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内容摘要：《说岳全传》是以宋史为情节基本框架、以明代“说岳”小说和有关戏曲讲唱文学为基础改编而成的英雄传奇小说，其人物形象的塑造深受民间文化与时代思潮的影响。本文试从正统文化、游民文化、市民文化三个维度探析小说中牛皋形象的塑造内因，并揭示其深层意蕴。
关键词：说岳全传 牛皋 正统文化 游民文化 市民文化
牛皋是《说岳全传》中一位性格粗鲁、豪爽而又刚烈的草莽英雄，从他的身上可以反映出中国古代英雄传奇小说中“莽汉”形象的许多共性。笔者认为，“莽汉”形象折射出的是中国人对人生价值的独特理解，这种形象在特定文化背景的基础上产生，并且在明清英雄传奇小说中大量出现，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以往的学术界对“莽汉”形象的研究不夠深入，因此本文以《说岳全传》中的牛皋形象为中心，试图回归到文化的角度阐释牛皋这一“莽汉”形象的创作来源与深层意蕴。
一.正统文化与牛皋形象的存在价值
“正统”原本是一个史学上的概念，这个概念起源于唐代，钱钟书《管锥编》中提到：“《史通·探赜》篇早称凿齿此事：‘盖定斜正之途，明顺逆之理’；唐以来‘正统’‘闰位’遂成史论一大题目。[1]”后代的人，“自负直笔公心，或复刺今陈古，每不以成败论英雄、兴废定与夺，于是‘正统’之说起矣。[1]”正统观念自官方话语向民间下移，由此形成了笼罩全社会的正统文化思想，作为文化创造者与传播者的民间说书艺人和知识分子作家们，很容易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而这种文化观念在外有强敌压境、民族危机深重的历史环境下表现得尤为显著。岳飞故事就是在两宋之交、抗金救国的这种历史环境下产生的，时代赋予了它为南宋王朝“争正统”、“图恢复”的深层意义。这种意义在明清“说岳”小说及戏曲表演中得到沿袭，并在《说岳全传》中得到集中展示。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牛皋从一个“乱草岗”的“剪径”强盗到跟随岳飞北上抗金，其行为无疑呼应了小说“争正统”的主题；而他的身份从“公道大王”、“帐前统制”、“岳飞冤案的主审官”直到“灭虏将军”，虽然中间还夹杂着他不满朝廷对岳飞的陷害而反叛，甚至为岳飞的死向临安兴师问罪的情节，但是在这种反复与波折中，他最终归属了官方。因为“忠奸斗争”主题的完结意味着他身上叛逆性格意义的淡化，他的存在价值也转变为要完成“抗金救国”的任务，于是作者通过与正统文化联手，实现了对牛皋叛逆形象的阉割，顺利地将他纳入到官方意识形态中。这种牺牲，换来的是作者对他继承岳飞遗志直捣黄龙、取得抗金斗争的最后胜利的情节安排，牛皋也在完成“抗金救国”的任务中获得了爱国主义意蕴的升华。这就是牛皋这一“草莽英雄”形象不同于其他小说中同类形象的价值与意义所在。
二.游民文化：牛皋形象的文化基因
游民是一个涵盖面很广的概念，王学泰先生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中认为，“凡是脱离当时社会秩序的约束与庇护，游荡于城镇之间，没有固定的谋生手段，迫于生计，以出卖体力或脑力为主，也有以不正当手段取得生活资料的人们，都可视为游民。[2]”游民是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就存在的，但是在宋代和宋代以后才大量出现，形成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群体，并在明清时达到高峰。游民意识则是他们社会地位和生活经历的产物。从宋代以来，由于通俗文艺作品的普及，游民的思想意识便以这些作品为载体传播到一般民众中，使得许多不是游民的中国人思想中也活跃着游民意识，游民文化渐渐地形成社会上一股活跃的思潮。
《说岳全传》中的牛皋，从带着母亲来拜周侗为师，到跟随岳飞东征西讨，失意时就落草为寇，啸聚山林，甚至公然反叛朝廷，蔑视统治阶级的权威，他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反映出他就是一个典型的游民的形象。从牛皋形象的塑造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些属于游民群体的独特性格。
1.强烈的反社会性
“反社會性”表现为反对当时占主流地位的社会秩序。由于游民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当他们意识到只有在剧烈的社会冲突中才有可能改变现有的一切时，他们就会欢迎冲突，甚至成为社会动乱的始作俑者。《说岳全传》中的牛皋，在两宋之交、金国南侵的大规模社会动乱中，成功实现了向社会较高阶层的飞跃。他的反社会性格，首先表现在他对统治阶级的看法上：“大凡做了皇帝，尽是无情义的。我牛皋不受这皇帝的骗，不受招安！[3]”当岳飞被陷害致死后，他对统治阶级的仇恨有了一个总爆发：“大哥被奸臣陷害，我等杀上临安，拿住奸贼，碎尸万段，与大哥报仇！[3]”随即调动原本用来防御金国入侵的朱仙镇官兵向临安问罪，这种行为无疑会成为社会动乱的隐患。在《说岳全传》一书中，牛皋三次成为强盗，他的反社会性格可见一斑。
