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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中，寻找能社交和运动的室外开放空间使得公园成为城市居民的最佳去处，“聚会去公园”成为新的生活方式，却也对公园的设计提出了新的要求。
此前，中国传统园林更像是为游客所设计，注重塑造景观、建造标志性景点，但对于当代的城市居民来说，这一点却不再适用。新的城市公园应运而生，它们希望既能提供一个综合了玩乐、休息和社交的场所，与此同时，还能体现出人、城市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18年，中国共拥有16735个公园，城市绿地面积达到304.7万公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2019年4月发布的全国性文件《城市绿地规划标准》中指出，城市公园绿地和广场用地500米服务半径覆盖居住用地的比例应大于90%，其中规划新区应达到100%，旧城区应达到80%。按照该标准的规定，在中国的大多数城市区域，应该“500米见绿”。
01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同时兼顾了“为城市居民所用”以及生物多样性。 
02哈尔滨群力湿地公园，设计师将雨水过滤池与游客栈道结合，让游客可以直接从栈道走入湿地中。 
03上海世博后滩公园，在展会期间公园可实现安全疏散、等候的功能，会后则突出城市公共绿地的定位。
以此标准来看，城市公园建设仍有大量的空间。如何在有限的城市空间中开辟出更多的公园，一些景观设计师选择了修复和再生被废弃的工业用地区域。
刚部分完工的北京首钢工业遗迹公园是近两年来备受瞩目的项目之一。筑境设计城市更新研究中心主持设计师薄宏涛参与了园区内冬奥广场和三高炉博物馆等项目的设计。在规划中，三高炉区域将被建造成公园，不仅仅是博物馆，而是加入了學术报告厅和临时展厅功能的文化综合馆。
一个中型博物馆至少需要1.5万平方米以上的空间，但是三高炉炉体内因有大量工业构筑物遗存，可利用范围只有6000多平方米。为解决面积紧缺的问题，薄宏涛把临时展厅、纪念品销售处等关联功能设置在高炉周围的附属空间。而三高炉西侧的秀池（原秀湖）原本作为高炉冷却水的晾水池，现在水下植入了停车库和附属展厅。
“我们不想破坏原有的、遗存的核心样貌，想相对比较完整地呈现高炉的现状。”薄宏涛对《第一财经》杂志说道。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朱育帆参与了石景山修复、秀池和群明湖、金安桥片区等开放项目的改造。“最难的地方是，怎样认知原来被废弃掉的场地的价值点到底在什么地方。”朱育帆说，“观念确定以后，剩下的就是如何去兼容原来事物的价值，把它保留转化，让它可以适应当代生活这一部分。”
与798等老工业园区改造不同的地方在于，首钢项目在尺度和体量上更大，自然景观条件也更好。因此在规划设计中，首钢的参观主体是双线走向——一部分归属工业遗迹和城市活动，一部分归属自然。园区内，各建筑功能在设置上都保持了开放性，即使博物馆、训练馆等区域关闭后，学术报告厅、临时展厅和商业配套区域仍可开放，薄宏涛把公园这种策略称作“24小时活力区”。
如今，废旧工业区改造成公园已经是公园设计颇受欢迎的模式，比如，土人设计修复的上海世博后滩公园就是从钢铁厂和后滩船舶修理厂演变而来。在这个公园项目上，践行了土人设计创始人俞孔坚的生态公园理念，他于1990年代获得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主持创办了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俞孔坚认为，公园应该在满足市民游戏、休闲、运动和公共服务等使用需求的同时，满足生态环境保护的需求。
在后滩公园项目中，因场地多处临接世博园区，在人流量大且集中的展会期间，如何协调人流交通便成了设计的一个重点。土人设计的设计师通过构建“一环、六纵、多路径”的步道网络，将步道构建成了一个密集的毛细血管网络，这样便可以允许大量游客从不同入口渗入到公园的各个部位，同时也有利于人流的疏散。
在步道网络上，设计师将节点（指两个空间的连接点）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广场类供游客聚合的地点，可以作为聚集游玩的地点;一种是由树阵或竹丛构成的分割空间，游客可以在这里展开更私密的交谈;还有一种则是由树丛围合而成的可供展示或休息的平台。由于后滩公园是由旧厂房改造，因此这里也用于当代艺术和原工厂的旧机器展示，形成了游客可以观景和拍照的空间。
此外，设计师给予了公园两个定位——在展会期间，公园可以实现安全疏散、等候的功能，会后则突出城市公共绿地的定位。他们通过公园的湿地来净化黄浦江的劣五类水（指污染程度超过农业用水及一般景观要求的水域），从而实现水质净化功能。除了雨洪调节和水质净化，设计师还关注公园对生物多样性、为城市降温降尘等城市生态功能的影响。
