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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妇困局”成难题
“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北宋诗人张俞的《蚕妇》，虽然写成于大约1000年前，但在今天，从部分纺织服装企业内劳资关系的微观角度，以及从整个全球纺织服装供应链的宏观现实角度，仍能形象地反映出纺织行业内及供应链上公正、均衡的利益与责任分配存在的矛盾。
中国纺织工业协会认为，由利益与价值之间的尴尬关系所形成的“蚕妇困局”是中国纺织服装行业在“企业的微观层面和国际纺织服装供应链的宏观层面”都面临的一个发展难题。很多中国纺织服装企业“在劳动合同、工作时间、薪酬福利以及职业健康与安全方面则普遍存在严重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
另一方面，作为市场化程度和国际化程度都相对较高的行业，中国纺织服装行业所处的宏观环境是全球纺织品服装供应链，这一看似没有组织，缺乏共同意识但却层次明确、运行精准的国际经济体系。
采购商借机转嫁风险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质量、价格、交货期三大主要供货条件之外，国际采购商以“（供应商）生产守则”为主要方式正式向以中国为代表的产品供应企业提出了具体而严格的劳工状况要求。为了监控这些要求的落实，国际采购商在供货合同之外或之内要求供应商接受采购商组织的频繁的工厂审核。这一过程无疑具有促进供应商遵守劳动保护法律及国际劳工标准水平的可能性。但是，这一可能性现在看来远比另一个事实虚无，那就是：随着工厂审核的效果被预先准备、记录作假和审核中的贿赂行为所稀释殆尽，供应商因为工厂审核而发生的成本增加却有增无减，并使得很多供应商越来越无法珍视“人权”、“社会责任”等理念——而这似乎也与采购商实施生产守则的初衷背道而驰。
造成这一现状最重要的一点原因在于，“生产守则”及工厂审核在本质上是一种消极的单方面安排，其核心目的就是将采购商的“劳工权益保护”、“社会责任”等风险转嫁给下游的供应商。这一机制保证了处于不同国家的经济主体可以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资源，包括很低的劳动力价格和环境保护水准，而又因为各自所具有的独立法律人格无须为另一方的经营行为（包括守法与否）直接负责。在这种情况下，采购商可以按照供应商所在地的价格标准获得产品，同时免除了在自行组织生产的情况下必然需要面对的劳工待遇、环境损耗等风险。但是，鉴于欧美国家的消费者运动后来成功地将供应商在劳工方面的不良表现与采购商提供的产品联系了起来，采购商于是向供应商提出了相关要求，但是显然并不关心供应商由此所产生的成本。
不对称的供应链社会责任
验厂或社会责任审核已经成为一种普遍实践，并已成为整个交易流程的必经部分。正因为如此，绝大多数出口制造企业都建立了生产守则的审核机制并安排专人监控实施生产守则以应对验厂。除了应对验厂的直接成本以外，这类措施可能改善了员工的福利水平，但也从多个方面实实在在地大幅增加了生产企业的成本。
采购商在产品质量、设计和性能方面的频繁变动以及对此类变动的短期通知同样使得采购商不得不压缩成本开支，包括员工福利的提升或进行超时加班。不难发现，多数采购商的产品加工定价标准中并没有供应商反应能力这一变量因素。另一个对于供应商能力更具有实质影响的因素则是供应链上利益分配的失衡。这样两个原因成为绝大多数供应商实施企业社会责任的最大障碍，而他们对于采购商发出的呼吁也正好是“提供稳定的订单”和“提高生产商的产品价格”。
虽然绝大多数供应商都意识到了上述结论，且多数供应商对采购商也都有上述两种期望，但是多数供应商在与采购商的谈判中，却都未曾以社会责任的投入为理由提出过这些要求。很多原因都可以部分地解释这一现象，例如行业内的激烈竞争、谈判意识和能力的缺乏甚至于面对“道德落差”而产生的信心匮乏等等。
供应链凸显社会责任长鞭效应