2.结义与团体意识
游民群体在脱离了社会网络控制之后，既摆脱了宗族的控制，同时也失去了宗族的保护，成为非常脆弱的个体。这时能够增强他们生存能力的方式就是与别人联合起来，形成团体的力量。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结拜为“义兄弟”。这种意识反映到文学作品中，就形成了例如《三国演义》中“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故事情节。而在《说岳全传》中，这种情况也大量出现，尤其集中在牛皋这一人物身上。
在《说岳全传》一书中，牛皋4次结义，前后结拜的兄弟共13人。这些人组成了一个同生死、共进退的利益团体，这个团体的特点是以“义”为核心、以信任为基础并始终处于开放状态，它的发展和运动构成了全书情节的主要脉络。
鲁迅先生曾说过：“中国确也还盛行着《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水浒气的缘故。[4]”这种“三国气”与“水浒气”就是游民气与游民意识。《说岳全传》具有浓厚的民间色彩，这种“民间色彩”具体来说，就是游民文化充斥其中。
三.市民文化：牛皋形象的发展空间
明代中叶，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城市市民急剧增加，形成了一个数量相当可观的市民阶层。他们需要表现自我，更期望获得平等的社会地位。以李贽为代表的思想家们，用新的学说反映了市民阶层的利益和愿望，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为明中叶以后的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影响了小说的创作。市民文化对小说创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肯定人的主体意识，追求自由与平等。
泰州学派的王艮“把俗人与圣人、日常生活与理想境界、世俗情欲与心灵本体彼此打通……把心灵的自然状态当成了终极的理想状态，也把世俗民众本身当成圣贤。[5]”在《说岳全传》中，牛皋被作者描写成一个快人快语、说话做事随心所欲、不受任何道德观念或社会秩序约束的草莽英雄形象，如：“众哥哥们不要慌，我们都转去，杀进城去，先把奸臣杀了，夺了汴京，岳大哥就做了皇帝，我们四个都做了大将军，岂不是好？还要受他们什么鸟气！[3]”封建社会中至高无上的皇权在他眼里都是无足轻重、想夺就夺的，这是游民群体、市民工商业者追求平等社会地位的极端反映。同时，作者以一种近乎崇拜的笔调反复地渲染牛皋率性而为的性格，当新任皇帝派大臣上山诏安，让他“排香接旨”时，他痛骂到：“接你娘的鸟旨！这个昏君，当初在牛头山的时节，我等同岳大哥如何救他，立下这许多的功劳。反听了奸臣之言，将我岳大哥害了，又把他一门流往云南。这昏君想是又要来害我们了！[3]”皇权的尊严就在他的这种话语方式中被颠覆和消解，从中也可以看出作者热衷于表现人心灵的自然状态，借人物之口发心中之言。
2.肯定人的正当私欲。
王学左派的思想家李贽认为，穿衣吃饭就是“人伦物理”，人不可能脱离基本的物质生活去空谈仁义道德。这类思想为市民阶层追求物质利益提供了依据，追求享受也被视为了正常行为。正是因为这种观念的盛行，英雄传奇小说中的许多人物形象就成了实践者。在《说岳全传》中，牛皋出家后会“破戒”吃肉，临阵杀敌时会想着要封个“大大的官儿”，就是那一套“杀奸贼、夺皇位”的惯用话语也常常被他提起。作者肯定了人的正当私欲，在塑造牛皋形象时符合了市民阶层的心理需求，将牛皋塑造成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神”，因此才使得这一形象深受普通民众喜爱。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知道，牛皋形象的塑造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根源，正是当时的社会文化打造出了这一生动活泼的文学形象，也赋予了他“莽汉”形象的共性。牛皋的形象在正统文化中体现出存在的价值，在游民文化中获得形象的基因，在市民文化中得到价值观上的肯定；在他身上能反映出爱国主义精神、游民意识和市民阶层的理想，这就是牛皋形象的文化来源与深层意蕴。
参考文献
[1]錢钟书.管锥编[M].北京：三联书店，2007：1954，1955.
