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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诗经》向人们展示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历史，呈现了丰富多彩的生活画面，其中对女性生活的描写使之成为研究女性文学的重要参考资料。本文试图通过对《诗经》中《卫风·氓》中女主人公的恋爱、成婚、婚后与被休的整个过程，试看对周代女性地位。
关键词：周代社会；礼法；爱情；经济体制
《诗经》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她全面细致的反应了周代民众的生活，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真挚的感情。《诗经》中涉及女性形象的诗篇约有总数的三分之一，而《卫风·氓》是其中一篇少见的叙事完整、并带有人物思想情感变化的抒情叙事诗。本文试图通过对《卫风·氓》的解读，了解周代女性的地位，进一步了解当时女性的生活。
一、相恋
诗歌一开始就写到男子巧借名目与“我”相见——“匪来贸丝， 来即我谋”。而“我”更甚——“不见复关， 泣涕涟涟。既见复关， 载笑载言”。通过男子找托词避开众人与“我”幽会，可以看出他们是自由恋爱的。殷周时期处于原始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折期，虽然此时礼法思想已经开始慢慢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但《周礼》中仍有“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的记载，可见此时封建礼法和道德观念并未达到十分严酷的程度，周代还有相对比较自由的男女恋情。
“蚩蚩”，《毛传》释为“敦厚之貌”，一个老实又忠厚的男子为了娶到心爱的女子，甚至笨拙地找借口。而女子的感情更加强烈，看不见情郎就两眼泪涟涟，看见情郎，就又说又笑，更加直接而强烈。《诗经》里表现女性对爱情的大胆追求比比皆是，如“髧彼两髦，实维我仪”、“榖则异室，死则同穴”等等。从他们对爱情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的青年男女的恋爱过程中，女子常常居于主导地位。这除了女性的生理特征原因之外，还有母系社会的遗俗影响。
二、成婚
时代的变化使人们对《诗经》大多数诗篇的解读并不统一，《氓》也不例外。毛序曰：“刺诗也。宣公之时，礼仪消亡，淫风大行。男女无别，遂相奔诱。华落色衰，复相弃背。或乃困而自悔，丧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风焉。美反正，刺淫佚也。”朱熹《诗集传》曰：“此淫妇为人所弃，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2]在封建卫道者的眼中，《氓》就是一首因“淫奔”而被瞧不起被抛弃的弃妇诗。周代的婚姻礼法已经相当健全了，认为“妇夫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下，“昏礼者，礼之本业”，“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以射乡，此礼之大体也。”[3]婚礼成为了礼的根本。因此，婚姻的仪式十分重要，内容也相当繁琐——“之子于归，皇驳其马。亲结其缡，九十其仪”[4]，其具体内容主要是“六礼”，即是婚礼的六个重要步骤：纳彩、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
虽然我们在诗中能明确看出的只有“纳吉”（尔卜尔筮）和“亲迎”（以尔车来），但这已经可以说明女主人公不是私奔。《氓》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它是现实生活的反应，也是现实生活的升华和再创造，我们不能要求其完全吻合现实生活。诗中女方曾以没有好的媒婆拒绝对方，“匪我愆期， 子无良媒”。紧接着“秋以为期”，作为从原始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农事活动在百姓的生活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秋冬是农闲时期，此时举办婚礼不影响农事活动，符合逻辑推理。 “以尔车来”，男方用车前来迎娶新娘，更是符合“亲迎”的要求。
可见，虽然男女主人公是自由恋爱，但他们依旧要遵循礼法要求，匪媒不娶，匪媒不嫁，要理性的因为男方没有找到好的媒婆而拒绝他。在这样的礼法制度下，女性的言行越来越不自由，这也是她们地位下降在法律制度上的表现。
三、婚后