如何通过公园来实现雨洪、雨涝调节是土人设计关注的重点。“中国的大部分城市都受到季风性降雨的影响，如果城市的管道基础设施解决不了排水问题，那么公园应该成为一块‘海绵’。”俞孔坚对《第一财经》杂志说。
在设计哈尔滨群力湿地公园时，设计师就在原生湿地与城市之间建立起人工湿地的缓冲区，并沿着湿地四周布置雨水的进水管，收集的雨水在经过沉淀和过滤后会汇入核心区的自然湿地，并依据地形的高度差，形成蓄水与回补的循环。 除了解决雨涝问题，俞孔坚认为公园里水循环的设计还能节约公园的维护成本，毕竟像北京这样的城市，一平方米的草坪一年要用一吨的水浇灌。“涝的时候应该尽量不要把水排掉，旱的时候尽量不要去浇水。这样的话就可以节约自然资产，也就是说公园本身应该是绿色的。”
设计师根据地形，用高架栈桥来连接山丘，并在其中置入了多个竹子、木头、砖石等不同材质构建的景观台，均匀分布在公园的四周。同时，一个钢制的观光塔被放在公园的东侧，一個木质的高塔置于西北侧，这样游客便可以从各处远眺公园。而在公园的北部，设计师将湿地与栈道整合在一起，这样参观者就可以通过旁边的栈道走进湿地里，湿地底下是用于蓄水的雨水过滤池。
中国公园设计开始关注生态环境可以回溯到北京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它让城市规划者和政策制定者第一次意识到了公园可以同时兼顾“为城市居民所用”以及生物多样性。
2008年，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竣工，占地680公顷，成为北京最大的一块人工绿地。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胡洁联合北京林业大学孟兆祯借力传统造园的手法，共同设计了“林泉高致”叠瀑。公园以山体形成最高点，同时置入水循环系统，让整个公园的水系得以流动和高效处理。每天公园里的植物浇灌以及道路的喷洒用水就是取自湖水，而湖外的水又通过湿地循环流人湖中，这是中国第一个全部实现中水循环利用与净化的公园案例。
“从社会性来讲，它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贡献，为北京提供了这样一个绿地空间，”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景观学系副教授郑晓笛对《第一财经》杂志说，“从生态性来讲，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因为它本身的植被和生态环境的丰富性，为鸟类和各种物种提供了繁衍的栖息地。”
如今，在北京300个公园（2017年统计数据）中，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位列最受城市居民欢迎的前几名，这充分说明城市中绿地公园的价值。
不过，建设多个如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这样大面积的公园对任何一个城市来说都不可行。可如果需要专门驱车前往，那这个公园也很难让更多的城市居民受益。因此，如何用较小的绿地面积让更多的城市居民享受到公园的乐趣，便是一个有挑战性的主题。
在当代公园设计中，几乎完美实现这一诉求的便是纽约的高线公园（The Highline），它将原本穿越纽约上空的废弃轨道改造成了空中铁道公园，市民可以从铁道沿线的任一入口进入。这个项目曾两度获得美国风景园林师协会（ASLA）奖项，如今已经成为纽约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也是全球闻名的“公园溶解在城市中”的案例。
刚部分完工并对公众开放的首钢工业遗迹公园，将工业遗迹和自然环境结合起来。
“公园溶解在城市”的想法起源于19世纪后期，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美国社会开始酝酿一场反思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公园运动，对自然环境的关注成为这场运动的核心。可以追溯到的最早的公园理念，是纽约中央公园的设计者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提出公园溶解在城市中的设计理念。他于1865年提出了“公园道”（Park Way）的概念，核心思想是通过林荫大道将分散在城市各处的各种类型的公园、绿地和水面连成一个系统。两年后，从位于波士顿市中心的波士顿公园到富兰克林公园，他设计了一条长达16公里的绿道，通过规划公园道来连接城市中的绿地。这被称为波士顿公园体系，它模糊了城市与公园的边界。
