诗和诗人，尚有不少打动我的诗和诗人是我不敢译或暂时不敢译的，因感到译出来的效果比不上自己受打动的深度。我是在平时广泛阅读中遭遇我所译的诗人和诗，而不是二手的。我说的二手，是指一种普遍的现象：译者译某诗人或某首诗，并不是自己从阅读中发现的，而是先受了别人的译文打动，然后找来原文并参考原译文重译，并试图改善别人的版本。这样译的时候，译者的注意力转向文字的讲究和比较，而完全没有我所称的那种先被打动。即使不是重译别人，而是看了别人译的某诗人而被打动，于是找来那诗人写的其他诗来译，而自己却并未被这些要译的诗打动，也仍属于二手感受。这种翻译我认为意义不大，就像写诗时没有深刻的感受力一样没有意义。相反，即使以前已有很多译本，但译者在读原文时受打动并翻译之，而不去理会已有译本，这也是第一手感受的翻译。同样的，即使是转译，如果转译者是被原译打动并转译之，仍是第一手感受的翻译；相反，即使从原文翻译，而译者并未被所译的诗打动，仍是第二手感受的翻译。另外，我们鉴别一位译者有没有第一手感受，一个指标是译者是否为我们介绍新的外国诗人并吸引我们，或以前已有人译过，但我们读了没感觉，而这位译者的版本却使我们对那个或那些诗人有了全新认识）
评论
有些朋友出于对我的诗的珍惜，总是明自地或暗示地要我少做翻译，多从事创作，如果不是写诗，也多写些评论。可我写诗和做翻译一直是如影随形的，如果我的诗值得珍惜，那至少也有一部分得归功于翻译——不一定是直接得益于翻译，而是翻译带来的休息（离开诗这个意义上的休息），以及翻译的耐性带来的无形帮助。但我得承认，就评论而言，翻译确实是损害评论的，当然不是说损害评论的质量——绝不——而是做翻译就不能写评论，翻译愈多评论愈少，因为评论需要大量且大块的时间，大约两篇长评论就相当于一部翻译著作的时间。但是，这损害又从何说起呢。我不能说写诗一开始就得益于翻译，因为我写诗是略早于翻译的，但我不能不说写评论一开始就得益于翻译。我一切起步都很慢：差不多二十岁才学英文，二十二岁才写诗，三十多岁才写评论。评论明显得益于我翻译的评论文章。因而，说自己受损于自己受益的，有点像反咬一口。但少写评论并不是为了回报翻译，而纯粹是暂时让位给翻译，也可能是基于我长期以来的一个考虑，也即我大概只会写两部评论集：一部试笔集，一部成熟集，最多再加上一部余响集。一个可能要写很多诗的诗人是不可能写太多评论的。试笔集便是《必要的角度》。构思中的成熟集，将由一系列长文章构成，大概十五至二十篇，其中也许有五六篇稍短的，篇目最好是不超过一页目录〔它应该包括我在诗歌、文学、哲学、人生诸方面的一些长期思考。这部成熟集原打算用五六年来写，但是如今已有十年，却只写出约一半。香港天地图书约我出一本评论集，我便凑合另一些短文和一些并不打算收录在成熟集中的文章.编成《在两大传统的阴影下》，因此我把它称为半成品。如果可以在五年内完成其他文章，已是万幸）
启示
1998年我经历一次启示式的转变。在1997年完成长诗《游泳池的冥想》之后，又一个阶段结束了。在尚未有新方向时，我写了《中国诗人》的开头四行和《城禁》的开头八行，都没有继续下去。主要是没把握，不如期待中满意。1998年，差不多半年后，我偶然打开电脑档案，突然来了一股气，就把它们完成了。）几位朋友看了之后都说好，而且那种反应不是一般的好，他们的意思大概是，这是一种新东西。这两首诗开启我 1998年至2005年的创作。我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别人的批评可以不理，但别人的重视不可以不理。
《奇迹集》的写作是另一次启示，与1998年的转变相似。不过，这一回是由我自己完成的。在写作《奇迹集》之前几个月，差不多是之前一年，有一天我晚饭后到公司附近散步，想到几个句子，回来便匆匆开了一个电脑档案记下来并存起来，后来便忘了。但这首未完成的诗中那个场景却隔一段时间就浮现脑中，只是这些时候常常是在路上或别的什么地方，不能使我立即打开电脑找出那几个句子。有一天我坐在电脑前，想起这首未完成的诗，便花了十多分钟找出来。但我发现诗是不能修改的，其匆匆记下的散文化长句也是不能修改的，一弄成我平时写诗的句式，便面目全非。于是，我便让它保持原貌，并顺着原来的节奏补了几句。然后，奇迹便发生了，一首接一首地写。我想，如果我不是匆匆记下这首未完成的诗的片断之后便匆匆忘记它，忘记了近一年，而是即刻把它完成，则我肯定会按我当时写诗的方法和句式完成它，把它变成一首很一般的诗，即使写得很好，也只能是我原来风格的延续。后来这首续写的诗虽然不算好，却开创了一种新节奏，并带给我不是一批或一组诗，而是一本全新局面的诗集。但“奇迹”指的并不是这首续写之诗引发的一切，而是指我在那几个月中处于一种“当下”和“全诗”的时刻，仿佛眼帘上一片梦幻的薄膜脱下，那“看山不是山”的薄膜脱下，世界呈现其真面目。