人类学家曾经指出，经过漫长的进化与发展，人类首先进入的是以女性为核心的母系氏族社会。由于女子采集、编织等生产方式，比男性的打猎捕鱼等更稳定，又加之妇女在生育中是直接承担者，因此妇女在氏族中是领导者，享有高度的尊敬和崇高的礼遇。但到了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工具的不断发展，男性在体能上优势显现出来，狩猎业、农牧业的兴起使女性开始在生产生活方面处于从属地位。尤其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后，男性在经济生活中的优势更加明显，更加速了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的转变，妇女的地位随之也发生的翻天覆地巨大的变化，恩格斯曾说：“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庭中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隶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5]
《诗经》产生时期正是生产方式慢慢转向有利于男性的时期，由于女性在经济生产中地位的下降，女性社会地位也随之下降。此时的女性除了要从事室内劳作，甚至还要从事农田耕种——“三岁为妇， 靡室劳矣；夙兴夜寐， 靡有朝矣。”多年来，女主人公一直忙于家务、纺织、采摘等等女性从事的一切劳作，放弃了一切为自己活着的时间，心甘情愿的为这个家庭“三岁食贫”，奉献自己，任时光带走了自己所拥有的“其叶沃若”般的美丽。这里的她，除了勤劳、质朴、善良等等中华民族女子的优良品质外，同时也间接的体现了她在家庭中地位的下降。
四、被弃
诗中的女子在为男子付出了“沃若”般的青春之后，在帮助男子 “言既遂矣”之后，在“其黄而陨”的中年时期，男子变成了一个“至于暴矣”、“二三其德”的薄情寡义之人，奉献一生的女子不仅遭到了冷落辱骂，还遭到了被弃的悲惨命运。
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折期存在着“一聘九娶”的现象，即“媵妾制”：诸侯娶一国之女为夫人，女方须以侄（兄弟之女）娣（妹妹）隨嫁，同时还须从另两个与女方同姓之国各请一位女子陪嫁，一共九人，夫人是正妻，其余都属于贵妾。虽然这种现象只是在诸侯贵族之间存在，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周代社会男女地位的差距。上行下效，底层那些无力多娶的平民男子也有了二三其德、朝三暮四的借口，社会上也有了“七出三不去”的说法。所谓“七出”，是指妇有不顺父母、无子、淫僻、妒、恶疾、多舌、盗窃等七条之一者，要被休弃。所谓“三不去”，是指妇虽犯“七出”，但有三种情况之一者，不能休弃，一是“有所娶无所归”，二是“先贫贱后富贵”，三是“与父共更三年丧”。虽然这种说法第一次见于文献是在《大戴礼记》[6]中，但它的形成时期是周代。这样的礼法要求不仅束缚着女性的言行，同时也束缚着她们的主体意识，她们生活的质量几乎完全取决于她们所嫁之人。
“爱情在女子身上特别显得最美，因为女子把全部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都集中于爱情和推广成为爱情，她只有在爱情里才找到生命的支持力，如果她在爱情方面遭遇不幸，她就像一道光焰，被一阵狂风吹熄掉”。[7]女性这样的心理使其当面对“婚变”时，面对着灭顶之灾。诗中的女子是不幸的，但她又是幸运的，因为她在这“灭顶之灾”中勇敢的站了起来，她以极其平静的口吻劝年少的女子“于嗟女兮， 无与士耽！ 士之耽兮， 犹可说也。女之耽兮， 不可说也”；面对男子的“信誓旦旦， 不思其反”，她终于喊出了“反是不思， 亦已焉哉”，她清醒的认识到爱情已经不在，山盟海誓已经过期，为了让自己不再痛苦，她选择了离开。但“亦已焉哉”四个字，又包含了多少她心如死灰般的绝望。
五、结语
周代女性的命运是悲惨的，随着经济地位的转移，礼法制度和道德观念的束缚，她们的言行举止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她们的主体意识也被一点一点的淹没。因此，经济上无法独立的她们，加之生活环境的狭小导致的视野思想的局限，单纯的她们把自身的幸福，自身的价值，自我认知等全部都寄托在男子身上，这种把自身幸福寄托在他人身上，企望通过他人的重视而实现人生价值的心理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很显然，在这样的思想指引下女性无法成为自身命运的掌控者，周代女性的地位和生活质量，也就完全的由她们所嫁的男子决定。
参考文献：
[1]程俊英，诗经注析[M].北京：中华书局，1991.
[2]崔高维校点，礼记·昏义第四十四[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3]王延海，诗经释论[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1.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人民出版社，1972：54.