[2]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143.
[3]钱彩.说岳全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1：489，415，77，488.
[4]鲁迅.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二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225.
[5]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二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281.
（作者介绍：张少助，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
关键词：说岳全传 牛皋 正统文化 游民文化 市民文化
牛皋是《说岳全传》中一位性格粗鲁、豪爽而又刚烈的草莽英雄，从他的身上可以反映出中国古代英雄传奇小说中“莽汉”形象的许多共性。笔者认为，“莽汉”形象折射出的是中国人对人生价值的独特理解，这种形象在特定文化背景的基础上产生，并且在明清英雄传奇小说中大量出现，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以往的学术界对“莽汉”形象的研究不夠深入，因此本文以《说岳全传》中的牛皋形象为中心，试图回归到文化的角度阐释牛皋这一“莽汉”形象的创作来源与深层意蕴。
一.正统文化与牛皋形象的存在价值
“正统”原本是一个史学上的概念，这个概念起源于唐代，钱钟书《管锥编》中提到：“《史通·探赜》篇早称凿齿此事：‘盖定斜正之途，明顺逆之理’；唐以来‘正统’‘闰位’遂成史论一大题目。[1]”后代的人，“自负直笔公心，或复刺今陈古，每不以成败论英雄、兴废定与夺，于是‘正统’之说起矣。[1]”正统观念自官方话语向民间下移，由此形成了笼罩全社会的正统文化思想，作为文化创造者与传播者的民间说书艺人和知识分子作家们，很容易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而这种文化观念在外有强敌压境、民族危机深重的历史环境下表现得尤为显著。岳飞故事就是在两宋之交、抗金救国的这种历史环境下产生的，时代赋予了它为南宋王朝“争正统”、“图恢复”的深层意义。这种意义在明清“说岳”小说及戏曲表演中得到沿袭，并在《说岳全传》中得到集中展示。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牛皋从一个“乱草岗”的“剪径”强盗到跟随岳飞北上抗金，其行为无疑呼应了小说“争正统”的主题；而他的身份从“公道大王”、“帐前统制”、“岳飞冤案的主审官”直到“灭虏将军”，虽然中间还夹杂着他不满朝廷对岳飞的陷害而反叛，甚至为岳飞的死向临安兴师问罪的情节，但是在这种反复与波折中，他最终归属了官方。因为“忠奸斗争”主题的完结意味着他身上叛逆性格意义的淡化，他的存在价值也转变为要完成“抗金救国”的任务，于是作者通过与正统文化联手，实现了对牛皋叛逆形象的阉割，顺利地将他纳入到官方意识形态中。这种牺牲，换来的是作者对他继承岳飞遗志直捣黄龙、取得抗金斗争的最后胜利的情节安排，牛皋也在完成“抗金救国”的任务中获得了爱国主义意蕴的升华。这就是牛皋这一“草莽英雄”形象不同于其他小说中同类形象的价值与意义所在。
二.游民文化：牛皋形象的文化基因
游民是一个涵盖面很广的概念，王学泰先生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中认为，“凡是脱离当时社会秩序的约束与庇护，游荡于城镇之间，没有固定的谋生手段，迫于生计，以出卖体力或脑力为主，也有以不正当手段取得生活资料的人们，都可视为游民。[2]”游民是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就存在的，但是在宋代和宋代以后才大量出现，形成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群体，并在明清时达到高峰。游民意识则是他们社会地位和生活经历的产物。从宋代以来，由于通俗文艺作品的普及，游民的思想意识便以这些作品为载体传播到一般民众中，使得许多不是游民的中国人思想中也活跃着游民意识，游民文化渐渐地形成社会上一股活跃的思潮。
《说岳全传》中的牛皋，从带着母亲来拜周侗为师，到跟随岳飞东征西讨，失意时就落草为寇，啸聚山林，甚至公然反叛朝廷，蔑视统治阶级的权威，他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反映出他就是一个典型的游民的形象。从牛皋形象的塑造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些属于游民群体的独特性格。
1.强烈的反社会性
“反社會性”表现为反对当时占主流地位的社会秩序。由于游民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当他们意识到只有在剧烈的社会冲突中才有可能改变现有的一切时，他们就会欢迎冲突，甚至成为社会动乱的始作俑者。《说岳全传》中的牛皋，在两宋之交、金国南侵的大规模社会动乱中，成功实现了向社会较高阶层的飞跃。他的反社会性格，首先表现在他对统治阶级的看法上：“大凡做了皇帝，尽是无情义的。我牛皋不受这皇帝的骗，不受招安！[3]”当岳飞被陷害致死后，他对统治阶级的仇恨有了一个总爆发：“大哥被奸臣陷害，我等杀上临安，拿住奸贼，碎尸万段，与大哥报仇！[3]”随即调动原本用来防御金国入侵的朱仙镇官兵向临安问罪，这种行为无疑会成为社会动乱的隐患。在《说岳全传》一书中，牛皋三次成为强盗，他的反社会性格可见一斑。