生于1963年，名字是母親从邻村一位有学识的人提供的很多个名字里挑选的。
出生地，按当时的称呼，是福建省泉州市罗溪公社钟山大队晏田生产队。晏田是一个高山里的村子，四面环山，只有16户人家。小时候已能感到生活在半空中，后来回忆起来就更是如此：也即，外面的世界意味着下面的世界。
就读五里外的邻村大路脚小学，每天来回四趟。就读十里外小镇上的罗溪中学，寄宿。
1978年尚在高中二年级时，与两位姐姐一同移居香港。在制衣厂当工人。1982年利用工余时间进夜校学英文。1984年春到广州华侨学生补习学校补习三个月。
1984年秋人读暨南大学新闻系。认识当时已毕业但仍在等待毕业分配的上海诗人沈宏菲，并由他介绍加人他创办的红土诗社，开始写诗。诗作于秋天发表在黄震平主编的《红土诗抄》第二期。1985年接手红土诗社和接办《红土诗抄》。认识广州诗人和小说家李苇，受其教益；与中文系诗人陈寅交往频密，切磋诗艺。1985年自印了第一本油印诗集《今大没有诗》，其中一些诗发表于西藏《拉萨晚报》和香港《大拇指》等。1987年出版油印诗集《某种预兆》，里边的诗后来发表于北京《十月》和香港《八方》等杂志。1988年大学毕业，自印诗集《总结生活》（手抄复印）。1989年自印八行诗集《诗六十首》（手抄复印）；写一批十四行诗；译聂鲁达《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手抄复印），后来刊登于《南方诗志》。1990年译首批卡瓦菲斯诗，后来发表于陈东东等人主编的《倾向》诗刊；同年任职香港《大公报》国际新闻翻译至今，工作生活二十年如一日。
诗歌
我私底下写的诗是很多的，但主要收录在诗选集《游泳池畔的冥想》和新出版的《我的灵魂》。前者收录1987年至1997年的诗，一个特点是某种渐变，包括语言和形式；另一个特点是既注重内心感受，又探索语言形式，有时两者分离，有时两者混杂，总趋势是追求复杂和深度，但似乎是在寻找一个更准确的声音。即使是现在，我也无法确切判断自己的成绩，但有一个感觉却是明显的，即有些诗是自己感到吃惊并知道再也写不出来的，它们都是在某种极佳的“状态”中写的，这极佳有时是指极痛苦或极哀伤或极忧烦；另一些诗，尤其是其中一些字句，则是连看一眼也不敢。不管怎样，长远而言，也即就最终找到那个更准确的声音而言，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我的灵魂》主要收录1998年至2005年的作品。这是一个较成熟也较稳定的时期，也是无论我自己、朋友或读者都较重视的时期，可以说已找到那个更准确的，同时也更宽的声音。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情绪性、即兴性、语言挥霍和炫耀被清除出去，转而倾向于客观性和距离感，早期的朴实亦被重新肯定，但这朴实已因阅历和一直以来的语言磨炼而得到加厚和深化。内心感受成为主导，但这内心感受是个人与人人相通的结果，他人即自己，自己即他人。道德、美学、世界观都能够较清晰地表达出来，尽管从后来《奇迹集》更率直的角度看，这表达有时仍是谨慎的，迂回的。但即使从后来《奇迹集》更率直、更无顾忌、更自由、更随意，更自信的角度看，我仍对这个时期的节俭、内敛、克制怀着敬意，不是因为我自我恭维，而是因为这其中包含着一个诗人——也是一切诗人，推而广之，一切人——的含辛茹苦和谦虚诚实。
