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暖中国”暖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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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民“扒粪运动”之下,郭美美那些炫富照片背后之谜正不断被解开,中国红十字会随即被推上风口。在慈善与商业之间,中国慈善机构如何周旋?我们记者试图追踪一个红基会正在运作的项目,发现其中迷雾重重。
  
  37岁的安徽商人齐中祥拥有双重身份:一是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简称红基会)理事兼温暖中国项目(下称“温暖中国”)办公室主任,另一重身份则是北京两家商业公司的法人代表。
  与后者相比,齐的前一个身份分量更重:球王马拉多纳、跳水女皇高敏、小品王赵本山都应邀成为温暖大使;就连中国足球超级联赛,也在16支队伍的主场上方,为“温暖中国”捐出了两块广告牌。
  “温暖中国”成立于2006年10月,全名为“温暖中国——贫困肿瘤患者救治行动”。在7月5日发给南都周刊一份说明中,中国红基会介绍道:“温暖中国”由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联合爱心企业和医院共同发起,作为红十字天使计划大病救助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贫困肿瘤患者提供援助。其中,企业为医院提供肿瘤治疗设备、相关物资,医院要承诺每年免费救治30-50名患者,而基金会则根据筹集善款的数量通过评审、对特别贫困的癌症患者予以资助。
  这种“通过企业捐赠设备给医院,医院免费救助患者”的方式,被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看作是一种慈善间接救助的创新模式,目前已在全国发展100多家定点救治医院,转赠价值5亿多元的肿瘤治疗设备和各类款物,并为25000多人次贫困肿瘤患者提供救治机会。
  一切看上去非常美好。但是,这种游走于商业与慈善之间的救助新模式,近来却遭到业内人士的质疑:所谓医疗设备捐赠,其实与商业营销行为颇为类似;运行5年之久,账目从未公开也遭到诟病。而商人齐中祥在这个公益项目之中的身份,更增添暧昧的色彩。
  齐中祥其人
  在发起“温暖中国”行动之前,齐中祥算不上是一个成功的商人。
  这位安徽枞阳人,在安徽省第一轻工业学校念完玻璃专业。之后,他在安徽工商管理学院进修MBA,并于2004年起到北京师范大学读在职管理哲学博士,主攻商业伦理学研究方向。
  齐中祥卖过保健品。《经营者》杂志称,1997 年,三株口服液几乎占领整个中国保健品市场,齐中祥经销的另一保健品全线崩溃,欠下了几十万外债。
  2002 年,齐中祥转向医疗设备代理,创办了合肥瑞锦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合肥瑞锦)。3年后,他转站北京,成立了中新瑞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简称中新瑞锦)。齐告诉本刊记者,中新瑞锦的主营项目之一就是代理、销售医疗器械。
  工商登记资料显示,中新瑞锦注册资本为1118万元,其中货币出资仅24.2778万元,来自齐忠祥的弟弟齐中生,其余1093.72万元系齐中祥的知识产权出资。
  所谓的知识产权,是一项名为“医用镇痛贴”的实用新型专利。实用新型专利通常用于产品的形状和构造,含金量低于发明专利。安徽华安会计师事务所对其做出了上千万元的估值。专利评估报告上签名的“专家”仅有一人:齐忠祥在合肥瑞锦的同事曹子华。
  齐中祥事业转折点,在于他与中国红十字会直接管理的红基会接上了头。2006年10 月20 日,“温暖中国”项目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启动。齐中祥本人出任“温暖中国”项目办公室主任,他公司的下属李毅出任副主任。两个月后,齐中祥被增补为红基会理事。
  本刊记者辗转获得了一份由红基会2006年8月8日下发的名为“关于向各地医疗机构捐赠肿瘤治疗设备,实施温暖中国——贫困肿瘤病人救治行动的通知”的红头文件。该文件称,中新瑞锦将首批向红基会捐赠30台总价值1.5亿元的高科技肿瘤治疗设备——高强度聚焦超声肿瘤治疗系统,单价合500万。而在7月5日红基会给本刊回复中称,该产品的市场公开报价为980万元。
  一家货币出资仅20余万的公司,为何有能力捐赠“价值1.5亿元”的设备?
  7月6日晚,齐中祥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高强度聚焦超声肿瘤治疗系统的主体部分由上海交大新地实业公司(简称新地公司)无偿提供,非交大新地公司生产的部分,由中新瑞锦公司支付。至于中新瑞锦公司为此支付了多少钱,齐不肯透露。对此问题,本刊记者也询问了红基会,未得到确切答复。
  不过,在上述的盖有红基会公章的红头文件中,透露了些许秘密:每家受赠医院,以自愿原则,向红基会提供60万元的项目管理成本,用于设备的运输、安装、调试、后续维修、人员培训以及活动宣传、项目管理等;并承诺实现盈利后向红基会捐赠一定比例的盈利收入,用于设立“温暖中国行动专项基金”,以开展肿瘤的治疗研究、国际交流、医疗救助、评选表彰等。
  目前“温暖中国”已经确立了100多家定点项目,按照每家60万的项目管理费,这将是一笔不菲的数字。对此,本刊记者向红基会及齐中祥询问这些项目管理成本的分配,两者答案如出一辙—红基会已于今年5月安排相关审计机构对该项目管理成本的使用予以专项审计,审计完毕将在官网上公示。
  按照红基会的统计,截至2011年5月31日,温暖中国项目办筹集到善款800多万元,结余善款265.37万元。这不是一笔小数目,但与红十字会及其旗下红基会的诸多公益项目一样,温暖中国行动的具体账目公众无从得知。
  红基会表示,温暖中国行动的账目作为该会财务账目的一部分,由中维会计事务所进行审计,年度审计报告通过该会网站向社会公布。“各类审计结论表明,温暖中国项目尚无违规违纪现象。”不过,红基会年度审计报告极为简略,甚至未出现温暖中国行动的字样,公众从中无法判断该项目是否“违规违纪”。
  
  滞销的医疗设备?