社会责任的要求实际上由消费者提出，由采购商传递，由供应商实施，并意图由工人等获益，而这一机制所产生的成本压力和效果则可能沿着这一链条结构不断放大。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可印证这一发现：从社会责任的源头来看，消费者团体的一个批评意见就可能促发采购商在供应链上采取社会责任行动，最常见的就是制定生产守则。为了实施生产守则，采购商则仅需将这一守则附加于订单之上或之外做一传达，供应商就可能需要付出相当一部分成本来应对验厂，而如果验厂所要求的措施得到落实，工厂的工作场所状况和工人福利就可能会有很大的改善。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7年1月到12月，我国服装类商品价格指数全年保持平稳。同一时期，根据中国纺织工业协会的调查，服装加工企业的人力成本则普遍上升20％以上。这说明供应链长鞭效应（bullwhip effect）似乎也发生在生产守则机制下的供应链社会责任领域，而且有着独特的效应表现。
长鞭效应的经典定义关注的是供应链上的需求变异放大现象，鞭子的梢部是上游的产品提供者，根部则是产品的终端使用者，当根部的轻微抖动传递到供应链末梢，产品提供者就会观察到很大的需求波动。与这一经典定义相比，供应链社会责任长鞭效应存在三个特点。首先，责任链长鞭可以放大社会责任的实施效应，但是对于所有传导环节而言，这一效应体现在成本和压力上，而对于供应链末梢的工人等利益相关方而言，这一效应则是实施社会责任的效果；这再次说明，在这一链条结构中，采购商和供应商都是社会责任的消极参与者。其次，虽然社会责任长鞭的根部从理论上来看最终也执掌于消费者手里，但是与产品需求不同的是，由于处于消费者下游环节的采购商是这一过程的消极参与者，同时也由于消费者社会责任要求的分散性和事后反应性，消费者对社会责任的“需求”通常不会在这一链条结构中被自动体现出来，因而采购商实际上对责任链长鞭效应的发挥具有相当程度的控制力。第三，责任链长鞭效应的存在可以使得采购商与供应商在供应链上的合作或者非常牢固，或者非常脆弱，因为适当的摆幅显然会产生供应链上的向心力和牵引力，但是摆幅过大则可能使链条轻易断裂。这其实也再次说明，采购商的采购活动需要与供应商在社会责任方面建立一定的基于协商和市场环境的动态关联，才能使责任链上的长鞭效应不产生破坏性。
现行的国际供应链格局是一个利益选择和博弈机制，而并非一个价值传导机制，因而在这种供应链格局中引入验厂等社会责任实施措施必然会使其成为一个消极和被动的体系。这种格局最低限度地降低和转移了采购商的成本和社会责任风险，而供应商则在这一体系中承受了最大的成本压力和责任诉求，并且使工人等利益相关者也成为消极的“受益者”而非权益主体。这种状况最终反过来又强化了采购商的订单强权，并导致了供应链结构中在利益合作基础上的价值对抗以及生产守则和验厂制度的几近破产。
可见，采购商在整个供应链中处于统治地位。要在供应链关系中落实社会责任价值，采购商负有主要责任来引导整个供应链在社会责任领域建立起一种各方主动、双方互动和多方联动的价值保障模式。
理想的供应链：责任与利益匹配
如果在责任时代我们仍然不得不用“供应链”指代现行的贸易结构，那么这一概念应该被赋予新的内涵，构筑供应链的各方在实现价值方面的责任应该与其利益诉求相匹配。所以，如果社会责任价值是一种市场需求的话，那么这一价值的实现应该和其它价值一样基于市场的主动行为，并且这种主动实现价值的行为在市场中将表现为采购商和供应商之间的协作机制，而这些协作机制则包括充分的沟通与协商、必要的技术共享和能力培养以及合理的风险共担和成本分摊。
一个理想的融合了社会责任价值的供应链，将是一个主动、互动和联动的网络，在这个意义上，供应链、价值链或责任链都将指称同一种商业结构，而这种结构将呈现出一种齿轮组关系。
在这种齿轮组结构中，每个主体独立存在，但是又以固定的方式关联为一个整体，虽然每个主体的运动也必将引起其它主体的联动，但是首先这种运动引起的联动是有限度的，并且是可以准确预期这一限度的。
其次，在齿轮结构中没有绝对的或者强势的控制环节，每个齿轮都能引发整个系统的运动，但每个齿轮却都不能随意地运动。从现实情况来看，供应商与工人（及其它利益相关方）之间应当建立一种有关社会责任的互动机制，这种机制比采购商和供应商之间现有的验厂体制更具主动性和互动可能。
目前国内产业界和国际供应链上社会责任建设的主要任务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供应商须主动完善企业内部与各利益相关方互动和联动的机制，即相关的企业管理制度；另一个则是在供应链上突破验厂的桎梏，建立更为积极、主动的供应链协作和联动机制。
如果说前者更多的是需要供应商的努力的话,那么后者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采购商的态度和行动。实际上，虽然这是一个系统化的复杂工程,但是越来越多的采购商已经意识到验厂的局限性并开始寻求一些更为积极、对供应商负担更轻的方式来落实社会责任价值.