高线公园的雏形最初建设于1930年代，位于纽约市中心的一段空中火车轨道。它的最高点高出街道9米，跨越22个街区，这条路线沿着哈德逊河延伸了2.3公里，从甘斯沃尔特街穿过切尔西，一直延伸到34街的西区广场，直接连接了沿线的工厂和仓库，让火车能够穿越楼房行驶。后来由于火车运输不再被需要，1980年，高线上的最后一班列车停止运行，此后，高线荒草丛生，一度破败不堪。
2002年，纽约通过城市政策确定再利用高线，Diller Scofidio
此前，中国传统园林更像是为游客所设计，注重塑造景观、建造标志性景点，但对于当代的城市居民来说，这一点却不再适用。新的城市公园应运而生，它们希望既能提供一个综合了玩乐、休息和社交的场所，与此同时，还能体现出人、城市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18年，中国共拥有16735个公园，城市绿地面积达到304.7万公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2019年4月发布的全国性文件《城市绿地规划标准》中指出，城市公园绿地和广场用地500米服务半径覆盖居住用地的比例应大于90%，其中规划新区应达到100%，旧城区应达到80%。按照该标准的规定，在中国的大多数城市区域，应该“500米见绿”。
以此标准来看，城市公园建设仍有大量的空间。如何在有限的城市空间中开辟出更多的公园，一些景观设计师选择了修复和再生被废弃的工业用地区域。
刚部分完工的北京首钢工业遗迹公园是近两年来备受瞩目的项目之一。筑境设计城市更新研究中心主持设计师薄宏涛参与了园区内冬奥广场和三高炉博物馆等项目的设计。在规划中，三高炉区域将被建造成公园，不仅仅是博物馆，而是加入了學术报告厅和临时展厅功能的文化综合馆。
一个中型博物馆至少需要1.5万平方米以上的空间，但是三高炉炉体内因有大量工业构筑物遗存，可利用范围只有6000多平方米。为解决面积紧缺的问题，薄宏涛把临时展厅、纪念品销售处等关联功能设置在高炉周围的附属空间。而三高炉西侧的秀池（原秀湖）原本作为高炉冷却水的晾水池，现在水下植入了停车库和附属展厅。
“我们不想破坏原有的、遗存的核心样貌，想相对比较完整地呈现高炉的现状。”薄宏涛对《第一财经》杂志说道。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朱育帆参与了石景山修复、秀池和群明湖、金安桥片区等开放项目的改造。“最难的地方是，怎样认知原来被废弃掉的场地的价值点到底在什么地方。”朱育帆说，“观念确定以后，剩下的就是如何去兼容原来事物的价值，把它保留转化，让它可以适应当代生活这一部分。”
与798等老工业园区改造不同的地方在于，首钢项目在尺度和体量上更大，自然景观条件也更好。因此在规划设计中，首钢的参观主体是双线走向——一部分归属工业遗迹和城市活动，一部分归属自然。园区内，各建筑功能在设置上都保持了开放性，即使博物馆、训练馆等区域关闭后，学术报告厅、临时展厅和商业配套区域仍可开放，薄宏涛把公园这种策略称作“24小时活力区”。
如今，废旧工业区改造成公园已经是公园设计颇受欢迎的模式，比如，土人设计修复的上海世博后滩公园就是从钢铁厂和后滩船舶修理厂演变而来。在这个公园项目上，践行了土人设计创始人俞孔坚的生态公园理念，他于1990年代获得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主持创办了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俞孔坚认为，公园应该在满足市民游戏、休闲、运动和公共服务等使用需求的同时，满足生态环境保护的需求。
在后滩公园项目中，因场地多处临接世博园区，在人流量大且集中的展会期间，如何协调人流交通便成了设计的一个重点。土人设计的设计师通过构建“一环、六纵、多路径”的步道网络，将步道构建成了一个密集的毛细血管网络，这样便可以允许大量游客从不同入口渗入到公园的各个部位，同时也有利于人流的疏散。
在步道网络上，设计师将节点（指两个空间的连接点）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广场类供游客聚合的地点，可以作为聚集游玩的地点;一种是由树阵或竹丛构成的分割空间，游客可以在这里展开更私密的交谈;还有一种则是由树丛围合而成的可供展示或休息的平台。由于后滩公园是由旧厂房改造，因此这里也用于当代艺术和原工厂的旧机器展示，形成了游客可以观景和拍照的空间。
此外，设计师给予了公园两个定位——在展会期间，公园可以实现安全疏散、等候的功能，会后则突出城市公共绿地的定位。他们通过公园的湿地来净化黄浦江的劣五类水（指污染程度超过农业用水及一般景观要求的水域），从而实现水质净化功能。除了雨洪调节和水质净化，设计师还关注公园对生物多样性、为城市降温降尘等城市生态功能的影响。
如何通过公园来实现雨洪、雨涝调节是土人设计关注的重点。“中国的大部分城市都受到季风性降雨的影响，如果城市的管道基础设施解决不了排水问题，那么公园应该成为一块‘海绵’。”俞孔坚对《第一财经》杂志说。