  高强度聚焦超声的英文缩写为HIFU。其原理将高强度超声波聚焦到人体的病灶区域,导致该区域温度升高,一般认为56摄氏度以上可烧坏肿瘤细胞。
  齐中祥声称,启动项目之初,在考察了国内多家HIFU设备生产商后认为,新地公司的设备安全性好,性价比高,于是选择和其合作。
  红基会给本刊记者的回复也称:据我会了解和查验有关证件,上海交大新地实业公司作为上海交大的直属公司,在国内“超声刀”领域具有较强的科研实力。
  在中国,HIFU设备生产商主要有7家,新地公司是其中之一。牛凤岐为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研究员、国家医疗器械评审专家委员会委员。2002年,他参与了新地公司的HIFU肿瘤治疗设备专家评审会。在牛凤岐看来,新地公司的设备并不出众,甚至较为粗糙,而每台成本大约在几十万左右。
  对于齐中祥提到的“新地公司无偿提供HIFU设备”,记者咨询一些业内人士,他们分析认为:一些医疗器械生产商,会将其原本滞销或急需推广的医疗设备,采用免费或医院预付部分费用,然后根据医院盈利情况进行分成的销售模式。
  HIFU设备在中国早在2000年就开始注册生产,但卖得并不好。根据红基会提供的数据,目前HIFU设备在国内外超过500家医疗机构投入临床使用。而光“温暖中国”就在全国推广了100多家。如果上述数字属实,该项目帮助新地公司占据了全球约1/5的市场。
  有接受“捐赠”的医院,如江西省萍乡市第二人民医院、四川雅安市红十字医院的医生称,HIFU设备的效果还不错。但事实上,HIFU是一种备受争议的医疗器械。2002年5月,在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技术审评中心召开的一次小型研讨会中,参与HIFU设备上市评审的专家认为,该技术“尚欠成熟”。
  在牛凤岐看来,国内的HIFU设备未能解决测温问题,B超看到的病灶影像变化实际上是温度高到上百摄氏度后,人体组织中的水沸腾产生的小气泡的造影作用。而且,这种体内高温往往伴随皮肤灼伤,甚至达到惨不忍睹的地步。因此,其安全性和有效性都存在问题。而北京某三甲医院一位肿瘤科大夫也说,这种设备有重大缺陷,他所在医院出现数起烧伤事故后已经停用。
  这位肿瘤医生和牛凤岐均表示,HIFU设备在国内多个地方滞销,已经销售或投放到医院的也有不少处于闲置状态。
  本刊记者曾试图采访上海交大新地实业公司,但只在网上查询到两家代理商的电话,其中一家因销量不佳已不销售,而另一家代理商则表示,不方便透露新地公司的联系方式。
  创新的商业模式?
  不管HIFU设备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如何,温暖中国行动已为齐中祥带来了实际的好处。
  齐中祥告诉本刊记者,中新瑞锦同时也代理HIFU等医疗器械的销售,接受捐赠的100家医院和申请过温暖中国项目的医院,都是中新瑞锦公司潜在的客户资源。他曾经对媒体说,温暖中国行动引起国内多家媒体的关注,对提升公司形象具有极大的帮助,“也是一个企业花钱去做广告根本不可能达到的”。
  《中欧商业评论》2009年的一篇文章提到,齐中祥想要设计一种让企业、医院和患者三赢的商业模式。然而,中新瑞锦的民企身份是一大障碍,无法得到医院信任。于是,齐中祥与红基会共同推出温暖中国行动,在中新瑞锦CEO头衔之外增加了“红基会温暖中国项目主任”的身份,对推进其商业模式大有好处。对这篇文章中说法,本刊记者向齐本人进行求证,齐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回答得很含糊,只说该文作者写之前没跟自己联系。
  2007年,齐中祥注册成立另一家公司——沃民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沃民公司),其主营业务之一是销售名为“力量TM多元复合调养素”的食品。该食品每盒含量450克,售价达298元。沃民公司宣称,这是由“中国肿瘤研究中心”监制的国际首款肿瘤病人专用健康品,有望使肿瘤患者带癌生存不再是梦想。
  齐中祥以温暖中国项目办公室的名义,委托沃民公司执行名为“康无忧肿瘤康复计划”的子项目,由沃民公司给癌症患者捐赠所谓的肿瘤病人专用健康品,并要求患者承诺可使用其资料进行广告宣传。所谓肿瘤病人专用健康品,就是沃民公司生产的“力量TM多元复合调养素”。此外,红基会理事和温暖中国办公室主任的身份,也被他用来助力产品销售。温暖中国行动官方网站上,该产品的广告赫然在。
  “这属于利益关联者,西方成熟的慈善组织立刻就能认清利益关联者,中国的慈善还处于很无序的状态,有些人其实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真的做慈善,但慈善界还是照单全收。”红基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对此评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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