2.结义与团体意识
游民群体在脱离了社会网络控制之后，既摆脱了宗族的控制，同时也失去了宗族的保护，成为非常脆弱的个体。这时能够增强他们生存能力的方式就是与别人联合起来，形成团体的力量。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结拜为“义兄弟”。这种意识反映到文学作品中，就形成了例如《三国演义》中“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故事情节。而在《说岳全传》中，这种情况也大量出现，尤其集中在牛皋这一人物身上。
在《说岳全传》一书中，牛皋4次结义，前后结拜的兄弟共13人。这些人组成了一个同生死、共进退的利益团体，这个团体的特点是以“义”为核心、以信任为基础并始终处于开放状态，它的发展和运动构成了全书情节的主要脉络。
鲁迅先生曾说过：“中国确也还盛行着《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水浒气的缘故。[4]”这种“三国气”与“水浒气”就是游民气与游民意识。《说岳全传》具有浓厚的民间色彩，这种“民间色彩”具体来说，就是游民文化充斥其中。
三.市民文化：牛皋形象的发展空间
明代中叶，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城市市民急剧增加，形成了一个数量相当可观的市民阶层。他们需要表现自我，更期望获得平等的社会地位。以李贽为代表的思想家们，用新的学说反映了市民阶层的利益和愿望，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为明中叶以后的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影响了小说的创作。市民文化对小说创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肯定人的主体意识，追求自由与平等。
泰州学派的王艮“把俗人与圣人、日常生活与理想境界、世俗情欲与心灵本体彼此打通……把心灵的自然状态当成了终极的理想状态，也把世俗民众本身当成圣贤。[5]”在《说岳全传》中，牛皋被作者描写成一个快人快语、说话做事随心所欲、不受任何道德观念或社会秩序约束的草莽英雄形象，如：“众哥哥们不要慌，我们都转去，杀进城去，先把奸臣杀了，夺了汴京，岳大哥就做了皇帝，我们四个都做了大将军，岂不是好？还要受他们什么鸟气！[3]”封建社会中至高无上的皇权在他眼里都是无足轻重、想夺就夺的，这是游民群体、市民工商业者追求平等社会地位的极端反映。同时，作者以一种近乎崇拜的笔调反复地渲染牛皋率性而为的性格，当新任皇帝派大臣上山诏安，让他“排香接旨”时，他痛骂到：“接你娘的鸟旨！这个昏君，当初在牛头山的时节，我等同岳大哥如何救他，立下这许多的功劳。反听了奸臣之言，将我岳大哥害了，又把他一门流往云南。这昏君想是又要来害我们了！[3]”皇权的尊严就在他的这种话语方式中被颠覆和消解，从中也可以看出作者热衷于表现人心灵的自然状态，借人物之口发心中之言。
2.肯定人的正当私欲。
王学左派的思想家李贽认为，穿衣吃饭就是“人伦物理”，人不可能脱离基本的物质生活去空谈仁义道德。这类思想为市民阶层追求物质利益提供了依据，追求享受也被视为了正常行为。正是因为这种观念的盛行，英雄传奇小说中的许多人物形象就成了实践者。在《说岳全传》中，牛皋出家后会“破戒”吃肉，临阵杀敌时会想着要封个“大大的官儿”，就是那一套“杀奸贼、夺皇位”的惯用话语也常常被他提起。作者肯定了人的正当私欲，在塑造牛皋形象时符合了市民阶层的心理需求，将牛皋塑造成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神”，因此才使得这一形象深受普通民众喜爱。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知道，牛皋形象的塑造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根源，正是当时的社会文化打造出了这一生动活泼的文学形象，也赋予了他“莽汉”形象的共性。牛皋的形象在正统文化中体现出存在的价值，在游民文化中获得形象的基因，在市民文化中得到价值观上的肯定；在他身上能反映出爱国主义精神、游民意识和市民阶层的理想，这就是牛皋形象的文化来源与深层意蕴。
参考文献
[1]錢钟书.管锥编[M].北京：三联书店，2007：1954，1955.
[2]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143.
[3]钱彩.说岳全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1：489，415，77，488.
[4]鲁迅.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二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225.
[5]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二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281.
（作者介绍：张少助，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