新尝试：中国纺织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CSC9000T
“CSC9000T中国纺织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是中国的第一个、目前也是惟一一个标准化的行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它正是在上述两个方面推进中国的社会责任建设：中国纺织服装企业主动的自我能力完善和国际供应链上公正的、协作性的社会责任联动机制的建立。
CSC9000T的产生是行业内企业自发行动的结果。2005年5月，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响应140余家纺织服装企业关于推进社会责任建设的呼吁，与这些企业一起在北京联手组成了中国纺织工业社会责任建设推广委员会，同时正式发布了CSC9000T。
首先，中国纺织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总则及细则，由管理体系、劳动合同、童工、强迫与强制劳动、工作时间、薪酬与福利、工会组织与集体谈判权、歧视、骚扰与虐待以及职业健康与安全等十个要素构成核心要求。
其次，CSC9000T的设计思路也是基于主动自愿的原则。CSC9000T的定位并非一个具有强制力的“标准”，而是一个集中体现中国相关法规以及中国批准的国际公约中的相关规范并结合中国国情，适当参照相应国际惯例所形成的中国企业能够参照执行的社会责任管理体系。
第三，CSC9000T的企业实施方法也着力于引导企业的主动行为。在自我评估的基础之上，CSC9000T的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绩效的评价采用“绩效评估”的方式，而不采用认证思路。
最后，CSC9000T在国际推广方面强调“供应链社会责任”的概念，致力于将国际采购商、品牌商及其他相关方纳入纺织服装供应链的社会责任联合力量。
2006年，中国纺织工业协会提出建议，希望国际服装采购商与品牌商应积极支持中国纺织服装行业的社会责任建设工作。
探索国际供应链责任发展新思路
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事实，那就是验厂所能发挥的正面作用正在持续消退，且随着供应商社会责任绩效的不断提高，生产守则的标准要求及验厂实践的必要性也正受到越来越广泛的质疑。
随着社会责任观念及知识的普及、劳动者意识的普遍提高和政府、社区等利益相关方在社会责任领域的各种积极行动的不断涌现，国际供应链上后生产守则时代的社会责任发展必须探寻新的思路。采购商在反思验厂的末路局面的同时应当重新考虑社会责任在整个供应链上的定位。社会责任作为消费者所需求的产品的一种新的内在价值应当与其它产品价值一样，用主动的市场行为加以实现。为此，采购商应当积极构建实现社会责任价值的供应链互动、协作和联动机制，促进供应商在社会责任方面的能力建设，并协助其消除相关风险。惟有如此，才能使供应商意识到社会责任是一种实现商业和社会价值的需要，并从而以主动、积极和创造性的行为缔造供应链及其产品上的社会责任价值。
(作者单位：中国纺织工业协会社会责任建设推广办公室。本文受北京大学联泰供应链系统研发中心资助)
“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北宋诗人张俞的《蚕妇》，虽然写成于大约1000年前，但在今天，从部分纺织服装企业内劳资关系的微观角度，以及从整个全球纺织服装供应链的宏观现实角度，仍能形象地反映出纺织行业内及供应链上公正、均衡的利益与责任分配存在的矛盾。
中国纺织工业协会认为，由利益与价值之间的尴尬关系所形成的“蚕妇困局”是中国纺织服装行业在“企业的微观层面和国际纺织服装供应链的宏观层面”都面临的一个发展难题。很多中国纺织服装企业“在劳动合同、工作时间、薪酬福利以及职业健康与安全方面则普遍存在严重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