在设计哈尔滨群力湿地公园时，设计师就在原生湿地与城市之间建立起人工湿地的缓冲区，并沿着湿地四周布置雨水的进水管，收集的雨水在经过沉淀和过滤后会汇入核心区的自然湿地，并依据地形的高度差，形成蓄水与回补的循环。 除了解决雨涝问题，俞孔坚认为公园里水循环的设计还能节约公园的维护成本，毕竟像北京这样的城市，一平方米的草坪一年要用一吨的水浇灌。“涝的时候应该尽量不要把水排掉，旱的时候尽量不要去浇水。这样的话就可以节约自然资产，也就是说公园本身应该是绿色的。”
设计师根据地形，用高架栈桥来连接山丘，并在其中置入了多个竹子、木头、砖石等不同材质构建的景观台，均匀分布在公园的四周。同时，一个钢制的观光塔被放在公园的东侧，一個木质的高塔置于西北侧，这样游客便可以从各处远眺公园。而在公园的北部，设计师将湿地与栈道整合在一起，这样参观者就可以通过旁边的栈道走进湿地里，湿地底下是用于蓄水的雨水过滤池。
中国公园设计开始关注生态环境可以回溯到北京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它让城市规划者和政策制定者第一次意识到了公园可以同时兼顾“为城市居民所用”以及生物多样性。
2008年，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竣工，占地680公顷，成为北京最大的一块人工绿地。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胡洁联合北京林业大学孟兆祯借力传统造园的手法，共同设计了“林泉高致”叠瀑。公园以山体形成最高点，同时置入水循环系统，让整个公园的水系得以流动和高效处理。每天公园里的植物浇灌以及道路的喷洒用水就是取自湖水，而湖外的水又通过湿地循环流人湖中，这是中国第一个全部实现中水循环利用与净化的公园案例。
“从社会性来讲，它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贡献，为北京提供了这样一个绿地空间，”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景观学系副教授郑晓笛对《第一财经》杂志说，“从生态性来讲，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因为它本身的植被和生态环境的丰富性，为鸟类和各种物种提供了繁衍的栖息地。”
如今，在北京300个公园（2017年统计数据）中，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位列最受城市居民欢迎的前几名，这充分说明城市中绿地公园的价值。
不过，建设多个如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这样大面积的公园对任何一个城市来说都不可行。可如果需要专门驱车前往，那这个公园也很难让更多的城市居民受益。因此，如何用较小的绿地面积让更多的城市居民享受到公园的乐趣，便是一个有挑战性的主题。
在当代公园设计中，几乎完美实现这一诉求的便是纽约的高线公园（The Highline），它将原本穿越纽约上空的废弃轨道改造成了空中铁道公园，市民可以从铁道沿线的任一入口进入。这个项目曾两度获得美国风景园林师协会（ASLA）奖项，如今已经成为纽约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也是全球闻名的“公园溶解在城市中”的案例。
“公园溶解在城市”的想法起源于19世纪后期，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美国社会开始酝酿一场反思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公园运动，对自然环境的关注成为这场运动的核心。可以追溯到的最早的公园理念，是纽约中央公园的设计者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提出公园溶解在城市中的设计理念。他于1865年提出了“公园道”（Park Way）的概念，核心思想是通过林荫大道将分散在城市各处的各种类型的公园、绿地和水面连成一个系统。两年后，从位于波士顿市中心的波士顿公园到富兰克林公园，他设计了一条长达16公里的绿道，通过规划公园道来连接城市中的绿地。这被称为波士顿公园体系，它模糊了城市与公园的边界。
高线公园的雏形最初建设于1930年代，位于纽约市中心的一段空中火车轨道。它的最高点高出街道9米，跨越22个街区，这条路线沿着哈德逊河延伸了2.3公里，从甘斯沃尔特街穿过切尔西，一直延伸到34街的西区广场，直接连接了沿线的工厂和仓库，让火车能够穿越楼房行驶。后来由于火车运输不再被需要，1980年，高线上的最后一班列车停止运行，此后，高线荒草丛生，一度破败不堪。
2002年，纽约通过城市政策确定再利用高线，Diller Scofid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