然后是《奇迹集》，它对我而言是奇迹。毫无准备，毫无来由，毫无预兆。它把我原来的一切全部漏掉，却又同时再一颗颗、一粒粒重拾起来。如果说，早期诗是“看山是山”，中期诗是“看山不是山”，那么《奇迹集》便是“看山又是山”。在语言上，是出了语言。这并不是说它完美了，它恰恰是不要完美了。这不要完美可能带来完美，也可能带来不完美，但都是附带性的，因为完美不是它的准绳或尺度和目标。实际上这是我写诗以来第一次解除了完美的束缚。我处于无情绪的状态，也可以说是处于“全诗”的状态，如同一湖静水，任何风吹草动，或叶子飘落，或阳光的温暖，或没有阳光的阴凉，都使它起反应，都是诗。我自己对写诗的态度也与此相吻合：以前，总是害怕写不出诗，但《奇迹集》却是诗自己找来。以前是我在写诗，现在是诗在写我。在这里，声音降为语调。
《奇迹集》之后的《发现集》，是2009年至2014年诗作的结集《发现集》是一个随机的书名，当然如果你说它充满发现也无不可。首先，调性、题材、形式和处理手法都比较多样化。最明显的是有一些句子超长的诗，那是我所称的“用散文反对散文”的诗，就是说我对一般叙述性或押韵的诗所表达的音乐感都不满意了，自己内心有一种异乎寻常的音乐感，它不是一般分行诗可以表达的。换句话说，哪怕是押韵诗，从我那种有着异乎寻常的音乐感的状态来看，都只是散文而已，因此我需要用一种表面上像散文的超长句，来表达这种音乐感。其次是一些也许可称为“与神对话”的诗，通过与神的对话，例如与智慧之神、正义之神、谴责之神、死神的对话，来讨论生命问题、善恶问题、因果报应问题等。最后是讨论一些社会问题，包括腐败问题等。还有若干是翻译、改编自外国作家的散文和小说的，例如《桑丘睡眠颂》和《加缪说佛》等。相对来说，《奇迹集》是集中型的，《发现集》是放射型的。我自己觉得《发现集》比《奇迹集》更好，也更多样，一些朋友和读者私底下也这么认为。但这只是就非正式出版的几十首精选的《发现集》而言，完全版虽然已初步整理好，但我自己暂时也无法准确地评估它。
然后是我2014年移居深圳洞背村后写的《洞背集》。我只顾写，它的规模和结构都还在发展中。但有一点似乎比较清楚，就是相对于以前几本诗集都以城市尤其是以香港为背景而言，《洞背集》将是一部以乡村，尤其是变化中的中国乡村为背景的诗集）
翻译
翻译像写作一样也需要一个磨练的过程。我觉得这几年我翻译成熟了，主要是翻译步骤能够做到严密起来，例如反复的校对，而这是需要巨大耐性的，这巨大耐性不是随便能达到的。正因为如此，便发现认真严谨的译者是很少的.于是更感到有责任继续做.而且做得更多.尽管在香港替大陆出版社做翻译，稿费之低只够每天买半包烟，半年严肃翻译的报酬不及一周商业翻译的报酬。这意味着译得愈多就愈穷而我真的愈来愈穷了，跟朋友吃饭时也不太敢跟他们争买单了。我常常思考佛的一些简单事迹和形象，并发现一些深意例如佛觉悟之前与觉悟之后的唯一差别，就是觉悟前他一切都是为自己，觉悟后一切都是为别人。我提到佛，是因为我这个领悟是先从翻译中初步获得的。有一天我觉得活着实在是很累的，不是说我贪图安逸，相反，安逸对我毫无吸引力。但我突然想到，既是这样，那么我何不就多做翻译，把下半生都用来服务别人。这样下了决定，便顿然轻松起来。这种一定程度的无我，反而使我看到世界的光彩，并顺手变成诗——对诗，我也是有一天发现写诗毫无意义，可正是在这毫无意义之中，如果还有能够打动我去写的，那必然是有意义的，于是真诗便来找我了。如果我说我写诗是为别人，会使人觉得狂妄，自己也不太敢相信。但翻译是实实在在需要付出的，实实在在辛苦的，就我而言是实实在在感到是在服务别人的。但同时，如果我没有充沛的精力，又怎样服务别人呢。而这充沛的精力，又——并不奇怪的——恰恰源自翻译本身。我早已学会在翻译中获得平静、专注就繁重的校对而言，最初是可怕的，但现在它反而成为最大的乐趣，是服务别人的最大回报。对我而言，翻译是简单而有效的修持，是一种活跃的静坐；甚至，它也为我写诗提供最佳条件——我所谓无情绪，如同一湖静水，正是翻译带来的。完成一个翻译任务，离开一会儿翻译，便风吹草动，叶子飘落…… 译诗对我而言，是像創作那样，有所感而译。我译的是打动我的诗和诗人，尚有不少打动我的诗和诗人是我不敢译或暂时不敢译的，因感到译出来的效果比不上自己受打动的深度。我是在平时广泛阅读中遭遇我所译的诗人和诗，而不是二手的。我说的二手，是指一种普遍的现象：译者译某诗人或某首诗，并不是自己从阅读中发现的，而是先受了别人的译文打动，然后找来原文并参考原译文重译，并试图改善别人的版本。这样译的时候，译者的注意力转向文字的讲究和比较，而完全没有我所称的那种先被打动。即使不是重译别人，而是看了别人译的某诗人而被打动，于是找来那诗人写的其他诗来译，而自己却并未被这些要译的诗打动，也仍属于二手感受。这种翻译我认为意义不大，就像写诗时没有深刻的感受力一样没有意义。相反，即使以前已有很多译本，但译者在读原文时受打动并翻译之，而不去理会已有译本，这也是第一手感受的翻译。同样的，即使是转译，如果转译者是被原译打动并转译之，仍是第一手感受的翻译；相反，即使从原文翻译，而译者并未被所译的诗打动，仍是第二手感受的翻译。另外，我们鉴别一位译者有没有第一手感受，一个指标是译者是否为我们介绍新的外国诗人并吸引我们，或以前已有人译过，但我们读了没感觉，而这位译者的版本却使我们对那个或那些诗人有了全新认识）