另一方面，作为市场化程度和国际化程度都相对较高的行业，中国纺织服装行业所处的宏观环境是全球纺织品服装供应链，这一看似没有组织，缺乏共同意识但却层次明确、运行精准的国际经济体系。
采购商借机转嫁风险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质量、价格、交货期三大主要供货条件之外，国际采购商以“（供应商）生产守则”为主要方式正式向以中国为代表的产品供应企业提出了具体而严格的劳工状况要求。为了监控这些要求的落实，国际采购商在供货合同之外或之内要求供应商接受采购商组织的频繁的工厂审核。这一过程无疑具有促进供应商遵守劳动保护法律及国际劳工标准水平的可能性。但是，这一可能性现在看来远比另一个事实虚无，那就是：随着工厂审核的效果被预先准备、记录作假和审核中的贿赂行为所稀释殆尽，供应商因为工厂审核而发生的成本增加却有增无减，并使得很多供应商越来越无法珍视“人权”、“社会责任”等理念——而这似乎也与采购商实施生产守则的初衷背道而驰。
造成这一现状最重要的一点原因在于，“生产守则”及工厂审核在本质上是一种消极的单方面安排，其核心目的就是将采购商的“劳工权益保护”、“社会责任”等风险转嫁给下游的供应商。这一机制保证了处于不同国家的经济主体可以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资源，包括很低的劳动力价格和环境保护水准，而又因为各自所具有的独立法律人格无须为另一方的经营行为（包括守法与否）直接负责。在这种情况下，采购商可以按照供应商所在地的价格标准获得产品，同时免除了在自行组织生产的情况下必然需要面对的劳工待遇、环境损耗等风险。但是，鉴于欧美国家的消费者运动后来成功地将供应商在劳工方面的不良表现与采购商提供的产品联系了起来，采购商于是向供应商提出了相关要求，但是显然并不关心供应商由此所产生的成本。
不对称的供应链社会责任
验厂或社会责任审核已经成为一种普遍实践，并已成为整个交易流程的必经部分。正因为如此，绝大多数出口制造企业都建立了生产守则的审核机制并安排专人监控实施生产守则以应对验厂。除了应对验厂的直接成本以外，这类措施可能改善了员工的福利水平，但也从多个方面实实在在地大幅增加了生产企业的成本。
采购商在产品质量、设计和性能方面的频繁变动以及对此类变动的短期通知同样使得采购商不得不压缩成本开支，包括员工福利的提升或进行超时加班。不难发现，多数采购商的产品加工定价标准中并没有供应商反应能力这一变量因素。另一个对于供应商能力更具有实质影响的因素则是供应链上利益分配的失衡。这样两个原因成为绝大多数供应商实施企业社会责任的最大障碍，而他们对于采购商发出的呼吁也正好是“提供稳定的订单”和“提高生产商的产品价格”。
虽然绝大多数供应商都意识到了上述结论，且多数供应商对采购商也都有上述两种期望，但是多数供应商在与采购商的谈判中，却都未曾以社会责任的投入为理由提出过这些要求。很多原因都可以部分地解释这一现象，例如行业内的激烈竞争、谈判意识和能力的缺乏甚至于面对“道德落差”而产生的信心匮乏等等。
供应链凸显社会责任长鞭效应
社会责任的要求实际上由消费者提出，由采购商传递，由供应商实施，并意图由工人等获益，而这一机制所产生的成本压力和效果则可能沿着这一链条结构不断放大。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可印证这一发现：从社会责任的源头来看，消费者团体的一个批评意见就可能促发采购商在供应链上采取社会责任行动，最常见的就是制定生产守则。为了实施生产守则，采购商则仅需将这一守则附加于订单之上或之外做一传达，供应商就可能需要付出相当一部分成本来应对验厂，而如果验厂所要求的措施得到落实，工厂的工作场所状况和工人福利就可能会有很大的改善。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7年1月到12月，我国服装类商品价格指数全年保持平稳。同一时期，根据中国纺织工业协会的调查，服装加工企业的人力成本则普遍上升20％以上。这说明供应链长鞭效应（bullwhip effect）似乎也发生在生产守则机制下的供应链社会责任领域，而且有着独特的效应表现。