[5]卢辩注，孔广森补.大戴礼记补注·卷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5.
[6]德·黑格尔.美学·第三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关键词：周代社会；礼法；爱情；经济体制
《诗经》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她全面细致的反应了周代民众的生活，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真挚的感情。《诗经》中涉及女性形象的诗篇约有总数的三分之一，而《卫风·氓》是其中一篇少见的叙事完整、并带有人物思想情感变化的抒情叙事诗。本文试图通过对《卫风·氓》的解读，了解周代女性的地位，进一步了解当时女性的生活。
一、相恋
诗歌一开始就写到男子巧借名目与“我”相见——“匪来贸丝， 来即我谋”。而“我”更甚——“不见复关， 泣涕涟涟。既见复关， 载笑载言”。通过男子找托词避开众人与“我”幽会，可以看出他们是自由恋爱的。殷周时期处于原始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折期，虽然此时礼法思想已经开始慢慢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但《周礼》中仍有“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的记载，可见此时封建礼法和道德观念并未达到十分严酷的程度，周代还有相对比较自由的男女恋情。
“蚩蚩”，《毛传》释为“敦厚之貌”，一个老实又忠厚的男子为了娶到心爱的女子，甚至笨拙地找借口。而女子的感情更加强烈，看不见情郎就两眼泪涟涟，看见情郎，就又说又笑，更加直接而强烈。《诗经》里表现女性对爱情的大胆追求比比皆是，如“髧彼两髦，实维我仪”、“榖则异室，死则同穴”等等。从他们对爱情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的青年男女的恋爱过程中，女子常常居于主导地位。这除了女性的生理特征原因之外，还有母系社会的遗俗影响。
二、成婚
时代的变化使人们对《诗经》大多数诗篇的解读并不统一，《氓》也不例外。毛序曰：“刺诗也。宣公之时，礼仪消亡，淫风大行。男女无别，遂相奔诱。华落色衰，复相弃背。或乃困而自悔，丧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风焉。美反正，刺淫佚也。”朱熹《诗集传》曰：“此淫妇为人所弃，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2]在封建卫道者的眼中，《氓》就是一首因“淫奔”而被瞧不起被抛弃的弃妇诗。周代的婚姻礼法已经相当健全了，认为“妇夫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下，“昏礼者，礼之本业”，“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以射乡，此礼之大体也。”[3]婚礼成为了礼的根本。因此，婚姻的仪式十分重要，内容也相当繁琐——“之子于归，皇驳其马。亲结其缡，九十其仪”[4]，其具体内容主要是“六礼”，即是婚礼的六个重要步骤：纳彩、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
虽然我们在诗中能明确看出的只有“纳吉”（尔卜尔筮）和“亲迎”（以尔车来），但这已经可以说明女主人公不是私奔。《氓》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它是现实生活的反应，也是现实生活的升华和再创造，我们不能要求其完全吻合现实生活。诗中女方曾以没有好的媒婆拒绝对方，“匪我愆期， 子无良媒”。紧接着“秋以为期”，作为从原始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农事活动在百姓的生活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秋冬是农闲时期，此时举办婚礼不影响农事活动，符合逻辑推理。 “以尔车来”，男方用车前来迎娶新娘，更是符合“亲迎”的要求。
可见，虽然男女主人公是自由恋爱，但他们依旧要遵循礼法要求，匪媒不娶，匪媒不嫁，要理性的因为男方没有找到好的媒婆而拒绝他。在这样的礼法制度下，女性的言行越来越不自由，这也是她们地位下降在法律制度上的表现。
三、婚后