评论
有些朋友出于对我的诗的珍惜，总是明自地或暗示地要我少做翻译，多从事创作，如果不是写诗，也多写些评论。可我写诗和做翻译一直是如影随形的，如果我的诗值得珍惜，那至少也有一部分得归功于翻译——不一定是直接得益于翻译，而是翻译带来的休息（离开诗这个意义上的休息），以及翻译的耐性带来的无形帮助。但我得承认，就评论而言，翻译确实是损害评论的，当然不是说损害评论的质量——绝不——而是做翻译就不能写评论，翻译愈多评论愈少，因为评论需要大量且大块的时间，大约两篇长评论就相当于一部翻译著作的时间。但是，这损害又从何说起呢。我不能说写诗一开始就得益于翻译，因为我写诗是略早于翻译的，但我不能不说写评论一开始就得益于翻译。我一切起步都很慢：差不多二十岁才学英文，二十二岁才写诗，三十多岁才写评论。评论明显得益于我翻译的评论文章。因而，说自己受损于自己受益的，有点像反咬一口。但少写评论并不是为了回报翻译，而纯粹是暂时让位给翻译，也可能是基于我长期以来的一个考虑，也即我大概只会写两部评论集：一部试笔集，一部成熟集，最多再加上一部余响集。一个可能要写很多诗的诗人是不可能写太多评论的。试笔集便是《必要的角度》。构思中的成熟集，将由一系列长文章构成，大概十五至二十篇，其中也许有五六篇稍短的，篇目最好是不超过一页目录〔它应该包括我在诗歌、文学、哲学、人生诸方面的一些长期思考。这部成熟集原打算用五六年来写，但是如今已有十年，却只写出约一半。香港天地图书约我出一本评论集，我便凑合另一些短文和一些并不打算收录在成熟集中的文章.编成《在两大传统的阴影下》，因此我把它称为半成品。如果可以在五年内完成其他文章，已是万幸）
启示
1998年我经历一次启示式的转变。在1997年完成长诗《游泳池的冥想》之后，又一个阶段结束了。在尚未有新方向时，我写了《中国诗人》的开头四行和《城禁》的开头八行，都没有继续下去。主要是没把握，不如期待中满意。1998年，差不多半年后，我偶然打开电脑档案，突然来了一股气，就把它们完成了。）几位朋友看了之后都说好，而且那种反应不是一般的好，他们的意思大概是，这是一种新东西。这两首诗开启我 1998年至2005年的创作。我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别人的批评可以不理，但别人的重视不可以不理。
《奇迹集》的写作是另一次启示，与1998年的转变相似。不过，这一回是由我自己完成的。在写作《奇迹集》之前几个月，差不多是之前一年，有一天我晚饭后到公司附近散步，想到几个句子，回来便匆匆开了一个电脑档案记下来并存起来，后来便忘了。但这首未完成的诗中那个场景却隔一段时间就浮现脑中，只是这些时候常常是在路上或别的什么地方，不能使我立即打开电脑找出那几个句子。有一天我坐在电脑前，想起这首未完成的诗，便花了十多分钟找出来。但我发现诗是不能修改的，其匆匆记下的散文化长句也是不能修改的，一弄成我平时写诗的句式，便面目全非。于是，我便让它保持原貌，并顺着原来的节奏补了几句。然后，奇迹便发生了，一首接一首地写。我想，如果我不是匆匆记下这首未完成的诗的片断之后便匆匆忘记它，忘记了近一年，而是即刻把它完成，则我肯定会按我当时写诗的方法和句式完成它，把它变成一首很一般的诗，即使写得很好，也只能是我原来风格的延续。后来这首续写的诗虽然不算好，却开创了一种新节奏，并带给我不是一批或一组诗，而是一本全新局面的诗集。但“奇迹”指的并不是这首续写之诗引发的一切，而是指我在那几个月中处于一种“当下”和“全诗”的时刻，仿佛眼帘上一片梦幻的薄膜脱下，那“看山不是山”的薄膜脱下，世界呈现其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