长鞭效应的经典定义关注的是供应链上的需求变异放大现象，鞭子的梢部是上游的产品提供者，根部则是产品的终端使用者，当根部的轻微抖动传递到供应链末梢，产品提供者就会观察到很大的需求波动。与这一经典定义相比，供应链社会责任长鞭效应存在三个特点。首先，责任链长鞭可以放大社会责任的实施效应，但是对于所有传导环节而言，这一效应体现在成本和压力上，而对于供应链末梢的工人等利益相关方而言，这一效应则是实施社会责任的效果；这再次说明，在这一链条结构中，采购商和供应商都是社会责任的消极参与者。其次，虽然社会责任长鞭的根部从理论上来看最终也执掌于消费者手里，但是与产品需求不同的是，由于处于消费者下游环节的采购商是这一过程的消极参与者，同时也由于消费者社会责任要求的分散性和事后反应性，消费者对社会责任的“需求”通常不会在这一链条结构中被自动体现出来，因而采购商实际上对责任链长鞭效应的发挥具有相当程度的控制力。第三，责任链长鞭效应的存在可以使得采购商与供应商在供应链上的合作或者非常牢固，或者非常脆弱，因为适当的摆幅显然会产生供应链上的向心力和牵引力，但是摆幅过大则可能使链条轻易断裂。这其实也再次说明，采购商的采购活动需要与供应商在社会责任方面建立一定的基于协商和市场环境的动态关联，才能使责任链上的长鞭效应不产生破坏性。
现行的国际供应链格局是一个利益选择和博弈机制，而并非一个价值传导机制，因而在这种供应链格局中引入验厂等社会责任实施措施必然会使其成为一个消极和被动的体系。这种格局最低限度地降低和转移了采购商的成本和社会责任风险，而供应商则在这一体系中承受了最大的成本压力和责任诉求，并且使工人等利益相关者也成为消极的“受益者”而非权益主体。这种状况最终反过来又强化了采购商的订单强权，并导致了供应链结构中在利益合作基础上的价值对抗以及生产守则和验厂制度的几近破产。
可见，采购商在整个供应链中处于统治地位。要在供应链关系中落实社会责任价值，采购商负有主要责任来引导整个供应链在社会责任领域建立起一种各方主动、双方互动和多方联动的价值保障模式。
理想的供应链：责任与利益匹配
如果在责任时代我们仍然不得不用“供应链”指代现行的贸易结构，那么这一概念应该被赋予新的内涵，构筑供应链的各方在实现价值方面的责任应该与其利益诉求相匹配。所以，如果社会责任价值是一种市场需求的话，那么这一价值的实现应该和其它价值一样基于市场的主动行为，并且这种主动实现价值的行为在市场中将表现为采购商和供应商之间的协作机制，而这些协作机制则包括充分的沟通与协商、必要的技术共享和能力培养以及合理的风险共担和成本分摊。
一个理想的融合了社会责任价值的供应链，将是一个主动、互动和联动的网络，在这个意义上，供应链、价值链或责任链都将指称同一种商业结构，而这种结构将呈现出一种齿轮组关系。
在这种齿轮组结构中，每个主体独立存在，但是又以固定的方式关联为一个整体，虽然每个主体的运动也必将引起其它主体的联动，但是首先这种运动引起的联动是有限度的，并且是可以准确预期这一限度的。
其次，在齿轮结构中没有绝对的或者强势的控制环节，每个齿轮都能引发整个系统的运动，但每个齿轮却都不能随意地运动。从现实情况来看，供应商与工人（及其它利益相关方）之间应当建立一种有关社会责任的互动机制，这种机制比采购商和供应商之间现有的验厂体制更具主动性和互动可能。
目前国内产业界和国际供应链上社会责任建设的主要任务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供应商须主动完善企业内部与各利益相关方互动和联动的机制，即相关的企业管理制度；另一个则是在供应链上突破验厂的桎梏，建立更为积极、主动的供应链协作和联动机制。
如果说前者更多的是需要供应商的努力的话,那么后者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采购商的态度和行动。实际上，虽然这是一个系统化的复杂工程,但是越来越多的采购商已经意识到验厂的局限性并开始寻求一些更为积极、对供应商负担更轻的方式来落实社会责任价值.