人类学家曾经指出，经过漫长的进化与发展，人类首先进入的是以女性为核心的母系氏族社会。由于女子采集、编织等生产方式，比男性的打猎捕鱼等更稳定，又加之妇女在生育中是直接承担者，因此妇女在氏族中是领导者，享有高度的尊敬和崇高的礼遇。但到了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工具的不断发展，男性在体能上优势显现出来，狩猎业、农牧业的兴起使女性开始在生产生活方面处于从属地位。尤其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后，男性在经济生活中的优势更加明显，更加速了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的转变，妇女的地位随之也发生的翻天覆地巨大的变化，恩格斯曾说：“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庭中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隶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5]
《诗经》产生时期正是生产方式慢慢转向有利于男性的时期，由于女性在经济生产中地位的下降，女性社会地位也随之下降。此时的女性除了要从事室内劳作，甚至还要从事农田耕种——“三岁为妇， 靡室劳矣；夙兴夜寐， 靡有朝矣。”多年来，女主人公一直忙于家务、纺织、采摘等等女性从事的一切劳作，放弃了一切为自己活着的时间，心甘情愿的为这个家庭“三岁食贫”，奉献自己，任时光带走了自己所拥有的“其叶沃若”般的美丽。这里的她，除了勤劳、质朴、善良等等中华民族女子的优良品质外，同时也间接的体现了她在家庭中地位的下降。
四、被弃
诗中的女子在为男子付出了“沃若”般的青春之后，在帮助男子 “言既遂矣”之后，在“其黄而陨”的中年时期，男子变成了一个“至于暴矣”、“二三其德”的薄情寡义之人，奉献一生的女子不仅遭到了冷落辱骂，还遭到了被弃的悲惨命运。
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折期存在着“一聘九娶”的现象，即“媵妾制”：诸侯娶一国之女为夫人，女方须以侄（兄弟之女）娣（妹妹）隨嫁，同时还须从另两个与女方同姓之国各请一位女子陪嫁，一共九人，夫人是正妻，其余都属于贵妾。虽然这种现象只是在诸侯贵族之间存在，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周代社会男女地位的差距。上行下效，底层那些无力多娶的平民男子也有了二三其德、朝三暮四的借口，社会上也有了“七出三不去”的说法。所谓“七出”，是指妇有不顺父母、无子、淫僻、妒、恶疾、多舌、盗窃等七条之一者，要被休弃。所谓“三不去”，是指妇虽犯“七出”，但有三种情况之一者，不能休弃，一是“有所娶无所归”，二是“先贫贱后富贵”，三是“与父共更三年丧”。虽然这种说法第一次见于文献是在《大戴礼记》[6]中，但它的形成时期是周代。这样的礼法要求不仅束缚着女性的言行，同时也束缚着她们的主体意识，她们生活的质量几乎完全取决于她们所嫁之人。
“爱情在女子身上特别显得最美，因为女子把全部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都集中于爱情和推广成为爱情，她只有在爱情里才找到生命的支持力，如果她在爱情方面遭遇不幸，她就像一道光焰，被一阵狂风吹熄掉”。[7]女性这样的心理使其当面对“婚变”时，面对着灭顶之灾。诗中的女子是不幸的，但她又是幸运的，因为她在这“灭顶之灾”中勇敢的站了起来，她以极其平静的口吻劝年少的女子“于嗟女兮， 无与士耽！ 士之耽兮， 犹可说也。女之耽兮， 不可说也”；面对男子的“信誓旦旦， 不思其反”，她终于喊出了“反是不思， 亦已焉哉”，她清醒的认识到爱情已经不在，山盟海誓已经过期，为了让自己不再痛苦，她选择了离开。但“亦已焉哉”四个字，又包含了多少她心如死灰般的绝望。
五、结语
周代女性的命运是悲惨的，随着经济地位的转移，礼法制度和道德观念的束缚，她们的言行举止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她们的主体意识也被一点一点的淹没。因此，经济上无法独立的她们，加之生活环境的狭小导致的视野思想的局限，单纯的她们把自身的幸福，自身的价值，自我认知等全部都寄托在男子身上，这种把自身幸福寄托在他人身上，企望通过他人的重视而实现人生价值的心理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很显然，在这样的思想指引下女性无法成为自身命运的掌控者，周代女性的地位和生活质量，也就完全的由她们所嫁的男子决定。
参考文献：
[1]程俊英，诗经注析[M].北京：中华书局，1991.
[2]崔高维校点，礼记·昏义第四十四[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3]王延海，诗经释论[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1.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人民出版社，1972：54.
[5]卢辩注，孔广森补.大戴礼记补注·卷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5.
[6]德·黑格尔.美学·第三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