新尝试：中国纺织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CSC9000T
“CSC9000T中国纺织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是中国的第一个、目前也是惟一一个标准化的行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它正是在上述两个方面推进中国的社会责任建设：中国纺织服装企业主动的自我能力完善和国际供应链上公正的、协作性的社会责任联动机制的建立。
CSC9000T的产生是行业内企业自发行动的结果。2005年5月，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响应140余家纺织服装企业关于推进社会责任建设的呼吁，与这些企业一起在北京联手组成了中国纺织工业社会责任建设推广委员会，同时正式发布了CSC9000T。
首先，中国纺织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总则及细则，由管理体系、劳动合同、童工、强迫与强制劳动、工作时间、薪酬与福利、工会组织与集体谈判权、歧视、骚扰与虐待以及职业健康与安全等十个要素构成核心要求。
其次，CSC9000T的设计思路也是基于主动自愿的原则。CSC9000T的定位并非一个具有强制力的“标准”，而是一个集中体现中国相关法规以及中国批准的国际公约中的相关规范并结合中国国情，适当参照相应国际惯例所形成的中国企业能够参照执行的社会责任管理体系。
第三，CSC9000T的企业实施方法也着力于引导企业的主动行为。在自我评估的基础之上，CSC9000T的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绩效的评价采用“绩效评估”的方式，而不采用认证思路。
最后，CSC9000T在国际推广方面强调“供应链社会责任”的概念，致力于将国际采购商、品牌商及其他相关方纳入纺织服装供应链的社会责任联合力量。
2006年，中国纺织工业协会提出建议，希望国际服装采购商与品牌商应积极支持中国纺织服装行业的社会责任建设工作。
探索国际供应链责任发展新思路
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事实，那就是验厂所能发挥的正面作用正在持续消退，且随着供应商社会责任绩效的不断提高，生产守则的标准要求及验厂实践的必要性也正受到越来越广泛的质疑。
随着社会责任观念及知识的普及、劳动者意识的普遍提高和政府、社区等利益相关方在社会责任领域的各种积极行动的不断涌现，国际供应链上后生产守则时代的社会责任发展必须探寻新的思路。采购商在反思验厂的末路局面的同时应当重新考虑社会责任在整个供应链上的定位。社会责任作为消费者所需求的产品的一种新的内在价值应当与其它产品价值一样，用主动的市场行为加以实现。为此，采购商应当积极构建实现社会责任价值的供应链互动、协作和联动机制，促进供应商在社会责任方面的能力建设，并协助其消除相关风险。惟有如此，才能使供应商意识到社会责任是一种实现商业和社会价值的需要，并从而以主动、积极和创造性的行为缔造供应链及其产品上的社会责任价值。
(作者单位：中国纺织工业协会社会责任建设推广办公室。本文受北京大学联泰供应链系统研发中心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